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事跡
蘇軾，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縣）人，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照公歷推算，是1037年1月8日，卒於徽宗趙佶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即公元1101年8月24日。
他出身一個尊奉儒家思想，有高度文化教養的家庭。父親蘇洵是當時著名的政論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政治見解和散文寫作上都給蘇軾以很大的影響。母親程氏「親授以書」，曾用東漢末年范滂同專權誤國的宦官英勇鬥爭的事績勉勵他。蘇軾從小就「奮厲有當世志」，青年時期已「學通經史」，「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東坡先生墓誌銘》）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二十一歲的蘇軾和他十八歲的弟弟蘇轍，隨父親到汴京參加進士考試。第二年考試時，試題是「刑賞忠厚之至論」。當時主考官歐陽修看了他的文章後，「驚喜以為異人」，準備錄為第一，但在考試卷沒有揭曉時，不知作者是誰，怕是自己的學生曾鞏所作，為了避嫌疑，才取為第二名。接著禮部複試，又以「春秋對義」，獲第一。三月，仁宗殿試，蘇軾與蘇轍同科進士及第。從此，歐陽修、韓琦、富弼等大臣都以國士之禮待年輕的蘇軾。歐陽修在得到蘇軾的謝書後曾對人說，「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並預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蘇軾後來在文學上的成就也確實超過了歐陽修。
就在蘇軾考取進士這年，母親程氏病故，他隨父親回家服孝。嘉祐四年（1059），服孝期滿，回到京城。通過制科考試，被任命為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這期間，蘇軾針對財乏、兵弱、官冗等政治弊端，寫了《策略》、《策別》、《策斷》等二十五篇文章，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改革主張。這些主張可以概括為「豐財，強兵，擇吏，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
蘇軾鳳翔任滿，父親蘇洵於汴京病故，他扶喪歸里。到熙寧二年（1069）還朝，任殿中丞、直史館、監官告院。這時，王安石正在神宗支持下雷厲風行地進行變法。蘇軾與他政見不合，曾上書表示反對。先是反對王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法」，接著又借神宗徵召對策的機會，面諫不可「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以後又一再上書給神宗，極力反對新法，與王安石根本對立了。
由於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非常激烈，蘇軾無法在朝中任職，於是請求外調。從熙寧四年（1071）起，他先是任杭州通判，後又知密、徐、湖三州。在這段任地方官期間，他較多地接觸了下層人民，生活態度有所改變。
熙寧九年（1076）十月，王安石罷相，一批投機新法的官僚，結黨營私，傾軋報復。元豐二年（1079），朝廷中御史台李定等人摘引了蘇軾的一些被認為是攻擊新法的詩句，橫加「訕謗朝政」的罪名，將他逮捕入獄。這就是有名的「烏台（指御史府）詩案」。蘇軾在獄中受盡折磨，幾乎斷送了生命，出獄後貶為黃州團練副使；直到元祐元年（1086）司馬光等舊黨上台，他才被召回京，任翰林學士、龍圖閣學士。司馬光是王安石的政敵，他執政後，立即廢除一切新法。蘇軾認為，新法抑制了豪強兼併，有利於鞏固中央政權，也有有利於老百姓的一面，因此批評司馬光是「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結果又遭到舊黨的打擊，說他是「第二個王安石」。在這種情況下，蘇軾只得再度請求外調，先後出知杭、穎、揚、定等州。這時期仍和以前任地方官一樣，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
元祐八年（1097），高太后死，哲宗親政，新黨再度上台，蘇軾被列為「元祐黨人」，一貶再貶，最後竟貶到海南島，做瓊州別駕。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繼位，他才遇赦北歸，第二年死於常州，終年六十六歲。
