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萬里道：「二十多位風水先生經過勘測，果有驚人之發現，原來江山縣的地勢南高北低，雨水一瀉千里，難以蓄積，故窮山涸水，養不住大龍，大人物都難以善終……」
戴笠聽罷，悲從中來，潸然淚下。眾江山心腹會意，互望著起身離去。
戴笠不挽留同鄉也不理胡蝶，胡蝶改變不了他的命運。他把自己關在內室，捧著頭，冥思苦想，想到蔣介石對他的猜忌，宋美齡在幕後的慫恿，江山兩位大人物的不得善終以及自己土旺缺水的命相……禁不住悲從中來，傷心地哭泣起來。
隨著抗戰勝利的臨近，蔣介石在政策上和工作佈置上，都作出了重大調整：一方面，對抗戰採取避戰觀戰的方針，以保存實力，準備內戰；另一方面，則在限共反共方面進行具體部署，把注意力和工作重心再次轉向西北，把抗戰前線的大部分兵力調往陝甘寧邊區，進行封鎖圍堵，對各戰區的中共武裝也都予以嚴密監視，伺機給予打擊。
戴笠迅速理解了蔣介石的意圖，公開對他的部下道：「西歐戰場繼北非戰場後也取得勝利，即將決定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不論日本如何頑強，失敗的命運是挽救不了的。現在中國的問題不是對外而是對內，對內是與共產黨爭天下的問題。共產黨喊出『百萬屯軍，百萬屯糧』的口號，野心不小，不可小視。好在校長胸有成竹，早有準備，必操勝算。校長將策反任務交給我，我估計華北、東北的漢奸武裝不會少於一百五十萬人，東南、華中約有百萬之餘，華南約二十多萬人，總計約三百萬人，戰鬥力雖不強，但搖旗吶喊，也不失為一大力量。本局早已注意策略，實行曲線救國，等於將魚養在池塘裡，當下網的時候就撒網，當吃的時候就吃。我手上掌握的近二十萬游擊部隊，受過美式訓練和持有美械裝備的已超過十萬人。打算在將來反正的漢奸部隊中挑選精兵二十萬人，練成『戚家軍』一併奉送給胡宗南來統領打天下。」
然而，形勢並非戴笠估計的那般樂觀，由於美軍的進攻勢頭越來越猛，日軍在太平洋上的戰略要地一個一個地丟失，海上交通線日益置於盟軍艦隊、潛艇和飛機的打擊之下，因而在沿海的行動與補給受到越來越大的影響。為此，日本大本營於1944年4月下旬，從河南境內的黃河北岸發動攻勢，這是日軍在中國大陸上發動的最後一次大規模進攻。
這次作戰地區從黃河到信陽區四百公里，從湖南嶽陽到越南的諒山約一千四百公里，從衡陽到廣州約六百公里。在這條約二千四百餘公里的戰線上，日軍大約出動五十萬人，十萬匹戰馬，一萬多輛汽車，一千五百門大炮，五十架作戰飛機，而國民黨當時雖有三百二十一個步兵師，二十二個騎兵師，號稱六百萬人，但是由於在蔣介石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政策調整下，大部分國民黨軍隊未有應戰抗戰的精神物質準備，在日軍的打擊下一潰千里，湯恩伯的四十萬大軍被打得落花流水。至12月10日，日本佔領印度支那的部隊與佔領南寧的部隊在中國邊境的綏淥會師，完成了打通經河南、湖北、湖南、廣西到越南的大陸交通線。
豫湘桂戰役，是抗戰以來國民黨戰場繼淞滬會戰之後的第二次戰略大失敗，其結果是國民黨損失兵力六七十萬人，喪失大小城市一百四十六個，國土二十萬平方公里，使六千多萬人民陷入日軍奴役之下，七個航空基地、三十六個飛機場也陷入敵手。
1944年11月11日，廣西重鎮桂林、柳州相繼淪陷。12月初，日軍前鋒直抵距貴陽僅一百多公里的重鎮都勻。此時，因蔣介石不明日軍的真正企圖，整個山城為之搖動，以為日軍有可能以打通大陸交通線做掩護，向重慶進軍。蔣介石甚至作出了一旦貴陽不保，則退居西昌的打算。這時，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第三方面軍總司令湯恩伯都在貴陽指揮作戰，戴笠也匆忙趕到貴陽，一方面瞭解前線情況，一方面指揮軍統人員及物資準備撤退。
