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2年（隆慶六年）7月5日，明隆慶帝明朱載垕病逝。他生前依靠高拱、陳以勤、張居正等大臣的盡力輔佐，實行革弊施新的政策，海內外得到大治，史稱隆慶新政，但後期因沉迷媚藥，服用助興，致使政事荒廢，留給十歲幼帝及其寡母李太后的，是入不敷出的財政，紛爭不已的內閣。
平民出身的李太后，起用張居正輔政，全權委託其代行父母之教，精幹強勢的張居正成立「救火隊長」。他首先籠絡好忠心耿耿的太監馮保，再大刀闊斧地實施改革，神宗才得以安享太平盛世。但是，在這位「救火隊長」死後僅僅一年，神宗就翻臉不認人，保守勢力迅速復辟。張家被抄家充軍，十年改革成果一夜間被否定，正所謂「人亡政息」。難道張居正的新政真的有問題？
按理說，萬曆帝是張居正新政的最大受益者。張居正在財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條鞭法」，總括賦、役，皆以銀繳，"太倉粟可支十年，周寺積金， 至四百餘萬"。軍事上任用戚繼光、李成梁等名將鎮北邊，用凌雲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亂。吏治上實行綜核名實，採取「考成法」考核各級官吏，「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體為之肅然。
而張本人也成為明代唯一生前就被授予太傅、太師的大臣，不過「功高震主」。幼時的萬曆還沒有意識到權力所能帶來的樂趣，隨著年歲增長，享樂的慾望，越來越刺激他要鞏固權力。當權力遭遇危機時，萬曆可能竭力支持改革，暫時抑制貪慾；一旦改革成功，緩解危機後，其內心深處的慾望又開始膨脹，可能促其廢除改革。
其次，張居正的君主觀與萬曆帝的主觀相違背。張居正希望萬曆成為一代為民造福的「聖君」，想融合儒道兩家節制君主以達到君臣共治、君民互利。如他為神宗小時候編寫的啟蒙讀物《帝鑒圖說》中就有「天下可以一人主之，不可以一人治之」等，想通過他律來影響皇帝的自律。
而萬曆帝卻沒能領會太傅的一片苦心，他腦子裡只有「天下是我的，我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再次，張居正改革時，打著「法祖」的旗號，也就是借助祖先威勢推行改革。他所繪製的藍圖，只是在大明開國之初的法制基礎上，對某些法製法規實施改進，以調解矛盾，緩解危機。實際上，這種改革並沒有觸及利益的根本，不可能得到社會各階層的民眾全力支持。如一些文人在書院中講學、發表政見、抨擊時弊成為時尚，這對於專制集權的朝廷，無異於離心之力。萬曆八年，張居正以嚴令拆毀天下書院，禁止講學，消弭閒言浮議，實行思想一統。
張居正在位時，那些豪強權貴攝於權威，不敢造次，一旦他們認為的權威不見了，就會群而攻擊。
此外，張居正失察用人。當然，不能否認，張居正能改革成功，還是他能「籠絡」一批得心應手的人才，不過這些一般都是技術人才，而非政治家。
為打擊豪強，張居正曾大力支持海瑞，但當上首輔後，就將他丟在一旁。對於身邊的兩個副手張四維、申時行，也沒有收為己用，要知道他們可是居六部之上的內閣重臣，主導政務的政治家啊！在張居正死後，兩人相繼掌權，隨即反對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