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陽阜陽，應該有阜。字典上說，「阜」是高大的丘陵。來到阜陽，舉目只見河水麥田。
我問「阜」在哪裡。國文老師李仲廉先生說，「阜」在百里之外，阜之陽確曾有過城市，那裡的人民舍棄了高地，遷來低窪的水邊，把家家戶戶的地基墊高。既來水邊，難免淹水，所以阜陽人說這塊地方「大雨大災，小雨小災」，可是「無雨旱災」。阜陽人愛談泥鰍上街、青蛙入戶的經驗，用麻布作成網兜，在自家門口撈蝦的樂趣，還有，鐘鼓樓多次被水沖壞，還有，著名的安徽第四臨時中學四周築堤，堤外大水汪洋，堤內絃歌不輟。
城市的形成，往往是商人一馬當先。水運可以促進貿易，殺頭的生意有人做，怕什麼淹水。商人站穩了，自有謀生的人來依附，愛拼不會窮，水裡火裡，再接再厲。有了錢，蓋樓，囤糧，備舟，沒有錢的人學游泳，水來了有命，水退了求財。
阜陽遷到水邊來，恐怕也有軍事上的考慮罷？《阜陽市志》記載，阜陽附近有十五條河，比較著名的是穎河、泉河、渦河、茨河、洪河……在阜陽西北，一條河是一道防線，一道天然工事。在阜陽東南，河渠縱橫形成了江南風味的沼澤地帶，易守難攻。抗戰發生，日軍沿隴海路西進，沿津浦路南下，對隴海以南津浦以西的這塊肘腋之地卻只能虎視眈眈。阜陽也就像「楔子」一樣插進，成了前方的後方、後方的前方。阜陽以它的赫赫巨掌，把軍隊、情報員、行政官吏源源送入日本人佔領的淪陷區，把難民、物資、青年學生接回來。
大地是上帝的棋盤。有什麼樣的地形，就有什麼樣的棋局，有什麼樣的棋局，棋子就有什麼樣的命運。國立第二十二中學是李仙洲在這方棋盤上的一個佈局，於是，天地君親師在上，我在阜陽天天聲光化電，的呢阿嗎，刀來米伐，厄比西迪，開始了我自己的人生。
阜陽八縣，水災、旱災、蝗災接連不斷，號稱「安徽的西伯利亞」。一九四三年秋季的水災，一九四四年夏天的旱災，秋天的水災，我們親眼看見。我在《山裡山外》透過一個號兵的視點，描寫災民的苦況，就是以阜陽災情為底本。《阜陽史話》說，西關打蛋廠招募女工，收入雖然菲薄，戰時也斷絕了，工廠關門，廠房做了二分校的教室。
抗戰時期，阜陽地區的負擔很重，據文史資料，單單是山東省，就在那裡設立中學兩所，師範兩所，職業學校一所，小學一所，政治學院一所。後來山東省政府也撤到阜陽，除了一班文官，還帶著保安部隊。當然，還有國立第二十二中學。
江蘇省政府也搬來了。
更大的負擔是供應軍隊。依阜陽縣志和阜陽文史資料記載，長期駐紮的部隊有九十二軍，五十一軍，八十五軍，十二軍，暫編第九軍，騎兵第二軍，十一路軍的五十六師。臨時過境的部隊，有劉汝明、何柱國、莫德惠……
地方對軍隊要供應眷屬住宅，營房，柴草，馬料，差夫，慰勞傷患，修防禦工事……
軍糧多半是就地徵購，政府發錢在當地買糧。「購」字上面既然有一個「征」字，有半強迫的性質，民間必須接受交易，糧價往往比市價低很多。
除了徵購，還有「征借」，把你明年該繳的糧食先拿出來，寅吃卯糧。借了明年的再借後年的，據說已預借到五年以後了。
我在這裡敬謹記下阜陽父老的厚惠。
阜陽為抗戰使盡力氣，過年貼門神，連門神都穿著軍服，背著步槍，效鍾馗並伸兩指，指著踩在黑皮靴底下的黃衣小兒。還記得一首順口溜。戰時徵兵，所以說「生了兒子是老蔣的」，安徽是桂系地盤，李品仙做主席，廣西幹部紛紛和當地女子通婚，所以說「生了女兒是老廣的」，徵糧購糧都由保長承辦，保長的權很大，所以說「打了糧食是保長的」。
中共在淮河北岸也發展得很好，皖北人「生了兒子」也可能是「老毛的」，他們的糧食也得找保長幫忙。唱的是「沒有吃，沒有穿，自有敵人送上前」，其實是老百姓送上前。他們長於結合群眾，住在很遠很遠、我們看不到的地方。
