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節
紫雲歌斷人千古，金谷花殘夢一場。
世事興衰總如此，啼鴉不必怨斜陽。
——于謙《歎賈平章廢宅》
于謙遇害從始至終都不是一個孤立事件。清算結束了，清算造成的影響卻還在繼續。于謙死後，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濴和內閣大學士高穀深覺有愧于于謙，三人一齊向明英宗朱祁鎮請求致仕。
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永樂十三年（1415年）進士，選庶吉士，授中書舍人。明仁宗即位後，改春坊司直郎，尋遷翰林侍講。明英宗即位，開經筵，楊士奇薦高穀及苗衷、馬愉、曹鼐四人侍講讀。正統十年（1445年）由侍講學士進工部右侍郎，入內閣典機務。
明英宗朱祁鎮從胡地歸國時，千戶龔遂榮認為明景帝迎接太上皇的禮儀太薄，特意投書高穀，援引唐肅宗迎太上皇唐玄宗的故事。高穀將投信藏在衣袖中，帶入朝中，拿給群臣看，稱：「武夫尚知禮，況儒臣乎！」但後來明景帝還是只用一轎二馬將兄長迎回了南內。
王、胡、高三人都是幾朝老臣，他們的主動致仕對明英宗觸動頗大。朱祁鎮復辟前，內閣有五名大學士，王文被殺，陳循被貶，蕭鎡、商輅都被削職為民，內閣只剩下高穀一人。所以朱祁鎮很快批准了王直和胡濴告老還鄉，但對高穀卻頗為留戀，極力挽留。只是高穀去意已決，朱祁鎮也無可奈何。
高穀離開朝廷後，閉門謝絕賓客，「有問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顯然對朝政之事忌諱極深，朝廷的薄情寡恩，無疑已經令士人心寒。
王直在宣德、正統年間名氣頗大，卻因同鄉楊士奇的抑制，一直未能入閣。作為名望尊崇的資深老臣，始終未能入內閣為大學士，等於沒有抵達人臣之巔峰，王直心中是有怨氣的。但在奪門之變致仕後，他回到家鄉，與下人們一起種地栽樹，還感歎道：「曩者西楊抑我，令不得共事。然使我在閣，今上復辟，當不免遼陽之行，安得與汝曹為樂哉！」
意思是感謝當年楊士奇的壓制，否則真的當了內閣大學士，還不一定能躲得過奪門之禍。足見奪門之變後的清算對朝野上下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恐懼，且絕非一朝一夕所能消散。這也是為什麼于謙之死在後世引起諸多討論的根本原因。
而于謙，在活著的時候便已經表現出對朝廷政治的畏縮與恐懼。政治的大背景與複雜的個人心理交織在一起，給其晚年生活塗上了一層灰暗冷漠的色彩。他在明景帝改立太子等一系列事件上所表現出來的優柔寡斷及沉默寡言，無一不充分表明這一點。
于謙之死，亦成為明英宗朱祁鎮心中一直不能解開的一個心結，雖然他礙於皇帝尊嚴口中不說，但一些事情卻能表明他其實對于謙的人品和功勞相當認同。于謙死後，陳汝言繼為兵部尚書，不到一年，便因事獲罪，結果抄家時抄出了贓款巨萬。朱祁鎮下令將這些贓款擺在大內廊廡之下，召集眾臣觀看，還感歎道：「于謙在景泰朝深受重用，死的時候卻家貧如洗。陳汝言當兵部尚書不到一年，就有如此多財富，貪的也太多了吧！」
同樣是兵部尚書，于謙掌權時間很長，卻是「家無餘物」，陳汝言掌權時間極短，反而「贓私藉甚」。朱祁鎮對殺于謙的懊悔之情也由此可見。
于謙死了以後，蒙古又開始屢屢騷擾明朝北方邊境，朱祁鎮憂心不已，經常長吁短歎。恭順侯吳瑾有一天看見，趁機在旁進言道：「使于謙在，當不令寇至此。」
朱祁鎮聽了，默然無語。此時他內心深處，想必也是波瀾起伏，心意難平。皇帝並非不死之軀，亦有七情六慾。對於朱祁鎮而言，過去恍如一場夢境——
宣宗皇帝在立他為太子時目光流露出來的慈愛和期望，先生王振滔滔不絕的教誨與情逾父子的感情；土木堡血肉橫飛的廝殺場面；大漠凜冽的寒風，一望無際的衰草；患難與共的袁彬和哈銘，閉城不納的明軍將領；于謙「社稷為重，君為輕」的豪言壯語，南內冷宮的淒涼與寂寞……
