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書畫社搬到貴陽路後，那位王姓的同事如願以償地掌管起書畫社來。原先的社委會在運動中已經癱瘓，我卻還在聯繫業務，但不是負責業務，只是整天騎車在外東奔西跑，為單位的男女老少找點活兒干，保證二十多人每人每月四五十元的收入。書畫社裡有兩個人的成分和歷史有問題，一個本人是資本家，一個參加過「一貫道」，性質屬於敵我矛盾和「黑五類」，是運動重點；其餘近一半是被抄戶，還有一個畫山水的青年，父親曾是個擺攤賣煙的小販，公私合營時併入國營商店，資本太小，只給了一季度一塊錢的定息，現在也算剝削，這青年的腦袋也耷拉下來了。人們全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敢說話，上班時比以前安靜多了，有時能聽見蒼蠅在空中嗡嗡地飛來飛去的聲音。那位當上領導的王姓同事，雖然不是黨員，也非根正苗紅，只是中農出身，在書畫社裡卻是「矬子裡拔將軍」，春風得意，說一不二，他用起單位的錢也方便多了。而我的家庭在剝削階級的一邊，自己雖是「子女」，可是一旦出了問題就是「反動階級的孝子賢孫」，所以凡事只能順著他，只要政治上不出事就是「勝利」。幸好我不怵與外界打交道，還有輛破自行車跑跑事情方便，這就使我漸漸成了書畫社專職的業務員，在那些關係單位的眼中，我就是個「跑業務」的大個子；我也靠著每天在外邊使勁為這個窮單位攬活，換取一份政治上的安全。
運動開始時印袖章旗子那種事只熱鬧了短暫一陣子。「一月革命」後，搞大聯合，成立革委會，那些曾經大喊「造反有理」的造反派們，又被打成「打砸搶分子」。這一來，自然沒人再印袖章了，卻給書畫社留下了絲網印刷的小技能。不久，我從商場裡發現一種版畫，很適合絲印。那時書店不賣任何畫，「文革」前所有的繪畫作品全是「封資修」，但生活裡總需要一些畫，那種用木刻手法製作的「文革」題材的版畫——各種各樣的領袖像，樣板戲，裝飾著各種太陽、葵花、海浪圖案的語錄一出來，便受到歡迎。我想，如果改用絲印，會比木刻印製更便捷，產量也會更大。我們書畫社裡的人不但懂美術，還有幾個能工巧匠式的人，很快便將這種絲印版畫做得十分精良和賞心悅目。於是，一邊四處攬活，一邊把自己印的畫向外推銷，沒想到銷路相當不錯。書畫社是集體所有制單位，工資可以用計件的方式浮動，王姓同事見這種版畫有錢可掙，就向上級主管部門借房子，說是要大力宣傳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那時文化館代管的小人書租賃店被徹底砸爛，書都燒了，單位也撤銷了，因此空出不少房子，都是臨街的鋪面，很適合我們作為作坊來使用，我們就借了兩處，支上桌案大幹起來。人們在遇到共同困難時，往往會激發出團結的一面。活兒愈干愈多，天天晚上加班，收入也就多起來，王姓同事樂得合不攏嘴，搞運動對他沒多少實際好處，不如賺錢實惠，那時他掛在嘴邊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抓革命促生產」了；大家便心照不宣，交談時也不提運動，單位裡那兩個有歷史問題的人也輕鬆了一些，都奮力地去幹活，積極表現，哄王姓同事高興，如果因此叫王姓同事誇獎一句，便高興好幾天。
我做業務員時，喜歡戴一位朋友送給我的這頂蓬鬆的兔皮帽，鄰居的孩子都稱我「瓦西裡」（電影《列寧在一九一八》中列寧的警衛瓦西裡也戴這樣一頂帽子）
