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的旅程中，選擇顯得十分重要。選擇得當，就能夠規避風險，易於成功；反之，選擇錯誤，輕則會影響自己眼前的事情，重則甚至會危及自己的生命。
——佚名
選擇有學問
袁世凱宦海成功的一個重要秘訣，就是他很善於把握機會，不斷進行正確的選擇。在他眼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則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實力，打敗敵手，至於世人心目中的什麼道德標準、行為準則、真理追求等，是不會影響到他的做事原則的。
光緒或是慈禧，二者必選其一
甲午戰敗，使神州大地舉國上下受到了極大的震撼。戰爭失敗帶來的奇恥大辱，既深深地刺傷了炎黃子孫的民族感情，同時也進一步地喚起了國人的覺醒。由於甲午戰爭的慘敗，列強對中國更是虎視眈眈，肆意妄為。它們紛紛動手，開始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
在這種情形下，從1895年開始，一場旨在變法求強的維新運動在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鼓動下，如雨後春筍，逐漸蓬勃壯大起來。甲午戰爭的失敗，在朝廷中受到刺激最大的人便是光緒皇帝。他正值青春年少、血氣方剛，希望通過變法，重振大清帝國昔日的威風，一雪前恥。由於得到光緒皇帝的大力支持，群臣中也有很多響應者，維新變法運動一時蔚然成為風氣。
對於康有為等人的維新主張，袁世凱從內心深處是贊成的。他在朝鮮10餘年，在與各國列強的角逐過程中，對於西方的事務是有一定程度的瞭解的，對於康有為的變法主張，袁世凱心有同感。
1895年6月，康有為任工部主事之後第二次上書，都察院和工部衙門都拒絕代轉，袁世凱知道後，挺身而出，主動幫康有為設法從督辦政務處轉呈這份上書。這是袁世凱和維新派人士接觸的開始，雖然最後由於督辦政務處大臣榮祿的反對，袁世凱最後沒有能夠幫上這個忙，但袁世凱還是很早就和維新派人士有了交往。可見，袁世凱是積極參與維新變法運動的，他的這種參與是出於投機還是真正贊同維新，這很難說，不過從他任山東巡撫和直隸總督在任上積極推行新政的舉動來看，袁世凱的這些行為還是出於真心贊同的。
兩個月之後，維新派由文廷式出面組織強學會，實際組織者是維新派的重要人物康有為和梁啟超，主要目的是通過講學，把歐美的新思想引進中國，以此解放思想，激勵民氣。
1895年8月，在強學會的開幕式上，維新派人士楊銳、文廷式等人發起募捐活動，這其中赫然就有袁世凱。文廷式當場認捐白銀1000兩，袁世凱也認捐白銀500兩，由於兩人的倡議，參加者紛紛慷慨解囊，太原總兵聶士成認捐1000兩，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直隸總督王文韶各認捐500兩，就連李鴻章也打算認捐2000兩，加入強學會，只是康、梁等人考慮到當時李鴻章主持簽訂了《馬關條約》，為時議所詬病，所以沒有接受他的捐獻。
帝黨領袖翁同龢在日記中記述了袁世凱在1895年2月對他的一次拜訪。那天，袁世凱慷慨激昂地陳說，「極言非大變法不足以保全，非維新不足以濟時艱」。同時，他還送給翁同龢一份西洋人繪製的瓜分中國的畫報。
袁世凱的積極參與，使維新黨人對他信任有加，康有為的門人張伯楨在《南海康先生傳》裡有這樣一段話：
先師（康有為）默審將帥中，惟袁世凱素機警，又夙駐高麗，頗知外國事，曾與同辦強學會，欲引為助，知其與榮祿厚，未必就範，惟捨此又無他路可行，於六月時，暗使徐仁錄入其軍幕，借觀志向。袁世凱稱傾向先師甚。先師遽信，親薦於德宗，又為徐致靖草折薦之。又交譚嗣同遞密奏，請結袁以備不測。上即降旨召見袁世凱。袁世凱於二十九日入京。是日，召見於頤和園。初一日，降旨嘉獎，以侍郎候補。