這一切的一切，只給朱祁鎮帶來更深重的危機感。而今雖然皇位在手，未來卻依舊是一片蒼茫。也許，擔心于謙幫助明景帝復辟，這才是明英宗要殺于謙的真正理由。明人程敏政[1]講得非常直率：「故竊以為肅愍公之死雖出於石亨，而主於柄臣之心，和於言官之口，裁於法吏之手，不誣也。首罪之禍，則通於天矣。」
「肅愍公」是于謙後來的謚號。程敏政認為，真正要殺于謙的其實是明英宗本人，而不是所謂的徐有貞、石亨等進讒構陷。正因為如此，後來誣陷于謙的徐有貞和石亨或敗或死，明英宗卻始終沒有給于謙平反。
除了于謙、王文之外，明景帝親信宦官舒良、王誠、張永、王勤等人也被殺，內閣大學士陳循、刑部尚書俞士悅、工部尚書江淵被謫戍，內閣大學士蕭鎡、商輅被削職為民。
王文是明代第一位以二品入閣的大臣，他其實沒有做什麼遭明英宗銜恨的事，只是明景帝病重後，朝廷內外盛傳內閣大學士王文與宦官王誠等人勾結，謀召襄王世子立為太子，幾乎達到京城盡人皆知的地步。當時流言並未牽涉進兵部尚書于謙，但明英宗復辟後，謀立襄陽世子成為于謙的最主要罪狀，既然于謙必須要死，所以王文已難逃厄運。
內閣大學士陳循，字德遵，號芳洲，泰和人，楊士奇及吏部尚書王直同鄉。永樂十三年（1415年）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洪熙中，進侍講，宣德中，遷侍講學士。正統元年（1436年）充經筵官，進翰林學士。正統九年（1444年）入閣，參與機務，遷戶部右侍郎兼學士。土木堡之變後，進戶部尚書仍兼學士。景泰二年（1451年）二月進少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後累遷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
陳循曾建議徐有貞改名，奪門之變後，陳氏自以為曾經對徐有貞有恩，而徐氏是幫助英宗復辟的關鍵人物，在明英宗面前炙手可熱，若是能出面幫他斡旋，也許只被免職而已。但徐有貞見利忘義，根本沒有替陳循說一句好話。陳循因為是首輔，在明英宗之子朱見深被廢太子位時，他沒有據理力爭，一直受到朝野上下的非議，所以明英宗清算時將他罪加一等。除了被貶充軍到鐵嶺外，還受廷杖一百。
刑部尚書俞士悅，字士潮，長洲[2]人，與名匠蒯祥同鄉。永樂十三年（1415年）進士，擢監察御史。正統中歷官浙江參政，多次抗倭獲捷，遷大理卿。土木堡之變後，以右副都御史留守京師，守德勝、安定二門。事平，遷刑部尚書。他是守衛京師的有功之臣，與于謙私交極好，也因此逃不過清算。
關於俞士悅，還有個著名的笑話。當時于謙為兵部尚書，古代雅稱此官職為「大司馬」；俞士悅為刑部尚書，雅稱為「大司寇」。有一次，兵部和刑部的官員聚在一起聊天。刑部侍郎同兵部侍郎開玩笑說：「於公是大司馬，您不就成了少司驢了嗎？」兵部侍郎立即反唇相譏道：「俞公為大司寇，您就是少司賊了！」
工部尚書江淵，字時用，號定庵，別號竹溪退叟，重慶府江津縣人。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進士，入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他的經歷也頗為傳奇。土木堡之變後，北京城內一片驚慌，當時還叫徐珵的徐有貞倡議南遷，結果被宦官金英趕出了大殿。徐有貞狼狽不堪出來時，在左掖門剛好碰到江淵進來，便問發生了什麼事。徐有貞道：「以我議南遷不合眾意。」於是江淵進入大殿後，「極陳固守之策」。他的投機正合形勢，立即獲得陞遷，由侍講超擢為刑部右侍郎。瓦剌進攻北京時，江淵協助于謙等保衛了京師，後歷任刑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太子太師、工部尚書等職。