蘇軾一生的政治思想有幾次大的變化：在熙寧變法之前，即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派同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公開決裂之前，蘇軾的主要政治傾向，是主張改革的；但當王安石執政，大刀闊斧地實行變法時，他又站在保守派一邊，指責新法。後來，他在接觸了一些實際之後，對新法的某些方面轉而持肯定態度，因此在舊黨（司馬光等）執政時，他又反對不加區別地「盡廢新法」。這反映了他作為一個比較開明的中小地主階級文人的兩重性。
蘇軾的思想體系是相當複雜的。所謂複雜，就是儒、佛、道三家思想的融合，而大體上是以儒家思想為主。他從儒家思想出發，積極入世，主張「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墨妙堂記》），嚮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策別》第八）。在朝中直言敢諫，「議論不隨」（《乞罷學士除閒慢差遣札子》）。在他任地方官時，曾按照儒家施行仁政的「清官」標準，給人民做些好事。他一般地能排斥老莊的出世、厭世、消極、隱退的思想。但是當政治上一再受到挫折時，又更多地受到佛老思想的影響，表現出超然物外、與世無爭的消極情緒和「無所往而不樂」（《超然台記》）的曠達態度。蘇轍在《東坡先生墓誌銘》中說：
（蘇軾）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後讀釋氏書（佛書），深悟實相，參之孔墨，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矣。
這段話正說明了蘇軾思想的複雜性及前後變化過程。這種複雜的思想和生活態度在他的創作中都有明顯的反映。
二、創作成就
在中國文學史上，提起蘇軾的名字，幾乎是婦孺皆知。他是我國北宋中期一位才華橫溢的「全能」作家。他畢生致力於創作，在詩、詞、文、書法、繪畫等方面都有獨特的成就，對宋代文學發生了巨大的影響。
（一）文學主張
蘇軾畢生致力於文學創作，對文學有自己的見解。他特別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要求文章要「有為而作」，聯繫現實，「言必中當世之過」（《鳧繹先生詩集序》）。他的政論文就是從「有益於當世」出發，直接抒發政見，批評朝政的。他主張詩歌要「托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這與白居易新樂府運動所提出的口號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文學風格上，蘇軾崇尚自然，反對雕琢，要求寫文章要像「行雲流水」一樣，「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答謝民師書》）。因此他的文章能擺脫形式限制，使之有如「萬斛泉湧，不擇地而出」，並且做到了「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答謝民師書》）。
他提倡文學的個性化和獨創性，反對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答張文潛書》），強求一律，要求文藝創作要敢於創新，在認識藝術規律的基礎上，充分發揮獨創性的自由，即所謂「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書吳道子畫後》）。
在《答謝民師書》中，蘇軾還發展了孔子的「辭達」觀點。對於辭達，不能簡單理解為文辭通順或不要文采，而應是一種艱苦的藝術創作過程；要求作家首先應該認真觀察研究描寫的對象，準確清楚地把握它的特徵，做到「瞭然於心」；其次便是運用語言文采對事物進行準確表達，這就是要做到「瞭然於口與手」。所以，辭達，並不是「不文」，而是能文：「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蘇軾還強調「神似」，反對「形似」。他在《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詩中說：「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即此詩，是非知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清新自然，意境深遠，達到傳神的藝術效果。蘇軾的這些文學主張，繼承了前人，特別是歐陽修的文論思想，而又有所發展。其中也有不少是他個人創作的經驗之談，在文學批評史上具有廣泛影響。
（二）文學創作
蘇軾是具有多方面文學才能的作家，著有《東坡全集》一百多卷，給我們留下了二千七百多首詩、三百四五十首詞以及大量的散文作品，其數量之巨為北宋作家之冠，其質量之優則為北宋文學最高成就的傑出代表。
1.詩歌
蘇軾的詩歌，在他的創作中為數最多，內容最豐富，題材相當廣泛，幾乎現實生活中的一切，無不進入詩作。歸納起來，主要有兩大類：