戴笠剛到貴陽時，正趕上蔣介石從西北胡宗南處和駐印遠征軍抽調部隊空運至貴州增援將到未到之時。貴陽城以空城迎戰，處於一片恐慌氣氛之中。何應欽緊張得直跺腳，他對戴笠說：「現在只要給我一個師，我也能抵擋一下呀！可是現在連一個團的人也調不來。」戴笠看到形勢實在緊張，也急得沒有了主意，只得一方面把西南地區的軍警部隊組織起來，成立了一個臨時戰鬥指揮部，準備在危急時投入戰鬥，並動員大家做好「保衛大重慶」和「必要時撤往西昌繼續抗日」的準備。另一方面，命令局本部總務處長沈醉集中了一千多輛美國援助的十輪大卡車，把軍統在貴州各地的物資、器材搶運過烏江。軍統的物資運送完後，又指令沈醉幫助其他單位搶運。同時，戴笠還命令周養浩把息烽營的一部分政治犯押過烏江，另有一些中共黨員則予以就地槍斃。直到12月5日，日軍不明中國軍隊虛實，主動後撤，戴笠才鬆了一口氣，並與何應欽、湯恩伯等人慶祝所謂「黔南大捷」，以欺騙國內外輿論。
1945年初，軍統經濟專家鄧葆光通過對日本經濟的深入研究，作出了一個驚人的判斷，認為日本人發動的這場戰爭將支撐不到1945年底。經過統計，鄧葆光認為，隨著美軍在太平洋上的攻勢越來越猛，封鎖線越來越嚴密，日本經濟在1945年必將完全枯竭崩潰。戴笠對鄧葆光的這個大膽論斷十分讚賞，他相信，如果沒有鋼鐵，沒有石油、橡膠、糧食、棉紗以及大批戰略物資，是無法維持一場高消耗的現代戰爭的。
形勢的發展很快證實了鄧葆光的判斷。4月，希特勒自殺，蘇軍攻克柏林；5月，德國無條件投降；6月，美軍攻克沖繩，日本本土的最後一個堡壘失守，「太陽之國」的國土已完全暴露在盟軍的火力打擊之下。與此同時，美英蘇三國正在積極籌備波茨坦會議，斯大林應美國政府的要求，按雅爾塔會議協定，正在積極向東線增兵，準備參加對日作戰。形勢的發展，既出乎戴笠的意料，又使他感到振奮不已。他覺得形勢已到了關鍵時期，此時一步走錯，必給全局帶來被動，最要緊的就是要把握時機，捷足先登，搶先一步進入南京、上海等中心大城市接收，掌握主動權，為自己在戰後的發展打下基礎。
為了穩定控制東南沿海地區的接收局面，不讓異軍插手，戴笠將自己的計劃向蔣介石報告後，立即指示軍統有關方面抓緊時機進行準備，並決定於6月下旬出發。為了隨時委任漢奸偽軍幫助接收時的職務，僅軍委會的空白委任令就達一百多張，蓋有軍統局公章的公文紙有五百多張，隨同前往東海接收的人員和警衛達一百餘人，並有負責人事工作的大特務龔仙舫隨行，一行人分乘大小汽車十餘輛。這次赴東南地區接收，因有梅樂斯、杜月笙同行，故戴笠在行前，反覆與梅樂斯、杜月笙洽談有關合作事項。為了進一步取得美國政界的支持，根據梅樂斯的建議，戴笠邀請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到中美合作所重慶特警班講話。
赫爾利到重慶特警班後，先舉行檢閱儀式，然後即發表講話。赫爾利在檢閱和講話後，由戴笠和梅樂斯等陪同到重慶特警班和中美合作所各部門視察。晚間，戴笠在新落成不久的特警班大禮堂設盛宴招待赫爾利。席間，戴笠極力感謝赫爾利對軍統的支持，赫爾利則讚揚戴笠對中美情報合作的貢獻。
戴笠與杜月笙具體謀劃如何動員上海的幫會力量，幫助維持戰後上海的治安秩序，設法阻止新四軍進入上海、南京以及對偽軍的聯絡問題。戴笠為此還請求蔣介石召見杜月笙，對杜月笙表示嘉勉。當時，蔣見杜的氣喘病發作，就勸他先派幾個得力人員隨戴去東南佈置，他本人等秋涼後再去。但杜不願錯過這個機會，願意和戴笠一起冒盛夏酷暑，長途跋涉去東南坐等勝利，以便搶先進入上海。杜在臨出發前，因想到馬上將回到上海，精神抖擻，氣喘病也好多了。
