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23日，兒子出生。
2000年，新千年開始。
這一年，我像一條不知疲倦的龍，舞動了一年。到年底，人生中我第一次為自己和兒子掙下了一小桶金。沒想到，命運同時卻砸下了另一份賬單，一份我不得不終生為之買單的賬單：直腸癌晚期、淋巴轉移、肝臟上佈滿小腫瘤。
2000年聖誕夜，整棟醫院大樓只剩下剛做完手術不能回家的我和對面病房一位瀕臨死亡的老太太，我躺在死一般寂靜的醫院。
聖誕節清晨，老太太的先生過來告訴我：他的太太在聖誕夜隨上帝走了。
恐懼向我襲來，我能夠走出這間病房回家嗎？我能夠走出癌症嗎？
堅強的韋伯太太
2000年聖誕節清晨，我身上插滿各種輸液管，緩慢艱難地環視病房。我多少次夢想過白色聖誕節啊！白色病房，白色病床，窗外綠色的塔松上掛滿一層一層白色的雪，整個樓道也是白色的，現在就只剩下我一個病人了。我的身體靜極了，心靜極了，連自己是否呼吸也意識不到了。如果不是突然病了，36歲的我36年來從來不會這麼靜，我一直都在激情地活著，又一直都被動，其實生命就是因為被動而想改變被動，所以才會激情地尋求改變，這被稱為奮鬥。我36年來的奮鬥還算頗有成效，令人羨慕。從上小學開始，我學習成績全校第一，但是由於父母出身不好，我戴不上紅小兵袖章，跟父母哭鼻子，覺得自己窩囊被動，這種被動促使我繼續奮鬥。中學學習繼續全校第一，高考上了北京的著名大學，我很激動，但那個年月父母已經受夠了批鬥，怕我學文科今後弄筆桿子也挨鬥，就讓我學理科，我考上了著名大學但學不了自己想學的專業，又被動。持續的被動促使我持續地奮鬥，考研究生終於學了自己喜歡的專業。研究生畢業後我又出國留學了，但是出了國我發現自己失去了驕傲，幾乎成了二等公民，又被動了，被動了還得繼續奮鬥，於是我以最優的成績拿到了德國的博士學位。但是在德國找不到工作仍然還是被動，有了和德國白馬王子的浪漫愛情我感動又激動，在愛情與婚姻的關係中我發現自己的家庭貧窮，我又被動了。
在被動中必須奮鬥，而且我還有激情安分不下來，這是命運讓我和德國丈夫離婚的一個原因。我隻身來德國求學，在德國沒有一個親人，後來嫁給了吉姆，有了吉姆和吉姆一家人。然而，我後來又和吉姆離婚了，法律上我在德國又孤身一人了。
我的病房是兩個人一間的，和76歲的韋伯太太共用。聖誕節前，韋伯太太被兒女們接回家了。聖誕節過去了，我的室友韋伯太太又回到了病房。
手術後，我被推進單間重病室裡觀察了3天，情況穩定了，被安排到兩個人一間的普通病房。被推進門時，我和韋伯太太互致問候，一兩天後我們熟悉起來，開始聊天。韋伯太太有白裡透紅的皮膚、銀白色的頭髮、圓臉圓眼睛，很和氣。沒想到老太太的生活經歷成了我和她每天聊天的話題。聖誕節前，每天都有朋友來看我，沒人來看韋伯太太，我問韋伯太太有沒有孩子。她笑起來，掰著手指數給我聽：「我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兒子56歲了。我的3個孩子都結婚早，孫子、孫女也有幾個結婚早，如今我有8個孫子、孫女，9個重孫子、重孫女。」
「他們為什麼不來看您？」我納悶地問。
「平時他們要上班，週末我的兒子、女兒會來看我的。」韋伯太太一臉的平和與知足。
「孫子、重孫子不來嗎？」我開始想像韋伯太太那兒孫繞膝的幸福樣子。可韋伯太太連連擺手：「孫子們就不讓他們來了，太多了，他們有他們的生活。」
「您的丈夫呢？」我猶豫了很久，還是忍不住問道，因為我怕76歲的韋伯太太的丈夫可能已經過世了，提起來她會傷心。
