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究竟有多少人相信預兆？有人微笑點頭，心裡卻並不堅持；有人說：「那是迷信」，聲音很低，唯恐鬼神聽見。
我們的厄運是從二分校主任張秀峰跌破了眼鏡開始的。他有深度近視，他的眼鏡是玻璃鏡片，金邊，那時鏡片都用玻璃，怕摔。
這年春天，我們照例到柴集，全校師生在校本部團聚，過陰曆年，慶祝校慶，參觀運動會。我們午後出發，晚上住在後湖一分校的校舍裡。這天大家很餓，很累，對晚飯的期望很高，因為這兩天照例加菜。這天一分校的晚餐熱騰騰，香噴噴，饅頭也破例廢除兩手捧著的草鞋底，改成恰可盈握的水蒸梨。我們越看越饞，可是誰也想不到，我們沒飯吃！
這件不可思議的事所以發生，我想（今天回想）軍訓教官和事務處都有責任。二分校有個炊事班，炊事班有班長，也就是伙頭軍，有炊事兵，也就是伙夫，他們竟然都沒有來！那時學校是軍事管理，到柴集去算是行軍，住在後湖算是宿營，宿營要先安排廚房廁所，載在教範，教官是念過的，他沒照本子辦事！
不過，軍訓教官從來不管伙食，伙食關乎錢糧出入，甚為「敏感」，教官避免涉及，炊事班的頭頂上司是事務處。這天事務處全體員工躬逢其盛，自己吃個紅口白牙，忘記了所以有個事務處、是因為有學校，所以有學校、是因為有學生。
那時二分校的事務主任跟學生沒有緣，學生朝他敬禮，他看空氣，於是學生也就拿他當空氣看。後來，也許他願意還禮，可是學生不理，他已經沒有機會了。這就使他更厭惡學生。「國難期間」，那時我們總是吃不飽，吃完了、還蹲在那裡望著空盆空碗發呆，聽見教官的呵斥才站起來，動作太快，總有幾分鐘眼黑頭暈，搖搖如在舟中。陰曆年加上校慶，一年只有這麼幾頓能把肚皮撐圓，只要這幾頓飯別讓他們失望，他們就能在流言飛語中信任你一年。可是，……
等到暮色蒼茫，望見同學三五成組自柴集的方向急奔而來，他們「徵用」了農家的木板車，送來冰冷的「抗戰八寶飯」，這些飯，還是同學們等「老百姓」吃過晚飯，借了挨家挨戶的小鍋小灶，一鍋一鍋煮出來。
由於失望，覺得這些飯特別硬，特別冷，特別粗糙，嚼在口中，有莫名的傷感。一個黑臉膛的高年級同學憤然說：「我們不吃，我們全體到校本部去找張秀峰講理！」他操魯北口音。
群聲響應。這時，張主任還戴著他的金邊眼鏡，在柴集校本部跟新校長鄭仲平談天，李仙洲已不是校長。
這天二分校張主任夜宿校本部，睡前，他的眼鏡忽然掉下來，在地上摔壞了，左邊的鏡片破裂，右邊的鏡片脫落。他端詳空洞的框架，懸念老家，難以成眠。
夜半，二分校的一個學生飛奔而至，把張主任從床上喊起來，報告情況。二分校的四百學生因為沒有晚飯可吃，連夜從後湖宿處朝校本部急行軍而來，要向主任興師問罪。十人之中，必有忠義，張主任在二分校有許多子弟兵，此時只能通風報信，不能左右大局。
沒有眼鏡，張主任減損許多風采，所幸還有框架可以戴上，他喊醒鄭仲平校長，動員校本部的炊事班立即做飯，然後，他朝操場走去。突然失去鏡片的幫助，他深一步淺一步，好像地面崎嶇不平，所幸他步上講台之時，操場裡還沒個人影。學生的計劃正是先在操場裡集合，再請主任出來「訓話」，大家走進操場，看見主任已經佔據了那樣有利的位置，不覺銳氣一挫。
氣氛仍然緊張，嘈雜中有人怒罵。張主任站在講台上，以非常和緩的語氣講了話，他首先承認自己沒有關心大家的生活，對下面主管人員的工作疏於檢查，以致今天發生了「這樣嚴重的事情」。他說：「我心中十分不安，這是我的過錯，我沒有盡到責任，我失職。」接著，他保證大家能夠及早吃飯，今夜就在校本部休息，「在大家沒有吃飽睡好以前，我絕不離開大家一步」。
