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節
眾人又一齊望著朱驥，渴望他能吐露更多訊息。朱驥卻有意避開了眾人目光，沉吟不語。他也懷疑這件事不簡單，但如果楊行祥不是目下上報的自然死亡，錦衣衛便有重大失責。他身為值守官，罪不可恕。
忽有人在門外叫道：「朱千戶！朱千戶！」終於打破了難堪的沉默。
朱驥應了一聲，進來的卻是手下校尉袁彬。他簡短告道：「指揮使命朱千戶立即返回官署。皇帝決定御駕親征瓦剌，不日便要出發。錦衣衛是天子親軍，理應扈從。從現在開始，所有人都得到官署待命。」
* * *
[1]明朝軍隊分為京軍（也稱京營）和地方軍兩大類，均隸五軍都督府。京軍為全國衛軍的精銳，平時宿衛京師，戰時為征戰的主力。洪武初年，京軍有四十八衛。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由於京師接近前線，京軍數量大大增多，最多時達七十二衛。朱棣還正式成立了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五軍營分為中軍，左、右掖和左、右哨。軍士除來自京師衛軍外，又調中都留守司及山東、河南、大寧三都司衛所馬步官軍輪番到京師宿衛和操練，稱為班軍。隸屬五軍營的還有掌隨駕馬隊官軍的十二營，掌操練上直叉刀手及京衛步隊官軍的圍子手營，以及幼官舍人殫忠、效義諸營。三千營由三千騎兵組成，分五司，分掌皇帝的旗臍、輿服、兵符金鼓、御用寶物等。神機營，因用兵交阯，得火器法，立營肄習而名，其下亦分中軍，左、右掖，左、右哨。中軍分設四司，掖、哨各分設三司，掌銃、炮等項火器。隸屬該營的還有五千營，掌操演火器及隨駕護衛馬隊官軍。三大營各設提督內臣、武臣、掌號頭官統領。各軍、各司分設坐營官、把總、坐司官、監槍內臣、把司、把牌不一。洪熙時（1425年），命武臣一人總理三大營營政。平時，五軍營習營陣，三千營主巡哨，神機營掌火器，戰時，三大營均需扈駕隨征。此外，還有拱衛皇帝的侍衛親軍，如錦衣衛和金吾、羽林、虎賁、府軍等十二衛軍，以及隸屬御馬監的武驤、騰驤、左衛和右衛等四衛營。地方軍則包括衛軍、邊兵和民兵。衛軍配置於內地各軍事重鎮和東南海防要地。邊兵是專門防禦北方蒙古騎兵的戍守部隊，配置在「九邊」。民兵是軍籍之外用以維持地方治安的武裝，由官府檢點，內地稱民壯、義勇或弓兵、機兵、快手，西北邊地稱土兵。
[2]河西走廊：今甘肅。河西、隴西以北：今內蒙古額濟納旗至寧夏北部一帶。
[3]據說拓跋詰汾率兵在山澤中打獵時，忽看到有衣蔽的車輛從天而降，侍從們前呼後擁著一位美麗的婦人。拓跋詰汾很是驚奇，上前詢問。婦人回答說：「我是天女，受命前來與您成婚。」於是二人一同就寢。次日清晨，天女請求返回，又告道：「明年一週年時，再在這個地方相會。」隨後急速離去。過了一年，拓跋詰汾回到先前打獵的地方，果然又同天女相見。天女將所生的男孩兒交給拓跋詰汾說：「這是您的兒子，望善加哺育照料，子孫相傳，會世世代代做帝王。」說完後就決然離去。天女所生之子即為拓跋力微。時人有謠諺道：「詰汾皇帝沒有婦家，力微皇帝沒有舅家。」
