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溪的生活清靜鬆散，我們開始有自己的思想。
起初，只有「不成文的想法」，腦子裡意識到，不能有系統地說出來。等到一年一年長大，終於形成「成文的想法」。
那時國民黨一黨專政，標榜「開明專制」。開明專制的意思是，我專制，可是我專做好事，專心專力為國家造福。歷來成大功立大業，要有卓越的領袖和堅強嚴密的團體，那遊方和尚、行吟詩人，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名士，不能創建公共勳業。中國人救亡圖存心切，想試一試這一條看來急功近利的捷徑。
可是我們看見專制，也看見腐敗。
那時兵役是專制的，也是腐敗的。蔣委員長剛剛下令槍決了姓程的兵役署長（考其時應為一九四五年七月）。我在公路旁看團管區押送壯丁，他們用繩子把壯丁一個一個捆起來，連成一串，路上同時大便，同時小便，當然也同時睡覺，同時起床。當然吃不飽，所以從來沒見過有人這麼瘦，當然不盥洗，所以從來沒見過有人這麼髒。誰生了病當然也沒有醫藥，一旦輕病拖成重病，只有就地活埋。那天適逢其會，我發現他們正在幹這個勾當。
我大吃一驚，急忙跑回學校，大喊大叫，不能控制自己，驚動了「學生領袖」曹湘源。湘源呼嘯一聲，立時有三十多人相從，大家把帶隊押運的軍官痛毆一頓，把奄奄一息的「壯丁」從坑洞裡抬出來，救回校內。
我寫《山裡山外》的時候使用過這個情節，此處不必細表，現在要說的是，這一下子觸怒了團管區，他們派出軍隊，對準學校大門架好一挺機槍。來者不善，他們打算「抓」走一些學生，當做壯丁押送出去。我們的學校是普通中學，老校長李仙洲為了各分校辦事方便，給每一位分校主任弄了個「上校參議」的名義。那一套軍服平時就掛在我們分校主任的辦公室裡。新來的主任雖是文人，倒也見過武場，他立即披掛整齊，不慌不忙地走出大門。軍隊是個「人要衣裝」的地方，團管區的帶隊官看見出來了一個長官，十分意外，只好近前敬禮。我們的主任也就毫不客氣地把他訓斥一番。主任攻心有術，抬出老校長壓他，又舉出那名正典刑的兵役署長來嚇他，他果然恭恭敬敬地收兵。
新主任處置有方，果然老辣，可是那個押送壯丁的中尉也有才幹，他率領班長一人、槍兵五人、執行任務，當我們一擁而上朝著他拳打腳踢時，他命令部下原地不動，他的部下也就肅立一旁，聽任事態發展。他本人直挺挺地站好，既不招架，也不躲避，任憑我們扯破了他的軍服，在他臉上弄出紫色的淤血和許多細碎的傷口。他的苦肉計效果極好，警備司令部認為他上了十字架，對他同情，不但活埋壯丁一事免予究問，還來了一紙公文對我們學校加以斥責。
三十五年後，我寫《山裡山外》寫到這一段，巧逢台灣高雄發生「美麗島事件」，示威的群眾攻擊警察，徒手的警察「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將示威運動的領袖們置於理屈詞窮之境，幾乎是我們「救壯丁」那一幕重演。我唯恐人家說我抄襲時事，只好略去這一段情節。這件事是我們的親身見聞，對我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響，當初不得不刪，現在不得不補。我想那中尉是個受過嚴格訓練的優秀軍官，只可惜擔任了這份窩囊的差使。