可是，整個「文革」決不僅僅是1966年開始「破四舊」、「四大」、抄家、「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那股子吹得人仰馬翻的狂飆，接下來還有不間斷掀起的各種主題的運動，最兇猛的是「清理階級隊伍」（1968年）、「一批三查」（1968年至1969年）、「一打三反」（1970年）等等，一步步將運動推向全社會深處，直往人的骨頭裡扎。最可怕的是，人們正幹著活兒，忽然上邊來電話把王姓同事叫去，等到他回來，一臉陰沉嚴肅，誰跟他說話也不理，不用再問——要搞運動了。
這些運動開始時都是在強大壓力下互相揭發，比如「清理階級隊伍」的「憶、擺、查」。「憶」是從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找出值得懷疑的「敵情」，「擺」是把懷疑的人或事揭發出來，「查」是對揭發出來的人和事進行「內查外調」。「清理階級隊伍」是要把「隱蔽最深的敵人」挖出來，那就必需懷疑周圍所有的人，從日常生活裡和閒談話語裡尋找可疑之處；只有對別人無情地揭發，才能證實自己對運動的忠誠。人和人之間就緊張起來。
妻子在忙家務
在「憶、擺、查」中，從我所認識的人裡邊還真的挖出來一個，就在書畫社樓下那個糨糊廠，有個老工人，瘦高身子，背微駝，姓翟，待人很友善，見面總笑瞇瞇舉手打招呼。「憶、擺、查」中，有人懷疑他招手的姿勢有點特別，像過去的軍官行禮，就揭發出來，經過「內查外調」，這翟老頭竟然在國民黨軍隊中當過連長，一直隱瞞著，馬上就被揪出來。這件事轟動到社會上，被當作「憶、擺、查」一個成功的範例，在很多系統廣泛宣講，一時很多人特殊的習慣動作、口頭禪、特殊的肢體語言都受到質疑和檢查；連我單位一個瘸子也曾被疑惑是不是假瘸。
偏偏在這樣的運動高潮中，我的母親突患癌症，必須做手術，但那時醫院拒收「黑五類」及其家屬住院。我千方百計打聽到住院手續在住院部的一個小屋裡辦理，管事的只一位五十多歲的大爺，人不錯，但挺倔；我便穿一件軍大衣站在小屋外守著，等著屋裡辦事的人都走淨，突然進去趴在地上就給這大爺使勁磕頭，一邊說：「求您救救我娘吧！」這大爺叫我站起來，問明情況，看了我半天，拿起圖章啪地給我蓋了，只說了一句：「這事可別跟人說。我是看你這五六尺高的人給我磕頭，我擔待不起。」於是我母親住進了醫院。
住院的第一天，看見病房裡亂哄哄，連喊帶叫，原來一群病人在批鬥另一個病人。那個被斗的病人被發現是個富農老婆。在這種局勢裡，我們就像過地雷陣一樣，戰戰兢兢幫助母親渡過了手術關。
清理階級隊伍開始時，我本人還一度被列為懷疑對象。在和平區文化系統發動清理階級隊伍大會上，區文化系統革委會李主任在做報告時說：「有的人社會聯繫的面很廣，社會關係複雜，這種人也要查。」當時會場上幾個人從不同地方扭過臉看我。在人們的印象裡，我好交朋友，這些話無疑是指向我的，我立即緊張起來。當天下午書畫社全體人員被集中到文化館學習這個報告，竟然沒通知我去，顯然已經把我放在「革命群眾」之外了，這使我更緊張。我還覺察到，王姓同事基本上不大理我了，我主動向他匯報業務情況，以試探他對我的真實態度，他對我先是半搭不理，突然之間面對著我嘿嘿冷笑兩聲，好像知道我的意圖，對我說：「你小子要倒霉了！」霎時，我覺得自己僵在那裡了。
內心的恐怖才是運動時最深刻的感受，後來我用這種感受寫了中篇小說《啊！》。這小說發表在1979年《收穫》雜誌上。