「我10年前離婚了，現在一個人生活。」韋伯太太毫不遲疑地回答我，並繼續說，「我那離婚的丈夫，他後來發生了一起車禍，如今生活在養老院裡。」我一下子愣住了。過了一會兒，我忍不住好奇和不解，又鼓起勇氣問：「韋伯太太，您有這麼多的孩子、孫子和重孫子、重孫女，多好啊，在中國叫四世同堂，是天大的福氣，為什麼要離婚呢？」
韋伯太太毫不避諱，她給我講開了：「我這離婚的丈夫並不是我孩子們的父親，我20歲就生了第一個孩子，接著又來了第二個、第三個孩子，可是孩子的父親離開了，他離開時最小的孩子才一歲半。」
「為什麼呢？」我追問道。
「不知道，也許他突然對家庭生活沒興趣了吧，人年輕的時候做過的事，到老的時候回想起來，自己都說不清為什麼。」韋伯太太繼續說，「那時我們都年輕，我的男人一走了之，但是我不能走啊，3個圍著媽媽要飯吃的孩子怎麼辦？我一個人帶著3個孩子，找個男人都難，哪個男人願意幫你帶孩子啊。過了10年，孩子們大些了，才遇到後來這個丈夫結了婚，他也是離婚的，有自己的孩子，不過他的孩子都跟他的前妻一起生活。」
「為什麼你們又離婚了呢？10年前您都六十多歲了。」我還是很不理解。韋伯太太一臉平和地繼續說：「我這個後來的丈夫呢，他工作時我們的家庭還好，他主外我主內，生活有條有理的，男人六十多歲退了休，變得反而有點怪，他在家裡待著反而不知道每天幹什麼好。那時我在外面也有兼職工作了，我每天忙完工作忙家務，活兒滿滿的，他幫不上忙，反而時常不滿意。我們就分開了，離了婚我沒後悔過，一個人生活我覺得挺好。」
我聽完韋伯太太的故事無語了，心裡很沉重，感到悲涼、無奈與恐懼。年輕的時候我是為浪漫的愛情而生的，現在人到中年有了孩子，我依然在夢想一個穩定充實的家。人生將是怎樣的？年輕時身體相互愉悅的男人和女人，他們相互需要的到底是什麼？年老了，他們會淡漠地分開嗎？分開也需要條件，在德國是有這種條件的，老年夫婦分開的前提是至少每個人還有自己獨立的住處。中國有種境界「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年輕的時候以為，彼此承諾把手交給對方的那一刻，相愛的雙方必須相伴到老，卻不知人生的道路上還有多少變遷。外界變化，對方變化，我自己也在變化。我想要接受這種變化，具有接受這種變化的力量和勇氣。如今，我有了孩子，孩子還很小，而父母卻在漸漸老去，我的生命有了更多的責任和意義。愛，卻不再為無謂的愛而消沉，不再為愛而過多地失去自我，不管是否做得到，必須這樣去努力，我對自己說。
躺在醫院病床上的我還在想：
人性中有沒有隨著年齡而重新回歸自我的一面呢？在奧地利維也納美泉宮裡我曾經呆立在有關弗蘭茨·約瑟夫一世和他的皇后茜茜公主的生平展覽廳中，其中一段內容和場面我記憶很深。那是展覽快結束時，有一個小房間放置了弗蘭茨·約瑟夫一世老年時睡覺的一張單人床。文字表述是，弗蘭茨·約瑟夫一世喜歡年輕時的軍旅生涯，喜歡軍旅中的單人床，晚年他很想念那種軍旅的單身生活。
每一個人是不是都是作為一個個體降生到這個世界，經歷年輕時身體與精神的渴望與異性結合，到了老年，身體的渴望減少了，社會關係的連接、精神的結合就變得更為重要呢？如果沒有這兩者，每個人又回到了自己的本原。我們在成長的年月裡，受到了過多夫妻白頭到老的教育，記憶中印下了過多的夫妻白頭到老欣賞夕陽的照片，其實，個體強烈回歸自身本原的人性與問題，是否就被社會或者教育隱藏了？
