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危機中面臨失業的吉姆，希望我在德國做個秘書之類的工作能有收入，而我卻想做學術研究。心情鬱悶的我，拿了我們兩個人共同賬戶裡的1500美元，獨自去了美國旅行。從美國回來，我就看到客廳餐桌上吉姆單獨起草的分居協議書。
我是愛吉姆，還是愛吉姆會彈鋼琴，還是愛有很多人會彈鋼琴的德國，我對此一直很迷惑。儘管迷惑我還是嫁給了吉姆，既然嫁了就想將婚姻進行到底。然而，德國的選舉之夜徹底改變了我的一生……
跨國婚姻中的壓抑與鴻溝
我嫁過吉姆，即使一切曾經近乎完美，但我們還是離婚了，離婚的時候我們都還年輕，按說離了婚也就不用想了。
但是我想，我不能不想，因為我嫁給了吉姆，不僅僅是嫁給了一個人，我以為自己也嫁給了一個家庭，一個我很喜歡的、在異國他鄉給我溫暖給我歸宿感的文化大家庭，我以為自己也嫁給了一個國家，一個我很嚮往也很在乎的國家。
一個年輕的女子，在她懷著夢想來到一個她崇尚的國家，又獲得一個大家庭的接受，該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呢？那是一種不再漂泊的感覺，一種被接納、被認可的感覺，一種不再孤獨的感覺，一種能落地生根的感覺，一種幸福的感覺，這種種感覺都促使我想做一個好妻子、一個好媳婦、一個有出息的人。在一個我降落到這個國家的土地上才從零開始學習其語言的國家，我要付出雙倍的努力才能成功，我馬上就要成功了，但是我的婚姻破裂了。
和吉姆曾經近乎完滿的戀愛和婚姻生活，對於我來說，卻總有跨越不了的鴻溝和解脫不了的壓抑！
和吉姆戀愛之初，他的父母先來看過我了，我一定要去吉姆家回禮的。為了帶一點特色禮物，去吉姆家的當天，我和女朋友欣去法蘭克福市遠郊宋總的餐館，取新出爐的烤鴨和烤雞。車要坐好遠，來回長途票很貴，忽然我很捨不得買，只買了張短途的，偏偏查票的人來了，將我和欣帶下車詢問。我又羞愧又懊惱，就撒謊說：「我們是學生，去那裡打工，車來了我們一緊張就買錯了票。」查票員猶豫地看著兩個中國女孩，最後沒有罰我們。在德國，如果乘車不買票，哪怕買錯了，罰款當時是60馬克，相當於人民幣300元，也相當於我出國前3個月的工資。後來吉姆全家吃烤雞、烤鴨，吃得很香，不斷地誇我送的禮物好，我卻一塊也吃不下，覺得很羞恥，堂堂一個中國名校畢業的大學生到德國坐車不買全票，還被逮著了。
這種羞恥和羞愧有多大？持續多久？對於我來說，它持續終生，在我後來的人生中，我很多次吃烤鴨或者坐地鐵的時候都會想起當年的窘迫。在心底的深處，我知道自己只是為了所愛的人、所愛的人的家人去取那些烤鴨、烤雞，只有愛的安慰能讓我稍稍為自己的行為開脫。我學著放鬆自己，甚至覺得自己做了件瀟灑的事，問題出在我不是在輕喜劇的熏陶中，而是在接受莎士比亞的悲劇和崇高中成長了，我不能百分之百說服自己。
我和吉姆很少吵架，大半我記不得原因，記不得原因就意味著爭吵也不厲害。吉姆知道撫慰我的靈丹妙藥就是去買一束花出現在我面前，有一次週日吵嘴，吉姆又跑出去了，我納悶週日商店都關門了，吉姆去哪兒買花。不一會兒吉姆衝進門來，單腿跪在我面前，得意地哼著貝多芬《命運交響曲》的開端：咪咪咪哆……一束花魔術般地出現在我眼前，吉姆笑嘻嘻地告訴我，他是跑步到火車站買的。週日只有火車站的花店還是營業的，這個連我自己也沒有想到，我驚喜地連忙擦去眼中的淚水想看真切，然後破涕為笑。
