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引爆失控傳播方面，樞紐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由節點連接而成的互聯網上，信息世界既不是平的，也不是均勻的，而且還又熱又擠。所有網站並非生而平等。所有節點並非擁有同等的資源和影響力。「頭部效應」仍然十分明顯。
長尾理論之所以成立，是因為二八定律仍然在網絡世界裡有效，80%的注意力仍然被20%的節點所吸引。
喬治·華盛頓大學媒體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馬修·辛德曼（Matthew Hindman）在其出色的著作《數字民主的迷思》（The Myth of Digital Democracy）裡，運用大量數據和實證分析，研究了互聯網的興起對美國政治生態的影響後認為，所謂互聯網的開放促進了數字民主這一說法存在諸多迷思：「每一站點群落中的鏈接分佈都接近於一種冪律（Power Law）狀況，即一小簇超級成功的網站獲得了絕大多數的鏈接。」他的許多研究結論對我們理解網絡傳播的規律亦有諸多啟發。
首先，網絡表達應該分為發聲和被聽見兩部分，雖然互聯網給予每位用戶理論上的表達平權，但要被聽見卻仍然難之又難。如果系統並實質性地仍然處於劣勢，那麼這種眾聲喧嘩很難說擴大了公共討論的意義——「構成長尾的那些無數信息源中的每一個，從個體上講都是微不足道的；即使加在一起，它們也只是公民們實際所見內容中的一小部分。」
就像我們很多人都開了那麼多微信公眾號，到2016年年初為止估計有超過1300萬個公眾號，但是想一想，對於任何一個使用者來說，能訂閱幾十個、100個就了不起了。100個在1300萬里能佔多大比例？所以其實每個人看到的東西還是很有限。也就是在能見度方面，大多數網絡表達其實難以被「聽見」。
其次，網絡讓集聚效應更明顯，更利於催生超級中介、超級樞紐。馬修·辛德曼運用衡量市場集中度的三個指標來比較網絡媒體和傳統媒體的集聚程度，均發現「頭部效應」明顯，而且新聞網站更因此受益。一是，基尼係數，可以用於計算幾乎任何資源之間的相對不平等。二是，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它被發明出來是用於測量產業內部的企業權力，計算方法是首先以百分數表述研究對象的總資源占比，然後將其平方，再將所有研究對象的平方值加總求和。三是，諾姆指數（Noam Index），最大型參與者的市場權利和獲得一定受眾的媒體數量（多元性）之間取得平衡。
互聯網格外低廉的發行與傳播成本反而可能為更大型的規模經濟提供了前提條件。許多傳統媒體機構網站每日訪問量已數倍於其當天紙質報紙的發行量，如《金融時報》《紐約時報》等。在2005年美國進行的一項博客訪問量追蹤研究中，調研者發現在5000個樣本中，排名首位的博客的訪問量是所有樣本流量的10%，名列前五的博客流量加起來超過 28%，前 10 名則佔到了一半。而最沒有人氣的博客每天只有 10人次左右的點擊量。
在今天的網絡空間裡，這樣的例子更不鮮見：許多個人自媒體或新興在線媒體似乎很輕易地就獲取了比傳統媒體機構大得多的用戶人數和注意力，它們成為信息傳播的超級樞紐。
再次，受眾的注意力仍然有80%的部分在緊盯著「熱門貨架」，而不是用於搜尋長尾。
一方面，是因為搜索引擎的算法所決定，谷歌的PageRank算法以網頁鏈接的密集度來決定搜索結果的排序，使得少數網頁被鏈接得越多，被看到的機會就更大。馬修·辛德曼以「谷歌政體」一詞來描述這一現象：第一，指向一個站點的鏈接數是站點能見度的最重要決定因素。第二，利基優勢是網絡生活中的一個普遍規則。網上站點群落顯示一種俄羅斯套娃的結構，在每一個層次上都由贏家通吃模式所支配。第三，對鏈接數的依賴性，會使得利基優勢得以自我延續。