韋伯太太一點也不隱藏她的人生，她隨遇而安，活在當下，的確是個堅強獨立的人。她一下子被開了兩刀，首先是膝蓋，在膝蓋開刀做身體檢查時幸運地及時發現了她腸子的問題，接著她的腸子又被開了一刀。76歲的老人被連開了兩刀。我進病房時，她已扶著助行車自己走路了，每天笑瞇瞇的，看不出她的情緒有任何起伏，從她樂觀的態度、爽朗的言談我更看不出她是在德國社會裡極其貧苦的人。話是從講到她離了婚的丈夫退休開始的，我問她是不是儘管離了婚，也分享她丈夫的退休金，韋伯太太沒直接回答我的問題，而是告訴我：「我有我自己的退休金啊。年輕時帶孩子沒法工作，但後來孩子長大了，我就去工作了，當然我的退休金不多，660馬克一個月。」（德國那個時候還是使用馬克，當時一馬克約合5元人民幣）
「六百多馬克一個月怎麼生活啊？」我脫口而出。韋伯太太說：「辦法總是有的，政府有補貼，比如我租的房子是一室一廳的，每月租金580馬克，政府補貼我330馬克，250馬克從我的退休金裡抽掉，我每月還可以拿到400馬克用於生活，這就夠了啊，而且政府每年還發兩次買衣服的錢。春季300多馬克，秋季400馬克左右，夠了，還要什麼呢！」
原來韋伯太太是個知足常樂的人。
在德國，400馬克一個月真是剛夠吃飯。極新鮮的、貴一點的菜是買不起的，更不用說下館子、旅遊了。在病房的小桌子上，韋伯太太有個礦泉水瓶子，護士送飯送水時總是和藹地要為韋伯太太換一瓶新的，韋伯太太總是馬上說：「我不要，謝謝，麻煩您給我接一瓶自來水，我喝慣了自來水。」偶爾，她還是會笑瞇瞇地對護士說：「現在麻煩您給我拿一瓶礦泉水。」不過，韋伯太太的醫療是有保障的，德國的醫療保險只有私人保險和國家保險的待遇有區別，而大部分人是加入國家醫療保險的，國家醫療保險是收入低的人交錢少、掙錢多的人交錢多，但享受的醫療待遇是完全一樣的。保險公司為每個病人付給醫院的錢是一樣的，這就保證了醫院對所有的病人一視同仁，醫院根本就不關心哪個病人窮哪個病人富有，每個病人從入院到出院和醫院沒有任何金錢上的直接接觸。德國的醫院病人由醫生、護士24小時值班護理，連陪房家屬也不需要。住院部是個非常安靜的地方，家屬、朋友只能在規定的時間探視。週末，韋伯太太的兒子媳婦、女兒女婿都來看她了，我發現說話最多、最興致勃勃的還是韋伯太太。
和韋伯太太這樣普通的、堅強的人相比，我覺得自己沒有埋怨命運的權利。
吉姆，我的前夫，他第一次來看我時，我還在重症監護室裡，他冰涼的淚水把我從昏迷中喚醒，模糊中我只看到一束鮮花在搖晃。當吉姆再次捧著一束花來看我時，我能坐起來了。能坐起來，我就一定要讀書，吉姆的大衣口袋裡果真為我帶來了一本書：猶太人馬塞爾·賴希-拉尼茨基寫的《我的一生》。我完全沉浸到書裡，與猶太人在德國納粹集中營裡的悲慘命運、與他們的生死抗爭同悲同泣，護士多次驚訝地走過來問：「梅女士，再給您加一些止痛藥好嗎？您不需要強忍，按醫生的規定，您的止痛藥劑量還剩下很多。」我搖頭謝過護士，我並沒有強忍，而是沉浸在書中，完全忘記了手術傷口的疼痛。
猶太人能走出集中營，我難道不能走出醫院，走出癌症嗎？——我嘴裡沒說，心裡這麼認定。心裡認定的，就一定要去做。
專心、靜心養病，當我這樣下定了決心，傷口就恢復得很快。2000年12月30日，大手術後第12天，連傷口的線都沒有全部拆完，在我的請求下，醫生同意我出院了。我沒能在家過聖誕節，更渴望在家過新年，我要回家。12月31日，時任全德留學服務中心主任的姜大源老師打來電話，他是極少幾個知道我生病的人之一，他關切地問：「你出院了嗎？能自己走動了嗎？我們非常希望你來大使館參加新年音樂會，如果能來，我到大門口接你。」感激之情湧上心頭，我稍微化了化妝，叫了一輛出租車到了大使館。眾多的熟人中，只有個別人發現了：「梅，你的臉色不大好，你瘦了很多。」在整場音樂會中，我必須時不時撫摸我的傷口，我的精神卻異常好，那是手術後我第一次在硬椅子上足足坐了兩個多小時。
2001年1月1日，我重新坐到我的電腦椅子上，新的一年開始了，我要以工作開始。
