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人們探討華夏文明衰落，中國與西方拉開差距，一般大多指向19世紀晚清時期。然而，如果你發現一個大廈將傾，那首先不是居住者的事，而是建築者的事。
都說華夏文明毀於滿清之手，我以為那只是雪上加霜。清朝統治者比明朝沒落，這是不爭的事實。但這不證明明朝就是進步的。有人拿清朝和明朝相比，認為明朝比清朝文明程度高一些，但我卻認為這種比較意義不大。漢承秦制，清承明制，從政體到政教，清朝是明朝的加強版，除了統治者的變化與民族壓迫，從文明的本質而言，明清兩代其實沒有本質區別。
所以，要追溯中國與西方拉開差距，不能從晚清算起，而是要以明朝復國為端。可以說，朱元璋雖然實現了華夏復國，但沒有實現華夏文明的復興。終明276年，華夏文明從政治到文化，不進反退。
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們可以舉兩個例子。朱元璋時期，華夏文明中有兩個獨特的「發明」，被發揚光大。但包括近鄰日本在內的全世界是不學的，什麼發明？那就是「閹割」與「纏足」。這兩項「文明」，一個是讓男人「去勢」，另一個是讓女人「去步」，這世界就雌雄兩種人，一個令其繁殖不能，另一個使其行動不便，從而組成了最統治者放心的「准人類」族群。
而這兩個「准人類」族群，在明朝最為興旺。
關於纏足起源中國哪朝，有言隋唐，有人北宋，說法不一。但興旺時代，卻舉世公認為大明王朝。明朝之前，纏足只是一些貴族「圈子裡遊戲」，但到了明朝，社會各階層的女子，不論貧富貴賤，都紛紛纏足，「三寸金蓮」頓成蔓延全國之風。朱元璋在位時、洪武十六年頒布的《袞冕制度》，「命婦複雜繁盛冠飾和纏足」，被現代學者指出是「束縛女權、壓迫女性」的心態所致。
如果說女人行動不便便好壓迫，那麼男人怎麼「變異」才能令朱家坐穩江山呢？這就要涉及如何大力弘揚「閹割術」了。繼創造「小腳世界」之後，明朝又著力打造了「太監盛世」，關於這個，前面我們講了不再贅述，在此只是要強調一點，自朱元璋將皇權推上頂峰後，全國出現有形的太監十幾萬，無形的太監幾千萬。明朝統治中國276年，此間太監對中國的政治影響不僅是負面的，而且還直接影響到整個華夏民族性格。明朝文人士大夫，除了個別死烈之士，大都是去了勢的精神太監。
比如明世宗嘉靖年間，有個才子叫丁士美，中了狀元後，寫出一篇謝恩表，辭藻華麗，文采飛揚，但卻沒有一點真知灼見，通篇都是拍昏君的馬屁，就像一隻寵物狗向主人搖尾乞憐。
這就是明朝官員大腦常態。
如果給大明王朝總結國家性格，兩個字再貼切不過：保守。
明中國中後期，封建官僚制度的兩大不治之症愈演愈烈。哪兩大不治之症？那就是：「守舊」與「腐敗」。
當然，歷代王朝都或多或少擁有這兩大病症，但明朝卻史無前例地加劇了。
明朝政府官員效率低下，學界除了複寫四書五經外，很難接受任何新的東西。並且，科舉考試也出現嚴重退化。從明朝科考的卷宗看，再難出現唐宋才子那般流傳後世的佳作。明朝才子們的所謂知識，實際只是儒家經典的一個複寫。
在朝的保守，在野的也不開明。明朝的造反者李自成、張獻忠，其政治素養不及隋唐十八路反王，其政治訴求甚至不抵宋朝的鍾相楊，鍾相楊尚能喊出「能貴賤均貧富」這樣彪炳史冊的口號，而李自成、張獻忠卻只能喊出粗鄙口號「吃他娘、喝他娘，闖王來了不納糧」，重複的是強盜邏輯。他們反抗統治者的目的，就是為了自己成為統治者，他們從來都不是為新世界而戰，因為他們沒有政治信仰，亦無政治制度更新之想像力，不過是「權力的擊鼓傳花遊戲」。如此，即便他們坐穩了皇位，百姓還是擺脫不了受奴役的命運，甚至要面臨著一個更糟糕的強盜世界。整個民族陷入內耗、退化的深淵而在劫難逃。
大明亡國後，有一個叫朱之瑜流亡日本，他總結了明亡的歷史教訓，寫下了著名的《中原陽九述略》。認為明亡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政治腐敗，二是學術虛偽。
「中國之有逆虜之難，貽羞萬世，固逆虜之負恩，亦中國士大夫之自取也。語日：『木必朽而後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
這句話說明，明朝是個虛偽而腐敗的世道，而這個世道無疑是太祖朱元璋奠定。明朝以後，清兵入關，中國近代百年恥辱，都與朱元璋所奠定「小腳世界」及「太監盛世」有關，可以說，中國與西方拉開距離，始作俑者就把皇權推上頂峰的朱元璋。他的皇權更集中了，但華夏文明和整個中國卻失去了活力，集體向後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