景泰一朝，陳循、王文、高穀、蕭鎡、商輅五位內閣大學士並不和睦，陳循、王文尤為苛刻營私。而江淵好發議論，言語之間常常得罪同僚，所以「每為同官所抑」，在刑部任上時頗為失意。當時兵部尚書于謙因病告假，景帝朱祁鈺下詔推選一名大臣協助處理兵部事務。江淵極想得到此職，於是到內閣活動。陳循等假意推選江淵，商輅起草完奏章後，將「石兵江工」四字給江淵看。江淵不解其意。不久詔令下達，調工部尚書石璞去兵部，以江淵代替石璞。江淵大為失望。
後明景帝朱祁鈺想改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太子，但沒有大臣首倡，一直不得其法。當時廣西土官黃為了逃脫殺兄殺侄的死罪，得人指點，上奏請求改立太子，從而獲得了朱祁鈺的歡心，由此被赦免了死罪。當時有人傳說，黃不過是廣西的一個土官，怎麼會懂得這些，一定是受了江淵的指點。甚至傳聞黃的奏疏也是江淵代擬的。這流言如何而起，為何要針對江淵，最終有什麼目的，一直沒有人真正弄清楚。但這流言在京城廣為傳播，雖然無從證實，「人言籍籍，多信其說」，給江淵聲譽名望帶來很大的影響。
直到新科進士丘濬入翰林院後，仰慕江淵詩文才華，才挺身而出，道：「黃奏疏是否由江公代擬，很容易辨別，廣西的紙與京師的紙不同。」於是將黃原奏取來一驗，果然是廣西紙，證明奏疏是黃自廣西所上，這才得以還江淵清白。
但這件事並沒有就此平息。明英宗復辟後，既然以謀立襄王世子的流言殺了于謙、王文，那麼也可以因指點黃的謠言將江淵論罪，江淵遂被充軍。
內閣大學士蕭鎡，字孟勤，同邑[3]人。宣德二年（1427年）進士。宣德八年（1433年），明宣宗朱瞻基命宰相楊溥合選三科進士，拔二十八人為庶吉士，蕭鎡名列第一。史稱蕭鎡「學問該博，文章爾雅，然性猜忌，遇事多退避」。他曾接替李時勉為國子監祭酒，在士子中深孚眾望。
土木堡之變後，明景帝朱祁鈺即位，想廢掉明英宗太子朱見深，改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蕭鎡上書反對道：「無易樹子，霸者所禁，矧天朝乎。」後來朱祁鈺病重，大臣們又準備復立朱見深為太子，蕭鎡卻認為：「既退，不可再也。」就因為這句話，明英宗復辟，蕭鎡也在被清算之列。
較之前四位內閣大學士有所不同的是，商輅未正式步入仕途前已是名震天下的「三元及第」者，是大明立國以來鄉試、會試、殿試三元都是第一的唯一一人。商輅為人侃侃守義，寬厚有容，與群臣關係都不錯。明英宗復位後，最先召內閣大學士高穀和商輅於便殿，溫言安慰，命二人起草《復位詔》。顯然，高穀和商輅勢必繼續得到重用，不在清算之列。
而商輅後來之所以被彈劾與王文朋比為奸、謀主襄王世子為太子，僅僅是因為他在奪門之變後，沒有迎合徐有貞、石亨的意圖。奪門之變後，徐有貞入閣，欲盡攬事權，於是幫助石亨剪除諸閣臣，排斥異己，安插親信。商輅不肯附和，由此引起徐有貞不滿，後來又因為起草赦文一事，進一步惹怒了權臣石亨。
因為皇帝復位，按照慣例要大赦天下，大赦不光包括赦免罪犯，還要免除前朝於民不利的措施。而明景帝剛即位的時候，大敵當前，一切事務都是以軍情為主，所以明軍將帥有不少擾民的措施，之後一直沒有廢除，還演變成將帥謀取私利的特權。按照成法，這些措施都應該在大赦書中被廢除，石亨為了保全自己的特權，特地找商輅商議，讓商輅不要將這些措施列入赦文。商輅很清楚石亨的私心，回答說：「舊制不敢易。」如此一來，石亨很不高興，所以將商輅也列入了清算的名單，關進了監獄。
當年阮浪、王瑤金刀案時，商輅曾勸景帝道：「盧忠病風，無足信，不宜聽妄言，傷大倫。」明景帝朱祁鈺這才沒有繼續追究。明景帝病重時，群臣預備復立太子，推舉商輅執筆寫《復儲疏》。商輅寫道：「陛下是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章皇帝子孫。」「陛下」是指景帝朱祁鈺，「章皇帝子孫」則是指沂王朱見深。聞者無不感動。這就是在奪門之變發生前寫成的那封奏疏，因為當時已經日落西山，所以沒有送入大內，而在當天晚上就發生了奪門之變。