然而從命運上說，我又能稱得上是一個福將。一方面我遭到太多的磨難、打擊、重創；這些重創常常橫向闖入，攔腰一刀，都是無妄之災；然而正是這種時刻，往往老天會突然出手，奇跡般地挽住了我，峰迴路轉，使我絕地逢生。每每這個時候，我都會觸摸到命運切實的存在，以及它不可捉摸的神秘。
那天，「清理階級隊伍」大會後回到家，情勢緊迫，我迅速在心裡把我的朋友排排隊，其中最密切的、平日無話不說的朋友共有五個人。我必須與他們盡快見面，告訴他們如果我單位有人去外調，應該怎麼說。倘若他們心裡沒底，突然見到我單位去人外調，不知道我出了什麼事，再給外調的人一詐，弄不好一兩句話就會要命。但是我怎麼與他們聯繫？他們住在這城市的不同地方，如果去找他們，萬一被發現怎麼辦？誰能保證此時我沒被監視起來？晚飯後，我正想冒險去與朋友們聯繫，沒想到這幾個朋友竟然一個個接踵而來，好像接到通知一樣，其實他們什麼也不知道，就是想來看看我。前前後後來了四個，我趕緊和他們交代了情況，彼此做了約定，可是還有一位好友作家遲叔昌沒法聯繫。我想明天一早上班前去他家一趟，誰料很晚的時候——十一點鐘吧，忽然有人敲門，開門一看，黑暗中兩個眼鏡片閃閃發光，正是遲叔昌。沒有任何人讓他來，他只是晚間路過我家時，看到我家的燈光亮著就來敲門，我拉他進來，把我的處境告訴給他，與他商定怎麼應付。待他走了，我感覺自己原以為猝不及防的防線瞬間全都建立起來，心裡穩妥多了。但是我很奇怪，此刻我最想見到的這些朋友，怎麼會一下子都聚到我家？誰在我危機四伏時奇跡般地幫助了我？更不可思議的是，第二天到了單位，情況大變，人們對我的態度忽然發生轉變，不再像看一個得了傳染病的病人那樣看我。連王姓同事對我也有了好臉，見了我居然還打了招呼：「來了。」太陽從西邊出來了？好像我的出身變了似的。
一度，我為書畫社攬來了工藝品加工業務——畫彩蛋
很快就得知，昨天晚上我單位一個「黑五類」與他一個徒弟串聯，搞攻守同盟，被別人發現並告發。「黑五類」搞串聯是現行問題，立時成了運動重點。這樣我就僥倖被放在一邊。當然還有一個潛在的原因是，王姓同事並不願意我出問題，他還指望著我給單位去招攬業務呢，如果沒有我去跑，書畫社的業務和大家的收入會直接受到影響；而這個「黑五類」的現行問題鬼使神差地冒出來，自然就把運動的重點吸引過去，也就放過了我。由此，我更明白自己靠什麼活著，優勢在哪裡——就是努力把書畫社所有人的肚子填飽填滿，使自己能夠被使用，才能在風雨之中搖搖晃晃立住腳跟。
運動中單位的氣氛是異常的。我當時秘密地寫過一篇散文，叫作《麻雀》，我感覺自己很像這種城市中最常見的小鳥，由於它們與人共同生存，時時刻刻面臨著威脅與危險；它們之所以能活下來，是因為它們機靈警醒、戒備性強、不辭辛苦、時時刻刻保持著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嚴酷的環境鍛煉出它們這種被扭曲的性格，正像我自己。這篇散文直到「文革」後的八十年代才發表出來。
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書畫社裡的絲印版畫業務很好，可是上級要求整天搞運動，王姓同事就叫大家晚上加夜班。為了抓緊時間多掙錢，他又向上級借了一間房子，在柳州路上，原先也是個小人書鋪，我們在這裡再開一個絲印車間。幾個車間一起幹，產量明顯提高。一天很晚時候，柳州路這邊加班的人只剩下我、妻子同昭和另一位女同事，印完一塊版後，必須將這塊版送到貴陽路那邊的車間去。這塊版是領袖像。同昭用油紙將印版包好，由女同事送過去。