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團體文化是高度的個人化，它似乎需要一個放大了的人物或象徵，把信奉的人們團結在他的周圍並組成特別的關係網，才能順利展開工作。
——佚名
袁氏特色
從甲午戰敗到辛亥革命爆發之間的17年，是中國社會政治風雲變幻的重要時期。由於階級的分化和社會的發展，清末社會出現了北洋集團、立憲派集團、革命派集團和滿洲貴族統治集團等代表不同階層利益和社會利益的政治集團。正是這些集團的力量頡頏，最終導致了清王朝的覆滅和中華民國的建立。
綜觀清末社會各主要政治集團勢力，其政治、軍事、經濟實力增長最快的要算袁世凱的北洋集團了。
這個集團為什麼能夠迅速膨脹？一個因素就是北洋團體文化的高度一致與適時性。團體文化作為支持北洋集團成員行為的心理因素，幾乎作用於這個集團的方方面面。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北洋集團的團體文化決定著該集團的存在狀態、運作方式以及演變的道路和發展方向，它是這個集團得以存在和維繫的重要基礎。
實際上，中國的團體文化往往是高度的個人化，它似乎需要一個放大了的人物或象徵，把信奉的人們團結在他的周圍並組成特別的關係網，才能有效地展開工作。在中國的政治中，利益集團分成派別的關鍵，在於對人的熟識和他們過去的歷史、關係、利益、友誼、仇恨、經濟地位等。縱觀歷史，我們分明可以看到，每個社會成員在由嬰兒發展到成年人的過程中，都不斷地從其父母、師長、同學和同事處以及各種社會環境中吸取信息，使自己形成一定的信仰、觀念和態度，從而鑄造成個人的社會性格。通過這一過程，社會成員就深深地打上了該團體文化的烙印。
袁世凱早年文化觀念的形成同樣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
袁世凱於1859年出生在經濟文化落後的河南項城農村。他的祖輩父輩都受過傳統的封建教育，熱衷科舉，志在做官，一心想依附皇朝求取高官厚祿。當捻軍起義席捲豫東時，袁氏家族在世凱祖叔父袁甲三的帶領下，紛紛投入鎮壓農民起義的行列中。由於鎮壓捻軍起義有功，世凱的祖叔父袁甲三和叔叔袁保恆、嗣父袁保慶等，分別獲取了漕運總督、侍郎和道員的官位。袁世凱幼年的時候就受到這樣家庭環境的影響，奠定了以軍功和效力皇朝來求取功名的價值理念。
青少年時代，袁世凱隨嗣父袁保慶到過濟南和南京，深受袁保慶政治經驗和帶兵經驗的影響。袁保慶死後，袁世凱又隨堂叔袁保恆和袁保齡到了北京，一邊學習八股文，一邊幫叔叔辦事，對清末官場上的貪污腐化、行奸作偽、攀附權貴、奔競鑽營等種種腐敗現象都耳濡目染，心領神會。袁世凱在北京期間，正值洋務運動前期，各種洋務思潮也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崇拜直隸總督、淮系領袖李鴻章，在其練兵求強思想的影響下，袁世凱好讀兵書，留心時事，侈談「效命疆場，安內攘外」。
家庭和社會環境的重疊影響，鑄就了袁世凱早年的價值理念。一個人早年的經歷能夠引發持續不斷的社會化過程，推動他朝著可以預料的方向發展。由於這一價值理念的驅動，當袁世凱發現科舉之路走不通或者說價值已經不大時，他就傚法祖、父輩的行為，走上了以軍功求取高官的道路。1881年，袁世凱投靠了淮軍統領吳長慶，開始了他的軍旅生涯。在此後，他隨同吳長慶到達朝鮮，在鎮壓朝鮮「壬午兵變」過程中，袁世凱立下大功，受到李鴻章的器重。1885年，在李鴻章的保薦下，袁世凱被任命為「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朝鮮是當時中國外交、軍事的前沿，在這裡袁世凱不僅吸取了洋務派的政治外交經驗，還觀察到近代日本軍事的強大。回國後，他拜謁太傅李鴻藻、光緒皇帝的師傅翁同龢、慈禧太后的心腹榮祿等人，暢論中國舊制軍隊之腐敗及日軍之精良，產生了改良中國軍事的抱負和理想。