[4]自唐太宗（李世民）貞觀以來，世界各國及各少數民族到長安來朝貢的使節眾多，唐朝將這些人通稱為胡人。在長安的大街上，經常能見到各種服裝離奇的胡人。「四方來朝」，便是唐朝國力鼎盛的最好證明。貞觀三年（629年），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唐太宗命畫師作「王會圖」，以紀念朝貢的盛況。其中，規模最宏大的是日本的「遣唐使」。日本仰慕唐朝經濟、文化的繁榮，把中國作為學習的榜樣，不斷派出大批人員到中國學習，這些人就稱作「遣唐使」。起先，每次還只遣派三五百人，後來每次均多達兩千人。除了正、副使外，還有大批留學生和「學問僧」。終唐一世，日本一共派出遣唐使十九次。遣唐使到達長安，常常得到唐朝皇帝的親自接見，宮廷畫師還會為重要的大使畫像紀念。隨使團前來的留學生大多到唐朝最高學府國子監學習，然後又可以在中國政府機構工作。來學習的日本僧人，也都被派往名山大寺拜師求教。他們成了中國文化的熱心傳播者，其中有些人員，在中國一住就是幾十年。遣唐使船隊回日本時，唐朝政府也經常任命中國使節陪同前往，進行回訪。遣唐使團不僅帶回大量的中國文物、書籍和五金百貨，也使中國的文學、宗教、典章制度等在日本「生根發芽」。日本仿照唐朝的法令制度，至今在日本歷史中仍稱「委令政治」。唐朝的均田制，在日本則為「班田」。日本的奈良和京都，完全是仿照長安的設計興建，只是規模遠遠不及。長安有朱雀大街，奈良和京都的南北馳道也稱「朱雀大路」。
[5]吉野：今日本奈良。
[6]日本確實有這種傳說，且有相關著作。據稱此說最早生於江戶時代（1603—1867年，是德川幕府統治日本的年代）。當時有一謠傳繪形繪影，聲稱在乾隆帝的御文中曾出現「祖傳朕之先祖本姓『源』，諱『義經』，世出『清和』，故國號『清』」一語，並說在《金史別本》（此為日本人偽作）中記載12世紀金朝盛世時有一名為「源義經」的大將。原傳說由曾旅日的德國醫生菲利普·弗蘭茲·馮·西博爾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記載於其著作《日本》中，後來在倫敦留學的日本學生末松謙澄以其為藍本發表了畢業論文《義經再興記》。到了明治時代，日本積極維新洋化，向海外擴張帝國疆域，特別是物產豐饒的滿洲更是其眼前明珠，在這種背景下，上述傳說進一步演化而為「成吉思汗說」。大正年間，學者小谷部全一郎（曾留學美國哈佛、耶魯大學並取得博士學位，後來成為牧師，人稱「愛努族救世主」）在北海道致力於解決原住民愛努人相關問題，是聽聞了愛努人所信仰的神祇「」即為源義經的說法，引起了他的好奇。為了調查傳說的真相，小谷部搜集了許多資料，其中也包括了源義經西行蒙古之說。於是他前往滿洲、蒙古實地調查，在1924年出版了《成吉思汗就是源義經》（成吉思汗源義經也）一書。該書由於正符合當時帝國主義的擴張思潮而成為暢銷書，成吉思汗說也迅速廣為人知。書中所提出的推論依據主要有二：「源義經」的日式音讀「」很像「成吉思」汗的日式音讀「」。蒙古部族的徽章神似源氏家紋「屜龍膽」（現為日本鐮倉市市徽）。
[7]鐮倉幕府源氏實出於清河源氏。日本弘仁五年（814年）五月八日，五十二代嵯峨天皇因財政困難的原因，第一次下詔賜四位皇子和四位皇女以源氏之姓氏。之後又陸續有十三名皇子和十一名皇女被賜以源姓，這就是日本源氏最初的由來。此後，日本歷史上先後共有二十一位天皇賜過源姓。然而二十一位源氏中，最為顯赫的便是清和源氏。他是56代清和天皇賜予其孫源經基的。一般談論日本武將時，提到平、源二氏就是專指清和源氏與桓武平氏，因為他們均是日本歷史上的朝權重族，對日本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8]此案據真人真事改編，據《明英宗實錄》卷四十九：「正統九年（1444年）正月丁卯，禮科都給事中胡清等奏：因邇者（近來），累賜海西野人女直等宴，光祿寺官員怠惰偷閒，不行親督監視，以致夷人乘隙盜去碗、碟等器五百八十三件，略不知覺，今被通事（翻譯）趙興順等緝出送官。」景德鎮及中國瓷器故事參見同系列小說《青花瓷》。
