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節
九月初六是欽天監選定的吉日，郕王朱祁鈺正式即位，是為明代宗，史稱明景帝，改元「景泰」[3]，意思希望大明從此好景常在，國泰民安。並遙尊兄長明英宗朱祁鎮為太上皇，尊孫太后為上聖皇太后，尊生母賢妃吳氏為皇太后，立郕王妃汪氏為皇后，遷太上皇后錢氏別居仁壽宮，仍然立明英宗長子朱見深為太子。
很明顯，朱祁鈺的皇位是撿來的，倘若不發生那場震動天下的「土木堡之變」，他永遠沒有機會登上皇位。在這樣的前提下，他出現在歷史舞台上時，便是以過渡性人物的身份出現的。本來絕無機會當上皇帝的朱祁鈺，就這樣在機緣巧合下被推上了至高無上的皇位。
然而，這個生於憂患的皇帝並不好當，國家正當危難之秋，京師處於風雨飄搖的境地，新皇帝必然要承擔保衛大明江山社稷的歷史重任，面臨嚴峻的考驗。明景帝朱祁鈺惶然無助下，便將信任的目光投向了正積極備戰的兵部尚書于謙。
與北京城中軍民同仇敵愾、緊鑼密鼓地備戰相比，明英宗朱祁鎮正在塞外經歷著另外一種人生。
朱祁鎮曾經對塞外有過許多的浪漫幻想——「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何等廣袤；「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何等雄奇[4]。塞外的風光一度讓他十分神往。他不止一次地夢想有朝一日能夠躍馬馳騁在塞外，像先祖那樣，創立不世軍功。然而，當他真的「北狩」來到了塞外，心中只有無盡的慘淡和悲傷。
在中國歷史上，「北狩」的皇帝還有北宋的宋徽宗和宋欽宗。這對父子皇帝在北宋國勢日益衰落的情況下遭遇「靖康之變」，為金兵俘虜，最後客死他鄉，屍體還被熬作了燈油。這樣悲慘的命運，會不會也同樣降臨在自己的頭上？對此，朱祁鎮想都不敢想。
正當九月，塞外草衰，一派蕭瑟景象。這情景落在朱祁鎮的眼中，更是生出淒涼來。一貫養尊處優的他對瓦剌的遊牧生活很不適應，這裡住的是帳篷，吃的是肉酪。更令人沮喪的是，他不再是貴不可言的大明天子，而是胡虜階下囚的身份。
除了沒有人身自由外，瓦剌上下倒是對朱祁鎮這位被俘虜的皇帝頗為禮敬，生活上也盡量給予照顧。甚至首領也先還真的打算將妹妹嫁給朱祁鎮做妃子，與大明結親，當然也是另一種形式的羈絆。
朱祁鎮身邊的侍臣只有錦衣衛校尉袁彬、哈銘，以及翻譯官吳官童等數人。吳官童悄悄道：「也先打算將妹妹嫁給陛下，陛下決不能同意。陛下為萬乘之主，怎能當胡人的女婿呢？」
朱祁鎮卻害怕直接拒絕也先會惹來殺身之禍，於是吳官童出面去告訴也先，稱時下諸事不便，等到英宗回朝，便用厚禮來聘迎也先的妹妹。也先心中也有一把小算盤，見朱祁鎮派人婉言謝絕，便不再多提。
恰在這個時候，傳來明廷已經立郕王朱祁鈺為帝的消息。朱祁鎮得知後非常失落，倘若真是如此，他現下就是個多餘的人，大明已經不需要他，也先也不會再需要他了。一念及此，不覺悲從中來，淚如雨下。
也先亦對明廷另立郕王為帝非常意外，但他並沒有就此認為朱祁鎮已經沒有利用價值，在他眼中，英宗依然是一件奇貨。
也先派出了使者，表示要與明朝議和，送返明英宗。對此，新即位的明景帝朱祁鈺不好明確表態。兵書尚書于謙卻認為這是瓦剌的陰謀，當廷引用孟子之語「社稷為重，君為輕」，要求堅決拒絕也先的議和要求。
此時的于謙大權在握，備受新皇帝朱祁鈺信任，可謂一言九鼎。於是，明廷對也先議和的提議響應冷漠，對瓦剌使者態度傲慢，甚至還發生了瓦剌使者於會同館遭行刺事件。若不是錦衣衛武官朱驥機警，瓦剌使者怕是沒命活著離開北京。
也先得報後，這才知道大明明顯不再重視英宗，所謂的皇帝人質已經成了空質，不禁非常失望。投降瓦剌的宦官喜寧獻計：乾脆趁明朝景帝新立、內部不穩，詐稱奉太上皇還京，迅速進攻明腹心之地北京。