戴笠在臨行前，召集軍統局處長以上大特務開會，佈置出發後的軍統各項工作。他在會上一再強調說：「我們將來的敵人要比日本人更難對付，切不可掉以輕心。」並向軍統局總務處長沈醉交代，「日本人一投降，中美合作所就會宣告結束。你一定要趕快運一批軍火器材去東南。現在，你也必須派人將現有的一些彈藥物資運往安徽，那裡的忠義救國軍急需要補充。」在臨行前的早餐會上，戴笠神情亢奮地再次對送行的大特務說：「校長對東南沿海大城市的接收極為重視，對那裡的局勢也極為擔憂。這次我們一定要搶在一切人之前，首先進入上海、南京，東南半壁江山將是軍統的天下。」
本來，戴笠是約定與梅樂斯、杜月笙一起，在6月25日從重慶動身的。正在此時，傳來了周佛海母親在貴陽醫院病逝的消息。周佛海是有名的孝子，去東南接收，周佛海是一位舉足輕重的關鍵人物。戴笠於是改變主意，吩咐去東南的人員仍隨杜月笙從陸路按原計劃趕到貴陽會合，自己則先乘飛機到了貴陽。
臨行前，戴笠自擬了一份電文報給上海的周佛海：
佛海兄：
伯母因病醫治無效，不幸於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廿五日在貴陽醫院仙逝。兄遠在敵陷區，雨農將代為主持喪事。
嗚呼哀哉！
戴雨農頓首
發完電報，戴笠趕到貴陽，令軍統局貴陽站火速佈置靈堂，自己率心腹手下驅車至貴陽醫院將周母馬翠珍的遺體運至貴陽市新設的靈堂。並指令息烽看守所速速將周佛海的妹妹、岳父母、妹夫一起接來弔喪。
靈堂由沈醉按湖南風俗佈置，一律用白布搭成，所有工作人員腰繫白帶，頭戴白帽，在一片素白之中，周老太太漆得黑亮的楠木棺材顯得格外醒目。
靈堂正中央白底黑字，用正楷寫了幾個大字：周母馬老太君靈堂。左邊書：早登仙去；右邊書：聲容猶存。
周佛海不在，按湖南習俗，靈牌應由「孝子」跪捧，戴笠自當「孝子」，披麻戴孝，願替周佛海盡此職責。
馬翠珍的喪事辦得十分熱鬧，送葬的隊伍聲勢浩大，鞭炮、哀樂、鑼鼓一應俱全。為了能使周佛海放心，戴笠又讓特務將每一個細節拍成照片—特別是他披麻戴孝在周老太太棺前行一跪三叩首大禮的情景也由專人拍攝。
安葬馬翠珍之後，照片也沖洗出來了。恰好，在周佛海身邊工作的軍統特務程克祥回渝匯報工作，戴笠令他將一大沓照片交給周佛海。
周佛海小名福海，湖南沅陵東鄉楊樹井人，父親早亡。後留學日本，並參加國民黨，擔任過蔣介石侍從室秘書。重慶成為陪都之時，因為對抗戰前途抱悲觀態度，與汪精衛假托出外視察，離渝前往昆明轉道香港，參加「對日談判」。然後又一同去河內，把汪精衛公開投敵的電報帶到香港的《南華日報》上發表。汪精衛在南京成立汪偽政府，周佛海出任中央執行委員，權力僅次於汪精衛。
戴笠瞭解到周佛海是個反覆無常、凡事以自我為中心的人，便向蔣介石建議派唐生明去策反。
唐生明領著妻子去了南京、上海後，建議戴笠將周佛海的母親、妹妹、岳父母等一家六口扣押起來，作為策反的籌碼。
戴笠依計而行，於1941年5月，從湖南湘潭和沅陵兩地，將周佛海的母親、岳父等人押解至息烽集中營軟禁。
周佛海在汪偽南京政府內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兼任數職，集黨務、行政、經濟、外交、軍事、特工、警察、財稅大權於一身，是汪精衛政府首屈一指的實力派人物。控制了周佛海，等於在相當程度上控制了汪偽南京政府的活動。
扣押了周母馬氏等人，戴笠馬上指示唐生明以「慰問」做掩護，到周佛海的家裡探聽口風。很快，唐生明回電：老母、岳父被押，周佛海傷心、內疚至極，連日苦悶……
戴笠接到電報，覺得大有希望，立即改善周母馬翠珍及岳父楊世榮兩家在息烽營內的生活條件。原先，兩家六口人在息峰營分三處拘押，馬氏和親家母、女兒關在義齋；楊世榮關在忠齋；周佛海的妹夫關在平齋。