這就意味著，「即使在互聯網時代，門和守門人仍然是信息版圖中的關鍵部分。搜索引擎和門戶網站是某種重要力量，它們的一個關鍵作用，就是把旁人做出的成千上萬單個的守門決定聚合在一起。互聯網並沒有消除政治生活的排他性，取而代之的是，它正將排他性的障礙設置從政治信息的『生產』轉移到政治信息的『過濾』層面」。
另一方面，搜索引擎越強大，或者說任一超級中介的能力越強，導致用戶變得越懶，獲取信息的能力越差。數據研究發現，隨著搜索引擎的不斷改進，用戶查看的搜索結果頁的數量越來越少。而且85%的用戶只看第一頁的搜索結果，並且用戶很少修改他們最初的搜索請求。谷歌高級搜索工程師阿米特·辛格爾說：「事實上，機器越精準，我們的問題越愚蠢。」
而且，用戶對短小、概括性搜索詞的依賴，以及他們整體上精明度的缺乏，也相當於在刪節公眾所見的內容。雖然搜索引擎允許用戶去尋找新網站，但它們也讓用戶很容易就回到了已知的新聞信息源，也就是我們常常訪問的那幾個站點而已。
搜索引擎的首頁，資訊門戶網站和客戶端的首屏，社交媒體的熱門話題排行榜，有著大量用戶的微信公眾號，仍然是網絡上的「熱門貨架」，某一具體話題可獲得的「上架空間」仍然有限。
那麼，如何理解許多自媒體人彷彿一躍而成為意見領袖（KOL）、網絡紅人，許多落草的傳統媒體人和內容創業者造就新的大號、新興在線媒體的現象？如美國的德拉吉報道（Drudge Report）、赫芬頓郵報，中國的吳曉波頻道、羅輯思維、菜頭等。
事實不過是互聯網提供了新的機會，讓原本游離於話語權力體系之外的人士可以擠入「頭部」，其極端開放性加劇了新知識精英的產生。
就像2005年興起的以「超級女聲」為代表的選秀熱潮一樣，互聯網使得眾多KOL有機會通過海選脫穎而出。看似每個女生都有機會走到鏡頭前想唱就唱、唱得響亮，但事實上，仍只有少數聲音得以被音樂界的權力體系聽見，從而擠入熱門的演藝圈。這類海選模式只不過拓寬了范進中舉的渠道，但無損於其熱門貨架的運作模式。
就像馬修·辛德曼通過統計數據發現的那樣，截至2004年12月月初，美國熱門的十大政治博客主，其中大部分本身就是社會精英人士：其中 5 人正在或曾是傳統媒體的主編或記者，8 人有著常春籐聯盟名校或類似水準高校的教育背景，7人有博士學位。並且他們全都是白人，其中只有一位女性。
即使網絡選秀機制（如自媒體熱潮）讓普通人獲得短暫的煙花綻放的機會，但最後獲得精英俱樂部入場券的本來就不是普通人。「互聯網並沒有賦予普通公民什麼權力。毋寧說，它倒讓那些滿腹牢騷的精英們得以繞開制度性的約束。」馬修·辛德曼寫道。
屬於 80%部分的聲音如何被聽見？只有當普通自媒體人的某些觀點與精英人士和媒體的偏好難得一致時，它們才有可能被重複和放大，否則它們就會被充耳不聞。所以，仍然是20%的網絡精英在左右著公共輿論的議程設置和走向。
而網絡並沒有造就更多的 KOL，只不過是讓過去在線下的社交圈中原本就是KOL的形形色色的人變得「可見」了。同時，其影響力也變得「可見」。從某種程度上說，自媒體浪潮其實並沒有打倒所謂的專家權威，而更像是在精英主義的傳統下重建專家權威，替換掉名單上的幾個名字罷了。
在我看來這倒是值得鼓勵。PGC（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專業人士生產內容）模式比UGC（User-generated Content，用戶生產內容）模式會更利於知識網絡的積累和傳播，也有利於網絡中有價值的節點的出現。換句話說將提高連接的質量。
所有人都在拚命擠入頭部。所有話題也在拚命擠入頭部。這就是今天我們所沉迷的社交網絡傳播的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