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裡我要記述一個人，一個同班同學，他的老家在魯西，卻取了個名字叫王吉林。這人瘦弱沉默、平常不大引人注意，誰能料到，就是他，把我們這些風箏的線割斷，以致我們漸遠漸小，漸漸消失。
他在我們面前死去，死亡的沖激永遠是最有力的。
那時我們睡大統鋪，也就是十幾二十幾個人排列在一起睡眠，王吉林睡在門口，和我的位置隔著三個人，我早晚出入經常看見他，夜晚也常聽見他的鼻息。有一天，他忽然不能起床了，我們輪流送飯給他吃。再過幾天，他忽然不能吃飯了，我們輪流送水給他喝。再過幾天，他忽然不能喝水，而且昏迷不醒，我們知道要發生什麼事了。
從王吉林不能吃飯那天起，我們天天去見分校主任，請他想辦法治病。唉，他冷淡地把王吉林的命運推給事務主任，事務主任，那個油腔滑調的人，教我們去請中醫。蒲溪當地的醫生來了，開了一張藥方，教我們到五十里外的漢陰縣城去請名醫。名醫來了，開了一張藥方，教我們送病人到九十里外的安康縣城進醫院。辦住院、必須學校派教職員拿著公文出面交涉，我們以王吉林命在旦夕，再三懇求校方施恩，主任堅決拒絕，他最後說，即使是我的兒子得病快要死了，我也不答應。
我們極其憤怒。所謂我們，是指王吉林的魯西同鄉李蘊玉、李廣恩、袁自立、畢德厚、程佩瑞，這些魯西同學的龍頭崔昆，還有與我來往密切的李孔思、徐秉文，還有我們的班長、頗有領導能力的曹湘源。我們覺得王吉林好像被謀殺，而我們奉命在旁參觀全部過程，這是一種憤怒。那分校主任和事務主任都是我們瞧不起的人，被迫向你瞧不起的人求告，又遭到冷酷的拒絕，這是另一種憤怒。
我替王吉林煎過兩次藥，那明知無效還要虔誠鄭重對待的草汁。中國人說「自古書香藥更香」，可是我覺得藥的氣味又酸又苦。多年後我才知道，我的母親也是在那濃烈的酸苦中無救的，煎藥的氣味一直祟著我，直到今天，我經過中藥店門口，聞見那氣味，仍然痛感中國人的無助。
有一天，黎明時分，李廣恩把我搖醒，他就睡在王吉林旁邊，他說有奇怪的臭味從王吉林身上散發出來，這表示病人快要死了，他在家鄉有經驗。一個瀕死的病人不能再躺在大宿舍裡，必須和團體隔離。
我們在附近農家找到一間空屋，確實是空屋，屋子裡一根乾草也沒有，好像早已收拾妥當，準備收留異鄉人的屍體。我們弄到許多乾草，在地上鋪成臨時的病床，空屋「空」到連門板也不見了，幾個同學輪流守衛，替病人抵擋貓狗的侵擾。
夜間守衛的時候，我反覆思索生死。奔波千里的盡頭是死，不早不晚，恰恰是抗戰勝利，好像一個人用全部錢財參加抽獎，卻在開獎之日遺失了獎券。
王吉林「骨細肉薄，步輕腳浮」，沒有壽者之相，上帝為什麼給他這樣一副相貌？為什麼要他的父母這樣失去他們的兒子？如果這是上帝的安排，到底有什麼必要？依照中國人的說法，造化是個頑皮的孩子，世人都活在他的惡作劇裡，這和《聖經》的啟示相差太遠，為什麼反而比較貼近事實？我對基督教傳統教義疑惑，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直到九十年代後期，我的宗教觀才重新建構起來。
在這間小屋裡，我看見由人變成屍體的全部過程，氣味次第改變，表情次第改變，顏色次第改變，層次分明，每況愈下，彷彿日落時的雲霞景色。然後他吐出大量白色的泡沫，滿腮像聖誕老人的白鬍鬚，然後喉頭格格作響，據說這是文豪雨果斷氣時的聲音。最後，王吉林死亡，用一位美國詩人的名句來形容，「他為將軍和虱子所棄」。
魯西同學邀我一同整理王吉林的遺物，大家圍成圓圈，看我蹲在地上打開包袱。嶄新的枕頭套，用亂針繡出一盞燈、一隻雄雞，代表「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立志時」。嶄新的小褂，衣襟裡面繡一行小字：「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想必都是慈母手中線！望著遺物，我的腦血管膨脹，鼻腔呼呼有聲。
十個字，一針一針，彷彿繡在我的心上。這一次，我意識到自己對文字的敏感，以後終身為文字所苦，也終身被它牢牢吸住。
怨天必定尤人。王吉林的生命，對他自己、對他的家庭、有極大的價值，可是這個價值被管理學校的人藐視了，一個母親對兒女的苦心癡愛，被踐踏了。我想起在校每一個同學和他們的母親。死的不止王吉林，我們都死了，我們的母親都受到侮辱。我們竟是這樣的微賤嗎，竟是這樣無能無用嗎，剎那間，我們一躍而起，儼然成了還魂的殭屍，立志要給人間添一點禍害，出一口惡氣。
