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中國少男少女們不像今天這樣有條件被送進鋼琴班、小號班學習各種特長。但是大家也有愛好可以連接彼此，相互交流。集郵和交換郵票就是其中之一。那個時候的集郵真的是從信封上一張一張把郵票剪下來積攢著，都是純手工勞作，非常傳統。
我也是一個集郵愛好者，慢慢地攢了一個集郵冊的郵票，裡面簡單大眾的郵票居多，但一張開國大典的郵票算是我的最愛，褐紅色的郵票票面面值是20分，毛主席站在城樓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很有時代感。當時誰有這樣幾張有代表性的郵票就是班裡集郵界令人矚目的對象了。同學們經常把集郵冊拿到班上來相互翻看，交流一下最近有什麼收穫。我時常因為那張開國大典的「看家郵票」受到同學關注，難免得意揚揚。
我的那張開國大典郵票，引發了一個波瀾起伏的故事。
我之前說過我對動手製作這類事情特別有興趣。有一次，大院裡的一個朋友買了一套類似樂高的玩具讓我很眼饞。那玩具由各種各樣的金屬插片組成，可以拼成各類車子、房子。我看著這玩具脫口而出：「能不能讓我也試試？」而對方也脫口而出：「可以呀，不過你得拿你的開國大典郵票來換！」
朋友隨口一說的事兒，我卻很當真。他本以為我不會拿出我的看家郵票才隨口要價。沒想到我二話沒說，回家就把開國大典郵票從集郵冊裡取出來拿給了他。那時候我對動手製作這種事情著了魔，只要能夠讓我體會任何有關「創造」的新鮮事物，別說一張郵票了，讓我去砸鍋賣鐵好像也不在乎。就這樣，同學拿走了郵票，我拿走了玩具。大家達成了一次你情我願的交換。
我的初中同學趙軍和李二亮知道了我換郵票的故事，一直在嘲笑我。在他們眼中，那套玩具只值幾角錢，而一張開國大典的郵票卻價值不菲。我做這個生意是「虧大了，沒情商的表現」，兩個人紛紛慫恿我把郵票索要回來。我掂量了一下，當然覺得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要回來不合適。沒有想到的是，我以為已經結束的故事還有一個波瀾壯闊的續集，我猜到了開頭，卻沒猜到結尾。
有一天，正要做課間操的時段，竟然來了幾名穿著制服的警察。他們是來找我的。
這幾名警察來到我們學校，點名要找二年級9班的周鴻禕。我們學校是一座三層小樓，而我們班當時在二層。警察一路走來的過程如同電影鏡頭。學校裡三個樓層的教室門都開著，大家探出腦袋，看起來黑壓壓一片，還竊竊私語著。警察到達9班之後，問：「誰是周鴻禕？」在眾目睽睽之下，一頭霧水的我被帶到了老師的辦公室。我當時只有14歲，雖然老是惹事闖禍，但是也沒有經歷過這種陣勢。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出了什麼問題，心裡害怕極了。我們當時所接受到的新聞宣傳都和「嚴打」有關，街道上到處是「嚴懲不貸」這樣的標語，隨處可以聽到高音喇叭用氣勢洶洶的語調在進行廣播。
後來警察在老師的辦公室對我進行了仔細盤問。我才知道了事情的大概經過：我的初中同學趙軍、李二亮在放學途中偶遇了和我換郵票的大院朋友，就問起那位同學和我換郵票的事情，還流里流氣地管我朋友要錢買兩根冰棍兒，一共索要了一角三分錢。我那朋友給了錢之後，嚇得落荒而逃。他不知道那倆人的名字，只知道他們認識我。
本來只是孩子之間的小爭鬥，但是在那個正在實行「嚴打」的年代，孩子的父母對這事兒的性質有不同的認識，馬上向派出所報案了，案由是他們的孩子遭到了搶劫，而案件之後的主使是周鴻禕。
14歲的我
就這樣，我無緣無故地受到了警察的傳訊。
在老師辦公室，警察發現我對整個事件完全不知情，於是很快弄清這事和我沒關係，更不是什麼搶劫，就讓我回到教室上課了。但是警察來學校找我這一幕，讓我和我的班級在學校裡「一舉成名」。我初二時的班主任叫劉金安，他是一個在事業上非常上進的老師，一心想把我們班打造成全國優秀少先隊班集體。受到這個重大事情的影響，那一年，他的願望泡湯了。
我本來就是一個小禍不斷的孩子，現在更是罪加一等。在劉老師眼裡，我把警察招來了學校，不管怎麼樣都是我的問題。後果很嚴重，在老師的心目中，我似乎完全失去了改邪歸正的可能。這件事發生之後，老師對我更嚴苛了，比如我不小心打碎了教室的玻璃，就不能不了了之，必須要去配一塊和原來等大的，而且還必須自己裝回去。這件事我不敢告訴家人，只能去玻璃店求店家賒給我一塊廢玻璃。但這塊玻璃的大小和窗戶不匹配，裝回去幾乎是不可能的，於是我只能又胡亂在露出的縫隙處抹了玻璃泥，讓玻璃勉強「站」在那裡。
我記得那個買玻璃的下午，我一個人一手推著自行車，一手抱著一塊玻璃，懷著忐忑的心情向前走。那個時候，14歲的我彷彿正經歷著和整個正統世界最出離的時刻。
也許跟我被警察叫走調查有關係，我們學校把唯一一次去社會上參觀公審大會的機會給了二年級9班。1983年的氛圍就是這樣，每個單位都要派人去觀看公審大會，算是一種對公眾的普法教育。在那個嚴打的年代，整個社會充斥著整肅的氛圍，而對於我們這些小孩兒，其實不太理解公審大會的實際意義，不過一個下午不用上課倒是把我們給樂壞了。
當時公審大會在河南省體育場舉行，我們到時那裡已經人山人海，體育場周圍有很多荷槍實彈的軍人。每個警察都是白衣服、藍帽子，一模一樣的皮帶上掛著一支槍套，配著槍，每部車上架著機槍。當時體育場太大了，我們根本看不清這些犯人的樣子，只隱約看見那些犯人雙手被捆在背後，頭上戴著畫紅叉的牌子。看台上人頭攢動，大喇叭裡念著這些死刑犯人的名字，聲音傳來，忽遠忽近。這些人被萬人公審之後，就會被汽車拉走去執行死刑。
安排我們這樣懵懂的小孩去看兒童不宜的殺人大會，現在想想挺荒謬的。
這就是一張郵票引發的一系列不可思議的風波。但是，如果事情回到當初，我還會不會做出這種完全不平等的交換呢？我想，我依然還是會用一枚生命裡最珍貴的郵票去換取這個動手製作玩具的機會。我還記得我把那套插片玩具在房間裡擺放好時，內心那種塵埃落定的感覺。我非常投入地進行著手工製作，外界的一切都離我遠去了。這種感覺，和我多年之後醉心於編輯計算機程序時的感覺相似。我可以在一個完全屬於自我的世界裡，享受著一個完全屬於自我的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