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刀明槍的意義上說，查理沒有真正的敵人。但他的敵人範圍更廣，通常都是出於嫉妒。他的個性十 分獨特，不是人人都會喜歡。我知道有些女士在晚餐聚會中拒絕坐在他邊上。
———奧蒂斯·布思
英格蘭國王稱美國殖民地開拓者本傑明·富蘭克林為「美國最危險的人」 ，雖然富蘭克林1757年首次抵達英格蘭的時候受到普遍歡迎。在倫敦站穩腳跟後，富蘭克林很快就發現英國人對殖民地知之甚少。他不厭其煩地盡自己所能讓英國人改變對殖民地的看法。 「看看英國的報紙， 」他寫道，「人們會認為美國一年生產的羊毛都不夠織一對襪子；而實際上，美國綿羊的尾巴上長滿了羊毛。 」
在倫敦的16年間，富蘭克林的創造力讓英國人目瞪口呆。他發明了遠近兩用眼鏡、航海用的24小時制時鐘，並促成了夏令時的採用。不過真正讓倫敦人震驚的是他在泰晤士河裡游泳然後全身赤裸地用啞鈴健身。最終，他被驅逐出了英格蘭，主要是因為政見不同，小部分原因是有人嫉妒他的名望。
1776年富蘭克林坐船到了法國，成了美國大使。這位最出名的美國人再一次受到了人們發自內心的歡迎。根據法國駐美國大使的描述，富蘭克林擁有法國人所崇敬的特質：樂觀積極、機智而幽默… …有人說他沒有被准許參與《獨立宣言》的撰寫，因為大家怕他在裡面藏個什麼笑話。
沃倫·巴菲特總是嘲笑芒格常常引用《窮理查年鑒》中的話，到處宣揚富蘭克林的道德箴言，他們總是重複這樣的經典對話：
巴菲特：查理年輕的時候看了太多本·富蘭克林，他堅信省錢就是虧錢。
查理：我可以告訴你很多沃倫的事情，他讓我想到本·富蘭克林。我可以告訴你很多本·富蘭克林的事情。
「我本人是一個傳記狂， 」芒格說，「而且我認為當你要教會人們一些行之有效的偉大觀念的時候，最好和那些偉人們的生平以及個性結合起來。我覺得要是你和亞當·斯密成了朋友，那你一定會把經濟學得更好。這聽來很滑稽，和那些離世的偉人交朋友。不過如果你一生都和那些思路正確的離世偉人交朋友，我覺得會對你的生活和教育都有所裨益。這比只給出一些簡單的概念要好得多。 」
芒格研究過愛因斯坦、達爾文和牛頓的生平和科學著作，不過他最喜歡的離世偉人從來都是富蘭克林，他的這種熱情和沃倫·巴菲特的第一個真正的精神導師本傑明·格雷厄姆倒是志同道合。芒格欣賞富蘭克林是當時美國最好的作家、投資家、科學家、外交家、商人，同時為教育和社會福利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雖然他也承認富蘭克林個性中的確有放蕩的一面，也許忽視了自己的妻子。芒格說那些關於富蘭克林如何行為不端的故事恰恰反映出人們對富蘭克林、他的狀況以及他所在的年代認識得相當膚淺。
芒格正是從富蘭克林那裡形成了一種觀念，要變得富有才能自由地為人類社會做貢獻。 「我從來都對成為一個有用的人興趣更大，而不是單純地變得有錢， 」芒格說，「不過有時我會游離最初的目標。 」
富蘭克林的爸爸是一位蠟燭製造工人，生了很多小孩。很小的時候富蘭克林就因為不想在一個無情的哥哥手下當學徒，從波士頓逃到了費城。從那時起他就努力要做一個好人過上好日子。隨著《窮理查年鑒》成為風靡一時的暢銷書，富蘭克林變得既出名又有錢，於是他將自己的大部分時間都投入了社會活動中。
和富蘭克林一樣，芒格知道他所認為的公正良好的社會並不總是和別人想的一樣。雖然旅居巴黎的時候大多數法國人依然覺得富蘭克林很有趣，國王卻非常嫉妒，他甚至把富蘭克林的畫像放在送給情婦的便壺底下。
1998年股東大會前一天晚上，幾百名沃倫·巴菲特和查理·芒格的狂熱崇拜者聚集在奧馬哈，他們撞到了令人煩惱的一幕。六七名抗議人士在人行道上來回走動，舉著可怕的牌子，上面畫著漂浮在瓶子裡的嬰兒，他們宣稱巴菲特和芒格是嬰兒殺手，因為長期以來支持人類生育權。有一個標語攻擊巴菲特的慈善基金會為RU －486打胎藥的測試提供資金。