其時，維新運動在上海、長沙等地也開展得如火如荼。天津的維新人士嚴復、夏曾佑、王修植等人創辦《國聞報》，為維新變法製造輿論。在小站編練新軍的袁世凱和嚴復等人來往密切。據嚴復說，戊戌政變之前，他和王修植、夏曾佑、王慎修等人創辦《國聞報》的時候，幾人常在王慎修家談論，袁世凱每星期六會從小站趕來參加，袁世凱「值來復之先一日必至津，至必詣菀生（王修植）處為長夜談；斗室縱橫，放言狂論，靡所羈約」。這幾個人中間，嚴復是天津水師學堂的總辦，《國聞報》的主編夏曾佑在育才館任教，而王修植則是北洋大學的總辦，袁世凱和這幾位維新人士、飽學之士整夜縱談時事，可見他是維新變法的積極支持者。這段時間，袁世凱無論是在天津還是在北京，和別人交談的話題往往離不開維新變法和練兵事宜。
但問題是，維新運動表面上是一次救國自強運動，但它的背後實際上反映的卻是帝黨與後黨的權力角逐。在翁同龢的努力下，帝黨與維新黨合流，共同進行變法，並企圖借此從慈禧太后手中收回政權。
事實上，慈禧太后對變法維新並不反對。據費行簡《慈禧傳信錄》中記載，早在變法之初，慈禧即對光緒說：「變法乃素志。」「苟可致富強者，兒自為之，吾不內制也。」面對內憂外患，她也在想辦法改變現狀。作為大清國的實際掌權人，30多年來，她一直在嘗試著變通的辦法，辦工廠、設電報、建海軍、修鐵路、造輪船、派人出國留學，但是，偌大的中國還是敗於東鄰小國日本的手中。對於大清國的危機，她與光緒皇帝同樣著急。變革是必要的，但她擔心的是，這幫主張變法的新進士人與一心想奪權的光緒皇帝一旦合夥變起「法」來，恐怕難以節制，到時局面不可收拾。
因此，當光緒皇帝要求變法時，慈禧點了頭。當變法大步前行時，她也沒有說話。只是由於朝中及地方督撫大員對推行新法多持冷淡觀望態度，造成局面被動，最終導致血氣方剛的光緒皇帝失去冷靜，走入了禁區，使他的行動帶有明顯的權力之爭時，慈禧才無法容忍，開始進行干涉。
在此期間，光緒皇帝在維新派的支持下，大刀闊斧，連續採取了幾步激烈的措施。
第一步，七月十四日（8月30日），光緒發下一道重要諭旨，裁撤詹事府等六衙門及三省巡撫。主要內容：一是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大理寺六個閒散衙門，分別歸並內閣及禮部、刑部辦理。二是裁撤督撫同城之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及東河總督。三是裁撤各省不辦運務之糧道及向無鹽場之鹽道等。此諭旨顯示了光緒皇帝對清王朝官制存在的問題所進行的改革。這項舉措，觸動了清政府中的利益集團，造成了極大的政壇震動與朝局的動盪不安。
第二步，七月十九日（9月4日），光緒帝下詔罷免禮部堂官。禮部堂官屬於二品大員，而變法伊始慈禧已將二品以上官員的任免權收歸己有。光緒皇帝此舉分明是向慈禧挑戰，慈禧自然不會甘心。
第三步，七月二十日（9月5日），光緒皇帝又下諭旨，任命維新黨人物譚嗣同、劉光第、林旭、楊銳四人在軍機章京上行走。軍機章京有「小軍機」之稱，地位十分重要。光緒帝此舉在陰奪清廷中樞大權，撇開軍機大臣，將中央行政大權操於己手。
第四步，七月二十二日（9月7日），光緒帝下諭罷免李鴻章、敬信二人的總理衙門大臣職務，再一次向慈禧發起了挑戰。