我們住在阜陽，並不知道對阜陽感激。那時國軍的教育忽略了軍民關係，大字標語說「良民是良兵的基礎，良兵是良民的模範」，很有優越感。許多年後，我才發覺對阜陽父老虧欠太多。
只有對國家的責任，沒有對老百姓的責任，朦朧中還以為國家和百姓不能同時兩利，有益於國難免有害於民。後來到陝西，到東北，到台灣，越是忠貞之士、這種秘密的想法越牢固，直到七十年代才覺悟。
回想起來，我們的學校的確像座軍營，一個封閉的系統，和地方很少交流。
舉例來說，我們目睹蝗災，水災，觸目皆是災民，師生並沒有集體出動幫助災民的行動。
一九四三年阜陽發生瘟疫，有些醫生怕傳染，關閉了診所。二十二中每一分校都有醫官有護士，可惜沒能全面出動義診。
我們曾經參加阜陽各校的聯合球賽，參加各校合辦的聯合晚會，收場都不愉快。
我們曾經有一次助割。也不知是誰的主意，忽然聽說校方「希望」我們替農家割麥，沒有正式宣告，沒有發起人，沒有編組，也沒有和地方保甲聯絡。
好像沒有多少人去做這件事。劉宗元同學告訴我，他走進麥田，說明來意，那正在割麥的漢子直起腰來，把鐮刀往地上一丟，斜眼看他：「你會割麥？」接著，一位農婦尖銳地聲明：「我們可不管午飯喲！」
宗元是揣著粗面饅頭出門的，他覺得無趣，一腔熱忱化為烏有。他在田野間遊蕩了很久，後來發現一位太太正和一小塊麥田奮戰，他才找到用武之地。
那時，我們的形象一定很驕傲，我們只想到自己：我是愛國青年，應該得到敬重；我是流亡的孩子，應該得到同情；我是兵，應該得到供應；還有，我是總司令的學生，……
那靠異鄉支持的學校，從來沒有人告訴學生怎樣和異鄉人相處，例如，在路上碰見了他們老年人要微笑，遇見了少女少婦要低頭；尊重他們的風俗習慣，即使你認為那是陋習；稱讚他們的食物，即使你覺得難以下嚥。
人是驕傲的動物，人人都必須驕傲才活得成，理想的人際關係是共同驕傲。我們和阜陽人沒找到這個交會點。
一九四九年以後，「外省人」逃到台灣，用同樣的心態和當地人相處，受到教訓，才有一系列的反省、修改。
還好，在阜陽，我們知道自己是學生，應該有教養。阜陽離家鄉近，也還能得到一些接濟，容易守規矩。真正的大兵沒有家庭，沒有親友，沒有故鄉，他每月領到的薪餉只夠買衛生紙。他可以不買衛生紙，用報紙代替，但有時得買信封信紙。他可以不刷牙，但總得買肥皂。冬天，他可以洗冷水澡，出外辦事總得喝杯熱茶。他一天兩餐吃得飽，但有時還想水果雞蛋。怎麼辦，自己動手，見了就拿，或者利用公務之便，乘機需索，對民家的騷擾很嚴重。如果他抽煙，就更麻煩了，我常見大兵在阜陽城內的大街上揀煙頭，那只是老實守分的大兵。
那時我們都還懵懂，不能把麥粒看成農夫的汗珠淚痕，聽說過「最後一根草壓斷了駱駝的脊樑」，騎在駱駝背上，慶幸自己不是那根草。後來（一九四四年）淮上發生戰事，日軍迫近阜陽東郊，二分校師生夤夜撤出打蛋廠，向南方丘陵隱蔽，當地村民以為來了亂兵，連夜棄家逃走，我們並不懂得歉疚，心裡想的是「我們居然也有那麼大的威風！」年輕人都殘忍，他的七情尚未成熟。
必須註明，九十二軍的紀律算是最好的。
大兵擾民，我在《昨天的雲》裡面寫了不少，本書後面還要再寫。我十分痛恨這種行為，常常設想怎樣制止、怎樣懲罰。後來我也枉費了不少心機。終於一天想通了，大兵的待遇那麼低，政府只養了他一半，他靠老百姓養他另一半，他因此養成了各種壞習慣，戰後待遇提高了，老毛病仍然改不掉。我會記下他們後來吞食的惡果，能懲罰世人的，只有因果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