正統十四年（1449年）十月初一，距離土木堡事變後一個半月，也先再次出兵。出征前還搞了個隆重的儀式，殺馬大宴，重新立已經成為太上皇的明英宗朱祁鎮為大明天子，由也先帶頭向朱祁鎮行禮道賀，表示要將朱祁鎮奉還回京。
這場鬧劇上演完後，也先和蒙古可汗脫脫不花挾持朱祁鎮再度來到大同城下，要求大同總兵郭登開關相迎。郭登上次就已經拒絕開關，現在大明朝已經有了新天子，並且兵部尚書于謙下有嚴令：「自今瓦剌奉駕至，不得輕出。」這次自然也未加理會。
也先見大同城高池深，難以一時攻取，便繞過大同南進。瓦剌軍到達陽和城驛的時候，當地明軍守備「繼羊酒米面」，專程前來進獻給朱祁鎮。一直擔心已被朝廷和天下人拋棄的朱祁鎮心中這才稍稍有了一絲安慰。
十月初三，瓦剌軍前鋒兩萬抵達紫荊關北口。為了鉗制明軍，也先另派兩萬人出古北口。
紫荊關北臨拒馬河，直通居庸關、大同、宣化重鎮，西臨雁門、寧武、偏頭諸關，南倚龍泉、倒馬要塞，東連古燕國下都所在的幽冀平原，素有「畿南第一雄關」之稱，與居庸關、倒馬關合稱為「內三關」。此關在《呂氏春秋》中即被列為神州九塞之一，歷史悠久，漢時為土石夯築，後歷經各代擴建、修葺。到明洪武初年，改用石條做基礎，以磚砌面封頂，並用石灰碎石灌注。自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更是大興土木，在紫荊關修城建關，有城九座，水門四座，裡外城連，城門則環環相套，形成了一個較為完備的防禦體系。
由於紫荊關依山傍水，地勢險峻，易防難攻，又是為燕京上游路，因而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關於紫荊關對京師的重要性，于謙也有深刻的認識：「險有輕重，則守有緩急，居庸、紫荊並為畿輔咽喉，論者嘗先居庸、而後紫荊，不知寇窺居庸其得入者十之三，寇窺紫荊其得入者十之七。」所以，這處要塞首先成為瓦剌和明軍爭奪的焦點。
十月初九，也先主力大軍抵達紫荊關，假傳明英宗朱祁鎮聖旨，命紫荊關守將右副都御史孫祥、都指揮使韓清開關接駕。二將閉門不納。於是也先督促瓦剌軍猛烈攻關。都指揮使韓清出戰，戰敗陣亡。
自土木堡之變後，明軍士氣低落，戰無鬥志，邊將不敢出戰。韓清雖然戰死，勇氣卻相當可嘉。右副都御史孫祥繼續堅守。
孫祥原是文官，新到任紫荊關不久。這是景帝朱祁鈺登基後採納于謙的策略，分遣御史、給事中、部員，分守各處要地，安撫軍民，招募壯丁，就地訓練。孫祥原先官任兵科給事中，因是大同人氏，熟悉當地情況，所以于謙奏請將他升為右副都御史，派守紫荊關。韓清死後，孫祥不再出戰，只是據險固守。然宦官喜寧深知紫荊關虛實，帶領瓦剌軍由山間小路越過山嶺，內外夾攻關門，孫祥督兵巷戰，壯烈戰死。紫荊關因此被攻破。
而另一路瓦剌軍由蒙古可汗脫脫不花率領，從古北口南進，過洪州堡，進攻居庸關。居庸關守將羅通利用寒冷的天氣，將水潑在城牆上，水很快結成堅冰，堅而且滑，瓦剌軍不得靠近，於是轉攻居庸關西南的白羊口。
白羊口是內長城東部的重要關口，位於居庸關和橫嶺城之間的峽谷南口，因永定河的一條支流白羊河經過此地而得名。這段長城最早築於漢朝，據說漢代蘇武出使匈奴、王昭君出塞和親均從此處路過。
明軍守衛白羊口的是通政使謝澤，剛上任還沒有幾天。正式上任前，謝澤已經預料到職責重大，「與其子儼訣而行」，大有「壯士一去不復還」的悲壯。脫脫不花傾全力進攻白羊口之時，「大風揚沙，不辨人馬」，天氣十分惡劣。十月初八，白羊口被攻破，通政使謝澤戰死殉國[5]。
自此，瓦剌軍順利突破北京外圍防線，由西路紫荊關和北路白羊口兩個方向繼續進逼大明京師。瓦剌首領也先還一路上發表文告，聲稱要一舉奪取北京，重建大元帝國，逼迫明廷南遷。