第五步，9月上旬，變法正進入最緊要關頭，光緒皇帝又決定開設議院，但為康有為諫阻。於是他又決定開懋勤殿以議制度，並決定延聘外國人與康有為、梁啟超二人做政治顧問，指導變法事宜。懋勤殿位於清皇宮內的乾清宮西，它原來是供清朝歷代皇帝燕居念典的一處宮殿，但到同治後便被廢棄不用。自從開設制度局、開議院等維新舉措遭破產以來，經過康有為等維新士人一段時間的籌議與醞釀，又經譚嗣同、林旭極力推動，光緒皇帝到此時決意開懋勤殿。按光緒皇帝的設想，他通過設懋勤殿顧問官的方式把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中的中堅力量組織在一起，成立一個最高級別的籌劃、指導維新變法的核心，這將是一個新的權力中心。這次開懋勤殿可以說是光緒皇帝繞過了清廷當前的中樞機構與程序，與自己親近的維新士人單獨議定的，從籌劃到最後決定，根本沒有通過原來的王公大臣，而且顧問官中也鮮有王公大臣在內。開懋勤殿的決定一旦實施，必將極大地加強維新變法的最高指揮力量和光緒皇帝手中的權力，這將會推進變法維新的進一步展開。而且，開懋勤殿以議制度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大清王朝的施政體制，因為它已成為一個新的權力中心，可以說是光緒皇帝撇開軍機處另立的一個「中央」政府。
第六步，根據康有為的建議，招手握新建陸軍兵權的袁世凱進京，封官許願，冀以臂助。
面對光緒皇帝的步步逼宮行動，慈禧太后也不動聲色地採取了一系列針鋒相對的措施。
首先，將翁同龢革職。翁同龢是光緒帝的師傅，是光緒帝的主心骨、最信任的大臣、最得力的謀士，是帝黨與維新派聯繫的橋樑，是帝黨中最重要的人物。正因為翁同龢是這樣重要的人物，所以，在戊戌變法開始後第四天，慈禧就強迫光緒皇帝罷免了翁同龢並把他趕回原籍，不准在京逗留。翁的革職，對光緒皇帝形成了巨大的打擊。從此，他的依靠力量只有一批年輕的毫無根基的維新黨人了。
其次，任命後黨的重要人物榮祿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統率駐紮在直隸境內的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袁世凱的新建陸軍。這樣，後黨就把首都北京所在的直隸省的軍權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手中。隨後，慈禧又任命刑部尚書崇禮署步軍統領，任命懷塔布管理圓明園附近之八旗、包衣、三旗及烏炮營事務，又任命剛毅管理健銳營事務。此外，還更換了一批八旗都統。這樣，後黨就把京畿地區的軍事控制空前地加強了。
再次，戊戌變法開始後，慈禧下令以後凡任命二品以上的大臣必須得到她的認可，新任官員必須親自到她面前謝恩。這樣，慈禧太后就把督撫、將軍、提督、總兵、尚書、侍郎這些高級官員的任命大權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
最後，具體策劃了廢除光緒皇帝的具體方案，即「請」光緒帝到榮祿的大本營天津閱兵，然後武力強迫光緒讓位，另立新君。
面對這一險惡的形勢，帝黨一籌莫展。最初想了一些辦法，但覺得都不可行，後來，康有為建議爭取袁世凱。袁世凱掌握著新建陸軍，而且，袁世凱曾參加強學會，很得康有為信任。絕望中的光緒皇帝也認為只有這條路可以試試了。於是新黨便派人去做袁的工作。袁世凱身不由己地捲入了這場最高領導層爭鬥的漩渦之中。對於他來說，一旦選擇錯誤，前途與身家性命都得搭上。
最初，袁世凱雖然不贊成急進，但在政見上與康、梁並沒有根本的分歧。甚至榮祿出掌直隸和北洋，成了他的頂頭上司之後，袁世凱仍與維新派保持著熱絡的聯繫。8月中旬，他到天津謁見榮祿，請示有關9月天津閱兵的準備事宜。值得注意的是，這次他在天津一住10天，與榮祿談了些什麼，不得而知。但從後來他的表現來看，榮祿即使沒有向他交底，也很可能向他打了招呼。此後，袁世凱才與康、梁等人拉開了距離，在新、舊兩派之間保持了中立的立場。也許，袁世凱認為，只有這樣做，才有迴旋的餘地，他才可以進退自如。