在伯克希爾的年度大會上，當被問起公司對於墮胎合法化的支持時，巴菲特解釋說根據公司的捐贈計劃，股東們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指定一個慈善團體，然後公司會根據每位股東在公司中佔有的股份比例捐出相應的禮物。「這項政策是由股東們指定的。有一些股東指定了美國計劃生育組織。巴菲特基金會也向該機構捐贈。查理也同樣捐給計劃生育組織，應該把查理的名字放到抗議牌上去。 」
查理抗議說： 「我寧可不引起人們的注意。 」
大多數抗議人士都只知道巴菲特和芒格長期慷慨捐贈給計劃生育組織以及其他一些有關人口問題的慈善機構。他們很多人都不知道查理和沃倫在墮胎合法化運動中是先鋒人物。多虧了芒格，加州的墮胎合法化運動才有了影響力，在最高法院審理羅和韋德官司之前有了一個關鍵的法律決定。
「我肯定查理的朋友們99%都是共和黨或是極端右翼分子。他通常也是被人們這樣認為的。大多數查理的朋友也不知道他參與推動墮胎合法化運動的事情。 」巴菲特評價。
芒格欣賞並資助1993年暢銷書《生活在極限之內》的作者加勒特·哈丁，這讓那些保守派人士非常困惑，也激怒了宗教右派。哈丁是最早一批對可能出現的人口問題提出警告的科學作者。他和其他一些人指出，直到1804年世界人口才達到10億，但從50億跳升到現在的60億只用了短短12年的時間。在下一個百年中，光是美國的人口就有可能從27 500萬成倍增長到57 100萬。專家預計屆時地球上可能有100億人。這樣龐大的人口已經給地球的資源帶來了壓力，比如食物的生產和分配問題。到20世紀末，預計有8億人由於惡劣的生長環境或無法買到足夠的食物而出現營養不良的症狀。
作為一名加州大學人類生態學的榮譽教授，哈丁在生物學、生態學和倫理學方面的著作很多。 20世紀60年代，他在全國各地巡迴做了幾百場擁護墮胎的演講，因而成了著名的「墮胎先生」 。
曾經幫助成立芒格和托爾斯律師事務所的羅德裡克·希爾斯說，查理第一次注意到生育權這件事是有一天他看到報紙上一篇有關罪案的報道，這個案件即將上訴到加州最高法院。他立刻勸他的事務所同事去幫幫忙。這件案子是起訴利昂·貝魯斯醫生把一個墮胎醫生介紹給一位婦女。
「你可以回去查查貝魯斯案件，應該是1972年左右。我們當時總是在談這個案子，查理全身心地投入了進去。 」巴菲特說。
對於一位忠於家庭、有8個孩子的男人來說，支持墮胎合法化這樣的舉動有些非同尋常，尤其他還是一位政治傾向非常保守的人。但芒格下定決心走下去。
「支持墮胎合法化從情感上對我來說相當困難，因為我的確很尊敬生命， 」芒格說，「不過當我全面考慮了後果之後，我發現有必要壓制自己的一部分天性。 」
一旦芒格決定婦女有權決定是否要做一個母親，他開始運用自己的精力和豐富的人脈關係來尋求變革。他說服了巴菲特，後者在財務上保守但對於社會問題卻相當寬容，他們一起資助為貝魯斯醫生辯護的法律費用。芒格和他的律師合夥人，特別是羅德·希爾斯和吉姆·阿德勒自發組織起來完成剩下的工作。
「查理接受了這個案子，從一個都是法律界名人的最高榮譽團體那裡得到了一份為協助法庭而對案情所提出的意見書，另外一份是從醫學院教授那裡拿來的大綱， 」巴菲特說，「查理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
希爾斯是幫助整理兩份法庭之友的大綱的律師團成員之一。一份由芒格自己撰寫，有17位著名律師在上面簽字；另一份則有178名醫學院院長或教授的簽名。
在貝魯斯案件被加州最高法院擱置的那段時間裡，芒格和巴菲特贊助了一個「教堂」 ，名叫普世主義協會，為婦女們提供計劃生育咨詢意見。這家教堂由一位合法牧師運作，他後來因為時常幫助婦女們在美國之外的地方進行安全的墮胎手術，被安上支持墮胎的名頭，因而惹上了麻煩。
