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17 興安日報,文學之路第一步

依照校方規定,我們每年辦兩次壁報,由訓育處評定優劣。我們這一班,壁報一向由我主編。我對這件工作極有興趣,每一次都得到最高的分數。

可是,一九四五年下半年這一期壁報,訓育處另外指派了負責人,我仍然算是編輯委員,開編輯會議的時候,他們並不通知我。我為了王吉林的死出頭鬧事,當然失去學校的信任,由他去,我不在意。

他們不該約我寫稿子。或者,對他們的邀約,我應該推脫了事。可是,他們約我寫,我也真的寫了,文章的題目是《悼王吉林同學!》他們沒有採用,使我勃然。

為發表這篇文章,我窮一夜之力,獨自製作了一張壁報,另外加寫了短詩、短文、格言集錦做襯托。我的壁報,篇幅和他們一樣大,我的文章,盡我所能譴責了或是諷刺了學校遷校以來的作風,比他們的文章有看頭。作者為了適應你的園地,本來用含蓄委婉的文句批評你,你關門拒絕,他去使用另外一個園地,就放肆了,編刊物的應該引為殷鑒。第二天早晨,我把壁報貼出來,立刻轟動各班,連分校長和訓育主任都來了,從頭到尾細看一遍。五十年後,我找到陳培業同學在南京浦口的地址,和他通信,他給我的第一封信就談起這張壁報,說是記憶猶新。他畫出二分校校舍的平面圖,標出我當年貼壁報的那面牆。

壁報叫座,我意猶未盡,又把《悼王吉林同學!》寄到安康,在《興安日報》副刊發表。這可是我第一次跟人賭氣。幾十年後,我才從林語堂的《京華煙雲》裡看到一句話:人生什麼都可以賭,不可賭氣。

《興安日報》只有對開一大張,分四個版面,第四版是副刊,由萬鈞先生主編。我在他那裡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是《評紅豆村人詩稿》。「紅豆村人」是清代詩人袁子才的弟弟,詩稿列為隨園六種之一,我在「插柳學詩」時愛讀此書,瘋爺老師頗不以為然。《評紅豆村人詩稿》一文,多半記述瘋爺的意見,編輯部的評價很好,所以第二篇文稿《悼王吉林同學!》很快見報。嚴格地說,第二篇文章才真正是我的作品。它出自肺腑,沒有依傍。個人色彩濃厚,寫作時不考慮別人的看法,坦然流露了我的思想性情。

兩篇文章順利發表,引起我的幻想。寫稿是有報酬的,報社表示財務困難,稿費要拖欠一些時候。我讀當時名作家的文章,知道戰前稿費的標準是千字斗米,在我看來相當優厚,戰時物價高、物資少,作家很苦,但仍有許多人靠稿費和版稅生活。將來我也許能以寫作為職業,以我當時所知,沒有高等學歷而又不受文化界排斥的,只有作家。回想起來,我在家對醫卜星相一律不愛,在校對聲光化電一律不愛,是因為我已愛上文學。

我想起沈從文,他做作家和在軍隊裡做文書上士同步。依我當時所知,你可以一面從事卑微的職業,一面拿出高水準的創作,現實對作家的一切虧欠,作家都可以從文學取得報償。我方寸已亂,不能讀書,為什麼還要守著學校互相憎恨、暗中悲傷呢。「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大衛家呵,自己顧自己吧。」找個工作做,餘暇讀自己愛讀的書,寫自己愛寫的文章,那就對家庭對自己都有了安排。

《興安日報》是一份什麼樣的報紙呢?新版的《安康縣志》說,它是國民黨創辦的報紙,依縣志所述,它的誕生出於偶然。「二戰」後期,美國要中國政府在安康修一個新式的飛機場,供長程轟炸機 B—29 起飛,轟炸日軍的大後方。中國政府把施工的責任交給安康的行政專員許卓修,並且責成地方籌一筆款配合。飛機場修好以後,地方的配合款還有結餘,許專員說,那就辦一份報吧。他是個清官,在人民民主專政下督修的縣志,並未埋沒他的操守。倘若他造一篇假賬,把這筆公款吞沒,那就沒有《興安日報》,也就沒有我這個作家了。