戴笠指示在息烽營另建一處新屋以便兩家人同住一起，每月發給豐厚的生活費，可以在一定的範圍內自由活動。特務們自周養浩以下，一律稱馬氏為「周老太太」。
馬氏年老多病，戴笠交代周養浩隨時由重慶、貴陽等地延請名醫為之治療，費用由軍統報銷，有時戴笠還親自上醫院探望。
條件成熟了，戴笠於1942年2月初，指示上海實驗區區長王一心以馬翠珍的口吻給周佛海寫了一封家書：
我兒：我們一家現在已由政府招待在四川，生活很好，像在自己家裡一樣，戴先生對我們很照顧，問寒問暖……自古忠孝不能兩全，我亦望兒可不必做孝子，但要做忠臣，千萬不可給周家列祖列宗和子孫後代丟臉，切切！
忠奸不兩立，生死莫相違；知否渝中母？倚閭望子歸！
母：馬翠珍字
這封信經戴笠審閱批准，再送到息烽營得到馬翠珍的同意，然後備下公文，從重慶發到香港辦事處，然後由辦事處轉到上海二區，再由二區派人待周佛海從南京回上海時，將信送到湖南路周公館。
信發出後一直沒有回音。直至1943年3月中旬，有一個名叫程克祥的人來到重慶棗子嵐埡軍統局對外聯絡機關，說是南京來的，有重要公事，向軍統負責人當面報告。當時，軍統局主任秘書毛人鳳接到消息，指定王一心去接待。程克祥原是軍統南京區的情報通訊員，南京淪陷後，他被漢奸特務機關逮捕，押入監牢。1942年春，周佛海接到他母親的信，便向特務機關打聽，得知程克祥是軍統分子，便用「有關案情必須親自審問」的名義，將程克祥押解到周佛海公館。程克祥被提到周公館以後，周佛海並未審問，只將他留在公館以禮相待，由周佛海內弟楊惺華接見。這一住便是半年，程克祥摸不清周佛海的意圖，便請楊惺華轉達：「要殺便殺，不殺便放。倘有用我之處，亦不妨明言。再不要長期留此，心中反而難受。」這話由楊惺華轉達後，周佛海仍無表示。直到1943年2月，周佛海將程克祥叫到密室談話，要程克祥送一封親筆信到重慶，交與戴笠轉報蔣介石。
程克祥掏出周佛海的信。王一心研究原信，確是周佛海筆跡，便招待程克祥先在觀音巖附近一家旅館住下。然後，王一心回到局本部向人事室查明卡片，核對照片，核實程克祥軍統南京區情報通信員身份後，才請毛人鳳轉報戴笠，並將周佛海原信附上。
周佛海的信，是從日記本上撕下的一張紙，只有寥寥幾句。主要表示他悔悟前非，願意立功贖罪，聽候驅策。王一心在呈報戴笠時，主張先報告蔣介石，再派程克祥回南京，利用周佛海的關係，在南京建立無線電台，與重慶直接通報。在電台建立後，聯絡密切，指揮靈便，情報行動和策反工作都可進一步開展。
1943年3月下旬，戴笠通知王一心兩件事：一、可以招待程克祥參加「四一」大會；二、通知息烽看守所對周佛海的母親特別優待。戴笠的用意是讓程克祥參加大會，就是要他看到軍統局的熱鬧情況，使他有一種深刻印象。他預料程克祥會要求探望周佛海的母親，所以事前優待周母，做一些表面文章。王一心一一照辦。
兩天之後，程克祥果然要探望周母。王一心報主任秘書毛人鳳批准後，即由司法室派員帶領程克祥前往息烽探望，看到周母生活很好，遂放下心來。
簽報戴笠的公文，好幾天沒有發下。原來，戴笠已將周佛海原信親自報告蔣介石，因為事關勾結漢奸，所以他在蔣介石面前，不用公文形式，只作口頭報告。
「四一」以後的一天，戴笠通知毛人鳳和王一心，招待程克祥同往曾家巖住宿晚餐。彼此見面，略談數語，戴笠即對程克祥說：「只要周佛海確能立功贖罪，領袖對他是可以寬大的。現在你仍回南京，擔任南京區長。我這裡派文書、譯電、報務員各一人，隨帶發報機、密碼本跟你回去，先在南京建立電台，與重慶通報，然後將周佛海情形，隨時報告。」
程克祥問道：「周佛海自己表示，願意立功贖罪，那麼我去之後，應注意哪些方面？」