明廷聞報，朝野大震。北京，將以大明京師的身份，第一次承擔起力抗外敵的重責。生死存亡，在此一戰。
明太祖朱元璋為鞏固地位，曾大興黨獄，將所有元功宿將一網打盡，連開國功臣徐達、劉基等人都沒有放過。如此一來，國中無強將，朱元璋只能依靠自己的兒子來屏衛四方。他將自己的兒子和個別宗室封為藩王，讓他們率領精兵分駐全國要塞，一方面用以鞏固邊防，另一方面用來替代諸功臣將領，監視各地文武官吏，建立起由皇權直接控制的軍事中心。
朱元璋共有二十六個兒子，除嫡長子朱標早死及幼子朱楠無封地外，其他二十四子均被分封王爵，賜予國號。其中，燕、寧、遼、谷、代、晉、慶、秦、肅九王均立國塞上，駐守在東北、北方和西方邊疆，「莫不敷險狹，控要害」，經常奉命領兵出外作戰或巡閱邊陲，被稱為「藩王」。內地則有齊、魯、趙、周、沈、伊、唐、郢、楚、湘、蜀、潭、岷諸王分佈於江、淮、河、漢、川等地區，「內資夾輔」。
為了不使天下人感到他私心太重，在封藩前，朱元璋還特意作了一番表白：「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即長，宜各有爵封，分鎮諸國。朕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為久安長治之計。」
這番話大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味道。明明在那裡「私其親」，把自己那些沒有尺寸之功的兒子們封為藩王，還要故意裝模作樣地說是為了國家。雖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歷朝歷代皇帝都將國家當成自己的「家天下」，這並沒有什麼奇怪的。只是像朱元璋這樣公然表白不是「私其親」，反倒讓人驚訝了。
藩王在其封地建立王府，設置官署。按體制，親王的冕服車旗僅下皇帝一等，公侯大臣見親王都要俯首拜謁，不得鈞禮。但親王地位雖高，卻沒有土地，也不能統治人民，不能干預地方政務。王府之外，便歸朝廷所任命的各級官吏治理。但另一方面，親王有統兵和指揮軍事之權，每王府設親王護衛指揮使司，有三護衛，護衛甲士少則三千人，多則一萬九千人。而地方官兵調發，除皇帝的御寶文書外，須得親王令旨，方得發兵。這樣實際上親王就是地方守軍的監視人，是皇帝在地方的軍權代表。平時以親王的護衛軍監視地方軍隊，單獨可以應變；戰時指揮兩軍，獨當一面。
蒙古回歸大漠後，仍有相當強的軍事力量，對明朝北部形成極大威脅，故朱元璋分佈在北方邊防線上的藩王兵力尤為雄厚。可以說，他將北部邊防的立足點完全放在了諸藩王身上，實行以藩王防邊的政策。朱元璋對自己的設計非常滿意，曾不無得意地對孫子朱允炆道：「朕以御虜付諸王，可令邊塵不動，貽汝以安。」
封藩制是朱元璋強化皇權的一個重要措施。十分可惜的是，由藩王掌握過大的政治和軍事權力，是與空前提高的中央集權體制相衝突的。朱元璋並沒有想到，在他死後不久，子孫們就大起內訌，禍根便是封藩制。而破壞他北部邊防設計的，正是來自皇族內部對最高權力的爭奪。
對於這種分封的弊端，一些有遠見的大臣早就看出來了，只是很少有人敢公開說。著名的文士解縉率直敢言，他「數上封事，所言分封勢重，萬一不幸，必有厲長、吳濞之虞」。
說得最直接的大概要數府學訓導葉伯巨了。洪武九年（1376年）星變，朱元璋按慣例詔求直言。葉伯巨當時以國子生授平遙訓，上書直言切諫。他在奏章中明確提出了三個問題：分封血親諸王及其掌管兵權，皇帝過分依賴嚴刑重罰；以及皇帝治國和建立制度過於匆忙。就第一點，葉伯巨指出，過分熱心地分封諸王可能為將來某一親王僭位創造條件，他甚至預言燕王終將有爭位之舉，「而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無不連邑數十。城郭宮室亞於天子之都，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甚者緣間而起，防之無及矣。」
