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叔是三十年代的熱血青年，名重鄉里，不過我和他見面的機會很少很少，我只記得他曾到我們小學的球場裡打籃球，我站在場邊觀看，我的眼睛只盯住球，他的眼睛也只盯住球。
四叔、五叔、七叔是繼祖母所生，都和我家不相往來。祖父留下的那一大片房產，南半部面臨廣場，由繼祖母等各戶居住，北半部面臨大街，由伯父家和我家居住。南北之間是廢棄了拆除了的酒廠，頗似軍事上的無人地帶，形象化了這個大家庭的分裂和隔閡。
五叔健談，繼祖母的客廳裡經常眾聲喧鬧，煙霧騰騰。我們這邊臨街的房子租給人家開酒店，是個公共的場所，論客辯士發言盈庭，父親有時也參加。這南北兩個論壇的風格和「意識形態」頗不一致，當面有耳，隔牆有嘴，把兩面之詞傳來傳去，是人類的一大嗜好。
三十年代的熱血青年一定因「反封建」而鄙薄家庭，那時，大家庭制度的積弊（有時簡直可以說是罪惡）也確實到了十分嚴重的程度，奇怪的是，對大家庭制度的聲討和咒詛，往往來自受益最多的人，五叔就是以吾家的驕子精英，憤然大呼「家是寶蓋底下一窩豬」！
巴金寫在《家》裡的這句話，當年儼然金科玉律，天下有口皆傳，基督教會號稱「神的家」，因受不了這句話的壓力，連忙自己造出一個專用的新字來：寶蓋底下一個「佳」。這話傳過來，我父親倒不緊張，他不慌不忙：「寶蓋底下這隻豬代表家畜，飼養家畜是『家』的特徵。」
話又傳過去，五叔笑了：「我只看見他家養孩子，沒見他家養豬。」
那時另一個熱門話題是「抗日」。日本軍閥想吞併中國，一步比一步緊，對中國人的刺激太多太深，熱血青年實在忍不住，一想起這件事來就廢寢忘食，一談起這件事來就聲嘶力竭。他們要求政府立即對日宣戰，政府的態度卻是盡量拖延，青年們氣極了，出來遊行請願，政府倒用警棍、消防水龍頭來對付，說不定還準備了監獄。咳，耳光打在臉上，也就一時分不清誰親誰仇了。
依那時五叔看來，打日本容易，咱們人多，拿一百人拼他一個！這話傳到酒店裡，眾人問我父親的看法，父親說：「咱們拿一百人拼他一個人，中國得有一百億人口才行。」眾人驚問緣故，父親說：「日本的人口是九千萬，號稱一億。」
那怎麼辦呢？父親說，國家興亡不可意氣用事，要忍辱負重，想想看，越王勾踐吃過吳王夫差的大便！當然，這話馬上又傳到「那邊」去了，五叔默然有頃，揚起下巴來說：「來，咱們就公推他老哥，代表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每天早晨去伺候日本人上廁所吧。」
一九四二年我到安徽阜陽讀書，給五叔去了一封信，那時他是國軍第五軍炮兵營長，駐在雲南呈貢。
五叔離家以後，繼祖母封鎖了他的一切消息。我還記得，有一次，郵差把五叔寫來的家信送到我家，母親吩咐我立刻送給祖母，祖母臉色大變，親自到郵政代辦所，再三查問此信在什麼時間送到我家，從時間上確定我家沒有私自拆開這封信，才為之釋然。她老人家又仔細叮囑了那全鎮唯一的郵差，以後務必把信送到「南邊的大門」，切勿再送到「北邊的大門」，這才放心回家。
祖母肯把五叔的通信地址說出來，這是她老人家的寬大，據說，她估量我在外面也許能有些出息，這才假以顏色。那時給五叔寫信，要寄到「雲南呈貢、羊落堡、儲開甲先生轉交。」呈貢在昆明之南，靠近滇池，儲先生是當地大戶，五叔的朋友。那時，我覺得雲南遠在天外，能夠往那麼遠的地方寫信，很值得自豪。
可是，信發出之後，久久沒有回音。倒也有幾分意料之中，畢竟是那麼多的芥蒂，那麼久的猜防。這兩個家庭第一次正式溝通失敗了。誰知到了一九四三年，他老人家的信忽然來到。而且是掛號信。而且有一張法幣三千元的匯票。而且回信頭兩句是「忽接來信，不禁熱淚潸潸」。在他老人家想像之中，我這次穿越封鎖線、來到大後方，定是九死一生吧。
為什麼沒有立刻回信呢，原來五叔到緬甸打仗去了。戰史記載，這年三月，日軍由泰國進窺緬甸，攻佔了緬甸南境的名城仰光。防守緬甸的英軍戰力不足，要求中國派兵增援。那時中國沿海全遭日軍封鎖，對外運輸依靠緬甸的公路和鐵路，當然希望把日軍趕出去，立即派第五軍、第六軍、第六十六軍由雲南入緬，第一場大戰在仰光以北的同古發生，稱為同古會戰，五叔參加了這場戰役。
同古會戰之後，國軍部署第二次會戰，不料此時另一路日軍忽然攻佔了臘戍，畹町、八莫也相繼淪陷，入緬國軍的後路被敵人切斷，有陷入袋形包圍圈的危險。如此局面，英軍要負最大的責任。英軍戰力很弱，常常不顧全局、任意撤退以求自保，戰地記者譏笑他們，說是「看見英國人的背和手，卻看見中國人的胸膛。」背，指轉身退卻；手，指舉手投降。