戴笠說：「周佛海在南京發行了大批儲備券，強迫淪陷區人民將『中央政府』的鈔票，一律換成儲備券流通市面。同時，周佛海派出很多人，用調換下來的『中央政府』鈔票，向內地搶購大批黃金。這事我是知道的，可是我對他沒有出手，因為『中央政府』發行的鈔票，持有人當然可以用這種鈔票購買黃金。所以黃金照樣自由買賣，『政府』並不加以限制，亦不拒絕。此番你去南京，第一，調查周佛海對於儲備券的準備金相關情況，隨時報告。照國際銀行法規定，發行鈔票，必須有六成以上的確實準備金。第二，要開展『策反』工作。我們所說的『策反』，就是策動敵人反正。現在大勢已很明白，南京方面那些人，如能及早悔悟，政府是歡迎的。這事你可以見機行事。至於情報報道，就不用我再說了。」
之後，戴笠又問程克祥：「丁默村在南京的情形怎樣？」程克祥回答：「丁默村在南京和李士群一起負責特工總部，但肺病已到第三期，喉嚨發生變化，說話都沒有響聲了。」
戴笠聽了哈哈大笑道：「且看他悔悟如何！」
戴笠對程克祥不放心，為了嚴格地把握他，另準備成立軍統南京站，從局本部選擇一位得力能幹的幹部任站長，隨程克祥赴南京，借助周佛海的關係重建南京站。南京站在組織上自成體系，並不歸南京區領導，相反，該站對程克祥的南京區有監視和牽制作用。
第二天，王一心按戴笠的指示，為程克祥選配了文書、譯電、報務員各一人，隨帶密碼本和電台跟程克祥去南京，並交代文書、譯電員監視程克祥，又指示報務員監視文書和譯電員，報務員另用電台專用密碼本隨時向局本部報告，以達到連環監視、層層控制的目的。
臨行前，戴笠將蔣介石寫給周佛海的親筆信及周佛海母親和岳父兩家的照片交給程克祥，指示其親交周佛海。與此同時，軍統南京站的站長人選也已選定，由戴笠從人事室提供的幾個候選名單中指定局本部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長周鎬擔任。周鎬受命化裝成商人，同譯電員李連青攜帶電台、密碼本，從四川經湖南，會同先期到達的程克祥，輾轉到達安徽南陵。然後，由周佛海囑咐內弟、偽財政部總務司長楊惺華，委託偽財政部警士隊隊長楊叔丹，專程到南陵，把程克祥、周鎬等一行人秘密護送至上海、南京等地。
周鎬是湖北羅田人，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第七期步兵科學生，1935年正式成為特務處湖北站情報員，因其機警幹練、應變能力強、工作活躍、成績突出而見重於戴笠。在這次挑選軍統局南京站站長人選時，戴笠認為南京原是國民黨的首都，現在又是日汪的政治中心，日汪特工憲兵多如牛毛，環境十分艱險，該站又負有控制周佛海、監視程克祥、對日汪偽軍界上層人物進行策反的特殊任務，因此站長必須由一位既忠實可靠而又膽大心細、幹練敏銳的頂尖人才擔任，才能完成任務。經反覆比較篩選，戴笠選中了周鎬。
程克祥、周鎬等人到南京後，周佛海按戴笠的意見，予以精心安排。程克祥被安插在偽財政部當專員，周鎬則被安插在偽軍委會軍事司第六科任少將科長，掌握軍委會的軍事運輸工作。
周鎬離開重慶前，戴笠曾經交給他三項任務：一是籌建軍統南京站，恢復軍統在汪偽統治中心地區的活動，二是對周佛海、程克祥進行監視，將周、程在南京的活動隨時密報重慶局本部，三是在汪偽軍界上層人員中進行策反，目的是掌握汪偽的軍事力量，以便在抗戰期間合作防共反共，在抗戰勝利後則與八路軍、新四軍搶奪地盤。
見到蔣介石的親筆信，周佛海更堅定了投靠蔣介石、戴笠的決心。他立即根據戴笠的意圖，千方百計搶到上海市市長的位置，並兼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長和保安司令，又把自己的親信羅君強從安徽省長任上調到上海任秘書長兼財政局長，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以便到時把上海完整地送交到蔣介石、戴笠手中，作為立功贖罪的資本。在周佛海的策動和影響下，汪偽政府的大批漢奸紛紛投到戴笠門下。