商輅下獄後，上書自訴，說自己主張立沂王朱見深為太子，並沒有謀立襄王世子，有他所擬的《復儲疏》為證。《復儲疏》當時收在禮部，一驗便知分曉。
明英宗朱祁鎮本來器重商輅，便命人取來《復儲疏》，結果讀後勃然大怒，說商輅舞文弄墨，不直接提沂王，而稱「當立章皇帝子孫」，是為取巧。
此刻，商輅性命已是命懸一線。司禮監宦官興安正好在側，不顧自己已經失寵，在一旁抗辯道：「商輅沒有取巧，取巧的是徐有貞！陛下是否還記得，正是這個徐有貞當年倡議南遷。倘若南遷，不知道將陛下置於何地。」
朱祁鎮聽了這話，默然許久，臉色總算緩和了下來，之後只將商輅削職為民。
商輅能保住性命，與興安在明英宗面前的據理力爭有很大關係。而後來朱祁鎮評議有功之臣，石亨等人都加官進爵，只給徐有貞加官，但沒有進爵，可見當時興安的一番話對英宗有相當大的觸動。
興安與金英在永樂年間一道入宮，但金英在宣德、正統兩朝權勢熏天，興安遠遠不及。後明景帝朱祁鈺欲立己子為太子，金英沒有明確贊同，興安則前後奔走，出了大力，由此成為明景帝心腹，並一舉超越了金英的地位。明英宗復辟時，金英早已過世，朱祁鎮雖然殺了景帝眾多心腹宦官，卻還是放過了興安，只將其免職。興安不久即病卒。
受冤而死的還有都督范廣。范廣，遼東人，嗣世職為寧遠衛指揮僉事，性剛果，精騎射，驍勇絕倫。正統十四年（1449年）積功遷至遼東都指揮僉事。土木堡之變後，遷都督僉事，充左副總兵。也先入犯京師，范廣奉命守德勝門，躍馬陷陣，身先士卒，擊退也先，以功遷都督同知。史載范廣「每臨陣，身先士卒，未嘗敗衄。一時諸將盡出其下，最為于謙所信任，以故為儕輩所忌」。范廣對石亨的囂張跋扈一向不滿，二人早有矛盾。奪門之變的主謀之一張軏也與范廣素來不合。石亨和張軏便挾怨報復，誣蔑范廣附于于謙，謀立外藩，遂逮捕入獄，於天順元年（1457年）二月初九被磔於市。
范廣死後，兒子范升充軍廣西，妻女被賜予士兵，備受凌辱。范氏一門遭遇之慘，下不於靖難之役後忠於建文帝朱允炆的方孝孺等人。
張軏還趁機揭發了自己痛恨的楊俊。楊俊是名將楊洪次子，守永寧、懷來的時候，命手下將士不要輕易開門接納明英宗。明英宗回到北京的時候，楊俊則說，「是將為禍本」。結果被張軏揭發，下錦衣衛詔獄死。
功名富貴若常在，漢水亦應西北流。巧合的是，張軏雖然因參與奪門之變立有大功而被封侯，榮華富貴並沒有享得長久。事隔清算不久，張軏便得了暴疾，晚上無法入睡，痛苦了一個多月，終於死去。時人相信因果報應，認為這是范廣、楊俊向張軏索命所致。
還有一些大臣也因為明英宗復位而遭殃，比如土木堡之變後在大殿上率先毆打王振黨羽錦衣衛指揮馬順的王竑。王竑此時已經是左副都御史，先是被降為浙江參政，後又削官為民，送江夏管制。這一方面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老理，另一方面，也側面表達了明英宗依舊不忘王振的複雜心理[4]。
何文淵，由進士擢湖廣道監察御史，歷任刑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吏部尚書等職。明英宗朱祁鎮復位後，何文淵因為當年贊成景帝改立太子，還說了「父有天下傳於子」的話，知道朱祁鎮一定不會放過自己，懼而自殺。
而那位第一次被派去瓦剌迎接明英宗朱祁鎮的李實，因為當年在漠北當面斥責朱祁鎮用人不當、導致土木堡之敗，明英宗復辟後，以李實所著《北使錄》多虛誕將其從理院事除名。天順七年（1463年）九月，李實因微過被逮捕入獄，後經人營救，被釋放為民。
不過，明英宗並不忌諱談及那場導致自己人生命運改變的土木堡之變。他重新當上皇帝後，還下詔土木堡內修建顯忠祠，以祭祀、褒揚土木堡之變中犧牲的將士。相較於明景帝登基後的冷酷、一心只顧固位，明英宗更顯出幾分人情味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