[9]香山木工：又稱香山幫，中國建築史上以蘇州香山地區工匠為主形成的匠幫，擁有自身獨特的營造技術和文化傳統，是江南地區最具有代表性的匠幫之一，在明代聲名顯赫，曾有「江南木工巧匠皆出於香山」的說法。由於蒯祥是皇家總建築師，營造了北京紫禁城、三大殿、長陵、獻陵、裕陵，北京西苑殿宇（今北海、中海、南海）、隆福寺等著名建築，更於景泰七年（1456年）任工部左侍郎，而且成為有史以來官階最高的工匠，其聲名成就對香山幫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被奉為香山幫的精神領袖。2006年，「香山幫傳統建築營造技藝」被公佈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又，明代時，蘇州與杭州並為東南最大城市，但蘇州園林鼎盛，遠勝杭州。據明《蘇州府志》：「東南寺觀之盛，莫盛於吳郡（蘇州）。棟宇森嚴，繪畫藻麗，是以壯觀城邑。」又據明人陸容《菽園雜記》：「江南名郡，蘇杭並稱。然蘇城及各縣富家多有亭館花木之勝，今杭城無之，是杭俗之儉樸愈於蘇也。」正因為如此，才出現香山幫這樣出類拔萃的工匠群體。
[10]工部營繕司下又設五小廠，其中營繕所為木工，文思院為絲工，官職有營繕所丞（正九品）、文思院大使（正九品）等。中國古代建築大多是木結構，其關鍵在於主柱和橫樑之間的合理組合以及榫鉚技術的應用，因而木工是建築的關鍵。蒯祥所任營繕所丞名義上只是木工院的首領，但實際上相當於紫禁城的總設計師兼工程師，但由於科技與工藝在古代中國不受重視，品秩很低，僅為正九品。
[11]塌店：又稱塌房、塌坊，多由官店控制，由朝廷出面修造並組織招商，專門用於貨物流通集散。如此，保障貨物流通（即今下十分火熱的物流）的同時，又能有效管理客商，徵收一定賦稅。
[12]南海子：今北京大興。原為永定河故道，河湖相連，曾是北京最大濕地。明、清時期，這裡是皇家獵苑，放養了大批珍稀動物，其中就包括「四不像」——麋鹿。清朝末年，最後一批麋鹿從這裡被運到英國，開始在異國他鄉繁衍生息，而中國的麋鹿就此絕跡。
[13]有趣的是，陳鎰並不是昏官貪官，他以正直清廉著稱，在民間享有盛名。陝西曾經大饑，軍民萬餘人一起上書說：「願得陳公（指陳鎰）活我。」監司將此上報皇帝，於是派陳鎰鎮陝，先後達十餘年，「陝人戴之若父母」。因為陳鎰長著一把美髯，陝西軍民稱呼他為「鬍子爺爺」。陳鎰亦精通官場權術。王振不可一世時，陳鎰為逢迎王振，每次王振到來，都跪在門口迎接。陳鎰審理塌店案時，公然袒護司禮監宦官金英，還因此被刑科給事中林聰彈劾入獄，但不久又官復原職。
[14]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時，嗜好微服出行，且只帶極少數侍衛。宣德六年（1431年）七月某日，漏下十二刻（晚上8點。漏刻是以壺盛水，利用水均衡滴漏原理，觀測壺中刻箭上顯示的數據來計算時間。古人把一晝夜分為100刻，實算96刻，每刻15分鐘），朱瞻基率四駿至大學士楊士奇宅。楊士奇倉皇出迎，頓首道：「陛下何以宗廟社稷稷身自輕？」朱瞻基道：「欲與卿一言而來。」次日，朱瞻基還特意遣中官問楊士奇：「微行有何不可？」楊士奇答道：「陛下尊居九重，豈能遍洽幽隱！萬一冤夫怨卒，窺間竊發，誠不可不慮。」十餘天後，官府捕獲二盜，經審訊得知其有異謀。朱瞻基這才信服，召楊士奇道：「今知卿愛朕。」
[15]鴟（chī）吻：俗名龍吻獸，相傳是龍王之子。所謂龍生九子，鴟吻為其中之一。形狀像四腳蛇剪去了尾巴，好在險要處東張西望，也喜歡吞火。相傳漢武帝建柏梁殿時，有人上書稱鴟吻是水精，噴浪降雨，可以防火，建議置於房頂上以避火災。漢武帝便塑其形象在殿角、殿脊、屋頂之上。遂成傳統。
