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愛因斯坦1935年11月23日在紐約羅裡奇博物館（Roerich Museum, New York）舉行的居里夫人悼念會（The Curie Memorial Celebration）上的發言，譯自1950年英文版《愛因斯坦晚年文集》。
當一位像居里夫人這樣傑出的人物走到了生命的盡頭，我們不應僅僅滿足於回顧她的工作成就為人類做出的貢獻。傑出人物的道德品質可能比純粹理智的成果對一個時代以及整個歷史進程的意義還要大。不僅如此，甚至後者的取得也要在極大程度上依賴於道德境界，而且這種依賴程度比通常認為的要大得多。
我很幸運能與居里夫人保持20年高尚而純潔的友誼。她那偉大的人性使我的崇拜之情與日俱增。她的力量、她的意志的純潔、她對自己的嚴格要求、她的客觀公正、她堅定不移的判斷力——所有這些不易被發現的品格都集中在她一人身上。她在任何時候都認為自己是一名社會公僕，她那極度的謙遜從未給自滿留下任何空間，她始終感覺到社會的殘酷與不平等並因此備受壓抑，這使她的外表帶有嚴肅的一面。而這一點很容易被不熟悉她的人誤解——這是一種罕見的、不能為任何藝術氣質減輕的嚴肅。一旦她認為某條道路是正確的，就會毫不妥協、持之以恆地追求到底。
她一生中最偉大的科學成就——證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並把它們分離出來——並不僅僅因為她超凡的直覺，還因為她在無法想像的極端困境中仍然保持的專注與執著，而這在實驗科學的歷史上是不常見的。
假使居里夫人的品格與獻身精神所具有的力量僅有一小部分還活在歐洲知識分子的心中，那麼歐洲就會擁有一個更加光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