印版是紅色版，包裝的紙被紅顏色的色漿沾染得油乎乎的，細麻繩拴在印版的一角，同昭手提著印版交給那女同事時，順口笑嘻嘻說：「像是塊火腿！」她無心一說，我卻立刻一驚，這話犯了大忌！我剛要用別的話岔開，那女同事已開口說：「馮驥才你可聽見了，你老婆可說領袖像是火腿！」這句話在當時就是反革命。我一急，反應竟然相當神速，話茬也立刻跟上了，我說：「我沒聽她說，倒是聽你說了。這屋裡可就咱們三個人。」我說這話時一點也不客氣，拔劍相向，好像瞬間來到你死我活的時刻。運動中有時就這樣——忽然反目，生死立見。這女同事傻了，怔了一下，她是個很精明、曉利害的人，隨即露出笑來說：「那就誰也沒說唄。」我聽了，也笑了。一個大浪頭就這麼過去了。
妻子畫的彩蛋《百子圖》
再一次在車間裡一邊幹活一邊說閒話，一位老同事不知把我哪句話聽岔了，走了心，突然把身前桌子椅子嘩啦啦全推開，趴在地上給我叩個頭，這舉動把屋裡的人全驚呆了。他做了一輩子畫工，在書畫社裡算成分較好的人。怎麼辦？我一個狗崽子逼得人家紅五類給我叩頭？這可要惹禍。那時人的精神全緊繃著，神經在皮膚外邊，當時我好像連想也沒想，立刻趴在地上也給他叩了頭。我這高大的人忽然撲倒在地叩頭，而且把頭叩得挺響，還一連叩了三個，這一來不僅把事情變成玩笑，也扯平了。同事們都笑了，這個浪頭也過去了。
其實，倘若這些事真找到我頭上，也還是逃不過去的。我給他叩頭不算事，他給我叩頭可算件事，上綱上線，就是階級鬥爭，是誰該給誰叩頭的問題。幸好書畫社的人都是些畫傳統國畫的藝人，靠手藝吃飯，大多不愛惹事，出身又多半有些硬傷，只想著怎麼保全自己，也就沒人動這份心思了。這不也是我的福分嗎？
到了1968年，我已經是一個專職業務推銷員了。每天上班報到後，轉身出來便跨上自己那輛雜牌車跑上街頭，口袋裡揣著兩樣東西：一是一個封皮上印著語錄的小本子，裡面寫滿關係戶的人名和電話；二是紙煙，煙是業務員必備的社交工具；其他就要靠著自己的兩條腿和一張嘴了。
在絲印版畫流行一陣之後，需求漸漸低落，業務也就明顯萎縮了，傳統的古畫臨摹還沒有恢復的可能，出路只有一條，就是將絲印轉向技術相近的塑料印刷，去給各種產品加工印製塑料包裝。這種轉變，一邊在材料技術上，一邊在業務上。在這方面我腦子比較活，又肯動腦子，裡裡外外的工作就全壓在我身上。首先我要尋找使用塑料包裝的廠家，到哪裡去找？我最初的法子又笨又吃勁，不高明，每天端著厚厚的電話本，從化工、五金、醫療、日用、玩具、機電等等欄目中查找一個個廠家，從廠名猜想它們的產品會不會使用塑料袋，然後撥電話聯繫詢問。有時人家不需要，碰一鼻子灰，有時人家早就有定點加工，便遭到回絕，一旦有點可能就要抓住不放。這法子很像在大海裡撈魚，可是每一天都是從黑暗裡一點點亮起來的，世界上的一切哪樣不是從無到有？那時，我騎車在路上常常自言自語地背誦上小學時學到的米丘林的那句話：「不要等待大自然的恩賜，向大自然索取是我們的任務。」我調侃自己是滿街跑的乞丐，但能討到飯就是成功。
我還要去採買各種適用的塑料材料，運到加工廠製成塑料袋，再運到書畫社印刷，最後將印好的塑料袋運到廠家。只要批量不大，這一切全靠我的自行車來運。要將滑溜溜的塑料袋牢牢地捆在車上可不易，我從三輪車工人那裡學會了捆綁東西的招數，能夠把上百斤塑料袋結結實實綁在車上。可是一次到北郊韓柳樹的糖精廠送貨，路程太遠，有一段土路，車顛得厲害，一下把一車的塑料袋全顛散了，嘩地落了滿地，那天風大，零裝糖精袋只有火柴盒大小，被風吹得像雪片一樣到處都是，急得我放聲大叫，可是荒野無人，沒人聽見，沒人幫忙，只能不斷地囑告自己別急，千萬別急，必須將塑料袋全部拾起來，絕對不能少。這樣從午後一直幹到將近六點鐘，把被風吹得方圓幾十米的數千個塑料袋一個個全拾起來，重新包好捆上車送到廠家。從這些事情中我看到了自己的能力，得到自信，就這樣一點點把書畫社的絲印改為塑印，業務一點點擴大起來。單位有了錢後，又從泊鎮買了兩台四十年代日本造的老式圓盤印刷機，不但可以大大提高產量，還能印刷包裝食品的聚乙烯塑料。