第四章 秋雨邊關
浙江錢塘之潮，天下之偉觀。海浪鋪天蓋地而來，吞天沃日，勢極雄豪。弄潮兒手持彩旗，爭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沒於鯨波萬仞中，騰身百變，而旗尾略不沾濕。那是他心底深處最愛的一幕。他雖不善泅水，卻常常幻想自己也是一名弄潮兒，憑借嫻熟的水性，搏立於驚濤駭浪之中，掌握著命運之舟。
朦朧淡月帶疏星，喔喔殘雞報五更。
燈火一攢開野店，鼓笳三疊啟嚴城。
霜凝峻阪鳴騶緩，曉起疏林宿鳥驚。
風透重裘寒不耐，郵亭駐節候天明。
——于謙《曉行》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初三，明宣宗朱瞻基逝世。太子朱祁鎮時年九歲，無力主持朝政。部分朝臣及明宣宗生母張太后欲立宣宗同母弟襄王朱瞻墡為帝，然遭到內閣大學士三楊反對。經過三楊一番努力，終於排除異議，使得太子朱祁鎮於正月十日登上大寶之位，即為明英宗，年號「正統」。
朱祁鎮後來懂事，從宦官王振口中得知真相，深怨祖母太皇太后張氏，遂全心全意依賴王先生。王振敢放手幹預朝政，與太皇太后及朝中重臣作對，即是因背後有皇帝的傾力支持。
除此之外，朱祁鎮對三楊亦很感激。後來王振與五輔臣爭權，敢廷杖英國公張輔，卻不敢對三楊下毒手，即是此因。王振欲獨攬大權時，亦利用個人過失排擠打壓三楊，如楊榮受賄、楊士奇長子殺人等，但均為朱祁鎮庇護，三楊終得善終。
朱祁鎮即位之日，距離明太祖朱元璋建國已整整六十七個年頭。朱元璋以猛治國三十年，其繼承者建文帝朱允炆性格仁厚，本可以做個出色的守成之君，偏偏又有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難」，奪取皇位，導致內戰紛起，持續長達四年之久。
朱棣一死，大明開創奠基的時代就此結束，於是，守成之世落到明仁宗朱高熾和明宣宗朱瞻基的頭上。父子二人均採取了全面收縮的無為之政，任用賢良，輕刑薄役，核查冤獄。
只是到了此時，太祖、成祖兩朝繁榮強盛、聲威遠播的局面，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雖然號稱「仁宣致治」「海內富庶，朝野清晏」「用人行政，善不勝書」，其實已經是吏治敗壞，弊病滋生，危機開始逐漸顯露。尤其是蒙古瓦剌的日益強大，對明朝北部邊防構成了嚴重威脅。
到了明英宗朱祁鎮手中，前幾朝留下的後遺症日益突出。從正統初年開始，接連發生了農民起義，如浙江山區的葉宗留領導的礦徒起義，福建的鄧茂七起義，廣東的黃蕭養起義，廣西大籐峽瑤壯人民起義和荊襄地區的流民起義，等等。發展中的大明王朝遭遇了嚴重的挑戰和威脅，正處於重要的歷史轉折關頭。
如果朱祁鎮像其祖父、父親一樣，做個中規中矩的守成之君，那麼大明內憂外患的局面會有所緩和。偏偏皇帝打破了「禁止宦官干政」之鐵令，寵幸大宦官王振，任其胡亂干涉朝政。
這雖然破壞了開國皇帝朱元璋制定的祖制，但在歷史上倒也不乏先例，幼主即位，大權往往旁落。然皇帝漸漸長大後，便有奪回大權的願望。只是皇帝處於深宮之中，身邊只有宮女太監，於是宦官便作為皇帝的親信勢力登上歷史舞台，充當奪權的工具。除此之外，王振還是英宗皇帝的啟蒙老師，關係更是非同一般。於是自朱祁鎮稍稍懂事起，王振便以極為強勢的姿態出現在大明朝堂，無人能與其爭鋒。
但正統一朝最重大、最關鍵的事件，並不是王振干政，亦不是紫禁城三大殿的重建，而是明英宗朱祁鎮親征。
