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宋家族角逐財源
孔、宋大發「國難財」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大量走私，因此他們間展開了走私權的爭奪戰。
1938年國民政府匆忙由淞滬、南京撤退後，丟失了國內吞吐物資的最大港口上海港，當時唯一能做通道的，只有香港到廣州一線了，儘管英國人的綏靖政策受到日本的壓力，但香港與廣州是唇齒關係，不得不在可能的範圍內給予一些方便。但如查驗歸中國交通部門，公開在香港辦理接運手續又不行，因此暫時允許中國的結算機構，改頭換面，在香港進行半公開的活動。於是，孔、宋豪門資本與軍統特務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在香港設立了軍事委員會西南物資運輸處和中央信託局運輸處，開始了走私活動。
西南物資運輸處，當時對外稱西南運輸公司，總經理是宋子文的二弟宋子良，下設業務處、購料委員會、秘書處、警衛處等機構。警衛處實際是軍統局直接控制的派駐香港機構。西南運輸公司成立後，機構龐大，業務廣泛，運輸繁忙。尤其是廣州於1938年秋淪陷後，廣九、粵漢鐵路交通斷絕，運輸更為困難，雖然香港往桂林、重慶有飛機來往，但旅客往來以及中央運鈔票的任務，已經是忙不過來了，對於大規模物資運輸，以及豪門的走私貨物，必然要另謀出路，於是只得與越南商談，開闢一條經過海防、鎮南關到桂林的公路，以及海防到昆明的滇越鐵路。以後又開闢了緬甸到雲南的公路。這些交通命脈，在西南運輸公司的控制下，孔家雖然也能裝運一些私貨，但畢竟有些礙手礙腳，於是，孔家決定在中央信託局成立了一個運輸處，以便於更好地競爭和走私。
這樣又與宋子文的二弟宋子良發生了矛盾。孔令侃也不把親娘舅看在眼裡，與子良爭論了半天，臉紅脖子粗的，最後靄齡出面調停，不了了之，孔家的運輸處照成立不誤，因為那裡有錢可撈。
中央信託局運輸處，原是財政部於1935年命令公佈成立的，由孔祥熙兼任理事長，負責辦理一切由國家指定的信託業務。1937年底，中央信託局總局撤遷到香港後，孔家大少爺孔令侃以常務理事身份主管一切。為了便於走私，孔令侃便派孔家最忠實的管家，原中央銀行庶務科主任林世良為處長，買了一大批卡車，打著「民國二十八年度兵工儲料專案」和替中央銀行運鈔，或裝運特種物資的旗號，拚命地私運孔家需要的一切物資。所謂「民國三千萬元走私案」，就發生在這時。
「民國三千萬走私案」，是孔家利用林世良包庇走私，不料被軍統特務查獲的一起案件。1942年春，日軍進攻緬甸。因滇緬公路是當時國民黨統治區對外的唯一陸路交通線，為了統一調度指揮，蔣介石派他的表弟俞飛鵬主持。俞飛鵬又與宋子良關係密切，以軍事委員會運輸統制局副主任身份，駐節緬甸仰光。俞到仰光後，規定任何車輛不准放行。但頭一個不買賬的，就是孔家操縱的中央信託局運輸處。林世良非但不承運西南運輸處的物資，而且包庇走私一批當時價值3000萬元的物資，偷偷經滇緬公路運往重慶。事後俞飛鵬向蔣介石告狀，說林世良倚仗孔家勢力，假公濟私，阻撓軍運，以致號令不行，無法管制，才造成巨大損失。蔣介石丟卒保車，下令逮捕林世良。林世良住在昆明太和酒店，天天吃喝玩樂，毫不在乎。突然一天下午，來了一隊憲兵，拿了蔣介石手令：「你被捕了！」立刻給他戴上手銬，用飛機押往重慶。同時被捕的還有中央信託局理事會主任許性初，是以串通舞弊的罪名。林世良自以為後台硬，手裡有孔家這張王牌，關在土橋軍法執行總監督牢內時，絲毫不在乎，與他女友趙某通信，還認為這只是一點誤會，不久就可以解決。當時有人向他示意，把孔家王牌交出，可以免他一死。他表示效忠孔家，並相信以孔家的勢力，一定可保他平安無事，不願背叛主人。殊不知這時他的靠山孔令侃遠隔重洋。孔祥熙受內外夾擊，為了保護自己，只好丟卒保車。林世良終於被判死刑，執行槍決。許性初也被判了11年徒刑，人心大快。
