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節

  正統七年(1442年)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去世。太皇太后精明謹慎,她在死之前,本來已經預見王振將要攬政的危險性,卻沒有及時除掉他。太皇太后一死,王振擅權的障礙都已不復存在,更加無所顧忌。太皇太后死後的第二天,王振就派人將當年明太祖朱元璋立在宮門的鐵牌銷毀。這就是上面鑄有「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十一字的鐵牌,這條祖訓對王振一直有如芒刺在背,勢必拔之而後快。
  朝野上下對太祖所立鐵牌被毀之事一片嘩然,卻只是敢怒不敢言。明英宗朱祁鎮這時候新立錢氏為皇后不久,開始親自上朝聽政,卻依舊敬慕和尊重自己以前的老師,對王振的行為聽之任之。
  王振權勢熏天,不過也有少數大臣不肯屈從。王振初得勢的時候,問三楊道:「吾鄉誰可為京卿者?」
  其本意是想提拔同鄉為京卿。三楊明白王振的用意,因受制於王振,於是推薦了王振的同鄉薛瑄任大理寺左少卿。
  薛瑄為人正直不阿,出任大理寺左少卿後,楊士奇要他去拜見王振,以謝提拔知遇之恩。薛瑄正色道:「拜官於公朝,謝恩於私室是我所不為之事。」斷然拒絕。
  有一次,王振到東閣召集眾公卿集會議事。與會公卿一個個對王振俯首揖拜,唯獨薛瑄昂首直立,不理會王振。王振知道這人是薛瑄後,頗為驚訝。「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王振主動跟薛瑄打招呼,他都愛理不理,王振遂懷恨在心。
  後來北京有位武官病死,王振的侄子王山見其妾岳氏貌美,想據為己有,但武官的妻子不同意。王山就與岳氏密謀,誣告該妻毒死了自己的丈夫,並逮捕該妻交給都察院審訊。薛瑄在審理這一案件時,發現了其中的問題,「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卻之」,結果又一次觸犯了王振。王振立即派人誣告薛瑄收了被告賄賂,並將薛瑄問成死罪。
  極為難得的是,「系獄待決,瑄讀《易》自如」。到臨刑時,薛瑄的幾個兒子爭著代父受刑。連王振家中一名老僕人也主動站出來為薛瑄申辯,痛哭流涕,竟然由此打動了王振,決定放薛瑄一條生路。
  當時薛瑄已經被綁到法場。幸好明朝從正統元年(1436年)開始,執行「重囚處決三復奏」的制度。處決犯人的當天,刑科[58]上奏請旨,皇帝批示不准,再請再不准,三請方准,取的是「殺之三,赦之三」的意思。這些程序完成後,往往已經是正午,所以無形之中,斬首變成了午時三刻。剛好三復奏的時候,兵部侍郎王偉上書請求赦免薛瑄,王振便利用這個機會,改薛瑄的死罪為革職,放回鄉里[59]。
  薛瑄算是運氣好,其他不趨迎奉承王振的官員就沒有這麼幸運了。王振為鞏固權位,以殘酷手段排除異己。戶部尚書劉中敷、吏部尚書王直、兵部尚書王驥等都因稍忤王振意,或被械系長安門外,或下獄監禁,或被貶官奪俸。
  就連皇親國戚,王振也不放在眼裡。駙馬都尉石璟娶宣宗第二女順德公主,因事責罵自己府中的閹人呂寶。被王振知道後,說石璟賤視宦官同類,找個由頭,將石璟逮捕入獄。其他內外官員,時常被王振一黨欺壓,王振專權愈甚。一時間,朝廷內外烏雲密佈,大臣們都提心吊膽地過日子。只有深宮中的明英宗朱祁鎮渾然不覺,對王振更加信任。