結婚前有一次我們兩個人吵得不可開交，我非常傷心，而且讓我刻骨銘心，吉姆買花送花也絕對化解不了。爭吵的原因我也記不清了，只是吵著吵著就嚴重了，吉姆說我和他在一起是想有一天和他結婚，然後獲得德國的居留權。我垂頭落淚，然後硬起心腸反擊：「如果不是因為哲學，我根本就不來德國，如果我來德國沒有碰到你，我根本就沒想留在德國，我原本以為我到德國不出兩年就會去美國，我的大學同學都去美國了。退一萬步說，我聰明又智慧，為什麼我就不能在德國留下來？為什麼德國要拒絕我？而你，儘管你是一個德國人，可是你的工作不夠出色。」我這下可戳著了吉姆的痛處，吉姆愛他的工作，他工作非常認真，他希望能夠勝任一份專業工作，使他獲得社會的認同和家人的認可。吉姆大哭，仰面倒在床上，大眼睛瞪著天花板大叫：梅，你故意傷害我，你故意傷害我。當垂頭落淚的我抬頭看見仰面而哭的吉姆時，我很驚訝德國人怎麼仰面大哭，傷心的中國人不是掩面抽泣嗎？
我在中國是學業和工作能力都非常強的人，到了德國我雖然沒有正式工作過，但是我做學生時在德國大公司做秘書和助手的兼職工作都很受同事和老闆尊重。因為我在秘書和助手的工作崗位上也奉獻我的文化與創意。1993年暑假，我到德國著名的製藥公司邁茲（Merz）公司工作，該公司的口服美容補品的一句廣告語傳遍全德國：真正的美發自內在。在這個公司我的打工待遇是：每小時工資22馬克（當時合人民幣約120元），後漲為24馬克，另帶休假和加班工資。我暑假在該公司工作10周，夠我做學生一年的開銷。在邁茲公司工作時，我的部門老闆是迪爾（Dill）博士，他是個經驗豐富的長者，迪爾博士有一個長長的大客戶名單，上面記錄著每個人的生日，他每年不發送慣常的聖誕賀卡，但是送生日祝福。迪爾博士每年都費心構思獨特的生日祝福。我在他那兒工作時，曾給他提建議：中國的孔聖人有一段話，『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您的朋友所有年齡段上的都有，對照中國孔聖人的話，他們一定會各有各的體會。無論是哪個年齡段的人，中國的聖人都主張『吾日三省吾身』。在工作緊張的社會裡，如果我們還能夠每日三省吾身，那一定對身心都有好處。」迪爾博士對我的建議仔細聆聽，詳盡詢問，把中國孔聖人的話錄入他那年的生日祝福詞中，依次發給他的兩百多個大客戶。而迪爾博士自己擬寫的前一年的生日賀詞中的一句話也給我很大的啟發：親愛的朋友，你一定很需要獲得認可……那時，在我的觀念中，犯了錯誤很難馬上口頭認錯，有了成績也不好意思直接請求別人的認可。若干年後，我從德國回到國內，收到很多求職信，我很驚訝，年輕人都很不吝嗇推銷自己，求職信上都瀟灑地寫著：相信我，我一定能勝任；給我一個平台，我將大展宏圖。這樣的話很輕易就說出口。這些年輕人工作中出現了錯誤，口頭認錯非常輕鬆，「請相信我，下次不會發生了」，而下次再犯錯這些年輕人也還是很輕鬆。
我有一段時間感到自己在國外確實落伍了，別人對自己的認可和自己對別人的認可對於人生是多麼重要，用適當的語言表達自己是有必要的，但是該怎樣積澱自己，讓自己不輕易跟從廣告式的語言呢？
我從小到大學習和工作都是如魚得水。和吉姆一起生活，我每天都聽吉姆下班嘮叨工作上的事情，雖然吉姆大部分時候是在笑話和不滿老闆或者同事，我卻能判斷出吉姆的工作能力、處事方法都有些問題。對於自己的丈夫，我只能好言相勸，或者和丈夫一起笑話老闆和他的同事。我不能完全判斷德國公司，更不願傷害打擊丈夫。
但是現在吉姆如此地刺痛了我，我就開始無情地刺痛吉姆。
我刺痛吉姆，有關吉姆工作的成就問題後來長時間伴隨著吉姆。
吉姆刺痛我，有關愛情與居留的問題成為我們日後分手的隱患。
要結婚了，我和吉姆走在森林中，空氣清新，我的心中充滿了愛和感激：「吉姆，你媽媽對我多好，結婚後，我就叫她媽媽。」我感激地想著未來的婆婆，吉姆的回答卻給了我一計悶棍：
「你怎麼叫她媽媽，她已經有4個孩子叫她媽了。」
我暗自傷心，問：「那我怎麼叫啊？」