這時特務頭子戴笠不肯罷休，趁熱打鐵，向老孔節節進逼，孔祥熙只好把緝私署全部大權，拱手交給戴笠，又在財政部成立貨運管理局，由軍統特務王挽洲任局長，把鴉片特種貨物業務，統一由軍統經營，讓戴笠以緝私署名義，向中央信託局透支3000萬元（當時黃金每兩1萬元）合黃金3000兩。照規定中央信託局只能做短期工商業貼放，承放承兌業務50萬元以上的要經過總處審批核准，可是這是孔祥熙與戴笠的直接交易，誰也不敢提出異議。
抗日戰爭開始後，德國受到日本的壓力，蔣介石則因受到英、美方面的壓力，雙方不便於公開往來，但暗中仍有交往。國民政府的兵工署都是留德學生，全部生產裝備以及操作都使用德國技術。為了補充德國武器彈藥配件，當時在香港有兵工署駐港辦事處。德國供給軍火武器，中國有土產出口，償還貸款。因這筆生意不便與宋子文掌握的美國、英國借款相混淆，所以蔣介石把這筆生意交給孔家來做。孔令侃立即在中央信託局內成立一個兵工儲料處，打著奉蔣委員長手令直接辦理民國二十八年度兵工儲料事宜的招牌，連那些通常要辦的手續都免除了。蔣介石本想通過此事，讓孔家撈一把，沒想到，此事又和宋子文發生了矛盾。
孔令侃在香港活動期間，他的娘舅宋子文也在香港。兩人因奪權爭利，矛盾百出，不僅私底下貌合神離，在業務上也劍拔弩張，相持不下。那時美國對中國的棉麥大借款，是由宋子文一手包辦的。他通過貿易調整委員會下面的復興公司、富華公司、中國茶葉公司等壓低價格收購絲、茶、桐油、豬鬃、鎢砂等出口物資，原來由宋子文的兩兄弟宋子良、宋子安一手壟斷，從中取利。孔令侃後來居下，非常不滿。於是就借口蔣介石交辦的「二十八年度兵工儲料專案」，要把豬鬃出口業務大權劃歸中央信託局管理。為此，他致電財政部，要其轉呈國民政府明令公佈全國範圍內所有豬鬃出口業務大權劃歸中央信託局管理，財政部辦事人員，雖有人覺得此事有些蹊蹺，內容有些出入，但上面交辦，誰也不敢明說，這樣就糊里糊塗地搞出了一個所謂的「雙包案」。
孔令侃既然決定由信託局收購豬鬃，就命令易貨處在桂林、衡陽、柳州、常德、西安、蘭州等地成立收貨處，並派出不少人員，貼出告示，就地掛牌以官價收購豬鬃。可是復興公司老早就在各地設置了收貨處，他們是根據宋子文對美國棉麥借款償還辦法，也是國民政府明令規定了的。兩個收購處都有硬後台，誰也不買誰的賬，開始是哄搶。後來把官司打到重慶，宋子文因有一張必須確保美國借款債務的王牌，最後佔據上風。唐漢著：《四大家族》，金城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9章。
孔家這一著不成，後來乾脆配合德國商行，用中國資金，在華東一帶日軍佔領區，收購各種土產，如桐油、豬鬃、礦砂、當歸、大黃等運往德國，一方面折充貸款，一方面從中漁利。孔家為德國人辦事，德國人關照孔家。1939年9月，希特勒閃擊波蘭的前幾天，德方商行代表希米特接到本國政府密令，要他們立即撤離香港。希米特感到可能會出事，把這個意思轉達給孔令侃，孔令侃又馬上告訴宋靄齡，她立即指使賬房，傾巢出動，把國家外匯拿出，大肆收購美國軍火飛機商的股票，又發了一筆橫財。可見，孔、宋財產並非來於正道，而是通過多種卑鄙手段聚斂起來的。
權利裡的角逐
抗日戰爭時期，存在著兩個關係著中華民族命運的矛盾，一個是民族矛盾，關係到中國亡國不亡國的問題；一個是階級矛盾，關係著能否使全民族抗戰堅持到底並在戰後建設新中國的問題。這兩個矛盾是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
國民黨的主要領導人蔣介石，雖沒有像汪精衛那樣放下抗戰的旗幟。但當抗日相持階段到來後，他對抗日表現出消極的甚至同日本侵略者秘密進行謀求妥協的活動。他所實行的反民主的政策是不利於團結抗日的，還開始推行積極反共的政策：在國民黨統治區內強化法西斯統治和特務活動，打擊並破壞共產黨員和其他進步組織，監禁共產黨和愛國人士；不斷向共產黨挑釁，襲擊人民軍隊，捕殺抗日幹部，製造多起摩擦事件，甚至武裝進攻共產黨的軍隊和抗日根據地。這些活動，使國內的階級矛盾日趨尖銳化。