  但世上總有不畏強權的忠直之士,國子監祭酒李時勉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國子監授課時,公然講述歷史上宦官的危害。王振得知後,發誓要報復李時勉。他既兼領東廠提督,便利用職務便利,先派密探暗中調查反對派大臣各種陰事,以此手段來剷除異己,許多大臣都因此而栽在他手中。只是當王振用同樣方法來對付李時勉時,竟然完全失效,神通廣大的東廠番子始終查不到李時勉的任何把柄。只是想不到王振並未死心,派了人監視李時勉的一舉一動,今日伐枝之舉,也成了他一條大大的罪狀。
  朱驥明白了究竟,卻沒有立即趕去國子監救人,只皺緊眉頭。李時勉於朱家有恩,朱驥並非不願意出面,但王振是司禮監掌印,既是他下令拿人,多是以皇帝詔令的形式發出。既是皇帝下的命令,除了皇帝自己,沒有人能夠更改,不然抗旨不遵亦是殺頭的罪名。
  李驥幾人雖期盼地望著朱驥,卻也明白其中難處。
  林鶚道:「我們來找朱兄,是想可否請朱兄出面,請那些錦衣衛校尉通融一下,讓監生們從旁扶住木枷,好減輕李祭酒的痛苦?李祭酒已年逾七旬,這幾日天氣又這麼熱,怕是他老人家……」
  忽聽到有人叫道:「朱驥!」
  轉頭望去,卻是朱驥的岳父兵部侍郎于謙。他從來都是直呼女婿名字,而不像旁人稱呼小名或是暱稱。
  朱驥見于謙一身官服,忙迎上去問道:「岳父不是陪同姑姑、璚英還有小表外甥去了西山碧雲庵[60]進香,說明日才回來嗎?」
  「姑姑」是于謙的妹妹於冰,她嫁給錢塘人氏朱濟,目下孫子朱喜得了怪病,聽說京城有名醫能治,遂千里迢迢帶著孫子趕來北京求醫,住在兄長家中。于謙本不信奉佛事,然他妻子董氏在世時,時常去碧雲庵進香。這次於冰和於璚英都想去碧雲庵為家人求籤祈福,正好趕上放假,他便陪同一道前往。
  于謙搖了搖頭,道:「邊關有告急文書送到,我不得不臨時趕回來。不過璚英還陪著她姑姑、外甥在西山,今晚不回來了。」又問道:「你不是今日當值嗎?怎能擅自離開官署?」語氣頗為嚴厲。
  于謙曾是有名的鐵面御史,朱驥又素來敬畏岳父,竟一時語噎,看了李驥一眼,這才囁嚅道:「那個……李祭酒他……」
  于謙皺眉問道:「李祭酒怎麼了?」
  丘濬忙大致說了經過,還未說完,一旁李驥便哭出聲來,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家祖明明是被人陷害。於公也是朝中重臣,請您救救他老人家。」
  于謙未及開言,便聽到北面傳來呼喝打鬥聲,那邊是兵部、工部、戶部、禮部等重要中央官署所在地,料想是出了大事,忙道:「王司禮當是以詔令的名義下令拿人,我只能等到上朝面聖時,當面向皇帝求情。」
  李驥道:「那是三日後了,家祖年事已高,哪裡能撐到那個時候?」
  北面又傳來嘈雜聲,甚至多了金刃交接聲。于謙轉頭看了一眼,微一思忖,便道:「目下太后、皇上一行應該在返京途中,你們不妨選幾個監生做代表……」
  林鶚登時眼前一亮,道:「於公是讓我們攔路向皇帝和太后告御狀,替李祭酒申冤?」
  于謙道:「不是告狀,也不是申冤,而是請求皇上赦免李祭酒。」
  李驥畢竟還是個少年,沉不住氣,聲音又尖銳起來,嚷道:「什麼赦免?家祖明明是受人誣陷,說是赦免,倒像是承認有罪了。」
  于謙搖了搖頭,一時不便當眾說明王振與英宗皇帝關係非同一般,告王振的狀,等於當街告皇帝,結果反而會適得其反。
  丘濬倒是會意了過來,忙道:「多謝於公出言指點,我們這就回國子監找些同學商議。」
  朱驥微一遲疑,道:「那我……」
  于謙似是猜到女婿想跟丘濬等人一道趕去國子監,看是否能先行設法解救李時勉,搖頭道:「你救不了李祭酒。王振有心要李祭酒的命,那些錦衣衛校尉必然奉了嚴令。況且他們又不是不知李祭酒有恩於朱家,若要看你的面子,早就手下留情了。」
