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校方規定，我們每年辦兩次壁報，由訓育處評定優劣。我們這一班，壁報一向由我主編。我對這件工作極有興趣，每一次都得到最高的分數。
可是，一九四五年下半年這一期壁報，訓育處另外指派了負責人，我仍然算是編輯委員，開編輯會議的時候，他們並不通知我。我為了王吉林的死出頭鬧事，當然失去學校的信任，由他去，我不在意。
他們不該約我寫稿子。或者，對他們的邀約，我應該推脫了事。可是，他們約我寫，我也真的寫了，文章的題目是《悼王吉林同學！》他們沒有採用，使我勃然。
為發表這篇文章，我窮一夜之力，獨自製作了一張壁報，另外加寫了短詩、短文、格言集錦做襯托。我的壁報，篇幅和他們一樣大，我的文章，盡我所能譴責了或是諷刺了學校遷校以來的作風，比他們的文章有看頭。作者為了適應你的園地，本來用含蓄委婉的文句批評你，你關門拒絕，他去使用另外一個園地，就放肆了，編刊物的應該引為殷鑒。第二天早晨，我把壁報貼出來，立刻轟動各班，連分校長和訓育主任都來了，從頭到尾細看一遍。五十年後，我找到陳培業同學在南京浦口的地址，和他通信，他給我的第一封信就談起這張壁報，說是記憶猶新。他畫出二分校校舍的平面圖，標出我當年貼壁報的那面牆。
壁報叫座，我意猶未盡，又把《悼王吉林同學！》寄到安康，在《興安日報》副刊發表。這可是我第一次跟人賭氣。幾十年後，我才從林語堂的《京華煙雲》裡看到一句話：人生什麼都可以賭，不可賭氣。
《興安日報》只有對開一大張，分四個版面，第四版是副刊，由萬鈞先生主編。我在他那裡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是《評紅豆村人詩稿》。「紅豆村人」是清代詩人袁子才的弟弟，詩稿列為隨園六種之一，我在「插柳學詩」時愛讀此書，瘋爺老師頗不以為然。《評紅豆村人詩稿》一文，多半記述瘋爺的意見，編輯部的評價很好，所以第二篇文稿《悼王吉林同學！》很快見報。嚴格地說，第二篇文章才真正是我的作品。它出自肺腑，沒有依傍。個人色彩濃厚，寫作時不考慮別人的看法，坦然流露了我的思想性情。
兩篇文章順利發表，引起我的幻想。寫稿是有報酬的，報社表示財務困難，稿費要拖欠一些時候。我讀當時名作家的文章，知道戰前稿費的標準是千字斗米，在我看來相當優厚，戰時物價高、物資少，作家很苦，但仍有許多人靠稿費和版稅生活。將來我也許能以寫作為職業，以我當時所知，沒有高等學歷而又不受文化界排斥的，只有作家。回想起來，我在家對醫卜星相一律不愛，在校對聲光化電一律不愛，是因為我已愛上文學。
我想起沈從文，他做作家和在軍隊裡做文書上士同步。依我當時所知，你可以一面從事卑微的職業，一面拿出高水準的創作，現實對作家的一切虧欠，作家都可以從文學取得報償。我方寸已亂，不能讀書，為什麼還要守著學校互相憎恨、暗中悲傷呢。「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大衛家呵，自己顧自己吧。」找個工作做，餘暇讀自己愛讀的書，寫自己愛寫的文章，那就對家庭對自己都有了安排。