干業務推銷雖然很辛苦，我卻獲得了這個時代最寶貴的東西——自由。整天在外，可以躲開單位那些潛在的不祥的人事關係，也不必想方設法應付愈來愈頤指氣使的王姓同事。我天性不願受束縛，喜歡獨來獨往。所以我以聯繫業務為理由，天天從早到晚盡量人在外邊，事辦完了，就串串門，找朋友聊聊，看看父母。那時，經過了「向十種人要房」等幾次波瀾，父母的住房被壓縮到保定道樹德裡一間十來平米的小平房裡。母親手術後身體不好，心情鬱悶，我去到那裡，便扯東扯西，給她趕出聚結在心中的陰雲。父親在勞改，回家還要寫檢查。父親寫東西吃力，尤其寫這種上綱上線的自我批判，他已經沒有新詞兒，趕上我去了就替他編，編好後再由他謄抄在紙上。有時候，實在無處可去，天還早，就在路邊找個水龍頭喝點涼水，然後在樹下尋個地方坐下來抽根煙。一次困了，見身邊堆了一堆施工用的細沙，躺在上邊很舒服，再給太陽一曬，竟呼呼睡著了，直到漸漸覺得身子有點涼，醒來一看天已晚了，便騎車回去。
一度靠印製紅袖章吃飯
我卻很喜歡這種生活，甚至現在還會懷念這種自由自在的生活；只有不自由的時代裡，才能感受到自由的珍貴而倍加珍惜。
躲開運動，躲開現實，是當時很多人心中的一種渴望。就像霍桑寫過的那個短篇，一個終日煩惱纏身的人，一天忽然奇妙地離開了現實，來到一個世外桃源般無憂無慮的世界裡，雖然僅僅待了一天，人間卻已過了十五年，待他回到現實，曾經所有糾纏他的煩惱都已經過去了。在「文革」中，我無處去尋找這樣的能躲過現實的地方，但是我給自己創造出一種別樣的自由的空間，在這個空間裡沒有「文革」，沒有爾虞我詐，置身其中，能夠讓心靈得到喘息。
「文革」一連串席捲全社會的運動中，最後一個高潮是「一打三反」。這個運動來勢極猛，要打擊的人各種各樣，有現行的也有歷史的，有政治的也有經濟的。當時有一條標語，貼在大街兩旁到處都是：「殺！殺！殺！殺出一個紅彤彤的世界！」於是又開始新一輪的學習、揭發、批鬥、批判、再批判！又是一陣無法逃避的疾風暴雨，又是「該抓的就抓，該殺的就殺，該管的就管」。這次運動出現了個意外，身邊冒出一個讓大家吃驚的事來——書畫社的會計貪污被人揭發了。這會計姓苑，是個單身的老處女，五十來歲，家在老城裡，人乾瘦而木訥，平時很少說話，走路很輕，做事很謹慎，抽屜裡每一個小紙片都放得整整齊齊，大頭針、曲別針、橡膠圈都分別裝在一個小紙盒裡。她被揭發出貪污，出乎書畫社所有人的意料；會計從賬裡偷錢，這種事本身就引發人的興趣，而書畫社的經濟一向拮据，會計貪污是私吞集體的錢財，引起了眾怒；於是書畫社的運動有了一個眾所關注的新主角，一時不會再去懷疑別人，明顯看出那兩個「死老虎」有點釋然了。可是，這個會計的問題不好搞，不知道是由於她膽小心怕，不善表達，還是問題太大，說不說都難逃罪責，只能拒不交代，反正她一直把唇縫緊緊閉成一條直線，不論怎麼審問也一聲不吭。這使得書畫社的運動遲遲推動不下去，沒有新成果，上級要求加大審問力度，天天把壓力升級，一連多天，她還是像啞巴一樣站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