我和《興安日報》進一步結緣,是同班一位女同學的功德,我的「一人壁報」引起她的注意,她叫申淑貞,湖北老河口人。老河口本為國軍第五戰區長官司令部所在地,一度失守,三天後又奪回。這三天淪陷,使申淑貞及時以陷區青年的資格進本校讀書,倘若老河口沒有那三日之失,申淑貞進不了國立第二十二中學,《興安日報》對我的影響,或者說文學對我的影響,就很淺很淡了。

申小姐沉默寡言,我們都不知道她外面人脈甚廣,她的未婚夫戴子騰在一分校教歷史,跟《興安日報》副刊主編萬鈞是好朋友。她在校外介紹我和兩位先生認識,以後又見過兩次面,通了幾封信,使我覺得人海也有風和日麗、波平如鏡的景象。萬鈞是湖南耒陽人,戴子騰是江蘇邳縣人,都很年輕,都很溫和穩重,都對文學有很深很廣的認識。那時候,能夠認識他們,是我的一大幸事。

但是時間短促,不久,我輟學就業,遠離他們。行前,我到安康的報社裡向萬鈞先生辭行,戴先生也來相會。安康和流亡學生因緣多,抗戰初期,教育部在此收容華北的流亡青年,送入四川,成立國立四中。一年前,學校由安徽西遷,我坐船溯漢水而上,在安康「起旱」步行到蒲溪。安康,安康,她又是我文學之路起步的地方。

報社是一座小小的兩層建築,樓下印刷廠和排字房,樓上是編輯、主筆和經理辦公的地方。我逕自上樓,聞到油墨的氣味,很濃,很悠久,像古剎中百年不散的香氣。我立刻醉了,怎樣天天受這氣味的熏染才好!曾經有一個駕駛兵說,他如何如何愛聞汽油的氣味,他才去學開車。汽油幾乎伴他一生,油墨也幾乎伴我一生,雖曰人事,豈非天命?

樓上除了幾張辦公桌,到處有報紙高高堆起,顯得很擁擠。萬鈞和戴子騰兩位早已等著我。他們對我的選擇沒有一句詢問、沒有一句安慰、沒有一句勉勵,和以往的談吐不同。他們完全避開這個話題,無聲之聲應該是不以為然。倒是報社的總主筆,對我不再讀書深為奇怪,問明原因之後,嗟嗟兩聲,相當動聽。看樣子,他想給我在報社裡安排職位,如果他開口,我想我幾乎會留下。他終於沒說,唉,也幸虧他沒說。

總主筆大概是安康的一位名士,穿一件月白色的長衫,袖口翻起兩寸,手拿一把折扇,藏青色的布鞋,鞋底露出一圈白邊,頭上的呢帽進了屋子也不摘下來。日後猜想,那篇《原子彈臆說》也許是他寫的。總編輯在樓下排字房辦公發稿,萬先生特地下樓把他請上來,他就完全是另一副模樣了:深色中山裝,怕袖子磨損、外面套一層黑色的袖罩,近視眼鏡的度數很深了,前額後腦圍一圈布,像今天示威群眾的打扮,那時是為了節省腦力,防止疲勞,有個很好聽的名字叫「健腦器」。他誇獎我寫的《評紅豆村人詩稿》,送給我一本艾蕪的《文學手冊》。那時送大本書算是厚禮,不過,我讀了這本書,沒有得到什麼點化。

這是我看見的第一家報館,不但紙張和油墨的氣味惹我喜歡,端正莊嚴的鉛字也比手寫體多了幾分神聖。本是多麼平凡的人,寫出來的東西經過鉛字印刷,好像就進入古典。報紙每天載著信息,漫天飛翔,觸目化作靈魂的營養,幕後的工作者何等可羨可敬!半日流連,產生我無窮的遐想。

他們採用了我幾篇文章,早就說給我一點稿費,見我遠走他方,東拼西湊拿出來以壯行色。我想起班上有位同學,非常窮苦,我們都窮苦,他是窮苦中的窮苦。我當場寫了一張字條,授權那位同學以後來領錢。這筆錢是我生平第一筆稿費,錢數不多,意義重大,給了患難中人,心裡覺得很甜。有時自己也奇怪,為什麼會覺得付出是甜美的?