《興安日報》是一份什麼樣的報紙呢？新版的《安康縣志》說，它是國民黨創辦的報紙，依縣志所述，它的誕生出於偶然。「二戰」後期，美國要中國政府在安康修一個新式的飛機場，供長程轟炸機 B—29 起飛，轟炸日軍的大後方。中國政府把施工的責任交給安康的行政專員許卓修，並且責成地方籌一筆款配合。飛機場修好以後，地方的配合款還有結餘，許專員說，那就辦一份報吧。他是個清官，在人民民主專政下督修的縣志，並未埋沒他的操守。倘若他造一篇假賬，把這筆公款吞沒，那就沒有《興安日報》，也就沒有我這個作家了。
我和《興安日報》進一步結緣，是同班一位女同學的功德，我的「一人壁報」引起她的注意，她叫申淑貞，湖北老河口人。老河口本為國軍第五戰區長官司令部所在地，一度失守，三天後又奪回。這三天淪陷，使申淑貞及時以陷區青年的資格進本校讀書，倘若老河口沒有那三日之失，申淑貞進不了國立第二十二中學，《興安日報》對我的影響，或者說文學對我的影響，就很淺很淡了。
申小姐沉默寡言，我們都不知道她外面人脈甚廣，她的未婚夫戴子騰在一分校教歷史，跟《興安日報》副刊主編萬鈞是好朋友。她在校外介紹我和兩位先生認識，以後又見過兩次面，通了幾封信，使我覺得人海也有風和日麗、波平如鏡的景象。萬鈞是湖南耒陽人，戴子騰是江蘇邳縣人，都很年輕，都很溫和穩重，都對文學有很深很廣的認識。那時候，能夠認識他們，是我的一大幸事。
但是時間短促，不久，我輟學就業，遠離他們。行前，我到安康的報社裡向萬鈞先生辭行，戴先生也來相會。安康和流亡學生因緣多，抗戰初期，教育部在此收容華北的流亡青年，送入四川，成立國立四中。一年前，學校由安徽西遷，我坐船溯漢水而上，在安康「起旱」步行到蒲溪。安康，安康，她又是我文學之路起步的地方。
報社是一座小小的兩層建築，樓下印刷廠和排字房，樓上是編輯、主筆和經理辦公的地方。我逕自上樓，聞到油墨的氣味，很濃，很悠久，像古剎中百年不散的香氣。我立刻醉了，怎樣天天受這氣味的熏染才好！曾經有一個駕駛兵說，他如何如何愛聞汽油的氣味，他才去學開車。汽油幾乎伴他一生，油墨也幾乎伴我一生，雖曰人事，豈非天命？
樓上除了幾張辦公桌，到處有報紙高高堆起，顯得很擁擠。萬鈞和戴子騰兩位早已等著我。他們對我的選擇沒有一句詢問、沒有一句安慰、沒有一句勉勵，和以往的談吐不同。他們完全避開這個話題，無聲之聲應該是不以為然。倒是報社的總主筆，對我不再讀書深為奇怪，問明原因之後，嗟嗟兩聲，相當動聽。看樣子，他想給我在報社裡安排職位，如果他開口，我想我幾乎會留下。他終於沒說，唉，也幸虧他沒說。
總主筆大概是安康的一位名士，穿一件月白色的長衫，袖口翻起兩寸，手拿一把折扇，藏青色的布鞋，鞋底露出一圈白邊，頭上的呢帽進了屋子也不摘下來。日後猜想，那篇《原子彈臆說》也許是他寫的。總編輯在樓下排字房辦公發稿，萬先生特地下樓把他請上來，他就完全是另一副模樣了：深色中山裝，怕袖子磨損、外面套一層黑色的袖罩，近視眼鏡的度數很深了，前額後腦圍一圈布，像今天示威群眾的打扮，那時是為了節省腦力，防止疲勞，有個很好聽的名字叫「健腦器」。他誇獎我寫的《評紅豆村人詩稿》，送給我一本艾蕪的《文學手冊》。那時送大本書算是厚禮，不過，我讀了這本書，沒有得到什麼點化。
這是我看見的第一家報館，不但紙張和油墨的氣味惹我喜歡，端正莊嚴的鉛字也比手寫體多了幾分神聖。本是多麼平凡的人，寫出來的東西經過鉛字印刷，好像就進入古典。報紙每天載著信息，漫天飛翔，觸目化作靈魂的營養，幕後的工作者何等可羨可敬！半日流連，產生我無窮的遐想。
