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儒家「九言價值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影響，自古以來，中國文人有個「通病」，那就是熱心政治。即便「在野」，對政治的熱情亦絲毫不減。
如何看待在野文人的「政治言論」？
在不開明的皇帝看來，那是「妖言惑眾」，而在開明的皇帝看來，那不就是「發牢騷」。
文人為什麼喜歡發牢騷？發牢騷的文人到底都是些什麼人？
眾所周知，宋朝是處理「朝廷與文人」關係最好年代，除了「重文輕武」的「既定國策」，這還與趙氏皇帝「懂文人心」相關。尤其宋仁宗趙禎，對付牢騷文人很有心得。他知道文人為何牢騷，也知道如何「不動刀槍」擺平牢騷文人。
下面這個歷史故事很是有名：
宋仁宗年間，四川有個讀書人，參加科舉考試屢試不中，為洩胸中鬱悶，獻詩給成都太守，主張「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認為這是明目張膽地煽動造反，把他綁送京城。按照歷朝歷代律條，即使不按「大逆」嚴懲，起碼也得按「妖言惑眾」治罪，不料宋仁宗卻說：「這是老秀才急於要做官，寫一首詩洩洩憤，怎能治罪呢？不如給他個官」。不但沒治他的罪，反而授其為「司戶參軍」。
這個老秀才的故事後來沒了下文，我想他多半是由「牢騷滿腹」的「酸文人」變成「殫精竭慮」的「忠臣」了。皇帝賞他的「司戶參軍」是個多大官？是州官下面分管戶籍的，相當於今天的處級幹部。一個小小「處長」，就讓老秀才閉上了嘴。
一個徒有文化卻沒錢沒刀槍的弱勢群體，發發牢騷能翻什麼天？宋仁宗眼光銳利，讓牢騷文人「皆入吾彀中」，為自己所用，發揮「正能量」，不能不稱之為高明之舉。在一個有著上千年歷史的官本位國家，文人的政治覺悟並沒有「天下為公」那麼高，但就實現個人價值而言，「達則兼濟天下」也是大多數傳統文人心態。關心政治，對朝政發發牢騷，終究是為「入仕」者居多。只有當不成官時，牢騷才會越來越盛。所謂發牢騷其實就是「變相上書」，是科舉不第者的最後一顆救命稻草。
宋仁宗這樣處理「牢騷文人」之所以留下了佳話，主要是因為歷代皇帝大都不這麼幹。他們對「牢騷文人」一般多採取「文字獄」震懾手段。我想這大概有兩個原因，一來官位沒有那麼多，誰發牢騷賞誰官「賞不起」，充其量只能解決個案;二來「文字獄」面廣影響大，可起到殺雞儆猴、「掌嘴天下文人」奇效，且一勞永逸，「一次性解決問題」。
在盛讚宋仁宗之功時，如果我們跳出歷史局限，應該看到「賞官」與「掌嘴」哪種政策對付「牢騷文人」並無本質區別，他們的目的殊途同歸——利於皇家統治。即便宋朝立下不殺文人的「誓碑」，主要也是出於「便於統治」考慮，文人的蜜月時代並不是由於文人強大後所創造出來的，而完全出於皇帝的喜好。才子的小命還是不在自己手中，可殺不可殺，仍然全在皇帝的一句話！
因而，宋仁宗的故事與其說是啟示統治者的，不如說給中國傳統文人的啟示善莫大焉：對只有依附地主才能生存的群體而言，初衷只在「老爺您的衣服壞了」，關心國是的手段也只有「發牢騷」，那麼，「老爺們」批下來的「官位」與「耳光」殊難把握，抑或劈頭蓋臉一同下來——「胡蘿蔔加大棒」，向來都諭示著一個特殊弱勢群體被「老爺」玩於股掌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