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我身在紐約，打開電視機，聽到台灣歌星林志炫：
散了吧！算了吧！
人真傻，情真假，
別回想，別留下，
認了吧！散了吧！
驀然一驚，這是一九九七年的歌，怎麼唱出我們一九四五年的心聲！
電視畫面是逆光拍攝的，林志炫的青春身段，站在遠處的懸崖上，張開雙臂，朝著大海，反覆呼喊。散了吧！散了吧！歌聲亢急迫切，帶著絕望不甘，短句迴環往復，不能盡言而情溢於言，正是我們一九四五年秋天的心境。
八年抗戰，大體上是日軍自東向西進攻，國軍且戰且走，無數機關團體一同西撤。國軍固守從北到南一條長線，用黎東方教授的說法，這條線「起自黃河由北向南的一段，連接伏牛山脈，漢水由北向南的一段，長江在岳陽與漢口由西向東的一段，與洞庭湖、湘江、大庾嶺」。
今天查地圖，在這一條線上有許多大山，國軍利用山地作戰，拖住日軍。這條線上有山西的呂梁山、中條山，河南的伏牛山，湖北的鄂西山地，湖南的湘東山地，廣東的大庾嶺和雲開大山，廣西的南嶺和十萬大山。中國的山地占總面積的百分之三十三，山是老天預設的防禦陣地，人擋不住的、山來擋，後來有句話，說是「抗日靠山」。
抗戰勝利以後，國共又有三年內戰，共軍破壞陸上交通，國軍主要由海上運輸支援，因而出現了下一句話「反共靠水」，此是後話。
那時有幾千萬中國人，被日軍壓縮到黎東方所說的長線之西。戰爭期間，無論如何這些人總有同舟共濟的心情，說個比喻，大家像在寒夜圍著一堆火，利害相同，心念相近。
可是這些人原本有富有貧，有貴有賤，有智有愚，一聲勝利復員，人與人之間的差異立刻表面化，當時有一句流行的口頭禪：「復員就是復原」。復員使人人臉朝東看，這就不像烤火而像是看電影，雖然座位挨著座位，心與心之間卻互不相謀，彼此中間等於築起高牆。
舉個例子。我們校中的將軍之女，平時和大家守望相助，一聲復員，馬上有了孤芳自賞的架勢。她坐飛機去徐州，住在司令的官邸裡，臨行雖然留下地址，可是誰也沒再接到回信。那個和她秘密交換了三年情書的男生，專程奔赴徐州，登門求見，吃了一碗冰冷堅硬的閉門羹，造成他終身的抑鬱沮喪。
所謂人生經驗是什麼？和將門之女談情，他預先知道不會有結果，他得有五十歲。她動身登機的時候，他知道他們完了，他得有四十歲。當女生不肯回信的時候，他應該知道他們完了，他得有三十歲。可是那時他們十六十七歲，還要去敲官邸的大門，摘下苦果。
這幾千萬人都想趕快越過這條縱線，向東湧去，情勢彷彿大江潰堤，奔流向海。這些人在戰爭期間千辛萬苦，所有的慾望也都用一條線封鎖起來，這條線就是「等抗戰勝利再說吧」。現在抗戰突然勝利了，人欲的堤防也突然潰決，於是出現了「劫搜」和「有條有理、無法無天」，這也是後話。
我們滯留在鄂西山地之西，秦嶺之南，漢水上游，教育部除了發給經費和學生貸金，別的事也管不了許多，學校一向由創校人李仙洲將軍出力照顧。李將軍是當時有名的「山東三李」之一，這時他非常失意，雖然一心想把學校遷到山東，「把山東子弟還給山東父老」，實際上沒有力量做到。
復員聲中，學校裡的教職員心念浮動，本事大的想「接收」，本事小的想衣錦還鄉，學校算是個跳板，學生完全成了累贅。有時候，我覺得我們都生了麻風病，住在療養院裡，有病人，某些人才有職業，得到了職業，病人又實在討厭。
今天看地圖，重認那些崎嶇閉塞的山區，想起希臘神話裡潘多拉陪嫁的箱子。抗戰勝利好比把箱子打開了，飛出無窮「後話」來。我們一群剛剛成丁的流亡學生，有幸（或不幸）躬逢其盛。
我們聽到一個新故事。據說，美軍的一個大兵向長官請假，以便照顧即將臨盆生產的妻子。長官責問他：「你愛國家還是愛妻子？」這個大兵回答：「國家有一億七千萬人愛她，我的妻子只有我一個人愛她。」（當時美國人口為一億七千萬。）
據說，長官立刻批准這個大兵的要求。
這是從潘多拉的箱子裡飛出來的新觀念，我聽慣了「犧牲小我」的教訓，覺得這個故事完全是諷刺。我把這個故事講給別人聽，講到「我的妻子只有我一個人愛她」，故意停頓一下，察看反應。聽故事的人都點點頭，說一聲「對呀」！沒有人批判他、駁斥他。
那時，在思想上、我們很迷惑。德國的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是我們的模範，只有學習他們才可以救中國，他們怎麼會徹底失敗？美國人私心很重，貪圖安逸，是我們的反面教材，怎麼反而把日本和德國打敗？人人為自己，誰為我們？我們又為誰？集體主義一夕變為個人主義，我們好像全成了廢品，全被拋棄，戰時負責引導青年思想的人，怎麼不給我們一個說法？