第一類，是他表達自己對於政治和社會現實的態度和觀點的政治詩。這類詩有的直接接觸到了當時的社會矛盾，反映了人民的疾苦。如《陳季常所蓄朱陳村嫁娶圖》「而今風物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五禽言》「不辭脫褲溪水寒，水中照見催租瘢」，《魚蠻子》「人間行路難，踏地出賦租」，《吳中田婦歎》「賣牛納稅拆屋炊，慮淺不及明年饑」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民在災荒和虐政下的困苦境況，字裡行間交織著作者強烈的愛憎感情。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晚年謫居惠州時寫的《荔枝歎》，詩中有感於唐玄宗與楊貴妃之事，把歷史的批判與現實的揭露聯結在一起，控訴了統治階級為了滿足個人的私慾勞民傷財的罪行：「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
此外，蘇軾還寫了不少主張抗敵禦侮的愛國詩篇，如《和子由苦寒見寄》、《祭常山回小獵》等，都表達了詩人躍躍欲試的報國雄心。
第二類，是抒發個人情感和歌詠自然景物的作品。這類作品，在蘇軾詩中數量最多，成就突出，對後世影響也最大。蘇軾一生政治失意，遭遇坎坷，他的詩歌常常通過對鄉土的留戀、對親友的追懷、對自然景物的觀賞來排遣自己失意的惆悵和悲憤。如他在熙寧四年（1071）冬出任杭州通判經過鎮江時寫的《游金山寺》，詩中的思歸之情，就是他受陷害後抑鬱心境的反映。
蘇軾的詩在寫景方面是很成功的，主要表現在詩藝之精和想像力之豐富。如《有美堂暴雨》、《中秋月》等，都是這方面的名篇。
蘇軾還有一些寫景詩，善於從普通的自然景物中悟出耐人尋味的哲理，富有生動活潑的情趣。如《惠崇〈春江晚景〉》：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
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
《題西林壁》：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這些詩篇，不僅給人生動的形象，還以思考的敏銳啟迪著人們的心靈，讀了確有耳目一新之感。尤其蘇軾《題西林壁》一詩，令人領略到人要真正理解一個事物必須宏觀地整體地全面地觀察的哲理。
另外，他還有一首《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之一），更是萬口傳誦的傑作。詩是這樣寫的：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這首詩寫西湖之美，共四句，可以說句句都佳。特別是後兩句，把西湖和美女西施聯在一起作比，更是出奇制勝，以至成了西湖的定評。難怪後來的詩人為之擱筆：「除卻淡妝濃抹句，更將何語比西湖？」（宋·武衍《正月二日泛舟湖上》）
蘇軾的詩歌，在藝術上總的特色是自然奔放，揮灑自如。他也學了韓愈的「以文為詩」，走著歐陽修散文化、議論化的路子，但他能夠以其清新暢達的語言和深厚的文學修養，把詩寫得雄健暢快，基本上糾正了歐陽修、梅堯臣淺率和生硬的缺點。
在形式上，蘇詩各體皆工，七言各體尤其擅長。他的七古「波瀾浩大，變化不測」。（《詩人玉屑》卷十七）其近體詩，立意新穎，巧於用比，顯得更為精美明快。
應當指出，蘇詩也存在著一些不可忽視的缺點。他有以文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的特點，有時喜歡在詩中故逞才氣，鋪排典故，使之詩意艱澀，格調滯悶，缺少形象性，如《賀陳述古弟章生子》七律等，影響了蘇軾創作的總體成就。
2.詞
在我國詞史上，蘇軾是豪放派的開創者。比之詩，他的詞有更大的藝術創造性。
首先，他的詞突破了晚唐五代以來的舊框框，擴大了詞的題材和內容。
詞在五代和宋初，大都是寫一些男歡女愛和離愁別緒之類的，被囿於「艷科」的樊籬之中。以後的詞人（如范仲淹等）雖有所矯革，但是影響不大。直到蘇軾把詩文革新運動的精神擴大到詞的領域，才大大擴展了詞的題材範圍。舉凡抒情、寫景、懷古、說理、贈答、送別、悼亡等向來為詩人所慣用的題材，無一不可入詞，正如清人劉熙載所言：「東坡詞，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藝概》）
其次，在形式上，蘇軾突破了傳統格律的束縛，使詞成為脫離音樂而獨立存在的一種文學樣式。特別是，他創造性地「以詩入詞」，用散文句法填詞，而且常常熔寫景、抒情、敘事和議論於一爐，從而使詞更自由地反映社會生活，更充分地表達思想感情。正因為這樣，有些人把他的詞當作「別格」，說「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陳師道《後山詩話》）、「雖工而不入腔」（彭乘《墨客揮犀》）、「皆句讀不葺之詩，又往往不協音律者」（李清照《詞論》）。其實，蘇軾著重於詞的內容，不願多受形式上的束縛，正是他的革新精神的表現。蘇軾並不是不懂音律，只是「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五）而已。