但是，現在已經到了帝后兩黨徹底攤牌的時候，袁世凱必須趕緊做出選擇。
眼下，重要的就是在光緒和慈禧二者之間，袁世凱必須做出取捨。成敗得失與利益風險最大化的考慮，使他最終堅定地站在了慈禧、榮祿的一邊。
其實，從袁世凱被召見期間的活動來看，其傾向性就已十分明顯。袁世凱往常進京，公事之外，終日奔走於權要貴門，酬酢往來無虛日，而此次進京，則一反常態，先是，他閉門不出，新、舊兩派的人物誰也不訪不拜，召見後想要立即請訓回津，離開京師是非之地。得知被突然提升，不情願地捲入新、舊兩派政爭的漩渦之後，他則連日走訪高層政要，表白心跡以避嫌疑；對助成這次提升的維新人士，他也只是去信感謝，派幕僚徐世昌前往聯絡，孰輕孰重，一目瞭然。在譚嗣同夜訪，洞悉兵諫密謀之後，袁世凱知道自己已沒有可能置身事外，何去何從，需要時間來思考決斷，故虛與委蛇，藉故推托。作為經驗豐富、頭腦實際的官僚，袁世凱清楚地知道帝、後雙方的力量相差懸殊。維新派冒險蠻幹，成事的機會幾乎是零，所以他絕不會將自己好不容易得來的事業前程，甚至身家性命押在這種冒險活動上。但是他知道了維新派的核心機密，已難以置身事外，更不能坐等陰謀敗露牽連自己，所以犧牲維新人士，告密自保幾乎可以說是他沒有辦法的選擇。
但是向誰告密，怎樣告密，卻大有講究，袁世凱為何不就近在北京向慶親王、剛毅或王文韶告密，而是要等到回天津後向榮祿告密？
這件事，突出地顯現出了袁世凱的智慧與縝密的心思。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袁世凱得到小站練兵的差事，離不開榮祿的支持，特別是遭到參奏時，又是榮祿保護了他。袁世凱在實踐中深深地認識到，榮祿背後有著慈禧太后更大的背景，是他仕途上的福星，將這一秘密告訴榮祿，不僅可以繼續得到榮祿的信任，而且還可以借榮祿之力躲避過這次風險。
這樣，一方面，9月25日，詔命榮祿即刻來京，後黨廢黜光緒的計劃開始啟動。另一方面，袁世凱告密的正效應也開始顯現。首先，榮祿進京，詔命袁世凱護理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的事務，相當於臨時總督，而這沒有榮祿的首肯是不可能的，表明榮祿已非常信任他了。其次，榮祿進京的第二天，就奏請獎敘協助袁世凱創設同文、炮兵、步兵、騎兵四個武備學堂的監督段祺瑞，其真實意圖是為袁做鋪墊。再次，在榮祿擔任軍機大臣的當天，「一再有人問榮相說：『袁世凱曾奉有密詔嗎？』回答說：『有。』『詔中可曾有殺公的話嗎？』回答說：『有的。』（於是）說：『那麼袁世凱先前是個同謀者了，既同謀又檢舉，首鼠兩端，此人也無足可取嘛。』榮相說：『袁乃我的人，無所謂首鼠兩端。』」「我的人」，是官場上至今沿用不衰的典型用語，榮祿對袁下這種評語，說明他已將袁劃入了自己的政治圈子。作為促成訓政的核心人物，榮祿備受太后倚重，進京大用，政治上正在走紅。與榮祿結成的這種更為緊密的關係，將成為今後袁世凱仕途上順利發展的有力保障。
離開是非之地，一個明智的選擇
1899年夏，多年積累的中外矛盾、內部矛盾不可調和，義和團運動終於在山東爆發。由於山東巡撫毓賢沒有能力處理好這個事件，結果，義和團運動在山東境內迅速燃成了燎原之勢，幾乎每個村莊都建起了拳場。面對山東動盪的局勢，袁世凱敏銳地意識到，此事非同尋常，可能會引發一場巨大的政治震盪。天津為洋人聚集的地方，弄不好就會危及自己的前途。識時務者為俊傑，應當趕快想出辦法，早早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於是，袁世凱屢次向榮祿陳述自己對於時局的看法和解決山東問題的意見，希望榮祿能幫助他將小站新軍遷往山東。榮祿認為袁世凱有魄力，是解決棘手問題的能手，加上當時德人正在膠州半島鬧事，也需要派兵前往震懾，因此，榮祿竭力保薦袁世凱出任山東巡撫。這樣，就有了1899年12月6日清廷發佈派袁世凱接替毓賢，署理山東巡撫的上諭。12月26日，袁世凱率領其小站的軍隊開拔山東，及時巧妙地躲過了一場即將到來的滅頂之災。