他們採用了我幾篇文章，早就說給我一點稿費，見我遠走他方，東拼西湊拿出來以壯行色。我想起班上有位同學，非常窮苦，我們都窮苦，他是窮苦中的窮苦。我當場寫了一張字條，授權那位同學以後來領錢。這筆錢是我生平第一筆稿費，錢數不多，意義重大，給了患難中人，心裡覺得很甜。有時自己也奇怪，為什麼會覺得付出是甜美的？
兩年後，我在河北省秦皇島國軍後勤單位工作，生活比較安定，有懷念這份報紙的心情，我寫信到安康，要求報社贈閱一星期。我想他們一定忘了我是誰，想不到報紙還是寄來，而且是一天寄一份，不是七份一次寄。
雖然勝利已經兩年，《興安日報》還是用當地製造的土紙。那時都是活字排版，鉛字好像也沒有更新，筆畫磨損嚴重，印出來的字往往缺邊折角。早上印出來的報紙，下午報紙起毛，有些字往往失蹤。頂重要的是副刊取消了，一定是為了省人省錢。我好難過了一陣子，本來想給他們寫幾篇文章，不要稿費，表示回報，也只得黯然罷休。
安康縣志說，這張報紙維持到一九四九年十月。野史記載，國軍的一個單位接收了報社，把機器拆下來，連同鉛字，私下變賣了。那時國府敗亡已成定局，絕望的人做絕望的事，「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換個角度看，「官員變邪，由國敗也」，都不堪聞問。十一月，解放軍進入陝南，十一月二十七日，安康自衛隊起義，迎接解放軍入城。
其後地北天南，我對萬鈞先生思念最多。有一年，台北的「中央日報」出現「本報駐英特派員萬鈞」，我急忙寫信去問是否同為一人，料想不是，果然不是。戴先生有一個筆名叫「申抒真」，很見巧思，台灣也有一個申抒真，當然，完全是另外一個人，我對台灣這位申抒真一直充滿好感。
一九四九到一九八零，台灣和中國大陸絕對隔絕，我曾稱之為真空包裝。一九八零年後，我自稱「尋找前生」，從美國寫信到中國各省，查訪當年幫助過我的那些人，費盡輾轉。戴子騰在老河口，他和申淑貞結婚的時候，內戰還沒打完。我補奉一份厚禮，遂了埋藏已久的心願。戴先生告訴我，萬鈞現居原籍湖南耒陽，但是沒說出詳細地址。我寫了一封信，請戴轉交，我後來又寫一信拜託耒陽僑辦代為聯絡，都沒見回音。第二年，耒陽僑辦忽來一信，為救濟水災募款，他們知道我的地址，必然是收到了我的請托，也必然把我的請托轉告了萬先生，必然是，萬先生置之不理。
我在台灣曉事漸多，一度瞎猜申、戴、萬三人也許是中共的工作人員，只有中共派到國統區的文化幹部，才肯接近處於困境的青年，當然是有選擇地接近。可是，共和國成立以後，戴子騰做出版社編輯，萬鈞做中學教員，他們得到的職位，在國民政府時代也能得到，並沒有革命功勳可以改變社會階級。萬先生不肯來信，顯然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像那些老幹部，對海外統戰有使命感。戴先生的反應，起初也是驚疑不定，距離「有所恃而無恐」的境界很遠很遠，我只好再三交代自己的工作歷史，家庭狀況，尋人的動機。看來他們當年也只是普通的文化人，僅僅是思想左傾，他們幫助我，大概是本諸當時所謂「左派的良知」。這就實在難得了。
五十年後，定居四川的校友郭劍青來信告訴我，老同學留在四川的、為數不少，有位某某，聽到我的名字，表示當年曾得到我的資助。我完全忘記這位某某是誰，肯說出這樣一句話來的人，今世稀有難覓，他為何不肯來封信，續個緣，令人納悶。他沒來信，只撂下這麼一句話，我不禁惘然。唉。五十年後，他還有這麼一句話，也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