「就繼續叫她名字好了。」吉姆很自然地回答。
「卡琳？」我該叫我的婆婆卡琳！吉姆讓我這麼叫，我無奈透頂。初到吉姆家的時候，我覺得，按中國的習俗我應該叫吉姆的媽媽為阿姨，可德國沒有阿姨這一說，吉姆說德國就叫名字啊。於是我拿腔拿調地就叫吉姆的媽媽卡琳，剛開始有點彆扭，叫久了又有點西化的洋氣，還有點西化的輕鬆，但是我的內心深處總是有點不是滋味。現在要結婚了，吉姆讓我結婚後仍然直呼婆婆的名字，而且是對我心裡真的很愛的婆婆。
「結婚後，你也準備直呼我父母的名字嗎？」我心情沮喪地問吉姆，吉姆反問我他該怎麼叫。此時我卻不再願意跟吉姆多說，按中國的習俗吉姆該叫我的父母「爸爸媽媽」，我心想：人家既然不稀罕我叫他的父母「爸爸媽媽」，我幹嗎窮攀呢？
結婚那天，吉姆和我一起往中國打電話，吉姆激動地跟著我大叫我的父母「爸爸媽媽」，叫得我心裡五味雜陳。但是，結婚後我每叫婆婆一聲「卡琳」，都感覺很羞愧，對婆婆不夠尊重。
結婚那天，我感到很幸福，植物園中的大樹，把所有的笑聲和祝福都映襯成綠色。綠色，象徵著無邊的憧憬、無邊的希望。
但是面對這幸福，我仍然有一縷揮之不去的鄉愁。
我的父母沒有來參加我的婚禮，我壓根沒有提出讓自己的父母來，很麻煩，要辦簽證，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要花一大筆錢，我沒有那麼多錢。我的婆婆對我說：在德國，婚禮都是女方辦的，梅，我們愛你像愛女兒一樣，我們都給辦了。這樣的情況，我怎麼還能提出邀請我父母來呢？
很幸福，但是總有那麼一絲壓抑擺脫不了。吉姆的父親我的公公說，感謝我的父母生養了我這樣一位聰明有教養的女兒，向我的父母敬一杯酒——隔著數萬公里。我自己其實並沒有太想著父母的養育之恩，小時候過生日有媽媽做的荷包蛋面，雖然沒有包裝漂亮的禮物，但是有時候有新衣服，現在啥也沒有了。我不滿意有了電話之後，父母也迷上時尚玩意兒，連信也不給我寫了。父親的信、父親的家訓、父親的書法、父親的文筆，都曾經是我的精神支柱，現在看來父親對放棄寫信並沒有惋惜，他更願意輕鬆地接我的電話了。在電話裡，他一句話總是會重複好幾遍，卻不可能吟誦詩詞了。中國往德國打國際長途很貴，父母不打，希望我打，不僅父母希望我打，國內的親戚都希望我打電話，因為來自大洋彼岸德國的電話是令人激動和值得炫耀的事情。我一個人孤獨地在德國生活，我感覺從父母那兒、從家人那兒都得不到什麼安慰了，我慶幸自己在德國有吉姆和吉姆一家，當然我這種對父母和親人的失望也是絕對不能對吉姆和吉姆一家說的，我要這個面子，要這個自尊，我還必須讓吉姆對我父母好些。這一切我都只能一個人孤獨地支撐著。算了，就獨自一人嫁給吉姆了，嫁給德國了，父母不用來了，來了只會添麻煩，我也不在意父母是否能來參加我的婚禮了。但是夜深人靜的時候，總有一種失落和壓抑，擺脫不了，揮之不去。
如果我和吉姆有一個孩子，那我在德國就真的落地生根了。但是談到要孩子，我沒有想到吉姆一句話就讓我傷心不已。
吉姆個子一米八五，臉型標緻，我夢想和他生個漂亮的孩子。吉姆咧著嘴，說玩笑也玩笑，說認真也認真：「什麼，生孩子，像你那樣的瞇瞇眼？」我的自尊心大受打擊，跑到婆婆那兒告狀，卡琳教育吉姆：「怎麼這麼傻啊，你和梅生的孩子一定是最聰明最漂亮的，遠交是優勢啊。」吉姆的大眼睛滴溜溜一轉：「嗯，媽媽你說得對。還有一個優勢，梅很健康，她每項運動都好，滑雪一下就學會了，比所有德國女孩都快。」
我盯著吉姆的大眼睛卻想：我在中國已經被認為是雙眼皮、大眼睛，而且是深邃的大眼睛，吉姆就沒有體會到他妻子深邃的大眼睛的智慧嗎？滑雪的時候他的妻子不僅學得最快，連出租滑雪板的地方都給免費了，集體做遊戲時，他的妻子的中國小魔術讓所有的德國男士都看傻眼了，參加玩牌盤盤贏，把一個德國女士都氣跑了，吉姆不是很為他的妻子驕傲嗎？為什麼到頭來吉姆還是認為我的眼睛小、很奇怪呢？和我生個孩子就會很搞笑嗎？