朱祁鎮的成長經歷與前幾朝皇帝都有所不同。明太祖朱元璋原本是一個窮苦的放牛娃，在群雄並起的亂世脫穎而出，經歷了一系列的磨礪和鬥爭，逐個擊潰起義軍政權，最後才當上皇帝。這其中的艱辛自然不用多說。正因為如此，朱元璋對權力格外珍視，甚至廢除了中國傳統的宰相制，將中央大權盡收己有。由於事務繁劇，事必躬親，皇帝日夜操勞不已。他曾感歎道：「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猶擁被。」
儘管如此，朱元璋仍然不願意放權。由於朝無重臣，至後世，大權遂入於閹宦之手。重任公侯伯之子孫，開軍政腐敗之端。其封建諸子於各地，則直接引起了「靖難之變」。
朱元璋生前指定的繼承者建文帝朱允炆倒是個仁慈柔弱的君主，沒有什麼野心，只是他皇帝寶座還沒坐熱，就被叔叔朱棣用武力驅趕了下來。
明成祖朱棣是戰爭中成長起來的英主，嗜武如命。無論是內戰，還是外戰，他的一生幾乎都是在戎馬中度過，就連最後都是死在北征蒙古的戰場上，因而在歷史上有「馬上天子」之稱。
明仁宗朱高熾因身體肥胖，患有足疾，不能騎馬，所以未能跟隨父皇征戰沙場，這也是朱棣不喜歡他的根本原因。但朱高熾也經歷了不少戰事。靖難之役爆發以後，朱高熾曾與母親徐氏一起，以微弱兵力成功地阻擋了朱允炆派來的五十萬大軍，保住了北平城。因為北平是朱棣的後方及根本，這一戰對整個靖難之役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也是朱高熾在靖難之役中最光彩的一筆。
明宣宗朱瞻基早在明成祖朱棣當政時，便經常隨同祖父檢閱部隊，學習戰法，並北征漠北。當時明軍與蒙古軍遭遇，展開了激戰。宦官李謙自恃驍勇，自作主張地帶著朱瞻基加入戰局。朱棣得知皇太孫身涉險境，急忙派軍將朱瞻基救出戰場。李謙自知犯下大錯，自殺身亡。
這次出征給朱瞻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接養成了他果決機敏、處事周全的性格。後來漢王朱高煦謀反，朱瞻基也是御駕親征，並以大獲全勝、生擒朱高煦而告終。
雖然朱瞻基當上皇帝後未再主動出擊蒙古，但他常常親自巡視邊防。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當明宣宗朱瞻基巡邊石門[1]時，剛好遇到蒙古兀良哈部騷擾會州。朱瞻基親率三千精兵，出喜峰口進擊，在寬河與敵軍交鋒。明軍見皇帝親自衝鋒陷陣，頓時氣勢如虹，人人爭先。朱瞻基更是引弓搭箭，接連射倒敵人的三名前鋒。此戰中，明軍以少勝多，擊敗兀良哈部萬餘人。
朱瞻基又有《題胡騎圖》詩道：「絕漠茫茫百草寰，秋風數騎立沙隈。可憐部落今星散，近日多隨詔使歸。」極有大明皇帝不可一世、唯我獨尊的優越感。
朱祁鎮雖在太平盛世下長大，但時常聽到先人們的事跡。從未見習過戰事的他對祖先的豐功偉績既羨慕又嚮往，自小心中滋生著英雄的夢想，渴望有朝一日能像祖先們那樣建功立業。然而，這只是他少年人的好奇心性，而並非胸懷遠大的志向。況且朱祁鎮的啟蒙老師是大宦官王振，王振一直縱容皇帝玩樂，朱祁鎮既無才幹，又未受過系統教育，對兵事沒有深入瞭解，所謂建功立業，只能是美好的願望而已。
只是朱祁鎮本人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孫太后壽誕前夜，皇帝收到來自大同前線的敗報——瓦剌太師也先已率軍至大同一帶，塞外城堡盡陷，明將吳浩、宋瑛、朱冕先後敗死，明軍死傷慘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