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二十二中第二分校的主任張秀峰是膠東人，他延攬推薦的三大主任都是膠東人，重要的教職員也多半是膠東人。外人說，二分校是「膠東幫」。
各分校和校本部的人事有地域特色，魯西魯北魯南都有。外人說，李仙洲辦這個學校，心裡想的是整個山東，魯東魯西魯南魯北的人都用，他的聲望和親和力也就及於山東省的每一角落，這也是出主山東的預備工作。
教務主任夏岷山老師兼教英文。他平時說話，膠東口音很重，夷本銀（日本人）、夷本狗子（日本狗子）、乖家（國家），乍聽實在難懂，可是英文發音純正，教學時特別注意發音。那時沒有錄音機，學發音教發音都是很辛苦的事情。
那時一般教材枯燥，英文課是沙漠綠洲，潘多拉提著箱子下嫁人間，小氣的老太婆變成啄木鳥，太陽和狂風搶著脫一個人的大衣，都好比夏天的瓜果，秋季的棗梨。
那時沒人想出國，但是念英文自成風氣，天沒明，起床號沒響，校外田野裡，一片人影書聲。大家相信念英文必須高聲朗誦，用聽覺幫助記憶，也訓練口舌肌肉，這就得到野外散開。
念英文的表情聲調該是二分校一景。握拳揮舞的，喊著 Win or die，仰臉向天的，喊著 God Knows，東指西指怒目而視的，喊著 You dont say so，以足頓地的，喊著 Thats enough。一遍又一遍，重複也是學習的秘訣。那腔調可就複雜了，有魯東英文、魯西英文、魯南魯北的英文。
《怒目少年》出版兩年後，中國大陸出現「瘋狂英語教學法」，念英語要大聲呼喊，用肢體動作配合。倡道者說，這樣學進步快，那時，中國各地學英語的熱情高漲，瘋狂教學法能宣洩、滿足這種熱情，立即風行。我想，這位良師的創意，莫非和《怒目少年》有些因緣？
再過兩年，我從電視中看見瘋狂教學的畫面，教師站在高台上示範，台下廣場千百人同氣同聲、追隨響應，彷彿「文革」盛期群眾手揮小紅書喊萬歲的情景。看來「法不孤起」，群眾運動變質不變量，也許才是瘋狂教學的父親，《怒目少年》只是母親。但願人人有志竟成，果然學通了英語。
我們念著念著，有時走了神，忘記自己在幹什麼。李孔思翻來覆去地說：「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我拍他一掌：「這不是英文。」他愕然，「羅蘭夫人是法國人，當然不說英文。」
眼睛從來不看腳下，難免踩壞莊稼。等到莊稼長高，就會把我們逼到河堤和亂葬崗子上去，踢著白骨，草鞋底夾纏著死人頭髮。
英文使我們有新的想像，而想像是我們的娛樂。有人說英語的語言是從中國傳去的，Book 就是中國的「簿」，這個說法非常好玩。趙景琛把「銀河」譯成「牛奶路」很受譏笑，可是我們認為「牛奶路」新鮮有趣。再沒有別的功課能這般討好我們，即使國文也不行。
就算是英文課，也並非永遠柔和，我們讀到「斯巴達的訓練」。
斯巴達是古希臘的一個城邦，全民皆兵，政府絕對控制人民的生活，人人克禁慾望，勇敢尚武，為達成國家的目標以生以死。小孩子如果怕黑，父母就把他關在黑屋子裡，直到他不怕為止。孩子長大了，隨軍出征，父母的臨別緻辭乃是：若不能勝利凱旋，那就戰死沙場！
這個樣子的斯巴達，烈火一樣烘得我們熱血沸騰。那時日本人寫的一篇小說傳到中國，題目是《支那婦人》。這篇小說寫一支日軍奉命出征，車站上送行的場面熱火朝天，這些官兵的家屬個個興奮激昂，唯有一個老婦拉著幼子的手哭泣，群眾對這老婦的表現非常不滿，指責她是「支那婦人」。（只有中國女人才這樣自私軟弱！）老婦對公眾說，我一共有三個兒子，前面兩個都在聖戰中捐軀，我引以為榮，從來沒有流過眼淚。現在輪到我的幼子，我勉勵他拿兩個哥哥做榜樣。可惜我只有這一個兒子了，我不是為他哭，我哭我沒有第四個兒子可以獻給國家！群眾前倨後恭，高呼大和之母萬歲。
我們漸漸長大，這篇小說使我們又羞又怒，在斯巴達精神之前，我們又只好承認比日本落後。中國人必須比日本人更「斯巴達」，才可能救亡圖存。那時候我們只知道文化發達、政治民主的雅典抵擋不住蠻族征服，「像一隻精美的水晶瓶撞在岩石上」。至於斯巴達，當然是不會滅亡的，我讀「斯巴達訓練」的時候，一直以為這個國家還在希臘半島上稱雄。那時候，並沒人告訴我們斯巴達不久落了個「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倒是雅典文化遺澤百世。
那時有位同學叫宋捷軍，也是膠東人，練過功夫，打過游擊，書包裡有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作風「大馬流星」，也就是粗線條，不拘小節。他有一些特別的資訊，他告訴我，在戰場上，英美的紅十字會人員來救德國的傷兵，那傷兵開槍把醫生護士打死了！他不要敵人憐憫。他說美軍的傷兵滿地亂摸，摸到了電話線就掏出小刀來割斷，這時，通信兵必定立刻出動查線，那傷兵就躺在電線旁邊等人來發現他。這怎麼行！電話不通，豈不要貽誤戎機！
那時我一直點頭稱是。
就在這時發生了常德會戰，算時間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