品牌，就這樣打造
經過早期的社會化，袁世凱一方面接受了清王朝代代相傳的一套官場文化，成為統治階級封建文化的繼嗣者；另一方面又受到時代發展的影響，吸取了洋務派的實用思想和維新派的某些改良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理念。當1895年，袁世凱受命在小站訓練新建陸軍時，就將這種文化理念注入新的軍事集體，使北洋集團形成伊始就烙下了袁氏文化的深刻印記。
北洋集團最初主要由三部分人構成：追隨袁世凱多年的家兵家將、北洋武備學堂畢業生和淮軍舊將。這些人大都生長在傳統文化影響較深的北方農村，少年時代即受到以軍功發跡至顯風俗的熏陶，有著強烈的求取功名和陞官發財的慾望。特別是北洋武備學堂的學生，他們大多出身貧寒，有著堅定的自強精神和強烈的政治追求欲。由於在淮軍中不受重用，他們在心理上壓抑感很重。這種追求欲和壓抑感的交錯發展，使他們一旦受人識拔，便會產生強烈的為個人所用和報恩的思想。
袁世凱知道這些人的追求所在，便將他們召至新建陸軍，破格提拔他們為各級軍官和教習，給予優厚的俸祿。其後更是屢加保舉提拔，結以恩遇，讓他們對自己產生效忠理念。如對李純的識拔，就顯示出了袁世凱用人的苦心。李純祖籍直隸天津，其先世抱尚武主義，大都身歷戎行，唯以位不甚高，故名亦不甚顯。李純年稍長，父母相繼逝世，他乃仰天而歎說：「我祖、我父掛名軍籍，而皆繼志而歿。及吾身而猶不能耀武揚威，為男兒一吐氣，吾將何以見先人乎？」他在北洋武備學堂畢業後，進入新建陸軍，當時不過擔任小隊長，一日大雨，營中無事，李命各兵士整潔武器，且講演武器整潔之必要，娓娓不倦。時袁已有野心，對於練兵一事，竭力經營，又慕古大將循拊軍士之風，常獨往各營中參觀，與官兵們交談，藉以物色人才，收撫軍心。當李純滔滔講演之時，適袁世凱巡閱來營，見其軍容，聽其講演，大為讚歎，溫語褒獎，不多日便升任李純為隊長。以後，袁世凱經過觀察，見李純秉心誠樸，遇事忠實，大喜過望，屢加拔擢。袁世凱曾經對李純說：你不是個平庸者，好好努力，不要辜負了我的希望。李純得此溫諭，更加努力，入民國後，事袁尤謹，終於發展成為一方軍閥。
除了武備學堂畢業生外，袁世凱對「家兵家將」和淮軍舊將也用心加以籠絡和提拔。這些人大都出身於北方農家和軍籍世家，他們當中識字的人不多，袁世凱曾說，「到底不識字的人靠得住」。他們對袁世凱的提拔更是報以愚忠和服從。袁世凱曾私下對人說：「他們毫無知識，只需優待他，他自然會竭誠受我驅遣的。」由於袁世凱掌握了他們的特性，一方面以官位利祿和小恩小惠籠絡之；另一方面又以嚴刑峻法威懾之，使他們懷德而畏威，視袁為天帝神明。
在新建陸軍中，為了籠絡部下，袁世凱建立了所謂的「兼充」制度，凡是順從和巴結袁氏的將領便擢升兼充分統或統領。按照新建陸軍章制，營統帶兼充分統後，就可每月增加薪水銀與辦公費284兩，分統兼充統領每月亦可增加薪水銀與辦公費260兩。在新建陸軍中，袁世凱對於獻忠心的「標營排隊諸長，雖干犯軍紀，而陽撤其任，陰仍給以津貼，且得委為聽差員，如遇出缺，仍得補還」。既然將弁都由袁世凱個人選募而來，官祿的予奪由袁的喜怒而定，官員的進退榮辱完全操縱在袁的手中，那麼，他們為了追求名利地位，只能唯袁之命是從，當得到好處時，就自然產生一種對袁感恩戴德的想法，他們效忠於袁世凱的感恩之情，尤其不是他人所能替代。這樣，清政府給予厚望的軍隊就變成了半私人性質，將官由對朝廷的忠心自然地轉到了袁氏身上。他們和袁世凱的關係，不是一般公務上的，而是帶有嚴重的封建人身依附性質，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依附關係越來越深。
