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店老闆M.杜波瑞埃的女兒阿格尼斯一早就砰砰砰地敲門，大聲地喊著：「美墨斯先生！美墨斯先生！」我硬是給吵醒了。原來只是一封電報而已，但阿格尼斯對現代通信方式向來敬畏有加。我本來以為是博西寫來的什麼晦澀而又簡要的東西，結果卻發現是弗蘭克·哈里斯[39]寫來的醜陋的電報。「基爾·貝洛[40]稱擁有本劇，請澄清。」弗蘭克一直責怪我把《達文特裡先生和夫人》的劇情說明書賣給他人。他現在在排演自己改編的這部戲，有時好像頭腦有些發昏：藝術和藝術的思想有時不屬於任何人的，除了卡利俄鉑[41]。如果人們給我付錢，要我把我的奇妙狂想編寫出來，我絕對不會阻擋。窮極無聊之下，我被迫出賣我的想像力，像長子繼承權一樣珍貴的想像力。[42]現在弗蘭克聲稱擁有了這繼承權。我會回封電報：「我病痛交加。澄清會送老命。」
我會落款為「塞巴斯廷·美墨斯」—我在旅店裡就用這名字，目的是為了不讓郵局的信差吃驚。出獄後，奧斯卡·王爾德這名字，用維庸的話來講「黑如煤炭，污如廁石」。我想過其他的名字，不過英諾森十一世[43]和俄狄浦斯[44]有過於戲劇化之嫌。所以我選取了美墨斯的名字，美墨斯是集流浪漢、倒霉鬼、邪惡者為一身的人物。奇怪的是，這名字激發起商人的更大信心，於我的功效卻未能這般顯著。
現在我雖然對印這個名字的書一笑置之，曾幾何時，這書曾讓我惶恐不安。我的母親是愛爾蘭人馬圖林的外甥女。就是馬圖林杜撰了這個傳說。馬圖林的半身塑像突兀地豎在我家在梅裡安廣場的宅院大廳裡。孩提時，我總不敢正眼看這塑像:好像它是惡咒，因為這尊大理石像上面沒有眼睛，只有深陷的眼窩，好像是朝自己的內裡觀看，因看到了某些東西而遭到了厄運。
有時候，到了晚上，母親就給我們朗讀這本書。她就坐在一把矮椅子裡面，我哥哥威利和我躺在她腳邊的地毯上。地毯散發出淡淡的霉味，汽燈的燈火調暗後發出嘶嘶的聲音，有催眠之效。我還清楚地記得，她有一次突然間大叫起來：「他所行走的地方，留下一路焦土！他若是呼吸，空氣中就有火光！」她的聲音和我的特別像。她讀這段話的時候我大為驚恐，到今天我還記憶猶新。讀這段話後，她會把長長的天鵝絨窗簾一把攥過來，拉到自己的面前。威利這時候會笑起來—他這人從來不會想像力過剩，我就不一樣，我會爬到她的腿邊，不過看她扮出如此嚇人的樣子，我又不敢靠到她身上。威利央求她讀到結尾，她就告訴我們流浪者美墨斯是如何回來的，「他讓全世界敬畏。」回想起來，我那時在驚嚇當中卻能品味到一種奇怪的欣喜感，我相信母親也是喜歡嚇我的。所以我自然就用了這個名字。
當然，我現在意識到美墨斯之所以成為流浪者，並非因為他犯下了什麼十惡不赦的罪孽，而是因為他浪跡四方，行蹤不定，可以遠距離地旁觀世風民俗。他能看到世道的星移斗轉，滄桑變幻。他瞭解這遽分遽合、白雲蒼狗的世界。正由於他看透了世界，才不為世人所容，無法得到安寧。我們不應該證明別人的理想為空幻，思想為虛妄，否則你會遭到他們的無情傾軋。
愛爾維修[45]認為，嬰兒期的天才和一般的嬰兒沒什麼兩樣，我想不是這樣的：我很早就覺得自己和別的孩子不一樣。我更脫俗，敏于思，拙於行。少年的我性格急躁，憤世嫉俗，或滿心悲傷，或興致高昂。後來，母親說我小時候經常在夢中發笑—「夢中發笑的少年」，這可以作為密萊斯[46]的絕佳素材—不過我自己一點也記不得了。我只記得那些悲傷而灰暗的日子，我躺在床上哭泣。