社會大變動的時候傳言特別多，有消息說，流亡學生的資金本是戰時措施，也是暫時措施，現在戰爭結束了，政府要把資金取消。如果沒有資金，我們不只無法讀書，也無法生活。
現在我讀《舊約》列王紀上第十二章：「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大衛家啊，自己顧自己吧！」心中還有當年的彷徨震動。
如果吳培申老師跟我談一次話，我會振作起來，可是他留在山東省政府，沒來漢陰。如果楊奇英老師跟我談兩次話，我會安定下來，可是他去了成都。如果我能和五叔通信，他會告訴我怎麼辦，可是他進入緬甸作戰以後，斷了音訊。如果張秀峰老師還做二分校主任，而且身體健康……
我已一無依傍，我只能自己作決定，然後承擔後果。
後來我知道，能作出決定並承擔後果，人開始成熟。
對著溪水，我告訴自己，你絕對不能、也不該繼續受學校的教育，你的生命屬於家庭。你也必須走出這一重又一重高山，尋找一個立足點，支持你的父母。
在山東，我家是「沒落地主」，人口雖然不多，父親、母親太老，一個弟弟一個妹妹又太小。經過土匪洗劫綁票，農村經濟破產，再加上這一次戰爭摧殘，已經要為衣食發愁。我離開淪陷區到大後方，一方面是不願進日本人辦的學校，盡忠；一方面是為家庭殺一條出路，盡孝。我是長子，在那個時代，長子是不能獨善其身的。
一個初中三年級畢業班的學生，本來還可以拖延一些日子再負起家庭責任，可是抗戰突然勝利，使我提前面對不可能的任務。
家鄉，日軍撤出，共軍立即進佔。中共要用激烈的手段全面改變社會，家人逃亡，成了流離失所的難民。我必須立刻想辦法賺錢，哪怕是極少的錢。勝利像一堵牆倒下來，壓在我們身上，我得思索如何先從瓦礫下鑽出來。
賺錢必須有職業，我能做什麼呢。記得當初決定離家，五姨非常樂觀地說，等到抗戰勝利了，你們登高一看，東西南北全是出路。而今現實情況是，東西南北全是烽火，日本宣佈投降後一個月內，國軍共軍為了接收，在北中國十一個省處處開打。
我和我的家，都得馬上在烽火的閃光中找路，一條狹窄彎曲的小路也好。我打游擊的時候，曾在大雨和雷電之夜爬過山。
我現在離家人兩千多里，即使是大雨和雷電之夜，也得從這萬仞山叢爬出去，這一步棋我倒看得清楚。我在年輕時沒有別的方向感，大家庭牽引著我的靈魂。
我在《昨天的雲》裡寫過，我家為什麼有許多空房子，基督教會怎樣把禮拜堂設在我的家裡，我家怎樣以食宿接待南來北往的基督徒。
回想起來，我家接待的過客很複雜。父親有一個習慣，他陪來客吃過晚飯，問他們的職業，然後指著我提出要求，請他把自己的專長教我一手。客人奔波多是步行，明天還有遙遠的路要走，但是在接受款待之後不便推辭，只好答應。有時候，客人一面教我一面打哈欠。
我跟著這些「一日為師」的人，學過很多玩意兒：認五線譜，拉胡琴，畫素描，看相，剪紙，打拳，還學過一套簡易的魔術。第二天，父親照例問我學到了什麼，有沒有興趣，我那時才讀小學，又不是神童，一兩個小時之內能學到什麼？至於興趣，一律沒有。
《昨天的雲》裡有一章《插柳學詩》，在那一段日子裡，我順便學過占卦、看相和刻圖章。沒有興趣，略知大意而止。父親的願望是多麼熾烈，他希望能發掘我的才能，及早訓練我覓得謀生的技術，分擔家計。我約略知道世上有很多很多種職業，不知道世上有很多種學問，不知道每一種職業都可以上升為學問，每種學問都可以落實為職業。也幸虧不知道，少了痛苦掙扎。散了吧，落得慷慨瀟灑。
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輿論，你儘管不信，仍然免不了受它影響。我愛讀課外的閒雜文章，當時流行的論調是文憑無用，學校教育完全失敗。他們冷諷熱嘲，指責學校把學生的大腦分割成許多小塊，一塊裝數學一塊裝物理……有人把大學（University）這個英文字音譯為「由你玩四年」。一九四九年，我把這個詼諧的譯名帶進台灣。
林語堂先生的主張，幫助我作了最後的決定。他說讀書貴在興趣，今天的學校不准學生憑個人興趣讀書，強迫學生為考試為文憑讀書，以致「學校是令學生看書成為非法的地方」。他譏諷學生在學校裡「所讀非書，無書可讀，不許讀書，書讀不好」。他的文句又警辟又痛快，我們一群成績不佳心事重重的學生爭相傳誦。
如此這般，我跟那一條路完成學業、從無二心的同窗，也就漸漸話不投機了。
散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