為了使士兵絕對服從自己，袁世凱還用極端嚴格的紀律約束他們，平時比較重視加強對部下的政治思想教育。用袁世凱的話說，即是「訓以固其心，練以精其技，事雖一貫，道實分途」，「兵不訓罔知忠義，兵不練罔知戰陣，權其輕重，訓為最要」，「治軍之道，首重訓兵，其次練兵」。他定出各種「條規」、「章程」，如《訓練要言》、《訓哨弁要言》、《訓兵要言》、《兵丁駐紮營內暫行章程》、《操場暫行章程》和《行軍暫行章程》等，命令部下嚴格遵守，並經常親自檢查。對執行合格者，或記功賞銀，或提升職位；對違章者，即加以懲辦。如打軍棍、插耳箭示眾、罰扣薪水等。他制定的《簡明軍律》20條，竟然規定了18條斬罪，即臨陣進退不候號令及戰後不歸伍者斬；臨陣回顧退縮及交頭接耳私語者斬；臨陣探報不實，詐功冒賞者斬；遇差逃亡，臨陣詐病者斬；守卡不嚴，敵得偷過及稟報遲誤，先自驚走者斬；臨陣奉命怠慢，有誤戎機者斬；長官陣歿首領，屬官援護不力，無一傷亡，及頭目戰死，本棚兵丁並無傷亡者，悉斬以徇；臨陣失火誤事者斬；行隊遺失軍械及臨陣未經受傷，拋棄軍器者斬；洩露密令，有心增減傳諭，及竊聽密議者斬；騷擾居民，搶掠財物，姦淫婦女者斬；結盟立會，造謠惑眾者斬；黑夜驚呼，疾走亂伍者斬；持械鬥毆及聚眾哄鬧者斬；有意抗違軍令及凌辱本管官長者斬；夤夜竊出，離營浪游者斬；官弁有意縱兵擾民者並斬；在營吸食洋煙（大煙）者斬。
除了嚴刑峻法以外，袁世凱還對士兵從思想上進行教化。袁世凱經常教育士兵要「深明大義」，「親上死長」，把這些編為四言白話，刊發各哨，令兵丁熟背，經常頒發「訓詞」，要各級軍官向士兵訓話；而且反覆強調「事事以本督辦為心」，大樹特樹個人權威，甚至宣揚封建個人迷信，讓各兵營供奉他的牌位，把他奉若神明，視為衣食父母。
袁世凱在一篇「訓詞」中說：「歷代抽丁征戍，而本朝無之，外國編民入伍，而中國無之，國恩厚矣。爾之祖若宗，食毛踐土，沐浴深仁厚澤，垂數百年，及爾之身，優遊太平，自頂至踵，何莫非朝廷所賜……今且應募而來，坐食厚餉矣，不知效忠，何以對爾祖父？……古人一飯之惠，終身不忘，受國厚恩，詎止一飯？且爾果有功，必有一功之賞；爾果有勞，必有一勞之酬，國不負爾，爾何負國？夫犬馬之賤，尚知報主，人不如物，爾又何甘？」緊接著又進行威嚇：「苟或不忠，甘自暴棄，大義一虧，神明共鑒；憲典即可倖免，天理亦斷難容。」
針對「兵丁多不識字」的現象，袁世凱組織一批文人，編寫種種口訣和歌謠，如《勸兵歌》、《對兵歌》、《行軍歌》等，命令士兵背誦，「熟悉於口，牢記於心」。這些歌訣大多從勸導、誘導出發，淺顯易懂，情理交融。請看《勸兵歌》：
諭爾兵，仔細聽：為子當盡孝，為臣當盡忠。朝廷出利借國債，不惜重餉來養兵；一兵吃穿百十兩，六品官俸一般同。如再不為國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自古將相多行伍，休把當兵自看輕。一要用心學操練，學了本事好立功；軍裝是爾護身物，時常擦洗要乾淨。二要打仗真奮勇，命不該死自然生；如果退縮干軍令，一刀兩斷落劣名。三要好心待百姓，糧餉全靠他們耕；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相助功自成。四莫姦淫人婦女，哪個不是父母生；爾家也有妻與女，受人羞辱怎能行。五莫見財生歹念，強盜終久有報應；縱得多少金銀寶，拿住殺了一場空。六要敬重朝廷官，越分違令罪不輕；要緊不要說謊話，老實做事必然成。七戒賭博吃大煙，官長查出當重刑；安分守己把錢剩，養活家口多光榮。你若常記此等語，必然就把頭目升；如果全然不經意，輕打重殺不容情。一篇勸爾要緊歌，務必字字記得清。
