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曉前我就醒了，頭劇烈地疼，好像大去之期就在今朝。開始我很惶恐，過了一陣子我感到了一種奇特的喜悅。本來我可以說出多美妙的話啊！但慢慢回過神來，卻陷入了無奈的沉默。我能聽見外邊拉蔬菜的車子正行駛在鵝卵石街道上，朝著勒·哈勒斯方向行進，就好像維庸[23]在繆勒地牢裡聽到的行刑人的車聲一樣，外邊的車輪聲裹挾著死亡的氣息。可惜，痛苦在維庸身上催生了激揚的生命，而我卻無動於衷。我無話可說：如果今天早上真是我的最後一早上，我只能宣佈在某時某刻，我在巴黎聽到了蔬菜車駛過的聲音。僅此而已。不足以發表長篇大論。
所有的想像力都離我而去了。在我春風得意的日子，快樂引領我前進，快樂將世界展現在我面前；即便在獄中，我給博西寫著長信，也能恢復快樂。但現在，快樂蕩然無存，套用一個可怕的習語，快樂遭到「滅頂之災」了。我也無意去奮力爭取，重拾快樂。出獄後，我寫了《雷丁監獄之歌》，向世人說明苦難只是磨礪了我的藝術家品性。我當時準備在寫完這首詩後，重新從《聖經》中尋找被現代歐洲人淡忘的偉大戲劇主題：我想把耶洗別[24]和耶戶[25]的歷史寫成像我的《莎樂美》那樣充滿暗示的作品。但這想法來得快，夭折得也快。我的意志漸漸衰退，乃至全然消失。我不能完成計劃創作的作品，現在不能，將來也不能。但我的遺憾是多麼的無益—我的生命是斷乎不能圓滿完備如初了，僅此而已。不過值得慶幸的是，我是不會出現在司各特[26]的「偉大作家」系列裡了。
不過對我這樣的藝術家而言，死亡是很可怕的事。死亡本身對於我這樣熟悉它、瞭解它的人是沒有什麼威懾力的，但失去藝術家的力量—那該是多難以承受的懲罰。我遭到了如同坦塔羅斯[27]一樣的厄運，能看到果實卻不能品嚐，能看到美妙的景象，卻無奈地一次次放棄。
當然，我的朋友們無法認識到這一點：他們認為文學就像沒寫完的信，什麼時候想撿起來重寫都行。羅比·羅斯寫信過來，口氣就彷彿美國「經紀人」馬爾伯瑞小姐一樣，我有時候都懷疑他真是美國經紀人。他要我寫一部新戲，但我告訴他在英國境外我幹不了活。我現在只給高年級的學童寫東西。他們把劇照寄了過來，詢問對排演我的戲劇有什麼建議。我用紅色信紙給他回信。我就是小天使們簇擁在腳邊的西勒諾斯[28]。或許我可以重開一條事業之路，遊歷於英國的各學校，給年輕人講建築對人的習俗的影響—我在獄中學到了很多這方面的知識。我在教室裡的魅力應該比馬修·阿諾德[29]強。他真夠荒唐的。我就好多了。我只是荒誕而已。孩子們知道這一點，所以才這麼喜歡我的作品。不過現在我和他們的關係有些變化了，我現在和他們平起平坐。社會給藝術家下了定論，而下一代人則又會給這社會下定論。在這下一代中，我的作品興許還可留存。
確實，現代社會於我毫無益處。我走到英國遊客聚會的遊樂場所，總有人叫我離開，我紅著臉，不明就裡地離開，他們卻伸長脖子看我。如果我去飯店，也會去主顧不認識我的飯店，並躲在廚房附近孤零零的桌子邊，吃廉價的客飯。這時候，我才感覺到孤獨的滋味。英國人一直討厭我、憎恨我的出現，不過現在竟然膽小到要把這心態當眾表露出來。如果我去劇院，就算和法國人一起去，也不得不坐最便宜的座位。要是去時尚場所，也得有富翁朋友陪著—英國人是見錢眼開的。
我現在對他們的這些做派見怪不怪了。蕭伯納給英國人下過很好的定義。他在一部戲（記不清具體名字了，不過應該是我們幾個朋友一起特地趕到郊外去看的那一部）裡用過這定義：「英國人只要打著天理的旗號，什麼都敢做。」這話說得很完美，不過作者忘了加一句：這天理的名字就是「自私」。
有一次，我在埃及咖啡館，抽著煙—我愚蠢地認為這一定是埃及煙。一個英國人從我身邊路過，向我吐唾沫。我如遭槍擊。我目瞪口呆，失去了說話和思考能力—但是，感情還在。一個人落到了人人唾罵的地步，經常擔心的就不是什麼時候會被人打擊，而是這打擊是用什麼方式表現的。我過去覺得感受自我意識是美妙的事，我甚至在這上面大做文章，把世界變成多彩的衣服，把真正的人裹在當中。不過這衣服現在成了一張致命的網，有如克呂泰墨斯特拉[30]面前的那張恢恢大網。我的思想力有一半源自我的虛榮。沒有了虛榮，拋頭露面就是壞事而不是好事了。
所以現在我一般情況下一個人吃飯，或者和一些街頭流浪兒一起吃，這些流浪兒就好像是從維克多·雨果的書中走出來的。他們的做伴讓我入迷，因為他們眼中的世界是真真切切的：因此他們對我就十分瞭解。我想我最好的故事是講給了他們的。他們大多不能識文斷字，所以對他們來說，我簡直就是荷馬。他們吵著要我講愛情故事，然後又為我傷心落淚。他們也要我講財富和宮殿的故事，這下子該輪到我為他們傷心落淚了。我們的關係非常和美。在某個咖啡館，我曾經和公共行刑人坐在一起。當然，行刑人並不知道我是誰—做他們這一行的對警局的記錄一般不感興趣—但我們饒有興趣地在一起打牌。他會喊一聲：「給你一下子！」這時候我就感到詩意盎然。