從我走進醫院做癌症大手術到出院，僅僅用了12天。當我出院時，我的傷口部分拆了線，還有一部分要過些天才能拆。2000年，新千年歲末，我出院了。醫院裡沒有鐘聲，外面有鐘聲，全世界都在敲響鐘聲，是新千年的鐘聲。吉姆以為我會死，可是我沒有死。
人因為一腳踏進了死亡的門檻，所以更明白要怎麼活著。我不想死，我想聽著2000年最後的鐘聲，開啟一段新的生命征程。
雖然，癌症大手術後，我的身體終生致殘了。
帶著傷痛重返工作
2001年1月1日，我重新坐到計算機前工作，傷口還在疼痛，我拿一個柔軟的枕頭撫著傷口。其實我的心情很激動。
人民美術出版社在全國舉辦了「翔雲杯」兒童繪畫作品比賽，從兩萬多幅參賽作品中挑選出了100幅優秀作品，想要將它們帶到柏林來展覽，我為他們聯繫了柏林藝術大學——世界上最高、最著名的藝術殿堂之一。孩子們的作品將在柏林藝術大學展出。屆時，十多位學生和十多位教師組成的代表團將參加開幕式，只有一個月的時間了，他們即將到達。
將100幅作品的名稱翻譯成德語；
將100幅作品的作者姓名、年齡、性別，用中德兩種文字做成標籤；
將100幅作品的小作者的學校名稱翻譯成德語，讓參觀者知道他們來自中國的二十多個省份，五十多個民族。
一幅幅欣賞著孩子們率真、大膽又技藝高超的畫，就像看一幅幅祖國的山山水水，昔日民俗、今日風貌，我忘記了自己的病痛，時時沉浸在感動與欣喜的淚水中。
2月初，代表團三十多位成員一起到達了柏林。
在代表團到達柏林的當天，我在接待代表團的忙碌中，還抽空趕往柏林的卡迪威商店為孩子們買了禮物。
當時卡迪威是歐洲最大的百貨店，6層樓，商品應有盡有。從一層的化妝品、首飾，一直往上有男女時裝、圖書、光盤、電器、餐具、傢俱及廚房用具。頂樓的美食廊不錯，坐在棕櫚叢下，繁華的市容盡收眼底，不遠處即是「斷頭教堂「——」二戰」中毀於盟軍戰火，反而產生了一種殘缺的美和震撼力——歷史與現實交織，彷彿就從杯底的咖啡中流過……
卡迪威有一個角落，我敢打賭沒有多少人像我這樣鍾情於它、愛戀它、利用它，而且十多年後卡迪威重新裝修佈局時這個角落真的不存在了。當年，3層圖書區有一小片賣舊郵票的地方，那裡有相當多的郵票是按重量來賣的，50克、100克、200克、500克，有各種分類：德國的、東歐的、西歐的、亞洲的、非洲的、拉丁美洲的，昆蟲的、人物的、「二戰」前的，「二戰」後的等，每一張郵票都有一個故事，每一張郵票都有一段歷史，每一張郵票都是一個特色的構圖，最重要的是，每一盒郵票裡都會有幾十甚至幾百張郵票，只需要花幾個到幾十個馬克，也就是幾十到幾百元人民幣，我喜歡去給孩子們挑郵票。包裝盒不讓打開，我只能從主題和盒子的透明塑料膜窗口中看到部分郵票，我撫摸著一盒盒郵票，把盒子晃來晃去，以便裡面更多的郵票在透明塑料膜窗口中輪流呈現出來，那一張張郵票圖案變成了代表團的孩子們爭搶郵票的笑臉，我彷彿聽到了孩子們驚訝和歡快的笑聲。
下午，在柏林藝術大學美術教育系的大樓裡，中國兒童畫展開幕，儘管我化了一點妝，依然臉色蠟黃，這是我後來從照片上看到的。柏林藝術大學的天才音樂少年們為畫展開幕表演了音樂節目。
一歲半的兒子坦坦站在我的身邊，我謝絕了椅子，堅持和所有人一起站著，站在音樂裡，那是我手術後第一次一動不動地站立了一個多小時。
柏林電影節與化療、放療
代表團離開柏林的那一天，我開始做化療。
化療不痛不癢，但是它讓人的白細胞急劇減少，讓我全身乏力。我每在計算機前工作一個來小時，都必須乖乖地躺到床上去歇息一會兒。這時我明白了醫生為什麼不同意我手術後馬上做化療。手術後，我心裡充滿恐懼，我平時不大關心生理醫學知識，成天想著浪漫與愛情，如今突然病倒了，而且是晚期癌症，我覺得自己身體裡都是癌細胞，我害怕全身某個部位某個角落可能還潛伏著哪怕一個癌細胞，這個癌細胞會隨時向我捲土重來。為了斷絕癌細胞擴散的哪怕一點可能，我向醫生提出想馬上做化療，醫生笑著安慰我：「梅女士，癌細胞並不那麼可怕，我們每個人身上可能都潛伏著癌細胞，重要的是要增強免疫力，身體隨時都在新陳代謝，不給癌細胞生存發展的機會。現在您剛做完手術，身體還很虛弱，您要積聚力量，恢復身體，這樣才能承受化療可能帶來的不適。」
