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評論中國政局，常說抗戰勝利的時候，國民政府蔣主席的聲望升到最高點，如果那時蔣主席退出政壇，可以成為世界偉人。
他是否應該交出權位，是另一回事，若說他那時聲望最高，卻是和我們的生活經驗不符。我們所知道的是，抗戰突然勝利，他的聲望急速下滑。
第一個挫折是朱德公開抗命。
八月十三日，朱德發表打給蔣主席的電報，反抗「駐防待命」，認為駐防待命「僅僅有利於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國的漢奸們」。八月十七日朱德再公開第二封電報，堅持在「解放區軍隊的作戰範圍內」，有權接受日軍的投降。他對蔣主席說「我現在向你提出嚴重的警告」，又說「你和你的政府不能代表中國解放區和中國淪陷區一切真正抗日人民的武裝力量」。
朱德的電文裡還有一個長句：「一切同盟國的統帥中只有你一個人下了一個絕對錯誤的命令，我認為你的這個錯誤是由於你的私心而產生的，帶著非常嚴重的性質，這就是說，你的命令是非常有利於敵人。」
我問王老師這話是什麼意思。他說，中共一直宣傳國民黨不抗戰，因為蔣主席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對日本有感情。
抗戰八年，蔣委員長一向壁立千仞，言出必行，以此贏得擁護尊敬。朱德以石破天驚之勢，向他挑戰，他似乎完全不能反應。他想以政治方式解決國共爭執，原則是對的，可是爭執越演越烈，他的形象嚴重受損。
第二個挫折是簽訂中蘇友好條約。
八月十四日，國民政府和蘇聯簽訂友好條約。依條約規定，外蒙獨立，東北的中東鐵路和中長鐵路由兩國共管。中國損失重大，新聞界稱這個條約對中國「割去一塊肉，抽掉兩根筋」。「日本慘敗，中國慘勝。」
這條約令人心碎。我們都受過軍訓，見過戰爭，知道在敵人火力下前進五十公尺要付出多大代價，而蒙古是那麼大、那麼大，一百五十六萬六千五百平方公里，等於把中國的領土割去十分之一，也等於南北朝鮮日本越南再加緬甸的總和！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條約的名字居然叫「友好」！新聞報道說，宋子文不願意在這個條約上簽字，他辭去了外交部長。在戰時，以至戰後，宋子文並不是一個受公共尊敬的人物，可是這件事，他對這個條約的態度，使我們對他肅然起敬。
不籤條約，中國得罪了美國也得罪了蘇聯，今後完全陷於孤立。簽了條約，我們的情感沒法宣洩，意見無法表達，只有對宋子文一鞠躬來維持起碼的是非標準。
第三件事，他發表「以德報怨」的文告，要求全國同胞對已經無條件投降的日本寬大對待，他引用了新約的「愛仇敵」和論語的「以德報怨」。
這是一份引起爭議的歷史文件，在我們那個小小的學校裡，也曾有人不以為然。但稍經辯論，下面的意見佔了上風：日本有一百多萬軍隊駐在中國，他們當然擔心「降卒」的命運，蔣主席及時作了這樣的宣告，日軍就不會逃亡或反叛，聽候中國政府安排。還有，日軍侵華，對中國人屠殺、炮擊、轟炸、縱火以及逮捕拷打太多太多了，八年來的抗日宣傳，也都是「血債血償」之類。現在日本戰敗投降，倘若淪陷區的民眾趁機對日本軍人或僑民加以報復，日人鋌而自衛，豈不難以收拾？蔣主席的宣告，不失為防患於未然。
還有一層看法。這日軍日僑，總數超過兩百萬人，殺也殺不完，留也留不下，他們回到日本以後，你希望他是中國的朋友、還是中國的冤家？這就更為深謀遠慮了。
至於「以德報怨」四個字，我們那時並未發覺不妥。抗戰八年零三十九天，軍民血淚未乾，屍體未寒，這時要勸國人寬容，尋常格言並沒有說服力，好在耶穌有一句「愛仇敵」，警辟激烈，發人猛省。但中國元首的文告得在「舶來」之外再配上「國產」才合身份，要找一句成語與「愛仇敵」心同理同東西呼應，當然是「以德報怨」。至於說孔子反對以德報怨，那倒問題不大，勝利文告並非闡揚孔子學說的論文。
他轉彎太急太快，大家跟不上，只覺得這個委員長已經不是那個委員長了。
如果國共能就受降問題達成協議，避免演變成內戰，他的聲望可以恢復。如果蒙古真能建成獨立自主的國家，不為蘇聯變相併吞，他受的傷害可以痊癒。如果國民政府能在戰後復興經濟，使飽受戰禍摧殘的人民得到補償，大眾可以忘記對日本的慷慨。可是這三個「如果」永遠只是如果。
再下去，是國民政府對淪陷區的接收弄成「劫搜」。
再下去，是一場糊塗的行憲。他的聲望跌至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