「沃倫和我都是革命家， 」芒格說，「我們建造了一座教堂作為掩護，支持牧師提供忠告服務。以前的那位牧師因為幫人墮胎被原來的那家教堂革職了。起先我試圖說服教堂讓他繼續做下去，但失敗了。我給沃倫打了電話，要求他幫我一起建造我們自己的教堂，然後我們就這麼做了。這位牧師運作了好多年。那就是我們的貢獻，試圖嘗試讓社會不要強迫婦女生育，這在加勒特·哈丁的理論中被稱為『強制母親』 。 」
貝魯斯案件在加州最高法院聽審的時候，有一位法官因為墮胎醫生是他的家庭醫生而不得不在聆訊中迴避，這讓審判結果變得很不確定。不過1969年9月，貝魯斯獲得了一次標誌性的勝利，在美國歷史上第一次有一家主要法庭判決反墮胎法違反了憲法精神。換上的法官在四對三的投票中是一張搖擺票。這次判決從此在加州被當作法律判決先例，「它也炸開了墮胎限制的一個小口。 」芒格說。
這個案子的影響在加州審判意見下達的兩年後更為深刻。貝魯斯案在羅和韋德案件申訴人大綱中被引用，在這個案子中美國最高法院判決「婦女有決定是否生育子女的基本權利」 。
「查理付出的不僅是時間， 」羅恩·奧爾森說，「他將之變成了一件慈善事業。 」
的確，法庭的判決並不是芒格工作的終點。在貝魯斯案之後，很多年來他都是洛杉磯計劃生育組織的信託人兼首席財政官，這個機構提供計劃生育服務，必要的時候介紹病人去可以做流產手術的診所。
「我們在計劃生育組織的全國辦公室開始安排流產之前很早就這樣做了， 」芒格說，「計劃生育組織洛杉磯分會想開始那項業務，卻不知道如何著手。我們合併了我們的教堂和普世主義協會，併入了計劃生育組織洛杉磯分會。 」
當他加入計劃生育組織董事局的時候，只有一個主要捐款人：一位富有的房地產大亨的妻子。雖然她全力付出，機構的財政基礎還是相當薄弱。
「我們常年缺錢。 」奧蒂斯·布思說，他也和芒格一起在董事會任職。董事會擴大了目標捐助人的範圍，不過和平時一樣，有查理在組織裡就起了相反的作用。 「當時有一場有關全國總會會費的爭論。我們對總會說不：『你沒有對我們做出任何有用的貢獻，我們不會付會費的。 』我們最後還是重返了全國組織。 」
雖然要經受抗議者的壓力，有時反墮胎激進分子還會做出一些恐嚇行為，芒格對於墮胎和人口控制方面的熱情多年來一直沒有減退。
巴裡·芒格回憶說，有一位洛杉磯廣受尊敬的產科醫生基思·拉塞爾，他同時也是芒格爭取墮胎權利鬥爭過程中的支持者和盟友，在一次為他舉行的派對上，有一位病人祝酒時說是為了所有拉塞爾醫生接生過的寶寶乾杯。查理舉起酒杯宣佈： 「我希望為千百個拉塞爾醫生沒有接生的孩子喝一杯。 」
1990年，芒格怒氣沖沖地給《財富》雜誌寫了封信，說他們在評論保羅和安妮·艾利希的著作《人口爆炸》時沒有說到點子上。據芒格說，書評人認為人類福祉將會繼續改善，因為隨著人口的增長，科技的發展會更快。「哎呀，事情可沒這麼簡單。在一個有限的世界裡，根據物理規律，兩個變量（人口和人均福利）不會永遠都一起最大化的。 」
芒格說，書評人所說的會有一些現在未知的科技出現，解決諸如污染、水土流失之類的所有問題，完全就是胡說八道。「任何仔細考慮過艾利希夫婦所形容的未來環境問題的人都不會自信地說會出現『良性人口變遷』或者100年內因人口增長產生的問題不會糟到極點之類的蠢話。有一件事，科技進步在和平時期必然會導致人口增長，但也會製造出更有效的武器在地球擁擠的時候發揮作用。 」
巴菲特的觀點也是相當堅定。 1994年，巴菲特宣稱世界上會少很多問題，「要是你能讓每一個出生的孩子都是父母真正想要的… …我們能做的最緊要的事情就是參與計劃生育組織。除非婦女們有權決定生還是不生，不然我們還是處於一個不公平的社會。 」巴菲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