  丘濬忙道:「於公分析得極有道理。朱兄,你就不必多跑這一趟了。事情緊急,我們得盡快回國子監,好設法解救李祭酒。」
  朱驥只得與丘濬等人拱手告辭,又跟隨于謙往中央官署趕來。
  卻見是鴻臚寺前出了變故,一群人混戰扭打在一起,還動了真傢伙。看服飾,一方是蒙古兀良哈部落,另一方是日本人,均是入明朝貢的使者。
  一些值守官署的明軍軍士亦聞聲趕過來,卻不加勸阻,只在一旁指指點點看熱鬧。一名荷衣女郎格外醒目,抱著雙臂,冷冷地站在一旁。
  * * *
  [1]大明門:清代稱大清門,民國稱中華門。正門除國家大典以外,常年不開。皇帝迎娶皇后時開此門,迎大紅喜轎進門,其餘妃、嬪只能乘彩車進玄武門(清代稱神武門)。1954年擴建天安門廣場時,大明門被拆除。1976年在大明門舊址上建起了毛主席紀念堂。
  [2]清代時,清廷改大明門為大清門時,直接將「大明門」門匾拆下,翻轉重刻後重嵌。民國時,執政選定於1912年10月9日(辛亥革命一週年慶典的前一天)將大清門更名為中華門,因不知清廷已翻轉門匾重刻之典故,也想拆下石匾翻用背面,直接刻上「中華門」。然拆下門匾後,才發現裡面是「大明門」三字,只好臨時趕製了一塊木匾,由王冶秋(新中國文物博物館事業的主要開拓者及奠基人)題寫「中華門」匾額,掛於簷下。原「大清門」匾由文化部社會文化事務管理局保存,後移交首都博物館。
  [3]棋盤街到清代乾隆時改圍以石欄,中間有路通東、西江米巷(今東、西交民巷),新中國成立後擴建天安門廣場時悉數拆除。
  [4]隋代以來,歷朝均以刑部掌法律刑獄,與大理寺(相當於現代的最高法院)並列。唯元代只設刑部,無大理寺。明清兩代,刑部與都察院(由前代御史台發展而來,主掌監察、彈劾及建議,為最高監察機關)、大理寺並稱「三法司」。遇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會審,亦稱「三司會審」。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宣佈「仿行憲政」,改刑部稱法部,刑部之稱遂撤。
  [5]明初官員休假很少,一年只有3天假期,分別是春節、冬至及皇帝生辰。直到明中後期,休假制度才逐漸完善起來,一月固定休假4天,加上節假日,每年休假50天左右。但明廷仍然廢除了前朝名目眾多的探親假期,只規定父母大喪,守孝3年。清朝休假制度基本照搬明朝,直到後期才受西方影響,每月例假改為每週日休假1天。
  [6]圓覺寺:遺址在今北京朝陽區十八里店鄉老君堂村,為大宦官金英修建。金英得寵於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三朝,其人信佛,自稱是「奉佛弟子」。明英宗正統元年(1436年)二月,金英以報答前朝皇帝恩寵為名,用所獲賞賜的金幣以及募捐所得,在賜地武基莊田建造了一座佛寺。佛寺頗具規模:中有如來殿,左為觀音殿,右地藏殿,前天王殿,後圓覺殿。廊廡繪有五百羅漢像。此外還有鐘鼓樓、禪堂、齋堂、僧房,外有山門、金剛具像等。正統二年(1437年)八月建成後,金英又將皇帝所賜田土、樹株佈施給寺廟,作為齋糧,並延請名師住持,率領僧眾朝夕諷誦經文,祝福太宗(即明成祖朱棣)、仁宗、宣宗永逍遙於極樂,及當今皇上英宗萬歲聖壽。明英宗十分高興,欽賜寺名圓覺禪寺。
  [7]錢塘:今浙江杭州。于謙於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四月二十七日午時出生於杭州錢塘太平裡(今浙江杭州祠堂巷)。同年閏五月初十,明太祖朱元璋逝世。同月十六日,皇太孫朱允炆即皇帝位,為明王朝第二代皇帝,史稱建文皇帝。