抗戰戰史，我讀到王平《抗戰八年》，何應欽《八年抗戰之經過》，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黎東方《細說抗戰》。「國防部」史政局《抗戰史話》，蔣緯國主編《國民革命戰史》。這些書對某一戰役的記述互有詳略，可以互相補充。
常德在湖南西部，號稱「荊湖唇齒，黔滇要隘」。和去年的宜昌會戰一樣，日軍希望能繼續西進，壓迫重慶。會戰從十一月二日揭開，十二月十三日結束，國軍以四十二個師投入戰場，山東籍的將領王耀武、李玉堂都參加了戰鬥。
起初，戰事在常德外圍進行，我們沒十分注意。那時我們能看到的報紙，只有阜陽出版的《淮上日報》，四開一張，電訊很少。後來日軍直接攻打常德，大炮、催淚彈、轟炸機一齊上陣，守城的師長余程萬率部死戰，吳培申老師天天講述戰況，我們才知道常德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大事。
余程萬將軍在常德打了二十一天，其中八天是巷戰，一度撤出城外，由第十軍和第五十八軍協力收復。守軍彈藥用盡，以木柄鐵矛守城拒敵，把陣亡官兵的衣服脫下來穿在稻草人上，迷惑敵人的空中偵察。十二月十三日，國軍把日軍完全擊敗，城內只剩下余程萬和三百殘兵，滿臉血痕。餘部的三個師長都陣亡了。
吳培申先生真是個政訓天才，他溫良恭儉讓，說話沒有埋伏擒拿，卻是讓你服服帖帖，刻骨銘心。他是二十二中的完人，沒有一個學生對他有半句遺憾之詞。我至今不能分析他怎麼辦得到。
會戰中，余程萬一度撤出常德，丟棄了滿地的傷兵。蔣主席對這件事情大為不滿，在軍事會議上點名申斥余程萬「不配做長官」。余軍長為此心情十分緊張，在座的將領都深受影響。下一步，方先覺守衡陽，守了四十七天，直到日軍殺進他的指揮部，他始終不敢離開。
這一件事始終沒人告訴我們。那時的教育總是這樣，告訴你一半，留下一半。
常德會戰之前，青年遠征軍來二分校招兵，走了一批同學，人數不多。會戰後，空軍學校和海軍學校都來招生，學生的反應就熱烈了。那時中國的空中武力依靠美國志願軍、陳納德的十四航空隊，自己的一些運輸機像地面居民一樣，聽到空襲警報得趕快逃開。那時的海岸線、港口全在敵人手裡，中國已沒有戰艦，海軍總司令部設在群山之中。「這種地方需要我」，許多人挺身報了名。
那一陣子我們忙著給從軍的同學題字留念，最流行的句子是「永懷斡地排天志，各要千錘百煉身」（作者佚名），還有「會師中原同一醉，待從頭收拾舊山河」（羅家倫）。我寫過「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勇者樂迅雷風烈」，只能算是集句，在我們那個小圈子裡倒也傳誦一時。
那一陣子我們有些豪氣，吃「抗戰八寶飯」的時候沒工夫想「吃得快了得盲腸炎，吃得慢了得胃潰瘍」。往時，菜盆裡偶然有幾片肉，其薄如紙，面積如紐扣，浮沉如游魚，惹你的眼睛睜得比肉片還大。那一陣子還真沒人在乎那幾片肥肉。
我們是長大了。
這裡牽涉一本書，《生活的藝術》，林語堂著。
那時，《生活的藝術》分成上下兩冊，我們弄到一本下冊，輾轉傳閱。印刷用的土紙經不起磨損，書像一塊冰一樣開始融化。
沒人見過上冊，也說不出這下冊是哪裡來的。書是稀有之物，連教科書都不齊全。沒人教我們利用圖書館，我們也還沒學會逛書店。後來發覺只有左派熱心「課外閱讀指導」，我們的老師不來這一套，因為課外書大半跟中共有絲絲縷縷的關係。
這樣保護了我們，也局限了我們。那時中共在淮北的工作大有成就，雜誌不知辦了多少。一九五零年我在台北賣文惹禍，被保安司令部叫去「瞭解」，跟我談話的人對當年淮北情況熟悉，把左派刊物的名字一本一本舉出來，我實在聞所未聞，連中共當年全力傳佈的《論持久戰》（毛澤東著），我連封面也沒見過。
因為耳目閉塞，《生活的藝術》上冊沒看過，不知道到哪裡去找，我們非常喜歡林氏的文筆，可是談到生活，他那致命的精緻實在教吃「抗戰八寶飯」的人受不了。例如他推許明代文人屠隆的生活；焚香時「慢火隔紗、使不見煙」，香薰透衾枕，「和以肌香，甜艷非常」。那種生活似乎很「可怕」。常聽會戰發生，我們一個個變成斯巴達人，有人跑了七千里路弄到「上冊」，問我要不要看，我竟擺一擺手，算了。
我這個輕率的決定大錯特錯。多年後讀到「上冊」，才知道和下冊不同，下冊談的是技術細節，上冊談的是人生哲學，在斯巴達之外，人對生活對社會還可以有另一種態度，實在是我老早應該知道的。斯巴達式的人生觀可以用於戰時，不能用於平時，可用於工作，不能用於閒暇，可用於青壯，不能用於終生，而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後來環境改變，這苦頭可就吃足了！
回想起來，我們那些人都是「只讀一本書長大的」，而這「一本書」，又只讀到一半。我們那時，並不知道人該融會各種不同的學說，欣賞不同流派的藝術，承認不同地域的風俗，容納各種不同的個性，讀各種政治立場的報紙。這些，沒有人教給我們。
而這半本《生活的藝術》，我自己要負責任，卻是怨不得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