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陽大軍雲集，高級軍官很多，地利人和，紛紛把子女送進二十二中讀書，我們這批「叫花子學生」竟有許多同學是權貴子弟。
我入學後第一學期和蔡景明同桌，他父親是九十二軍的軍務處長。景明兄的臉形圓而近方，有一雙誠懇明亮的大眼睛，口大唇薄，辯才無礙，為人敦厚熱情而又敏捷，助人無數。只是身材中等，臉上又有幾粒雀斑，未能成為「大哥」。
第二學期重排座位，我跟聶錫珊同桌，他的叔父聶松溪是一位師長。錫珊瘦高清秀而煙癮頗大，看他青枝綠葉往上長，一身煙味，我們叫他「煙葉」。
有一天，我出入校門，看見張秀峰主任站在門口迎接客人，來者是一位姓柴的師長，親送他的兒子柴國垣入學。又有一天，李仙洲校長來二分校視察，他走進行列注視每一個學生，張主任緊跟在後面。他們走到王孝敏面前，張主任特別介紹：「這就是王××先生的女兒，」李校長停下腳步，露出微笑。她的父親也是高官。
那時有個牛錫齡，一身肌肉豐滿，彈性極好，我們還不知道那就是「性感」，戲稱他「女孩子的墳墓」。他每天睡眼惺忪，睡眠嚴重不足，因為晚間約會太多了。他的哥哥是師長。有一個同學病了，躺在宿舍裡發燒，也不知哪一軍哪一師的參謀長來看他，送他進醫院。聽他們交談，參謀長居然是他本家的侄子。
那時阜陽警備司令叫李鴻慈，他的小弟弟叫李鴻志，瘦小伶仃，沉默寡言。常有殺人的佈告貼在校門旁邊的圍牆上，由李鴻慈署名，你怎麼也沒法和鴻志聯想在一起。有個女孩，據說是李仙洲的孫女，或者並非嫡親，但是她的方臉，厚唇，黑皮膚，長相頗有繼承之處，教人一看見她就想起她的祖父。
最出色的一個，當推於學忠上將的侄女於允蘭，身材高挑，有古典美，是眾家男生心魂所繫。那年代，漂亮女孩子多半不用功，而於允蘭功課很好；功課好的女孩子多半脾氣大，目中無人，而於允蘭屢次幫助陷入困境的同學。
除了抽煙，將門子弟還有幾項特徵，例如，他們不捉虱子。
星期天，我們捉虱子。
虱子的形象似乎不壞，一位亡國之君說「形似琵琶」，我說似芝麻，似皮囊，尖牙利口插進衣縫裡，白胖飽滿的肚子留在外面，似一粒上品的白米。它們腳上有鉤子，想把它拉出來還真不容易，性急的人就用牙齒咬衣縫，咬炸了它們的肚子，爆竹似的連聲響，嘴角一抹血痕。
那時我們穿軍服，人民手中線，丘九身上衣。把軍衣翻過來看裡子，衣縫寬，針腳大，正是理想的虱子窩。這個星期天清場，下星期天又滿座。
在一個產生虱子的環境裡，虱子是捉不完的，這層道理，我們那時倒也懂得。虱子不但前仆後繼，而且把幼蟲和卵藏在棉絮裡，如果你把虱子消滅得乾乾淨淨，也就沒有棉衣可穿了。所以，捉虱子也像日本人掃蕩游擊隊，或是警備司令部取締奸商那樣，不求甚解，明其道不計其功。
有些將軍把家眷安置在城裡，他們的子女每天走讀，不必住在學校的宿舍裡，這些人身上可能沒有虱子。有些將軍在任所帶眷，子女住校，這些同學週末回家，洗熱水澡，換內衣，母親替他們捉虱子，每個月換一套新軍服，這些人身上偶然有虱子，不足為患。
沒虱子的人對滿身虱子的人觀感如何？他們從來沒有拋下白眼或皺幾下眉頭，也沒有故意躲閃隔離。回想起來他們都有嚴格的家教。
星期天，我們寫家信。當然，「他們」不寫。
說實話，那年齡，並不懂得想家。但是家信依然想寫，非常想寫，想用家信來確定我已離家，來「享受」我已離家。想像家裡沒有你，家人在空蕩蕩的客廳裡讀你的信，來證明自己長大。
那時日本人佔領了中國好多好多土地。政府撤退的時候，吩咐郵局留下，日本人來了，也仍然讓郵局原有的員工照常工作。日本佔領區（淪陷區）和國府統治區（後方）繼續通信，只是斷了匯兌。想必這是經過萬國郵聯的安排。
日本軍隊只知攻城略地，殺人放火，它的統治技術卻非常粗劣，法網恢恢，疏而多漏。佔領軍對我們這些流亡學生的家庭從未舉行調查登記。郵檢制度當然有，我們也畏忌，生病的虎狼依然是虎狼，家長希望收到孩子的信，卻又叮囑孩子不要寫信；我們愛寫家信，卻又忍著，戒煙似的猶疑不決，發誓這是抗戰勝利前最後一封，但是第二天……
總得有個地方讓家長回信。當然不能寫二十二中學。可以寫打蛋廠，可是這麼多信向打蛋廠集中，萬一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呢。有些同學就自立門戶，例如我，捏造了一個「德茂茶莊」，信來了，阜陽郵局一看，並沒有這個茶莊，就知道是我們搞鬼。
家長經過的憂患多，寫信更小心。有個同學收到信，地名不相干，筆跡沒見過，拆開看，白紙一頁，包著大鈔一張。這同學一看就明白了，父子連心，無須言傳。大鈔代信，既安全又實惠，這就是「萬金家書」。
阜陽是非之地，「邪門歪道」多多。有人告訴我，用明礬水寫信，看不見字跡，經過煙熏火烤，筆畫才顯露出來。有人說用阿司匹林的溶液寫信，依然白紙一張，對方拿蘸了酒精的棉花一擦，文句清清楚楚。還有人主張用尿液寫信。我覺得用這個辦法到小學去表演魔術倒是很討好。不過我從來沒有試驗過。
那時寄封平信也得到郵局，偌大西關並沒有一個郵筒。我們的家信是托星期一進城買菜的同學行個方便，郵費交給他，他沒有買些郵票存在手邊的習慣。有一次，笑話發生了，某一位受托的採買同學把所有的郵費集中起來，好好地吃了一頓阜陽有名的劉家燒餅，動機很「雅」：他從國文老師那裡聽到殷洪喬為人寄信的故事。（洪喬把所有的信丟進河裡。）這是我第一次發覺，教育的「結果」未必就是施教者預期的「效果」。
那時我們生虱子，喂蚊子，蹲在風沙中吃抗戰八寶飯，敲開護城河的冰層洗臉，我們對這些「系出名門」的同學並沒有什麼期待，我們都不知道選擇前景開闊的人曲意結交，他們也沒有結合成小集團製造影響。那時，我們在長大，但是年紀還小，還不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