這些情緒悄無聲息地遁入無形。我一直喜歡孩子。我想是那被遺忘的童年把我引導到孩子們的身邊—似乎我能從他們的音容笑貌中找到已經淡忘的童真。有些作家一本正經地回憶出早年生活的細枝末節：似乎只有在那時候，他們才體現出一些想像力來。我卻不同，我現在只能零星回憶起一些場景和形象，而且還模糊得像是印象派畫家筆下影影綽綽的遠景畫。
我的朋友很少。我想家人當時也不鼓勵我結交朋友。我是一個從獨處中找樂子的孩子。孤獨使我找到了自己的起源，我知道自己就是從孤獨中來的。那時候，我漫無目標地遊逛，腳下踩著鵝卵石，我辨認著鵝卵石的花樣，大聲說著我突然想到的奇怪詞句。五六十年代的都柏林已經在頹敗；如同一個老妓女，非但辱沒了德行，還有可能失去生活來源。不過，我還是穿行在它的大街小巷，全然不顧週遭的貧窮和悲慘，而只是被自己的憂鬱深深打動。
在這些孤獨漫步中，我的目標總是聖珀特裡克[47]教堂。教堂已經年久發黑，突兀地佇立在四周冒著炊煙的破舊房屋當中。教堂大門洞開，悄無聲息，反而把附近監外囚犯居住區的喊叫吵鬧聲吞噬了。從這裡，我第一次領教了宗教生活所產生的可怕的安慰。我站在斯威夫特主持牧師[48]紀念碑前，看著上面寫的溢美之詞，夢想有朝一日這些讚譽的光環也能罩到我的頭上。
我當時還小，所以穿行在窮街陋巷，也不受打擾：正是因為我不怕它們，它們也就不能傷害我。這種無知無畏的妙境只被打破過一次。那時我正在回梅裡安廣場的路上，剛到城堡，突然從我剛路過的黑乎乎的院子裡跑出一個女孩來，把我頭上戴的灰帽子一把搶去。我跟在她後面叫，身邊突然冒出了一群頑童，衝我嘲笑起來。現在這樣的場景我已經見多不怪，不過當時突然湧現的恐怖感我還記得一清二楚。我當時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辦是好：他們把我的帽子互相拋來拋去，我害怕極了，哭了起來。我不想讓他們看到我流淚，就開始跑。跑著跑著，前面伸過來一條腿，把我絆倒在地。我躺在泥濘的地上，竟然不敢起身。
接著，我感到有人用手扶住我的肩膀。原來是個和我年齡相仿的男孩。他把我扶了起來。直到今日，他的面貌我還記得：那是一個人性的善良還未因生存處境的悲慘而泯滅的人，一個不多見的好人。他告訴我，如果這些孩子發起野來，別去理他們。他和我坐在一個骯髒的破屋前凹凸不平的台階上，我們倆聊了起來。他說他知道我們家，還說他常常走到「女眷區」，從窗子外往裡偷看。他問我這幢房子每週得花多少錢—一先令，兩先令？我說準確數字我不知道，不過要比他猜的多，多得多。
他不說話了，我覺得很慚愧。他把我的帽子從泥濘的街面上撿起來，遞給了我，然後一本正經地和我道別。我不知道他究竟是對我們家的財富感到敬畏呢，還是覺得我在撒謊？不管怎樣，這個安靜而溫柔的男孩走開了，消失在都柏林可怕的貧民區中。他走得很慢，我本想跟在後面去追，但由於心裡有一種慚愧的感覺，使我邁不動步子。我一生都在尋找這孩子。
母親要是知道我往監外囚犯居住區那裡跑，肯定會加以阻擋。她的民族主義同情心只延續到格拉夫頓街那麼遠。她真要阻擋，我也不敢不聽：她可是左右我生活旋律的主調。在晚飯時，她總讓我坐在她邊上，而她和客人們說著話。我把她的衣服扯過來貼在自己的臉上，嗅著那上面的馨香，和這香味相伴而生的溫暖舒適的感覺我至今難忘，它和母親抑揚頓挫的談話交織在一起，駐留在我的記憶當中。有天晚上，她俯下身子對我耳語：「你父親被封爵了。」見我固執地不發一言，她把我從桌子下拽了出來，讓威廉·王爾德爵士和客人們樂不可支。我看也不看他們一眼。我甚至不去看王爾德爵士。