最後，特別值得提及的是，蘇軾刷新了詞的境界，創建了豪放派的詞風。胡寅在《酒邊詞序》中說：「詞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這裡，我們只要選他兩首名作為例，便會感到他的氣概不僅與花間、南唐詞風格迥異，也與歐陽修、柳永完全不同。如：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江城子·密州出獵》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念奴嬌·赤壁懷古》
前一首詞，借出獵寫下了作者的報國壯志，全篇筆力雄健，情緒高昂，是蘇軾的第一首豪放詞。後一首詞和《赤壁賦》一樣，同寫於元豐五年（1082），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時期。詞借懷古抒發自己渴望為國家建功立業的懷抱。其意境之高闊，氣象之恢宏，更是前無古人，歷來被認為是蘇軾豪放詞的代表作。
在蘇詞中，即使是那些寫離愁別恨的作品，蘇軾也寫得灑脫超逸，並無「淒淒慘慘慼慼」之感，如那首久負盛譽的中秋詞《水調歌頭》便是一個例證：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這是蘇軾熙寧九年（1076）在密州時寫的。詞中抒寫作者出世和入世思想的衝突和他對於生活的無比熱愛，想像奇妙，風格曠達，是歷來中秋詞中意境最高、流傳最廣的一首。
一個大家的文學風格常常是多樣化的。我們說蘇軾是豪放派的開創者，並不等於說蘇詞只是清一色的豪放。陸侃如、馮沅君在《中國詩史》中把蘇詞分為清曠、豪放、婉麗三類，是很有見地的。統觀現存的三百多首蘇詞不難發現，清曠詞、婉麗詞佔有很大的比重。如他的《念奴嬌》（憑高眺遠）以浪漫主義手法描寫了一個高潔清涼的月宮仙界，意境浩渺高遠，風格清新瑰麗，就屬於清曠詞一類，而他的《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悼亡詞和《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詠楊花詞等，寫得韻格婉媚，一往情深，則屬於婉約詞一類。
由此可見，蘇詞的風格雖以豪放見稱，但又是多樣化的。
3.散文
蘇軾是繼歐陽修而起的北宋文壇領袖。從西魏發端、歷經唐宋的古文運動，實際上到蘇軾手裡才算最後完成，他的傑出的散文作品代表了北宋古文運動的最高成就。後人把他和韓愈、柳宗元、歐陽修並稱為散文四大家；再加上其父蘇洵、弟蘇轍與王安石、曾鞏，又稱「唐宋八大家」。
蘇軾的散文，無論是談史、論政，還是記游、說理，都有名篇傳世。
他的論說文，最有名的是那篇《上神宗皇帝萬言書》和一些策文、史論。其策文有《策略》、《策別》、《策斷》等，其史論文有《韓非論》、《賈誼論》、《晁錯論》、《平王論》等。這些文章大都是他早年所作，既反映了他要求改革弊政的進步思想，又表現了他在王安石變法中的保守傾向，思想成就不太平衡，藝術上則大多雄辯滔滔，氣勢縱橫，語言明快暢達而尤長於嚴密生動的分析說理，明顯地繼承了《戰國策》、《孟子》、《莊子》及賈誼、陸贄文章的優點。他《策別》中的《教戰守策》評論北宋的國防問題，劈頭就提出論題，然後引證史事，運用比喻，分析形勢，反覆論證「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的嚴重危險，最後提出教民戰守的政治主張，邏輯嚴密，說理透闢，是一篇現實性、針對性很強的政論文。又如《志林》中的《平王論》，全文不到七百字，一連列舉了十三個有關遷都的史實，來論證平王「東遷之謬」。蘇軾在評論史事時，還善於隨機應變，翻空出奇。他青年時代寫的《留侯論》，一掃黃石公授書的神秘色彩，指出這是秦末隱士有意啟迪張良，促使他在楚漢戰爭中執行正確的策略，見解新穎，不落窠臼。
蘇軾的記敘文不多，但比之政論文、史論文具有更高的文學價值。他記人物的碑傳文如《方山子傳》、《書劉庭式事》，能借助於生活片斷和有代表性的細節，刻畫出人物性格，筆勢奇偉，妙趣橫生。《湖州韓文公廟碑》結合韓愈一生遭遇，對他的道德文章以及在湖州的政績加以評述和讚頌，雖然措辭不免有誇大之處，但寫得議論風生，氣勢充沛。韓愈「文起八代之衰」的提法，就出於此文。
在蘇軾記敘文中最為人稱道的是他記敘亭台山水的作品。這些作品，從總的傾向說，借鑒了柳宗元、歐陽修同類散文情景交融的傳統，但他又能發展為敘述、描寫與議論錯雜並用，在結構佈局上又隨內容、主題的不同而各有變化。《喜雨亭記》、《放鶴亭記》、《超然台記》等，都能隨事生發，寫得生動活潑，姿態橫生。他的《石鍾山記》雖然是一篇遊記，卻是以探索石鍾山得名的原因為中心組織成文的，寫景真切、生動，同時又強調了調查研究的重要性。
另外，還有分別寫於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的七月和十月的《前赤壁賦》和《後赤壁賦》，簡直是兩篇優美動人的散文詩。前賦字字秋色，後賦句句冬景，但都寫得情景交融，各具風韻，完美地表達了他在貶居黃州時複雜而深刻的人生思想。如《前赤壁賦》開頭的一段就寫得很美：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鬥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