西遷一年以來，我們眼見四個同學病亡，都沒有得到認真的治療，分校主任沒有到病床旁邊站一分鐘，也沒在喪事前後歎一口氣，這不是「戰時物力艱難」一句話可以遮蓋的。女生學生隊的隊長，男生尊為劉大姐，她替衣服破了的人縫補，為想家哭泣的小男生擦眼淚，她死得很苦，事務主任抹黑她，掩飾自己的殘忍，散佈流言，說她死於墮胎，言外之意是，她自取滅亡，不值得同情。他傷害死者，也傷害了未死者，未死者還有知覺，還能反應，因死者不能反應而過度反應。
情勢醞釀，條件成熟，於是出現領袖，這個人是我們的班長曹湘源。
曹湘源是行動派，要帶幾個同學去把分校主任和事務主任痛毆一頓，他當場徵求敢死隊。實在冰凍三尺，積怨很深，說到一個打字，個個摩拳擦掌。
不知為什麼，我總是比他們多一點見解。打人，我力言不可，我說，學校裡的風波只能「鬧」、不能「打」，鬧是教育問題，打就是法律問題了。他們說不過我，暫時作罷，不過他們是不甘心的，是不甘休的。兩個月後，我們輟學離校，曹湘源還想打人，沒打著。直到今天，老同學說少年事，還有人批評我穩健誤事，害他們生命中少一件響叮噹的回憶。
曹湘源也許是天生的領袖，他知道怎樣用人。他問我，除了打人，還有什麼妙計？我主張談判，好，你出的主意你執行，他派我去找分校主任攤牌。
每一次，都是我硬著頭皮走進辦公室，那時我清清楚楚告訴自己，要實現自己的理念，只有自己赴湯蹈火。湘源帶領大隊人馬包圍前門後窗，每逢聽到分校主任口氣硬，大家一致喊打，活像拉拉隊。分校主任很鎮靜，江湖風波見過許多，他那一臉永不改變的豬肝色，也幫忙掩護了他。不過他最後還是一一妥協，到底他輸不起，我們輸得起。
我出頭，分校主任非常生氣，據說他在內部點名批評：「他是可以讀書成器的青年，為什麼和敗類混在一起！」奇怪，他為什麼不當面告訴我？訓導工作不是有個別談話嗎？只要有人勸我一句話，我立刻可以安靜下來，可是沒有，一個人也沒有。我並非壞分子，我是苦悶的分子，只想放一掛炮仗，表示自己還有作為。
老實說，在我們心目中，王吉林並沒有那麼重要。我們努力放大了他，以彰顯我們的行動合乎正義。把主觀的利害客觀化，原是政客的把戲，我不懂，湘源懂。依中國民情，死亡可使弱者突然變大，活人總是理屈三分。我們倒是都懂，都抓住了機會。鬧到興高采烈的時候，總覺得欠王吉林一點什麼。也許我們利用他多於同情他。後來我知道，學潮無論多麼波瀾壯闊，大抵不出這樣的框架。
中國人最忌「撕破臉」，整人用陰功，表面照常君君臣臣，一旦公開決裂，難以善了。既然走到這一步，我們就自暴自棄了，山東有句俗語：「一個牛也是牽，兩個牛也是放」，意思和「一不做、二不休」相當。一旦越過這個門檻，我們就是浪子。管理學校的人冷冷地（或者說幸災樂禍地）看著我們往前走，沒打算攔阻我們，該說的都沒說，該做的都沒做。
藉著治喪，我們和校方大鬧，以魯西同學為骨幹，吸引了二十幾個人參加響應，一時成群結隊，橫行校園。學校給王吉林準備的棺木太薄，我們大鬧。起靈時，分校主任不肯到靈前致祭，我們大鬧。我們「規定」全體教職員送葬到墓地，校方拒絕，我們大鬧。曹湘源有鬥爭經驗，他提出威脅，要抬起王吉林的屍體，送到分校長家中停放，校方的態度只好軟化。
曹湘源要風有風，要雨有雨。事務處為王吉林搜購柏木壽材，用水泥青磚砌墓，備妥長明燈、招魂幡、倒頭飯，請四個和尚來通宵唸經、超度亡魂。那事務主任悄悄對我說，你們要用這樣好的棺材，實際上是害了他，我看盜墓賊不會放過這口棺材，不出三個月，一定有人把墳墓挖開。我很厭惡他這句話，但是這句話到底影響了我。
魯西的幾位同學說，王吉林留下的新衣服、新床單，都可以放入棺中陪葬。我想起事務主任的話，想起盜墓賊。一個人說的話（即使內容令人厭煩）怎樣影響另一個人，生出意料之外的事故，我親身體驗到了，我說死者已矣，班上有一位同學正在生病，滿臉蠟黃，不如拿衣服被單賣錢，救那位同學的急。大家沒有異議，就這樣辦了。
亡人入土為安，生者餘怒未息。今天想，我們對校方的要求，多半存心無理取鬧，可是全校同學們一致鼓掌叫好，「殺君馬者道旁兒」，我們也就戮力演出，不能下台，而且所有的「無理」都是表象，深層都藏有「至理」。可以說，這是戰後學潮的基本結構。
兩個月後，我們再鬧一場，然後集體離校，頗似戰場上佯攻急退。分校主任額手稱慶，他說壞分子都走了，學校去了心腹之患，從此可以風調雨順。卻不料「壞分子」生生不已，學潮也是前浪後浪，一波又起，而且後浪總比前浪高，鬧到他下台，也鬧到國民政府垮台。正是由於裡層依然，表象也就繼續。
一年以後，全國才進入學潮期，想不到我們在最閉塞的地方，糊里糊塗做了前衛。二十二中以後幾次學潮，都和中共的學運沒有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學運人物細說革命功勞，二十二中無份。
沒有共產黨的地方照樣有學潮，學潮由國民黨自己製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