不過在英國人那裡碰釘子還是讓我不快，最難容忍的就是故意被其他藝術家冷落。幾周前，我坐在格蘭都咖啡館外，突然威廉·羅特斯坦[31]從我的桌子邊路過—倫敦厭倦了他之後，他就到巴黎來了。他看到我了，卻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一樣：一個年輕人，居然冷落把自己帶出來的詩人，這真是荒謬！需知是我教會了他如何塑造藝術家的個性，而這以前他是塊多麼不可雕琢、多麼不可雕琢的料子！不過我也說過生活的藝術就在於挑戰：我向他脫帽，給他道了早安。那帽子下就像有蛇一樣—羅特斯坦好像一下子變成了石頭，頓時就呆在了那裡。[32]
這種例子還不止一個。有一天黃昏，惠斯勒[33]從普桑家出來，路上和我撞個正著，但他就好像沒有看見我一樣。他看起來又蒼老又疲憊，活脫脫一副克萊納赫筆下的聖母像[34]的模樣。連比亞茲萊[35]在迪耶普時也見我就躲。我還聽說他責怪我把他的事業毀了。真是不知所謂：一個藝術家要倒霉擋也擋不住，怎麼就把自己的痛苦往我頭上扔呢？
但是英國人我是瞭解的—他們的為人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但更讓我寒心的是，我的法國朋友也一樣，在自己的城市裡把我拋棄了。皮埃爾·盧艾斯，馬薩爾·施沃布，馬拉美，現在都不想找我了。甚至連紀德看到我走過來也會躲到街道另一邊去。我到迪耶普閒遊之後回到巴黎，就收到他寫來的一封信。信中說他決定燒掉和我相處的那些日記，那上邊記有我們相處的那火熱的一個月時光。我以牙還牙，把他的信也燒了。我敢肯定，紀德肯定跟人家說我在春風得意的時候就像撒旦一樣，不過，就算我像撒旦那樣，他也是心甘情願投到我門下的。可憐的紀德，明明長著引誘者的臉，卻要裝出受到糟蹋的處女的樣子，也真夠難為他了。
當然，像惠斯勒這樣和我平起平坐的藝術家對我有什麼評判，我還能接受；我也確實有過不配藝術家身份的荒唐日子，鍾情於藝術和想像的人是很難原諒我的所作所為的。不過，像紀德這樣在藝術上不及我一二分的人居然也對我棄若敝屣，就有些說不過去了—綜觀歷史，好像還沒有這樣的先例。
但是，這些熟人所引發的思考給我上了沉痛的一課，深化了我對一些事情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我現在意識到了我的力量—以及我個性的力量—原來是取決於我在社會上的地位。這種地位沒有了，個性就一錢不值。同樣，過去我對現實要俯視，因為我處在個性的巔峰。現在我的處境一落千丈，現實就顯得高不可攀，我都能看出它的陰影和紛亂的裂隙。發現了延續生命的內在力量，從卑微屈辱中站起來，勇敢地面對世界，這本身就在無形中譴責了當代社會。
所以現在我若是出現，就會有人不高興:我是拉撒路[36]，我從死亡中來，嘲笑將我掩埋的人。在我最黑暗的時候，我感覺到別人把我當不潔之物一樣避開甚至是合情合理的。穆爾來信說，我的男僕自殺了。他也一樣遭到了世人的厭棄—他和我靠得太近了，所以為此承受了磨難。我內在的詛咒超過了我的世紀給我的詛咒。凡我經行之處，必有毀滅之人—我的妻子康絲坦絲靜悄悄地躺在熱那亞附近的一個小小的墳塋下，墓碑上甚至都沒有我的名字。我兩個兒子的生活也毀了，他們的姓氏也改換了。[37]我母親的狀況更糟糕，完全是死在我手裡，和我用刀子把她殺了沒什麼兩樣。我殺了她，然後，和俄瑞斯忒斯一樣，遭到了命運諸神的追殺。我不論走到什麼地方，就把奇怪的晦氣帶到什麼地方：凡是我有所接觸的人都遭受了我的創傷，我吻過的人就如遭火烙水燙。就連詩歌可能打動了天神的博西也一無例外地被折騰得疲乏之至，生活滑入了災難的陰影中：我能看到，擺在他前方的，只有不盡的痛苦和疲乏。要是有哪個傻瓜要給我作傳，我生活中的宿命性也會傳染給他。如此說來，他是不會從他的創作中得到什麼報酬的。
逼迫我，力圖毀滅我的人自己也遭到了厄運：昆斯伯裡今年早些時候一命嗚呼，據說他死前唾棄自己的兒子，卻痛苦地叫著我的名字—但這也沒有讓我感到安慰。我實在是生活在他人的眼淚和痛苦之中的。不過，我不會自殺。儘管《第二個唐奎麗夫人》一劇[38]把自殺變成了體面的事，我決不步其後塵。我害怕痛苦，再說自我了斷豈不正中仇家下懷？萬萬不可。
我就是我：就這樣。我記得在《道林·格雷的畫像》裡好像就寫過這樣的話。其實寫這篇奇怪的小說，本意是讓人按表面情節去瞭解：它說明了藝術的短暫，和藝術家的不朽。把畫布放在教室裡就反映了一些天才的成分；那是我們的麻煩開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