新媒體和自媒體浪潮的到來，有力地挑戰了媒體從業者既往的一個心理暗示：受眾對媒體的信任、對信息的信任，是建立在媒體的權威性基礎上的。
以往的確是這樣。我們信賴權威媒體，是相信其內部對信息的採集、處理和發佈有著一套嚴密的編輯和審核流程，其立場代表著理性、客觀和獨立。以往，所有剛踏入新聞行業的年輕人無不被告知，引用資料來源和事實，必須從權威主流媒體上取得或以此為準，網絡信息特別是百度百科、微博微信等來源則不足採信。但是，一系列新聞業的「有償新聞」風波、「有償不聞」醜聞、弄虛作假事件和腐敗案件，無一不讓媒體的權威感、公信力受到損害。現狀和傳統的新聞教條背道而馳。
不妨追溯一下歷史，看看這條從權威到信任的鏈條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20世紀20年代，在美國發生了一場影響並不深遠但卻值得在這裡回憶的爭論。爭論兩方的主角，一位是現代新聞業的奠基者沃爾特·李普曼（Walt Lippmann），另一位是實用主義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這場爭論的焦點是：新聞業到底在信息向公眾傳播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以及公眾是否能夠參與到新聞傳播過程中。
在引發爭論的李普曼1922年出版的《公眾輿論》一書中，他認為公眾僅是一個幻影，他們缺乏資源，缺乏能力，無法應對日漸複雜的公共事務。公眾僅僅是公共事務的旁觀者，「只有對相當規模和複雜性進行深入調查的代理人才能夠瞭解局部事件」，也只有這些代理人才能更好地行使公共職能，在對公眾的這種假設之下，「一個巨型社會永遠都不會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民性的巨型民主共同體。」
李普曼認為，事實真相本身的複雜性和渠道的複雜性影響了公眾對其的認知；其次，公眾不僅依賴成見對信息進行取捨，他們也依賴成見對信息進行解讀。「多數情況下我們並不是先理解後定義，而是先定義後理解。」李普曼的分析是圍繞這樣一個核心來展開的：因為個人無法獲知外部世界的真相，因此不可能做出理性的判斷和理性地參與政治行動，公共輿論的形成過程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外部世界變得面目全非，到那時，公眾的判斷就不是那麼可信了。
李普曼進一步推論，新聞業的運作體制和新聞本身的性質決定了新聞界在改善公眾對外部環境的認知上能夠起的作用是微弱的。從新聞業的運作體制看，為了生存，新聞業更需要迎合讀者，而迎合讀者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迎合讀者的成見並強化這些成見。從新聞本身的性質來說，新聞並非是真相，在新聞的採集和發佈中存在著各種標準和程序，這些標準和程序決定了新聞不可能成為社會的監視器。「新聞不是社會狀況的一面鏡子，而是對已經顯露出頭角的那方面的報告」。因此，李普曼認為要由專家、記者以及政府官員告訴大眾他們需要知道的。
但杜威認為，在機器大生產時代，人類社會需要繼續凝結為共同體，就必須要有共同的「目標、信仰、渴望與知識——一種對社會的共同的瞭解」。而這種理想也對大眾傳媒的實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達到這種目標，不僅僅要改革大眾傳媒的內容，使其更具公共性，更要改革傳播機制，讓公眾平等地獲取信息。在信息相同的情況下，公眾獲得信息和使用信息的機會是不同的。杜威的有機民主論強調公眾的參與，那麼對於公眾來說，平等的財富分配與平等的知識與信息分配同樣重要。
這一點和李普曼相反。
作為哲學家的杜威，在1892年時差點將他的「新聞理想」付諸實踐。當年4月的一天，在美國密歇根市的街頭，出現了這樣一份公報：「4月22日左右，本市報界將推出一份新的報紙，即由密歇根大學哲學系的約翰·杜威主辦的《思想新聞》（Thought News）。」
杜威是受美國報人與社會活動家富蘭克林·福特之邀出任這一新身份的。在《思想新聞》發行之前的宣傳文稿中這樣寫道：「這份報紙不會傚法過去把思想喬裝打扮，而是將報道純粹的思想；這份報刊不會報道事實中的細枝末節，而將以事實為重點；這份報刊不會討論哲學思想本身，而是將哲學作為解釋思想活動的工具……」
杜威相信，大眾傳媒不僅要提供有價值的公共信息，還要創造條件保證這種公共信息能夠平等地傳播給公眾。杜威發現了大眾傳媒背後政治和經濟因素對傳媒公共性的影響，為了保證傳媒能夠提供有價值的公共信息，他把公共性的理想寄望於有良知和社會倫理的專家和公共知識分子，但與李普曼不同的是，杜威認為這些專家的責任在於向公眾提供更全面和更準確的信息，並把專業的抽像的知識用普通大眾可以理解的方式傳達給他們，然後由公眾作出自己的判斷。
一句話，杜威希望媒體的作用在於想盡辦法讓公眾成為新聞的參與者，成為議題發起和交流的平台，告訴記者應該報道什麼。
不過遺憾的是，《思想新聞》還未出版即告夭折，但這次嘗試對於杜威的教育思想與民主思想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杜威哲學思想的演進體系中，他延續了在《思想新聞》計劃中所形成的觀點，「交流的觀念將成為他後來哲學的一個主要概念。他繼續呼籲報紙與最新的社會科學聯合，認為這是名副其實的創造民主社群的關鍵，因為這樣的社群需要有組織起來的善於表達的公眾。」（《杜威：宗教信仰與民主人本主義》，斯蒂文·洛克菲勒著）
在這場爭論之後的近80多年時間裡，新聞業的確沿著李普曼所想像的故事演進著，媒體成為傳播信息、教育大眾、引導輿論的把關人、「看門狗」，牢牢控制著話語權。媒體建立權威性，既而獲得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