二分校的學生一向敬愛他們的主任，平時主任對全體師生講話，連病號也掙扎著來聽。這次挨餓，似乎是事務處的責任嘛，聽他引咎自責，反而於心不忍。這心意，學生中無人能作完整妥當的表達，只是吼著要把事務主任撤職。張主任當即聲明：事務主任經校務會議通過，上級批准，他沒有權力撤換。下面齊聲哄喊，不肯罷休，氣氛又緊張起來。不料此時張主任聲色俱厲、斬釘截鐵地說：「我頭可斷，血可流，這種不合法、不合理的要求我決不接受！」學生受此衝擊，不知所措，台下竟鴉雀無聲。
張主任與學生對賭，以平素累積的威望孤注一擲，贏盡所有的籌碼。他不看觀眾，只想角色，角色扮演成功，觀眾自然入彀。結局是，他趁學生懾服的那一剎那又說了一些話，對學生的靈魂加以溫婉的撫摩。飯菜上場，以食為天，一頁歷史掀過。
張主任是個人才，但是那副眼鏡框架也是極重要的道具，戴慣眼鏡的人一旦把眼鏡摘除，會顯得五官醜陋、不似人君，學生倘若覺得今晚的張主任和平時的張主任有某種懸殊，定會生出許多枝節。張主任是在夜色掩護下演出一出小小空城計，他除了巧妙地平息了（或者說預防了）一次學潮，還證明：人的行為變化有其限度，一個大的事件可以演化出許多類似的小事件來。
我們二分校「年紀最小的男同學」陳培業告訴我，學校有過幾次「絕糧」。
一次是遲遲不能開飯，最後由廚房抬出來煮熟了的麥粒。這因為存糧吃光了，老校長李仙洲四處募糧，募來的小麥來不及磨成麵粉。麥粒極費咬嚼，吃飯的人又不敢怠慢，兩餐下來，兩頰和牙根奇痛難忍，通宵輾轉不能成眠。那一次，教職員大約不會跟學生一同吞小麥吧？可是學生沒有半句怨言。
又一次，天氣已涼，又斷了糧，學校募到一批黃豆，也磨成了粉。黃豆粉做成的饅頭，黃澄澄，香噴噴，有些人不覺流下口水。老師叮囑，豆面只能吃六成飽，我現在最有興趣的一個問題就是到底有百分之幾的人聽從了老師的警告，那時，我們的「常識」是，大眾短視，需要先知，大眾自私，需要強制。照那天吃了豆面饅頭以後的情形看，大家都吃滑了舌頭，收攏不住嘴，多少人肚子脹痛，多少人下瀉，多少人整夜發射連珠炮似的響屁，——屁聲從各處響起，像互相諷刺，又像互相競賽，夾雜在呻吟聲和笑聲裡，是奇聞奇觀。——所有的屁聲呻吟聲都像是在支持「專政」的理論。那天，教職員大概不吃黃豆吧，學生也沒放在心上。
培業說，有一天，菜盆裡忽然出現紅燒豬肉，大米飯的成色也合乎「標準」，大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在此時，立正號響，只見老校長披掛整齊，靴聲橐橐，將星熠熠，走進開飯的大操場，他後面跟著一群長袍馬褂的黑鬍子白鬍子，再後面是二分校的張主任和教職員。這一干人在飯場裡走來走去，有個白鬍子老者再三歎息：「這些孩子受苦了！」學生一聽，怔住了：今天還算苦？幾天以後，運糧的獨輪車一輛接一輛滿載而來，一連運了幾天才停止。原來老校長那天把阜陽的富商巨紳請來參觀，當場募糧，有個大商人提筆就寫了三萬斤！
那日子才艱難，可是沒半句吵鬧爭執，大家一面受苦一面津津有味、沾沾自喜。為什麼改了國立、有了糧源、飽暖無憂，反而容易生出事端？歷來治理眾人之事，困難不在「否極」之際，而在「泰來」之初，動亂多半發生在情況開始改善的時候，我想，那天晚上，張主任他看見了歷史。
據說，那天晚上，張主任萌了去志。我們一點也沒看出來，他是那麼全心全意照料我們。那餐飯，也許我們太餓，也許飯裡雜質太多，也許夜太靜，只聽見一片「咬牙切齒」之聲，張主任就在這一片雜音裡陪著我們，直到雞啼。