在政府行政系統，除了周佛海之外，先後有司法行政部部長羅君強，偽浙江省省長傅式銳，偽考試院副院長纓斌等一大批漢奸向戴笠表示願意立功贖罪。在偽軍委會方面，參謀總長鮑文廷，海軍部長兼第一方面司令任援道，第二方面軍總司令孫良誠，第三方面軍總司令吳代文，第四方面軍總司令張嵐峰，第五方面軍總司令龐炳勳，第六方面軍總司令孫殿英等軍事實力派人物紛紛與戴笠直接建立聯繫。在偽特工方面，丁默村也見風使舵，暗中安排戴笠派遣的特務葛谷光任杭州警察局局長，以此向戴笠靠攏。
最後，陳公博也東施效顰，於1943年6月間，派人從南京送一封親筆信到重慶，要求戴笠轉報蔣介石，表示願意立功贖罪，聽候驅策。這封信落在王一心手裡，他立即報告戴笠。戴笠說：「陳公博與周佛海不同，他是汪精衛的死黨，汪精衛死了以後，是漢奸政府的首腦，不要理他！」
由此，汪偽政府的行政、軍事、特工等方面，幾乎都控制在戴笠手中。蔣介石對汪偽集團的一切指示，也不得不通過戴笠去實施。
戴笠掌握了周佛海及一大批高級漢奸後，可以隨時瞭解汪偽南京政府的內幕和日軍在華的諸多重大行動部署。有些情報具有重大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價值，以至通過中美合作所反饋到美國後，美國人也十分羨慕，加重了美國特工為爭奪中美合作所領導權的紛爭。
1943年夏間，周佛海以汪偽政府的特使身份，訪問偽滿洲國。周佛海當即把偽滿方面的情況通報軍統，使蔣介石第一次比較全面地瞭解到偽滿方面的許多內幕情報。1943年11月，周佛海隨同汪精衛赴日參加「大東亞六國會議」，對當時日本國內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狀況以及日軍應付太平洋大戰的作戰部署和計劃等，進行了詳細考察搜集，回國後，全部密報軍統，又由戴笠通過中美合作所很快轉報給美國軍方。除周佛海以外，凡與軍統建立關係的汪偽大小漢奸，在「立功贖罪」心理的驅使下，無不通過各種途徑向軍統輸送日偽方面的各種情報。因此，自1943年以後，軍統在日偽方面的情報，不但數量多，而且質量高，深得蔣介石賞識。
如今抗日已經接近尾聲，到了利用周佛海的關鍵時刻。周母去世，戴笠代他當孝子正是一種很必要的政治手段。
6月27日，戴笠看到了上海方面的報紙，刊載周佛海向陳公博辭職守靈，在玉佛寺大做道場。恰在這一天，梅樂斯、杜月笙分別來到貴陽，與戴笠會合，改乘美國軍用飛機飛抵湖南芷江，經芷江再轉福建建陽、江西上饒，最後到達浙江淳安。
淳安是一個深藏於新安江畔浙西大山中的小鎮，依山傍水，風光秀麗。重重疊疊青瓦黑脊，高高低低的白牆粉壁，一條彎彎曲曲的青石板鋪成的小街道從新安江一直伸向鎮內。在小街兩旁，一家接一家的酒肆、茶館、雜貨店、客棧、妓院，顯示著一種畸形的繁華。這種繁華是借助於戴笠、杜月笙合辦的「通濟公司」用大量的走私物資促成的。
戴笠準備以淳安為據點，利用它作為軍統局和中美合作所接收東南沿海地區的前線指揮部。1945年7月上旬，戴笠、梅樂斯、杜月笙一行到達淳安，並在這裡紮下大本營，開始佈置接收工作，並抓緊時間與南京的周佛海、程克祥、周鎬，上海的唐生明等人聯繫，時刻等待著日本宣佈投降，並如臨大敵般地防止新四軍來接收。
在淳安的時間裡，戴笠每時每刻都在關注國際形勢的發展，預測日軍可能投降的日期。但是，日軍彷彿出奇地頑強，一部分狂熱的日本軍官放言即使美國打進日本也決不投降。
戴笠耐不住了，加之離開胡蝶日久，產生了回重慶的念頭，便和梅樂斯、杜月笙商量道：「在這裡等也是白等，不如先回重慶看看，再作長久計議。」
梅樂斯勸道：「盟軍已發起攻擊，日本人不可能再堅持很長時間，還是等等再說吧。」
戴笠還是回了重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