參與抗戰生活的人都說那時很苦，都說自己吃的苦比別人多，除非他極不懂事，才會誇耀自己在戰時活得多舒服。抗戰真是了不起，一度改變了中國人諱貧誇富的習慣。
「苦」代表奉獻，所以「以苦為榮」。但是，拿苦當歌來唱還是淺薄，因別人吃苦而滿足未免下流。故意製造別人的痛苦則是殘忍。
壯丁為什麼要吃這種苦？這個樣子的吃苦對國家民族有什麼貢獻？那時所謂「壯丁營」只是在地上鋪一層薄薄的柴草——陳舊的柴草，碎斷的柴草，發出臭氣的柴草，視察人員在鋪草上走了幾步，就兩腿爬滿了虱子跳蚤。日本飛機來了，押送壯丁的官兵急忙把壯丁鎖在屋子裡，自己跑出去「躲警報」，結果壯丁全被炸死了。還有，有一個新兵不堪虐待，看見地上有一堆沙，就一把一把往嘴裡塞，吞沙自殺了。抗戰何嘗需要他們吃這種苦？我們為什麼不能懷疑，不能批評，不能拒絕？
要一個人絕對服從、完全忘我，有一個重要的條件：領導者居心完全純潔、行事完全準確，他本人確已以身作則、徹底奉獻給大家共同服膺的抽像理念。基督教的對象是神，問題較少，至於人，世上哪有「居心完全純潔、行事完全準確」的政治人物？上帝並未創造這樣的人類，群眾若以此期待領袖，乃是逆天行事。事實是，人民的忠誠度越高，執政的人在下達命令的時候越容易掉以輕心、草率從事，統治者個人的權力越大，他的左右親信越容易透過服從的方式竊權自肥。所以要求「絕對服從」，政府與人民可以慮始，難與樂成，聰明人陽奉陰違，純潔的人就憤世嫉俗了。
服從！服從！代價何其沉重！抗戰救國要每個人付代價，付很大的代價，可惜由於專制，可以任意揮霍，不肯精打細算。有多少人，「抗戰」不需要他們死，他們死了，不需要他們殘，他們殘了，不需要他們破家，他們赤貧了。除了敵人的殘忍，這裡面還有我們自己的殘忍。為了抗戰應該人人吃苦，於是不再關懷別人的苦，甚至安心製造別人的苦。所以，我說過，「抗戰！抗戰！你是我們的驕傲，也是我們的隱痛。」
「絕對服從」的理論終於破產，在二十二中，因西遷而破產，在全國，因勝利接收而破產。奉行最徹底的人幻滅最大，他們恨長官訓示，恨報紙社論，恨小說詩歌，認為一生受他們欺騙，黨政文宣好像都是問心有愧的職業。
可是，危急存亡之秋，你不說服從又說什麼呢？急診室裡當然相信醫生，房子起火當然依賴消防隊。我們戰時的奉獻，也許不必說是受到欺騙，無妨說它是同意透支，「絕對服從」是一張緊急提款證明。戰爭太大太久，透支太多太濫，政府無法善後，只有等人民大眾遺忘。遺忘需要時間，任何國家在大戰以後都該「休養生息、與民更始」，所謂休養生息，就是留出時間產生遺忘，所謂與民更始，就是雙方回到未透支不欠債的關係。
要多少時間才遺忘呢，大概三十年罷。三十年為一世，這一世人死亡或是得了老年癡呆症，國家社會對他的種種虧欠沒有人知道，或者雖然知道認為事不幹己，你就可以順順當當對下一世人透支。所以國家在三十年內不可有兩次戰爭，國民黨的悲哀，就在八年抗戰之後，接著又打三年內戰，前債既未忘記，由幹部到群眾都不讓你再透支下去，當然要捉襟見肘，終於破產。
抗戰八年，國民黨只有一件事誠實無欺：十二萬知識青年的從軍和復員。政府每一句諾言都兌現了，戰後還增加了項目：本來只有就業，增加了輔導創業；本來只有就學，增加了派出國外深造。後來國防部辦理第二期知識青年從軍，宣傳資料上說，一切條件和第一期相同，蓄意透支第一期知識青年從軍存入的資本，再欠新債。所以，政府從未用第二期知識青年從軍做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