戰局惡化，指揮中英聯軍的美國將領史迪威急忙逃往印度，國軍則往緬北疾走。第五軍撤退途中，九十六師擔任後衛和右翼掩護，五叔那個炮兵營就配屬在九十六師。
關於滇緬戰役的專述，我讀到兩位將軍的回憶錄：趙學淵和杜聿明。我在圖書館讀到一本《緬甸戰爭》，記事詳細，但是後來再去找，沒有找到。《國民革命戰史》滇緬戰爭的部分，執筆者史才很高，全局中兼顧細節，充實而生動，它是我主要的倚仗。
緬甸撤退應該是抗戰史上最有毅力的撤退，也是最悲慘的一次撤退，撤退途中二百師師長戴安瀾遇伏受傷不治，兩團長失蹤。新三十八師副師長齊學啟失蹤，後來發現死於仰光獄中。騎兵團長黃行憲，九十六師副師長胡義賓都陣亡了。基層官兵的損失難以確計，九十六師沿途死亡兩千人，失蹤八百人，五叔這一路上所受的「天磨」也就簡直自頂及踵了。
《國民革命戰史》記載，緬甸的地形南北狹長，山脈河流多是南北走向，而峻嶺激湍，十分險惡。國軍由緬南北撤，在緬北東去印度，西入雲南，揮山刀開路，騎獨木過河，在毒蛇、猛獸、瘧蚊、螞蟥的攻擊中，與猴子爭野果，與死人爭臥地，與螞蟻爭飲水，隨處有人餓死、病死、自殺而死。在這個人類難以生存的環境中，國軍與日軍晝夜競走，國軍急於走出敵人的口袋，日軍則急於想拉緊袋口的繩子。「我能往，寇亦能往，寇能往，我亦能往！」有時候，國軍披荊斬棘，攀山越嶺，隔著密不通風的原始林，聽見敵人在「隔壁」講日本話！
緬北有一座野人山，是這次撤退最後最嚴厲的考驗。野人山號稱鬼門關，意思是人入此山不能復出。此山縱深四百里，高度平均八千尺，峻嶺叢林，瘴氣烈日。九十六師在山中絕糧，殺蟒獵虎為食，終於越過此山。三千里絕地，六個月勝負，無一人降，無一人叛，抱病扶傷攀高黎貢山進入雲南。在一個叫劍川的地方早有千萬出征官兵家屬麇集盼望，五嬸也在那裡等候。死生交會，哭聲動野，大雨忽然滂沱而下，為他們洗淚。五叔接到我的信，想他老人家心中那一團鬱結，一點酸楚，那對鬼神的感激，對袍澤的悼念，俱在心中，俱來眼底，這才「熱淚潸潸」的吧。
我把五叔的信轉給父親看。父親寫信給五叔，認為「此或吾家將興之兆」，並且說，自己「一事無成，使父母失望」，深感愧悔。五叔也寫了長信給他。看來這個裂痕縱橫的大家庭，有了我這一丁點兒黏合劑可用。
無如萬般是命。不久，命運鑄九州之鐵為錯，敲破了家，敲破了國，任何人無力補天。
這幾年，我常思量，五叔在一九四三年寄給我的法幣三千元，到底是多大一筆錢。
翻查了價格史貨幣史一類的書。中國面積大，這個地區的物價跟另一地區的物價不同。物價的數量單位也不一致，同是白米，有時用斤，有時用鬥，安徽阜陽地區的物價沒有查到。
倒是查到了一條：一九四三年，中等學校教員的薪水是七百八十六元，看來五叔匯給我的錢相當於一位教師四個月的薪水，數目似乎不小。不過，我又查出在地主家做長工，平均每個月可以賺到兩千元，是中學教師的兩倍以上。五叔匯給我的錢，相當於一個長工一個半月的收入。戰前有一個故事諷刺教書先生，說他的束脩和長工的工資相等，只有在吃飯排座位的時候高出長工。抗戰五年，教師的經濟地位竟遠落於長工之後，可見「世變」之一斑。
依《民國價格史》所示，一九四三年食鹽每斤大約是三十五元（西安），豬肉每斤大約五十三元（桂林），火柴大約每盒四元，白米每市斗大約二一○元（四川）。由此可以想像，教師的待遇實在太低，難以維持生活，各校勢必要自己想辦法補救。縣政府總可以從公糧裡弄些斤兩出來分給縣立中學的教師，國立中學只有在學生的主食項下製造「結餘」。伙食管理無法弊絕風清，這該是一個原因。
一九四三年是抗戰以來物價最高的一年，我們開始「捉襟見肘」。我曾寫信給二姐，問她能否給我做一條內褲，她回信說不能，她自己正沒錢買布。這件事給我的印象很深。到郵局領取匯款，立時就地匯了一千塊錢給她。男生可以缺錢，女生必須有錢，這是我當時的信念。
回想起來，我沒能好好利用這筆錢，因為我至今也沒有學會怎樣用錢。我買了布鞋、內衣、肥皂、牙粉。中午，拉李孔思出去吃了一頓客飯。那時我們用桐油點燈，以棉絮捻成燈芯，燃燒時濃煙瀰漫，既費油，又不明亮，我買了一大把燈芯草分給全班同學。那時副食有名無實，同學們多半弄一撮鹽撒在飯上佐餐，有道是「走遍天下娘好，吃遍天下鹽好」。我買了阜陽名產大升醬園的鹹菜，請同席吃飯的八位同學共享。
全是不急之務。我竟沒有買過一本書！這似乎注定了我今生不能做一個讀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