為什麼我就認為吉姆的大眼睛那麼好看？為什麼吉姆就認為我的小眼睛不夠好看？從那以後，我開始用挑剔的眼光看吉姆的眼睛，我開始覺得吉姆的眼睛大卻不聚光，更談不上深邃。
吉姆的失業危機
既然吉姆和我吵架也搬出了德國居留問題，我也就開始挑剔吉姆的智商不夠聰明絕頂。
1994年底，德國經濟滑坡，失業率大大提高，吉姆也被調離霍爾茲曼總部。他有兩個選擇，去原東德城市萊比錫或者德國首都柏林。「只能去柏林，吉姆，你的太太是首都人，我是從中國北京來的，我習慣了都市生活。」在德國生活我已經連金融城市法蘭克福都嫌小了，吉姆成全了他的妻子，我們共同搬到了柏林，住進了一層別墅，房租不低，因為東西德統一後，德國已經全民公決遷都柏林，全德國的人都在議論遷都要花很多錢。是啊，遷都是很昂貴的。為了吉姆和我「遷都」，婆婆卡琳每個月匯500馬克「支持遷都費」到吉姆的賬號。沒有想到，首都柏林在文化生活方面讓我和吉姆百分之百滿意，但是吉姆到柏林後，工作就再也沒有一天順心的日子。壓力越來越大，每天他早上六點準時起床，六點半準時出門，晚上八九點回家。週一到週五，像在法蘭克福一樣我們每天共進晚餐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這段時間我用德文寫完了博士論文，又用中文開始寫一本專著，我夢想建立一個中德文化比較研究所。相愛、相戀、結婚的數年裡，吉姆相當喜歡我的文化夢想，對自己的妻子撰寫博士論文、寫專著、在家裡畫中國山水花鳥，吉姆內心很欣賞，在同事、家人、朋友面前總是以自己的妻子為傲。如今經濟危機發生了，吉姆勸我放棄所學的找不到工作的藝術專業，去做職業培訓，然後做一名高級秘書，因為吉姆的姨媽在柏林就是一家大公司的老總秘書，穿著入時，辦事幹練，生活收入都很不錯。吉姆覺得，我幹這樣的工作也一定會得心應手，我在德國大公司兼職時就很受老闆的賞識。吉姆有不少銀行存款，德國銀行的這種存款表，上面提問如果存款人死亡誰繼承，吉姆在第一繼承人欄裡全都端端正正地填著我的名字，我第一次看到這些表格時心裡真不是滋味。如今，吉姆常把這些表翻來翻去，他時不時神經兮兮地對我說：「梅，我把銀行的錢和我能得到的遺產都算過了，如果失業，我就騎車去全世界旅遊，我的錢剛夠我一個人生活和旅遊，我養不活你了。」面臨學業結束，我在德國突然感覺看不到前途，吉姆卻毫不忌諱地對我說：「忘記你的北京大學吧，你很聰明，你在德國做一個總經理秘書也是很好的啊。」
中國名牌大學的研究生，到德國以最優秀成績獲得了博士學位，就只能做個總經理秘書嗎？
我絕不願在德國做個秘書。
我和吉姆的隔閡一下增大了，生活變得很尖銳。
會七門流利的外語、工作勤奮，但是專業能力不是很強的吉姆在經濟危機的時候將面臨什麼呢？
德國當時最大最著名的建築公司霍爾茲曼要開始大幅度裁員了，吉姆的工作難保了。來柏林不到一年，吉姆承受不了可能即將被裁掉的壓力，和公司協議提前跳槽到另外一家稍微小一點的建築公司工作了。果然，1999年到2000年之間，時任德國總理的施羅德先生組織了22億歐元，以挽救這個有著150年歷史、在全球擁有2萬僱員的建築集團（Philipp Holzmann），但是回天無力，該公司仍舊和其他德國大型企業一樣，在施羅德政府時期破產倒閉。吉姆提前跳槽到另一家建築公司，從一位辦公室工作人員變為施工工程師，親自上工地。第一個項目的工地就是在柏林市中心最著名的大街勃蘭登堡門菩提樹下大街，在一棟歷史保護的老建築裡。我戴上安全帽，跑到丈夫的施工地表示支持，吉姆詳細地給我介紹這棟國家文物老建築，外部牆面全面保留，裡面全部現代化。