從歌詞可以看出，袁世凱既用忠孝、天命一類封建倫理來教訓士兵，又用赤裸裸的恐嚇利誘來控制士兵。袁世凱就是這樣一手拿大棒，一手拿金錢，用這類手段，熏陶他的權威意識。
經過袁世凱的培養和熏陶，北洋集團中的袁記文化初步形成，團體成員隨著袁世凱權力的膨脹而擴展，其集團的利益完全同袁個人的命運連在了一起。
1901年，袁世凱接任直隸總督，他的政治野心逐漸擴大。為了攫取更大的政治目標，他開始招攬各種政治人才進入他的幕府，其政治錄用方式日趨多元化。這樣，一方面吸收了大量受過封建文化影響的文治官員，一方面也錄用了很多富有新思想的留學生，最終打造出了富有特色的袁氏團體文化。
種種手段
袁世凱打造北洋團體文化，其主要手段有：
1．利用親緣關係來打造他的團體文化。袁世凱一旦權力在握，即將與其有親緣、姻親關係的人都安插進入政治、經濟、軍事的要害部門，以便擴大自己的集團勢力。如袁的結盟兄弟徐世昌、早期患難之交唐紹儀等。袁世凱最貼身的內務總管袁乃寬，是袁的同鄉，後來認了本家，他對袁世凱忠誠不貳，被袁委任協助控制軍政機要和掌管銀錢的要職。劉永慶，河南人，袁世凱姻黨，以試用道從袁世凱練兵，充軍正使，不久即超擢總督，兼侍郎銜，節制鎮道以下，儼然開府一方，比於督撫。此外，周學熙、張鎮芳等人也都因與袁世凱有親屬關係而為袁所重用。
袁世凱曾直言不諱地奏請清政府，要求「明黨派」，認為「黨有公黨，如曾國藩之用同鄉同裡是也」，明目張膽地將任用親朋、鄉黨視為近代意義的結黨。他所任用的親信大都是親朋、同鄉、同僚、部屬、門人、恩人、結義、姻親等，較曾國藩則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袁世凱開缺回籍後，1910年2月25日御史江春霖曾上疏彈劾奕劻，其中揭露了袁世凱集團力量的龐大。文中有這樣一段話：
竊溯戊戌變政，全局為前軍機大臣袁世凱一人所壞，世凱因得罪先帝，乃結慶親王奕劻為奧援，排斥異己，遍樹私人，包藏禍心，覬覦非望，幸而瞿鴻禨退，先朝起監國攝政王以鎮之。袁世凱進，先朝又召臣張之洞以參之。天與人歸，謀不得逞。我皇上御極，首罷世凱。奕劻恭順以聽，而其黨亦慄慄危懼，中外相慶，以為指日可致太平矣。既而窺見朝廷意主安靜，異派無所登庸，要津仍各盤踞。而農工商部侍郎楊士琦、署郵傳部侍郎沈雲沛，復為畫策，汙名嫁與他人，而已陰收其利，被劾則力為彌縫，見缺又薦見填補，就眾所指目而言，江蘇巡撫寶棻，陝西巡撫恩壽，山東巡撫孫寶琦，則其親家；山西布政使志森，則其侄婿；浙江鹽運使衡吉，則其邸內舊人；直隸總督陳夔龍，則其干女婿；安徽巡撫朱家寶之子朱綸，則其子載振之干心；郵傳部尚書徐世昌，則世凱所薦；兩江總督張人俊、江西巡撫馮汝騤則世凱戚，亦緣世凱以附奕劻，而陰相結納者尚不在此數。
由此可以看出，雖然袁世凱一時失勢，但其以親朋關係維繫的政治勢力卻根深蒂固，無法撼動。
2．以官位利祿來打造、網羅各種政客、文人、理財家為其所用。楊土驤、楊士琦、趙秉鈞、王錫彤等人即是在官祿利誘下，進入北洋集團，而成為其重要干將的。陞官發財是凝聚袁氏集團的黏合劑。