  [8]陸贄:字敬輿,吳郡嘉興(今浙江嘉興)人,唐德宗朝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政論家,大歷八年(773年)進士,中博學宏辭科。後官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宰相)。陸贄工詩文,尤長於制誥政論,多用排偶,條理精密,文筆流暢,以深摯的情感和雄暢的辭辯見長,史稱「有唐以來,未曾有之」。建中四年(783年),朱泚叛亂,陸贄隨唐德宗奔奉天,起草了著名的《奉天改元大赦制》。文中以痛切之辭,直書君過,文筆犀利,情感激烈。詔書下達之日,雖武夫悍卒,讀之無不揮涕感動,感染力由此可見一斑。連起兵叛唐的節度使王武俊、田悅、李納讀到詔書後,都主動去除了王號,上表謝罪。
  [9]樂安:今山東廣饒東北。漢王朱高煦封地。
  [10]顧佐:字禮卿,太康(今河南)人。建文帝二年(1400年)進士。授莊浪知縣。端午節時,守將集合官僚校尉,因顧佐是文士,便故意為難他。顧佐取弓箭一發中的,守將拜服。永樂年間入京任御史,為官剛正,被人比作北宋的包拯。因剛直不撓,得罪權貴極多,宣德年間多次被彈劾,但因深得皇帝信任,又有大學士楊士奇等人力保,故每次都能洗刷冤屈。顧佐入內廷辦公,獨處一間小夾室,不是議政不與官員們群坐,由是得綽號「顧獨坐」。
  [11]明代地方行政分為省、府、縣、裡四級,在省一級設承宣佈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分別統管行政、軍事、刑名,直接對中央各部負責,互不統屬,互相制約。但中央為了加強對各省的控制,經常臨時派出中央官員瞭解、處理地方事務,協調軍政事宜,此即為巡撫制度——「巡撫之名,起於懿文太子(即明太祖朱元璋長子朱標)巡撫陝西。永樂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遣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以後不拘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事畢覆命,即或停遣」。明宣宗初年,熊概、葉春等人出巡江南,「南畿(明代除省之外,又有兩個相當於省區的地方:南直隸(或稱南畿,以南京為中心)和北直隸(或稱北畿,以北京為中心)、浙江設巡撫自此始」。由於明宣宗朱瞻基發展完善了巡撫制度,曾大量增設各部侍郎充任各地巡撫。于謙曾以山西道監察御史身份巡按山西各地,不畏權貴,為許多案子平反昭雪,聲名很高。明宣宗正式設立巡撫後,親自書寫于謙名字交給吏部,于謙因此越級陞遷任兵部左侍郎,巡撫河南、山西等地,但巡撫是其本職,兵部侍郎只是掛名。明英宗朱祁鎮即位後,于謙依舊負責按察各地,正統十三年(1448年)陞遷為兵部右侍郎,享受二品俸祿,這「兵部右侍郎」才是正式兵部官職。
  [12]尚義倉就是開明地主捐資輸谷的貯藏處所。平准倉就是豐年賤價買進,遇到凶年照昔日賤價平糶的倉庫。倉前立碑勒名,書明某人捐資若干、某人輸粟若干。捐二百金以上的給予冠帶,賤價平糶過千百石的建坊給匾,予以旌表,並免捐資輸粟的一家各色差徭冗役,同時教人民口碑傳誦,表示獎勵。
《大明驚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