許多年後，每次路過那棟經過全面改造後外表保留原貌，內部結構全部現代化的大樓，我總是充滿感情，覺得就是自己的丈夫一手負責施工的。但現實卻很殘酷，吉姆是一介書生，曾在霍爾茲曼總部辦公室工作三年多，在競爭不那麼激烈的年代，他能比較好地勝任辦公室工作。但是吉姆根本沒有施工經驗，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一切都很緊張。沒過多久，吉姆就感覺到工作的壓力及和上司相處難以承受，吉姆解決這種壓力的辦法是：別的同事一般不願到外地工作，而他認為為了工作，世界上任何地方他都可以去，而公司的確在世界各地都有工地。我強烈反對：「吉姆，歌劇《漂泊的荷蘭人》我們都喜歡。但是生活不是歌劇，我是中國人，我以為到德國學兩年哲學我就會去美國，沒想到光德語就學了兩年才過關，5年才拿到博士學位，我上學上夠了。如果你去另外一個城市，我們就分居了，如果你去西班牙、意大利，我就又要學西班牙語、意大利語，我不想學了，我想穩定，想去工作，想要孩子，想要一個完完整整、安安定定的家，我不想再漂泊。」
但是吉姆不管不顧了。他不和我商量就主動讓公司把他派到另一個城市工作去了，兩三周回家一次。他像個大孩子，每次回柏林都背著大大的旅行包，裡面是他換洗的衣服，他寧願背著大旅行包倒火車、倒飛機，也要把這些衣物拿回家來讓他的妻子洗。每次下火車或者下飛機，他的表情都讓我心動，他四處張望，以為他的妻子沒有來接他，臉上充滿失落和困惑，最後，他總能看見我拿著一支黃玫瑰在等他，那時他總是極大地滿足，每次都喜出望外，有點羞怯地緊緊抱住我，無數的吻不止一次把我的耳環都吻掉在地上，然後兩個人又雙雙趴在地上找耳環。分離讓吉姆重新陷入了愛情，情意綿綿中吉姆會溫柔地請求：「梅、梅，我不僅想和你在一起，而且還想和你一起生孩子，我們的孩子。我們要有個大大的家。」
大大的家，兩三個孩子，這也是我的夢想。可惜現實不一樣，隔三岔五情意綿綿的週末不能代替長久分離的思念和寂寞。在遙遠的城市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吉姆又和上司關係緊張起來，即使週末回柏林和我相聚也情緒不佳，分離和看不到生活的前途讓兩個人開始變得陌生了。
分居後重歸於好
1996年的聖誕和1997年的新年，吉姆決定去潛水兩周，他覺得那是最能讓他釋放壓力和放鬆的最好運動，特殊時期的我變得很敏感，我極力反對：「你不要去做荷西，你不要去做荷西。」我曾給吉姆講過三毛與荷西的故事，吉姆覺得中國女孩真是太大驚小怪了。我不願跟著吉姆去潛水，好像吉姆就是荷西，好像噩耗就要臨頭。我第一次沒有和吉姆一起去度假，而是獨自一人逃往美國，花掉了家庭存折上的1500美金，那是我和吉姆共同生活幾年，我第一次單獨花家庭存折上的錢。家庭存折是吉姆和我結婚後開的戶，上面是我和吉姆兩個人的名字，由於結婚後我不打工了，沒有收入，所以上面的收入全是吉姆的工資。我一直是吉姆心目中最節省的妻子，每月從家庭存折上取出用於家庭開銷的錢很少，少得幾乎要成為吉姆和婆婆的笑料，但那是在生活和工作寬鬆的日子，經濟危機的時候吉姆自身難保，他掙的每一個馬克除了和我一起花，他想的就是失業了怎麼辦！我從美國回來，見到的是吉姆勃然大怒的臉和吉姆擺在桌子上草擬好的分居協議，他說他認為我不是一個好妻子了，按照德國法律，夫妻必須分居一年以上才可以離婚，所以他要先開始和我分居，然後再考慮是否和我離婚。我心裡哆嗦害怕，但是也不哭喊乞憐，傲氣的我咬著牙在分居協議上簽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