3．利用「金錢效應」來打造。在晚清社會，沒有近代的法制和規章，儒家的道德破滅了，新的道德還沒有樹立起來。一切作為，都要靠所謂的人情和關係。當時，官場的腐敗現象日趨表面化，賣官鬻爵、行賄受賄屢見不鮮，「銀子」鋪路已成為官場進取者必具的法寶之一。袁統率軍隊，靠的是私恩而非近代民族精神為凝聚力。同樣，他搞政治，也就是在交際請客、聯絡接納和奔走趨奉上下功夫。他無意於在世風日下吏治腐敗的社會中扮演自命清高一介不取的角色，而恰是在這樣一個傳統社會中，一個道德上的宵小之輩才能夠在歷次政海波潮之中事著先鞭，搖而不墜。袁世凱在早期實踐中早已掌握了這種生存技能。他深知權力往往同利益連在一起，有權力即有金錢，利用金錢又可以換取更大的權力。因此，在發揮「金錢效應」上，袁世凱則無所不用其極。
4．利用政治投機來打造。在清末社會，各種政治勢力迭起，改革潮流澎湃。袁世凱則以「開通風氣」自詡，屢屢上疏大談新政，藉以博取時譽，擴充自己的政治影響。1901年1月29日，清政府在西安降諭，宣稱要改革政治、軍事、教育，全面推行新政。袁世凱對此表現了異乎尋常的熱心，不僅將自己關於新政的主張及時上奏清廷，而且在他督直的六年中，還委派周學熙、孫多森、毛慶蕃等人，創建了直隸工藝總局、高等工業學堂、勸工陳列所、實習工場、勸業會場和銀元局等官辦企業，鼓勵和扶植紳商集資辦廠。此外，袁世凱還十分重視市政建設。在天津建立公園、植物園，安裝路燈、開辦自來水廠。袁世凱通過舉辦新政，網羅了一批實業家和理財家，擴充了北洋集團的經濟實力，同時也博得了北方中小資本家的信賴和支持。
到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立憲的小國日本戰勝了專制的大國俄國，立憲呼聲一時大振。國內民族資產階級上層要求立憲的呼聲日益強烈。袁世凱集團也受社會政治環境的影響。袁世凱的心腹幕僚張一麟在筆記中記載：
考察政治大臣回國時，一時輿論靡不希望立憲。南通張季直致書項城以大久保相期而自居於小室信夫。一日餘入見，力言各國潮流均趨重憲政，吾國若不改革，恐無以自列於國際地位，且滿漢之見，深入人心，若實行內閣制度，皇帝退處無權，可消隱患，但非有大力者主持未易達到目的。項城謂：中國人民教育未能普及，程度幼稚，若以專制治之，易於就範；立憲之後，權在人民，恐畫虎不成，發生種種流弊。餘力言專制之不可久恃，民氣之不可遏抑。反覆辯論，竟不為動，且問余至此尚有何說？余曰：「公即有成見，尚復何詞！」退而悒悒。乃越宿，又召余入見，囑將預備立憲各款作說帖以進，與昨日所言，似出兩人，頗為驚異。對日：「昨陳者只為救時之策，至其條目則須與學習政治、法律之專家研究之。」退而糾合金邦平、黎淵、李士偉諸君分條討論，繕成說帖。後見北洋與考察諸大臣會銜奏請預備立憲稿，即余等所擬，未易一字。且知項城先與余辯論之詞實已胸有成竹，而故為相反之論以作行文波瀾耳。
觀察袁世凱與張一麟的一席談話，可見袁內心並不贊成完全的立憲政體，但為了迎合時論，拉攏立憲派，袁世凱連上奏折，請求清廷實行預備立憲。到1907年夏秋之際，全國立憲運動達到高潮。袁也由主張預備立憲的漸進者，一躍成為急進派，奏請清廷趕緊實行立憲，採用內閣合議制度。特別是當清廷逐步限制他的權力時，他更是借主張憲政而向立憲派頭面人物頻送秋波，屢次宣稱「官可不做，憲法不能不立」，以此來表示他對立憲的決心。因而，國內立憲派視他為憲政運動的中堅。此時在人們的心目中，袁已儼然成為「全國立憲黨之魁」。
由於以袁為首的北洋集團以立憲的政治要求相標榜，這一集團對國內外的立憲派人士都有很大的政治輻射力。留日學生金邦平、黎淵、李士偉等人回國後，紛紛投到袁世凱幕下，為袁所主持的「立憲預備」和「地方自治」效力。在立憲派中獨樹一幟的楊度，從日本回國後先投入張之洞幕府，由於好談變法與張抵牾，乃轉到袁世凱幕下，受到袁的重視和賞識，成為袁世凱憲政問題的重要參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