對於袁世凱和他的團體來說，1899年12月，是一個值得記憶的月份。這是因為：
1．在此之前，袁世凱僅僅是一個軍人，袁氏集團也僅僅是一個剛剛初具雛形的軍事團體。這之後，袁世凱成為封疆大吏，握有一省的生殺大權，袁氏集團也因此由一個軍事團體開始發展成為一個全方位的軍事政治團體。在此之前，袁氏集團僅僅局限於小站一隅，之後成為山東一省的主人，有了一塊不小的根據地和勢力範圍，所有這些，對於這個集團的發展來說顯然是非常重要的。
2．袁世凱及所部武衛右軍開赴山東，直接使袁氏集團在不久發生的庚子事變中躲過了一場危及本集團生存與命運的嚴重危機。因為，此時袁世凱及所部如果還在天津小站，那麼庚子年八國聯軍向中國開戰，首當其衝之地便是天津與直隸。袁世凱如果不與洋人開戰，就是奉旨不遵，官運不但沒了，就是腦袋能不能保住還是個問題；如果奉慈禧太后之命與聯軍開戰，則不但勝利沒有把握，就是好不容易積攢下來的一點政治本錢也會在這場戰爭中損耗殆盡。況且即使自己沒有戰死，辛丑議和後自己還不是要充當清廷的替罪羊而被押上斷頭台嗎？由此看來，袁世凱能於1899年督撫山東，就不僅是袁氏集團開始發展的一步，它更使這一集團躲過了一場即將到來的滅頂災禍。從這一點上說，袁世凱及其北洋集團是多麼幸運啊。
李劍農在評價這一事件對袁世凱及北洋集團的發展影響時說：「庚子五月二十一日，袁曾奉旨調新建陸軍入都，這是袁與北洋軍閥存亡的一個大關頭。慈禧太后的意思，是要他入京幫助義民的；榮祿的意思，或者是要他去解散義民，或者是要他去保駕，不甚明瞭；東南各督撫，也有主張『袁慰帥即由山東提兵由保定進京，以清君側、護兩宮為要義』的；但是袁將所部軍隊一部分開到直、魯接境各處，卻不前進了。假使袁果提兵北上，一定是那些義民的大敵；聯軍到了，恐怕也不認得他罷！他是打義民呢？還是打聯軍呢？所以他帶兵出撫山東，與此次頓兵不進，又是幸運照臨他的一點。」
正因為袁世凱及其團體及時離開了當時政局的是非之地天津，才使他能夠在複雜的局勢面前有條件從容考慮與應變，做到慈禧太后與列強兩邊都不得罪，從而為日後他的官星高昇及其集團在萬難境地中爭取到了一片生存的空間。單就這一點來說，袁世凱及其團體的發展實際上也不是如常人認為那樣來之容易的。即時設法離開天津小站這一事件，說明袁世凱確實具有異於常人的預見力和行動力。
勤王或是和洋，這又是一個問題
戊戌政變之後，袁世凱官運亨通，由於山東等地發生了義和團運動，他被任命為山東巡撫，帶領新建陸軍前往山東平定局勢。義和團運動的發展是由於洋人和當地百姓的矛盾激化而引發的。朝廷要袁世凱公平處理。但是，一邊是惹不起的洋人，一邊是無權無勢的平民百姓，袁世凱自然知道避害趨利，鎮壓義和團以討好洋人。而最高當權者慈禧太后則因為多年受洋人的欺壓，挾私洩憤，想用義和團對抗洋人，最終引來八國聯軍的入侵。在這場戰爭中，袁世凱再一次洞觀全局，避害趨利，選擇了可以預測到的勝者的一方。當八國聯軍兵臨北京城下，袁世凱不顧清廷發出讓他帶兵北上勤王的召令，虛與委蛇，保存了實力。在南方，袁世凱致電上海英國代理領事華倫，表示願與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採取一致堅定的立場，維護和平。同時，他仿照東南互保的辦法，與列強駐煙台的領事達成協議，派兵保護教堂，將「內地各國洋人均派兵妥為護送到煙台暫避」。在這場動盪中，由於袁世凱處置得當，不僅躲過了一場滅頂之難，而且得到了列強的欣賞和矚目，為他此後在政壇上的馳騁進一步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