這份關於藩王危險性預測的奏章，在後來得到了驗證。最富有戲劇性的是，當時燕王朱棣還沒有就藩，葉伯巨居然就預言到了朱棣將來會謀反。
奏書上後，朱元璋大怒道：「這小子敢離間朕父子骨肉，速速逮來，朕要親手射死他！」
葉伯巨被枷解到南京，雖然僥倖沒有被朱元璋射殺，但不久便餓死在獄中。更為不幸的是，葉伯巨所言後來果然成了事實。
朱元璋將軍事大權交付給了自己的親生兒子，總算才放了心。以親王守邊，內地的各個大城市，也都由自己的兒子出鎮，每一個王國都是軍事中心。這樣，雖然京師遠在東南，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諸親王每年秋天勒兵巡邊，遠到塞外，練兵習武，叫作「肅清沙漠」。凡是親王都參與軍務，其中晉王和燕王屢次受命領兵出塞。大將如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都受晉、燕二王節制。軍中大小事務由親王決斷，大事才報告朝廷。晉、燕二王軍權獨重，立功也最多。
朱元璋自以為這樣安排，十分周全。但是他沒有想到，給兒子過重的軍權，會造成皇家的內部矛盾。朱元璋去世後，皇太孫朱允炆繼位，皇權與藩王之間積累已久的矛盾便急遽激化。一方面，是朱允炆擔心諸王權力過於強大，積極著手「削藩」；另一方面，以燕王朱棣為首的藩王們極力要求維護自己既得的權位，最後爆發了「靖難之役」。內戰的結果是建文帝朱允炆敗亡，朱棣奪得皇位，史稱明成祖。
朱棣為奪取皇位所發動的靖難之役給北部邊防帶來巨大的影響，其最關鍵的就是北邊防線出現了兩大缺口：一是大寧都司之廢；二是東勝衛之撤。
朱棣即位後，對北邊的防衛體系重新進行了部署：其一是將諸王防邊的體制改變為大將鎮守邊陲軍鎮的體制，分別派親信大將鎮守遼東、陝西、寧夏、大同、甘肅、宣府、永平山海六處軍事要地；其二是將有威脅的藩王向內地遷徙，或者將藩王的兵權削奪。
其中，對寧王朱權[6]的徙封及大寧都司的內撤對明朝北部邊防影響最大。「天下既定，徙寧王南昌，徙行都司於保定，遂盡割大寧地畀三衛，以償前勞」。意思是，明成祖朱棣一方面將原來駐守大寧的弟弟寧王朱權徙封南昌，一方面將設在大寧的北平行都司遷往保定。而這一切，都是為了報答兀良哈三衛對其靖難之役的支持。
大寧都司的內徙，給明朝的北部邊防造成了致命的影響。尤其是大寧都司內遷到保定後，明成祖朱棣沒有在大寧之地重新設防。他即位後在北邊佈置的鎮守總兵官中，唯獨沒有大寧，所以大寧之地在實質上已經被割讓給兀良哈三衛。
儘管明成祖朱棣有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放棄大寧，但大寧的不設防，等於在遼東和開平之間的邊防線上打開了一個大大的缺口，蒙古騎兵可以從這個缺口自由出入，使得明太祖朱元璋最初設計的北部防線出現了斷陷，直至導致後來的動搖。明軍北部聲勢隔絕，最後不得不南撤開平。
在大寧都司內遷的同時，東勝州也作了內撤。明成祖朱棣即位後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將北邊防線上的兩個重要都司撤向內地。這樣北部的邊防就出現了兩個大缺口，一個在遼東與開平之間，另一個在大同與寧夏、甘肅之間。由此，開平勢單力孤，成為深入蒙古高原的孤島，三面受敵，處於岌岌可危的境地。到了宣德年間，明宣宗朱瞻基迫於壓力，不得不把開平駐防也撤向了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