「那我能工作嗎？」儘管擔心癌症復發，我仍然念念不忘我的工作。
「適度工作能讓您忘記病痛，保持心情舒暢更是最好的醫藥。」
醫生的話讓我放心了，我一直在工作，心裡有時仍然害怕，工作疲勞的時候我還是會注意休息一下。
我渴望工作，喜歡我的工作，我還必須工作，因為我不工作就沒有收入。我拿的是德國護照，但我即使病了也不願領社會救濟。我無法像一些德國人那樣理所當然、心安理得地領社會救濟，我認為我來自中國，我能在德國留下來，首先要對這個國家、這個社會有所貢獻。
還有，突然病倒讓我有了一種挫折感與失敗感，我要工作，在工作中切實感受到生命的存在。
當然，工作也不是我生命的全部，我還愛著很多東西。在我化療的過程中，2001年2月，第50屆柏林國際電影節舉行了，我不想錯過。
醫生說了，保持心情舒暢是最好的醫藥。
我是柏林電影節的「粉絲」，到什麼程度？電影節每年2月初舉行，2000年2月，當時1999年7月底出生的兒子只有半歲，兒子4個月時開始長濕疹，每天夜裡睡覺前全身更是癢得不行，小手到處亂抓，折騰得好可憐，我只能給他戴上手套。等他筋疲力盡睡著了，我觀察到，夜裡11點到凌晨3點他一般不醒。於是我就去看夜裡11點半的電影，把兒子一人扔在床上，我奔了出去。這樣的作案有兩次，看完電影後我深一腳淺一腳地往家跑，怕兒子醒了，更怕警察已經橫在家門口。（德國將10歲以下的孩子獨自扔在家裡算犯法）
謝天謝地，兒子真爭氣，媽媽不在的幾個小時裡他睡得還挺踏實。
第50屆柏林電影節，是過大生日，是第一次由德國總統親自剪綵。2001年2月，我大手術後不到兩個月，黃著臉黑著眼圈捂著傷口，我還是坐到了電影院裡。不太熟的人像往常一樣見麵點個頭。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大病了一場，就默默坐到我身邊。
中晚期癌症的根治，手術是關鍵的第一步，預後化療與放療，杜絕癌細胞擴散，是同樣重要的第二步。做化療的時候，我聽從了醫生的建議，不是躺在醫院掛瓶子做傳統的靜脈輸液，而是在胸前開了一刀，一枚現代的醫學注射泵被放置進去，連接血管。每個化療療程，一個藥瓶我每天24小時繫在腰上，通過管子和針頭注入我全身，持續一周，休息3周，然後進入下一個化療療程。對於醫生來說，他們為我使用了先進的化療儀器和方法，對於我來說，這省去了我去醫院的時間。在做化療的那一周中，我掛著輸液瓶照常辦了一些事情。週末的時候，我甚至還帶著兒子和父母一家人利用週末乘火車旅遊，我做這些，除了因為親情，彷彿也想以此證明生命的存在。
工作是我走出癌症的一個力量
2001年，剛剛動完手術的那個春天，我反而更亢奮地投入到了生活和工作中，同時接受化療與放療。我共完成了6個療程的化療，其間，常常有朋友來看我，和他們的見面和交談能讓我忘記病魔，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化療進行到一半的時候，我開始同時接受放療，春天快過完了，我也完成了12次放療。至此，癌症手術後必做的化療與放療都結束了，我全都比較輕鬆地挺過來了，很少出現常人所說的掉頭髮、嚴重的噁心、嘔吐等現象，我感到慶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