在國難當頭之際，以蔣介石為首的四大家族，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引起了共產黨人的極大義憤。民族戰爭還沒結束，勝利還沒分曉，內部已開始分裂。這是其一。其二蔣介石為首的四大家族也矛盾重重。且說宋、孔明合暗不合早已開始，尤其是孔祥熙大發國難財，蔣介石睜一眼閉一眼，更使宋子文看不慣。
如果把宋子文與孔祥熙作個比較，姐夫的心眼要比小舅子的心眼多10倍。宋子文更多的是像個書生，留了多年的學，空有一肚子理論。「哈哈孔」雖沒有多少學問，但有滿肚子實踐經驗，要對付小舅子還不成問題。
1939年9月8日，孔祥熙經過一陣遊說，蔣介石信以為真，以國民政府的名義下令：「特派中國農民銀行理事長蔣中正為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四銀行聯合辦事總處主席；中央銀行總裁孔祥熙、董事長宋子文為交通、農民四銀行聯合辦事總處常務理事。」同時發佈《鞏固金融辦法綱要》，規定：「四行辦事總處，負責辦理政府戰時金融財政有關各特種業務。」「財政部授權聯合總處理事會主席，在非常時期內，對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四銀行可為便宜之措施，並代行其職權。」
應該說，在抗日初期，孔祥熙與宋靄齡雖然為國家、民族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同時也利用手中的財權，使自家發了橫財。這是人們共知的，宋子文當然更清楚。但孔祥熙究竟有多少私人財產，這仍是個不解的謎。不過有個說法「蔣家天下陳家黨，宋氏兄妹孔家財」，這是當時國民黨四大家族的真實寫照。這種說法也傳到宋子文的耳朵中，宋的心裡也是不平衡的。他知道姐夫的底。如果說他是從孫中山時做財政部長，那麼孔是從蔣介石時才做財政部長，論輩分他是當然的老前輩。可是誰又讓對手做了自己的姐夫，不是怨天尤人，而是這些政府官員心太黑了。孔氏的發財不是最好的說明嗎？
抗戰爆發之前，孔氏家族通過做軍火生意、炒股票及制度改革等發了橫財，但孔氏夫婦並沒有就此滿足。宋靄齡深知官商結合是發財的重要途徑，因此她說服了蔣介石，終於使丈夫坐上了財政部長的官椅，奪了宋子文手中的權。抗日戰爭開始，而且兒女們也已長大成人，憑著他們的消息靈通，或投機股票，或暗箱操作，靠父斂財也長了本事。
話說「四聯總處」的誕生和建立，當時孔祥熙本人尚在倫敦，由宋子文以中央銀行常務理事名義處理中央銀行事務。宋就此在上海成立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行聯合辦事處。有關金融方面的領導，完全由宋子文主持，這是四聯總處的開始。孔回國後，由香港直飛漢口，在漢口正式成立四聯總處，將原上海總處改為分處。孔以中央銀行理事會主席兼總裁的名義擔任四聯總主席，大有分庭抗禮、咄咄逼人之勢。不是宋子文不與孔祥熙合作，而是他看不上孔的這副嘴臉。宋挾持中國、交通兩行，處處與中央銀行作對，而是迫不得已。孔不得已，一陣遊說抬出四聯總處主席蔣介石來壓宋子文。經過這次鬥爭，使孔領會到必須利用四聯總處名義，扶植中央銀行，並加強其獨一無二的地位，以控制中國、交通兩行，這就是由武漢遷到重慶後四聯總處最重要的使命。這一回合宋子文失敗了。他心裡早就有氣，只是這口惡氣沒出來。同時他也看到，孔上台後，橫徵暴斂，把他的金融財政基本政策全打亂了，為此宋子文也有滿口怨言。
