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被稱為「千古一帝」，實行「慎刑寬法」的清明政治。他在位期間，朝廷每處決一名重囚犯，他都要求「三覆五奏」，並把死刑的終審權收歸中央，以免出現冤假錯案。他還一再告誡大臣們說：「死者不可復生，用法務在寬簡。」從貞觀六年(632年)，他讓近400名死囚犯回家過年的創舉中，我們就可以領略到他對生命的尊重和對犯人的關懷。對犯人尚且如此，那麼對開國功臣和社稷重臣更應當珍惜呵護，但李世民卻多次製造冤假錯案，讓一些有功之臣蒙受不白之冤，不少賢能之士遭受無妄之災。
盛彥師是一員武將，他剿滅李密、平定王世充，是難得的軍事奇才，但如果讓他當勸降的說客，那他可就是門外漢了。徐圓朗叛亂時，李世民有意選派盛彥師為安撫大使，目的是想借助他的威名讓徐圓朗束手就擒，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理想效果。不料盛彥師話還沒說上兩句，就被徐圓朗活捉。
據《舊唐書·盛彥師傳》記載，盛彥師被俘後，面對徐圓朗的威逼利誘，始終大義凜然，表現出了對李世民的耿耿忠心。然而，「賊平，彥師竟以罪賜死」。盛彥師落入敵手，有辱使命，罪過不小，但李世民策略失准，用人不當，其罪更甚。李世民賜死盛彥師，與其說是為了發洩對盛彥師的不滿，倒不如說是為了推脫自身責任，掩蓋自身失誤。
如果說盛彥師被賜死，有其自身過錯的因素，那麼李君羨的死就不可思議了。一句疑神疑鬼的讖語，一道無中生有的讒言，就輕鬆地讓久經沙場、戰功赫赫的李君羨斷送了性命。據《資治通鑒》記載，貞觀初年，一句「唐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讖語，引起了李世民的高度警惕和對大臣們的猜疑。
當他得知李君羨小名叫「五娘子」，其武連郡公、左武衛將軍、玄武門守將等一系列封號官職中皆帶有「武」字，正好與「女主武王」暗合時，李君羨的霉運便接踵而至。
他先是被皇帝「深惡之」，接著被調出京城，不久就被御史彈劾「與妖人交通謀不軌」，最後李世民連審都不審，就下詔「君羨坐誅，籍沒其家」。
厄運來得如此迅速，如此連貫，恐怕李君羨至死也弄不清楚自己怎麼得罪了李世民。
刑部尚書張亮被殺的罪名是「謀反」。因為其為官地相州被人傳言是「形勝之地，不出數年有王者起」，因為有人發現了「有弓長之君當別都」的圖讖，因為他私下裡與幾個江湖術士談論了這些敏感話題，因為其老婆喜歡巫術進而干預政事對他產生了負面影響，所以這位農民出身的凌煙閣功臣成員，很快就被推上了「謀反」的風口浪尖。「謀反」，是皇帝最不願意聽到的字眼，不管是真是假，必欲除之而後快。正當李世民為找不到過硬的證據而焦頭爛額的時候，他突然又聽到張亮私下裡畜養500壯士為義子的事，總算是一個現成的把柄。
於是，李世民就來了個主觀推斷，對侍臣曰：「亮有義兒五百，畜養此輩，將何為也？正欲反耳。」於是，這位當年輔佐李世民爭奪帝位的死黨，這位剛剛從高麗戰場返回長安的滄海道行軍大總管，這位臨死前還在苦苦哀求寬大處理的刑部尚書，被「下詔處斬，籍沒其家」。
能夠得到李世民高度評價的人不多，除了「鏡子」魏征，就應該是「性最堅貞」的劉洎了。因為劉洎忠於職守，敢於直諫，有能力，有忠心，所以李世民在遠征高句麗時，才把輔佐太子監國的重任放心地交給他。貞觀十九年，遠征高句麗歸來的唐太宗，聽信了褚遂良讒言，在沒有充分調查研究的情況上，草率地把劉洎給殺了。
據《資治通鑒》記載，唐太宗出征高句麗時得了「癰疽」，劉洎聽到消息後，憂心忡忡，曾和同僚們說了八個字：「疾勢如此，聖躬可憂！」這本是一句憂國憂君的肺腑之言，但被進讒者傳到唐太宗的耳朵裡，卻完全變了味：「(劉)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宮廷中最敏感的字眼除了「謀反」，就是「傳位」了。進讒者十分瞭解李世民的「心病」，在接班人問題上大肆進讒，皇帝因此才會失去理智，龍顏震怒。唐太宗二話不說，即刻下詔：「(劉)洎與人竊議，窺窬萬一，謀執朝衡，自處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賜自盡。」
唐太宗李世民一面倡導「寬大安撫」，實行開明統治，體現人文關懷;一面本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猜忌心理，對大臣動輒問罪，輕則貶黜，重則殺戮。李世民是一位賢明的皇帝，更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在他看來，沒有什麼能比政局穩定更為重要。平庸之人犯了錯誤，他可以不予追究，一笑而過，但位高權重的臣屬尤其是功臣，哪怕有一點點捕風捉影的風吹草動，只要有可能威脅到自身利益和皇家利益，他都會興師動眾，殺氣騰騰。尤其是到了貞觀中後期，隨著「隋亡為戒」歷史教訓的逐漸淡忘，隨著驕傲自滿情緒的不斷滋長，封建帝王的專制本能越來越多地在李世民身上體現出來。難怪岑文本被唐太宗任命為中書令後，不僅高興不起來，反而面露憂色。母親問他為什麼，他說：「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親朋好友前來道賀，他正色道：「今受吊，不受賀也。」寥寥數語道出了他對「伴君如伴虎」這句至理名言的深刻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