張主任是個「吐半口兒血」的文士，瘦得像黃河岸邊的災民，白得像京戲舞台上的小生，等親眼看見我們一個一個睡下，他也快要昏倒了。今天，我想，如果那有領導力的同學站出來說幾句感謝的話，大家一致鼓掌送張主任離場，或者，派幾位高年級的男女同學送張主任回到他的住所，場面溫馨一些，有多好！無如那時的群眾場面只表現浮躁和狂暴的一面，總是一副恨恨不已的表情，「先知先覺」立下這樣的模式，「後知後覺」也就隨波逐流了。
事後回想，還是張主任聰明，鄭校長對校長這個職位興趣太大，後來受到許多傷害。
四十幾年以後，二分校程明光同學道經濟南，拜望了身任山東省政協委員的李仙洲，李氏透露，當年二十二中校長一職，山東耆宿原來有意請山東省第一聯中校長張敏之擔任，但鄭仲平朝裡有人。李氏對鄭之「善為自謀」似乎不滿，其實鄭氏之「得」，同時是他之「失」。
張敏之是能吏、烈士、教育家的混合型人物，在山東教育界聲望甚高，他的個性和治事方法與鄭仲平不同。後來，亂世酷吏把他鍛煉成現代的左光斗，恨我無緣成為他的史可法，他的事跡有待大手筆寫成大文章。我常想，當年張先生如果真的做了二十二中校長，他的命運、我們的命運、不知又是什麼樣式。命運只是一張略具輪廓的畫稿，因不同的人著色而成不同的畫。
李氏離手、鄭氏就位，二十二中的格局已定，二分校的一次小小風波，顯出這格局的輪廓。學生和學校當局在經濟問題上對立，校園內唯一可以爭議的經濟措施就是伙食的管理，學生不斷有意見，而表達意見的方式則為「糾眾滋事」，因為他們從未受過民主訓練。到抗戰勝利我離校為止，二十二中只有「胃」的鬥爭，沒有「腦」的鬥爭。學校當局一次又一次貼佈告開除一代又一代的學生領袖，有一次，這佈告後面被誰批上四個字：「鳥為食亡」。
那時，大家恨管錢管糧的人，學生瞧不起管錢管糧的人，戰時籌糧也是舌敝唇焦，汗流浹背，可是學生沒有感應。那些人也只知管錢糧，不知道辦教育，他們看學生，也只看見一些永遠填不滿的嗷嗷眾口，露著沒刷乾淨的牙垢和沒拔掉的蛀牙。他們沒有看後院的小雞小狗、前院的小草小花那一份喜悅。除名離校的學生跺著腳說，有一天、長大了，不論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遇見了某一個人，定要狠狠給他一頓拳打腳踢。一九四六年，這類事果然發生在四川綿陽的旅舍中。
二十二中的學生，前後有一百多人轉學到六中，每個人都有一肚子怒氣。抗戰勝利後，二十二中某一部分的負責人前往重慶，中途在四川綿陽的旅社中投宿，被二十二中的轉學生發現，一群學生衝進去，狠狠地羞辱了他。據說，學生動手毆打他，踐踏他掉在地上的呢帽和眼鏡，逼他連聲自供：我是貪官污吏，我對不起青年，我對不起國家。學生把他那副破碎了的眼鏡收拾起來，裝在信封裡，托便帶到二十二中，供同學大夥兒傳觀，使人想起楊貴妃死後、當地人輪流觀賞她的一隻襪子。
六十年代，台北，魯籍政要李文齋家有喜事，前往赴宴的校友，與他們立誓要報復的對象同席。幾個校友也曾秘密耳語一番，商量散席後如何如何。可是，時隔二十年，那人實在已經太老，太衰弱，太孤苦可憐，這幾個學生終於不忍下手。後來，一位參與密謀的同學對我說，寬恕是美德，可惜有負當年對老同學的諾言。
今天回想，陷區青年切齒痛恨日軍侵略，才到後方去讀書救國，不到三年，大家的怒火不約而同轉移了對象。怎麼會弄成這個樣子？我固然猜不透、想不通，恐怕連李仙洲將軍、張秀峰主任也始料未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