再說孔祥熙執掌四聯總處副主席的大權後，開始了他的真正發跡的時期。孔有孔的絕招。他空前擴大過去經營的企業，如金融、工業、商業、文化事業等。金融方面有山西老家的裕華銀行。該行開辦於1915年，總行設在天津，名義上有資本200萬元，實際上並未達到這個數字。當時他開設金融機構的原因，是因為美孚石油公司給孔記代理推銷石油，要一個銀行擔保，孔在金融界舉目無親，只好虛設銀行於天津，實際也是投機。孔為了證明此行來頭大，說是就原來頗有名氣的志誠信票號改組，自山西太谷老家搬來。其實志誠信早就關門了，並與孔毫無關係。孔是向來說假話不臉紅的。
到了20年代，孔祥熙漸走官運，但金融方面仍沒有足夠的資本。他在上海要開一個中國國貨銀行，還得靠動用一筆公家資本才開了出來。設在天津的裕華銀行在20年代也是有其名無其實。
孔祥熙真正發跡是在抗戰時期。後來，幾經周折，孔將裕華銀行搬到重慶後，該行資本即增為2000萬元。手中有了權，孔祥熙還在中央銀行為裕華銀行開了透支戶，到1941年透支額就達3000萬元。在1941年黃金拋售中，裕華銀行是一個忠實顧客。孔祥熙指示只有黃金好買，於是大買黃金，而且利用它的西安分行從事黃金的轉運，在西安售出贏利。當時在重慶黃金市場中，實力最大的是「西幫」和「昆幫」，「西幫」的背景就是孔祥熙。有一位記者寫道：黃金市場，西幫是大主顧，他們要買就是整磚（400兩），資本大，勢力厚，買來之後轉運西安，到西安以後，用牲口駝到淪陷區出售。西幫要買，金價就漲；西幫要放，金價就跌。這個西幫就是以山西裕華銀行為中心。到抗戰後期，裕華銀行增資達1億元，孔祥熙新任董事長，已經財大氣粗，抗戰勝利後，裕華銀行遷至上海。此時孔的財政金融大權漸次被剝奪，此行也漸成為孔祥熙的實際金融中心。此是後話不講。
在工業方面，孔祥熙曾辦過一些公司，據說不少於28家，個人並不出資，多數是掛個名，由有關的銀行參加或放款。但在抗戰期間，由於他掌握了四聯總處，便乘機插手工業。他插手工業是從「華西興業」公司下手的。「華西」公司原是30年代初，由四川人胡仲實、胡叔潛兄弟創辦的。經過幾年的經營，擁有一支技術力量較強的班底，設有華興機器廠、華聯煉鋼廠、華泰木廠、華一瓦廠、華西汽車修理廠等。因此，華西興業公司在當時名噪西南，引起各方注意。國民政府西遷後，孔祥熙為了迅速擴大在西南的勢力，開始把手伸向「華西」。「華西」並不樂意孔的插手，因為他上面有人，手中有權。1938年，「華西」計劃將「華聯煉鋼廠」擴建成日產30噸鋼的煉鋼廠，因資金不足，派人找孔祥熙要求貸款。孔表示貸款有困難，但可投資合辦「華西」。「華西」認為與孔合資，無疑是「引狼入室」，後患無窮。因此只同意與官僚資本建立企業外部的聯繫，不讓其滲入企業內部。這時的四大家族中的宋子文、陳果夫、陳立夫都在搶奪民營工業。孔祥熙深恐「華西」落入他人之手，心中十分不安。在一個晚上，他把兒子叫到跟前，囑咐兒子從其主持的中央信託局給予小部分貸款，暫把「華西」拴住，然後再想辦法吞併「華西」。這是孔祥熙的一大妙計。
有其父必有其子。中央信託局經孔令侃批准貸給「華西」60萬元，這與實際需要相差很大，「華西」只得先將這筆貸款拿到手，分別用於建廠的基建工程，並趁海運還暢通之際，在國外訂購一部分生產設備和材料。隨後，當「華西」要求續借時，孔祥熙便變了臉，以「前賬未清，礙難照準」，予以駁回。這時，「華西」公司在國外訂貨尚差款無著，建廠工程也因資金缺乏而停工，公司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孔祥熙趁此機會，又提出合資辦廠的問題。「華西」公司迫不得已，終於答應孔祥熙，並將「華西興業公司」改組為「中國興業公司」。當時商定公司資本額為法幣1200萬元，孔祥熙即指示他自己經營的裕華銀行、祥記公司投資，其投資額占資本總額的80%。以後又逐年增多，到1943年，在公司資本總額1.2億元中，孔祥熙投入的股份上升到95%。改頭換面，「中國興業公司」也姓孔了。