兩年後,我在河北省秦皇島國軍後勤單位工作,生活比較安定,有懷念這份報紙的心情,我寫信到安康,要求報社贈閱一星期。我想他們一定忘了我是誰,想不到報紙還是寄來,而且是一天寄一份,不是七份一次寄。

雖然勝利已經兩年,《興安日報》還是用當地製造的土紙。那時都是活字排版,鉛字好像也沒有更新,筆畫磨損嚴重,印出來的字往往缺邊折角。早上印出來的報紙,下午報紙起毛,有些字往往失蹤。頂重要的是副刊取消了,一定是為了省人省錢。我好難過了一陣子,本來想給他們寫幾篇文章,不要稿費,表示回報,也只得黯然罷休。

安康縣志說,這張報紙維持到一九四九年十月。野史記載,國軍的一個單位接收了報社,把機器拆下來,連同鉛字,私下變賣了。那時國府敗亡已成定局,絕望的人做絕望的事,「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換個角度看,「官員變邪,由國敗也」,都不堪聞問。十一月,解放軍進入陝南,十一月二十七日,安康自衛隊起義,迎接解放軍入城。

其後地北天南,我對萬鈞先生思念最多。有一年,台北的「中央日報」出現「本報駐英特派員萬鈞」,我急忙寫信去問是否同為一人,料想不是,果然不是。戴先生有一個筆名叫「申抒真」,很見巧思,台灣也有一個申抒真,當然,完全是另外一個人,我對台灣這位申抒真一直充滿好感。

一九四九到一九八零,台灣和中國大陸絕對隔絕,我曾稱之為真空包裝。一九八零年後,我自稱「尋找前生」,從美國寫信到中國各省,查訪當年幫助過我的那些人,費盡輾轉。戴子騰在老河口,他和申淑貞結婚的時候,內戰還沒打完。我補奉一份厚禮,遂了埋藏已久的心願。戴先生告訴我,萬鈞現居原籍湖南耒陽,但是沒說出詳細地址。我寫了一封信,請戴轉交,我後來又寫一信拜託耒陽僑辦代為聯絡,都沒見回音。第二年,耒陽僑辦忽來一信,為救濟水災募款,他們知道我的地址,必然是收到了我的請托,也必然把我的請托轉告了萬先生,必然是,萬先生置之不理。

我在台灣曉事漸多,一度瞎猜申、戴、萬三人也許是中共的工作人員,只有中共派到國統區的文化幹部,才肯接近處於困境的青年,當然是有選擇地接近。可是,共和國成立以後,戴子騰做出版社編輯,萬鈞做中學教員,他們得到的職位,在國民政府時代也能得到,並沒有革命功勳可以改變社會階級。萬先生不肯來信,顯然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像那些老幹部,對海外統戰有使命感。戴先生的反應,起初也是驚疑不定,距離「有所恃而無恐」的境界很遠很遠,我只好再三交代自己的工作歷史,家庭狀況,尋人的動機。看來他們當年也只是普通的文化人,僅僅是思想左傾,他們幫助我,大概是本諸當時所謂「左派的良知」。這就實在難得了。

五十年後,定居四川的校友郭劍青來信告訴我,老同學留在四川的、為數不少,有位某某,聽到我的名字,表示當年曾得到我的資助。我完全忘記這位某某是誰,肯說出這樣一句話來的人,今世稀有難覓,他為何不肯來封信,續個緣,令人納悶。他沒來信,只撂下這麼一句話,我不禁惘然。唉。五十年後,他還有這麼一句話,也夠了。

《怒目少年:回憶錄四部曲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