孔在「華西」公司大撈好處。改為「中興」公司後，孔祥熙在人事上也進行了調整改組。他在公司章程中規定：「公司各股東第一股（100）有一表決權；股東而有十一股以上者，自十一股起，每五股有一表決權；一百股以上者，自一百零一股起，每十股有一表決權。」照此規定，孔祥熙官僚資本股共有9851權，而其他商股共佔2311權，而董事、監察的當選，是以得票的權數多少而定，這樣孔祥熙自然佔了絕對優勢，可以隨心所欲地操縱選舉了。最後孔祥熙終於擔任了公司董事長，並且一任達10年之久，直到國民黨逃離大陸始告終止。在這10年之內，孔祥熙在該公司囊括的財產，顯然是一個巨大的天文數字。
在商業方面，孔祥熙更是公司眾多，據統計有21家之多。他認為做生意是神聖的事，錢財比搞工業來得快。
孔祥熙雖有經商之道，卻不像夫人那麼有先見之明。抗日戰爭時期，孔祥熙把商業投機交給太太、少爺、小姐、門生去做，自己則在背後出謀劃策。在重慶成立的商號有祥記、慶記紗號、強華公司、大元公司、恆義公司、升和公司等。祥記公司有汽車30餘輛，慶記紗號專做棉紗生意，強華公司搞運輸與貿易，大元公司搞五金電料，恆義、升和專營洋雜百貨，廣茂興公司則經營參茸藥材。這些公司在孔祥熙保護下，胡作非為，巧取豪奪，自不待說。1945年，臨孔祥熙下台之際，曾有人在國民參政會公開檢舉過祥記公司，又是夫人出面，四處周旋，平了這場風波。孔祥熙好感謝夫人。
在文化事業方面，孔祥熙也插過手。如抗戰時期，他接辦過「四社」，即《時事新報》、《大晚報》、英文《大陸報》和申時通訊社。四社初期由張竹平經辦，因得罪了蔣介石，為蔣所取締，無法維持，負債纍纍，最後只好讓給孔祥熙，由中國國貨銀行出面承擔全部債務，另給張竹平個人5萬元，將四社買進。抗戰初期，《時事新報》遷往重慶，《大陸報》《大晚報》留在上海，申時通訊社停辦。日本投降後，《時事新報》遷回上海，並恢復了申時通訊社，由王正廷任董事長，實際由孔令侃主持。但因報紙銷路不好，這方面沒有撈到多少油水。
中華書局的財力在商務印書館面前相形見絀，1937年幾乎倒閉。當時，宋靄齡求其弟宋子文幫忙投資時，宋子文看在大姐的面子上答應下來。但後來又使子文後悔一場。因中華書局舊的股東深恐孔、宋喧賓奪主，就設計一邊利用，一邊限制，限制借大宗款項，嚴格限制孔、宋的股金投資，讓他們的資金投了進去卻沒有回報。
1941年中華書局總經理伯鴻在香港逝世，孔即讓其親信李升明上台，接手擔任中華書局的董事長，中華書局形式上就完全落到了孔家手中。這使宋子文十分氣憤。抗戰勝利後，孔、李謀將上海中華書局全部遷往海外，變中華書局為私有，遭到全體職工堅決抵制。正在鬥爭期間，孔祥熙見大勢已去，一溜煙逃往海外，李也隨之而逃，這一鬥爭方告結束。但是香港、新加坡和台灣等地的中華書局，卻落到了他們的手中。
孔、宋雙方插手工商企業雖然賺了不少錢，但也結下了不少恩怨。但只靠這些還成不了億萬富翁。他們的私財還有一個重要的來源，就是靠營私舞弊和貪贓枉法。這樣得來全不費工夫，勝過經營更多的工商企業了。可是這時，宋的權力卻被孔氏暗中奪去，使宋好不傷心。
不久，蔣介石以特使名義命孔氏往英國參加英皇加冕典禮，國內財政和金融的重要工作，由宋子文主持辦理。宋鑒於當時全國人民的鬥志激昂，認為民氣可用，決定發行救國公債5億元，以供應戰時財政。名義上說「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卻用層層攤派平民，大戶尚無甚負擔，有的地方繳了款領不到債票，糾紛迭起，民怨沸騰。孔祥熙從海外回國，看到此情，立即宣佈債券業已滿額，停止勸購。實則債券並未銷完，對於已繳款認購的債券，也長期沒有清理。以後逐年發行的公債，都作為四行借墊款的擔保品，四行以此項債券作為發行鈔票的準備，不再公開對外發行，稅收和公債均不起作用，只好專靠發行鈔票作為支應。二人矛盾達到高潮，水火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