我一閉上眼睛，就能想見母親的樣子，她總是以同一個姿勢出現在我的腦海中。我想到她看著掛在牆上的鏡子，整理著繡有克爾特人圖案的斗篷。她皺著鼻子，好像對自己有些厭棄。母親身材高大，對自己的身材好像總是很敏感。到了晚上，她會換上一件織錦的晚禮服，披一條帶花邊的披肩，用金胸針別在胸前。她的首飾總是讓我著迷：她有大大的銀胸針或玉胸針，每個指頭上都戴著戒指。有時候她用手捧住我的頭，我臉上就碰到這些硬硬的金屬。
她的情緒經常很高昂，這時候她就用帽子、耳環什麼的來打扮我，然後一直在笑。有時候她又愁雲密佈，既不聽我說話，也不看我一眼。我盯著她從一間屋子慢慢走到另一間屋子，有時候我甚至大聲喊「媽媽！」，可她沒什麼反應，視而不見地從我身邊走開。她經常歎息著不經意地說出那句口頭禪：「浪費！這一切是多麼浪費！」她會無來由地大喊大叫，然後獨自哼一支暴躁不安的曲子。
她也經常到我的小臥室裡來，朗誦自己的作品。她給我讀她翻譯的《女魔法師西冬尼亞》片段，讀她創作的民謠體詩歌，這裡面的愛國主義旋律讓我激動不已。「年輕的愛爾蘭人們啊，」她念著，臉和我貼得很近，「你難道不是個年輕的愛爾蘭人嗎？」我有時候能從她的呼吸中聞到甜美的酒氣。自那以後，我就覺得酒和詩歌是天生的夥伴。
在這純真年代，所有的文學都對我產生影響。在我的一生當中，最愉快的片段就是年輕時的那些下午—我從王爾德爵士的書房裡找到了某本新書，躺在床上，頭上罩著被單，整個下午全神貫注地閱讀著。發皺的書頁裡總有一種霉味和淡淡的酸味，書裝訂處還會有一些碎屑散落到我的手腕上。不過總的來說，這些平靜的時光有些溫柔，有些神秘。我後來一直把它們和文學聯繫到一起。
在那個年代我發現了詩歌。發現了詩歌，我也從中發現了自己。有一本書完完全全地改變了我。我有一次偶爾拿起了一本丁尼生的詩集。當時夜已深，本來該睡覺了，但我卻躺到床上看了起來。我把燈光調得很暗，書頁上的字很暗。我的眼睛掃過書頁，如饑似渴地尋找這些永恆的精神食糧，突然間我看到了這樣一行字：「風經過之處，拂動蘆葦頂梢。」不知怎麼的，這句詩竟然如此讓我震動：好像把我從長久的沉睡中喚醒了。我大聲念著這句詩，從床上起來，站在屋裡，雙目圓睜。因為如果我從睡眠中醒過來了，接下來只會進入更長的夢境。
我下樓到母親坐著的地方，當時我應該是驚呆了的樣子，因為母親竟然站起身，向我走了過來。我想她當時肯定問過我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我好像什麼也說不上來。好像是有人通過這句詩把我的話語從嘴唇邊抹走了，就像是從赫耳墨斯[49]嘴邊抹去的牛奶，撒到天空，成了星座。我知道我想成為詩人，就在這時候，我的命運被播撒到了群星當中。
從那時起，我心裡就湧起了一種渴盼，難以滿足的渴盼。我對自己遇到的所有人都懷有焦躁不安的不滿足感。即便在那時，我都能感覺到自己身上有種使我從眾人中脫穎而出的東西。對那些拜訪母親的都柏林作家和藝術家，我都有些童稚而又發自天性的反叛情緒。
我從母親那裡尋求安慰。多少個夜晚，她到我的床邊來，躺在我身邊，我會感到奇異的欣喜。就在那時候，這種欣喜都讓我受觸動。有時候她就在我身邊睡著，這樣我就會更挨近她一些，伸手抱住她。我能感受到她的呼吸，並調整我自己的呼吸，合著她的節奏，一直到我自己也進入夢鄉。到了早上她總是不在，這樣我們又恢復了快樂而親密的夥伴關係。就這樣，我們倆把生活變成了一種遊戲，在這遊戲中互為依存。我們倆經常堂而皇之地在梅裡安廣場一起散步。母親一路走，一路低聲給路過打招呼的人種種惡評。比如見到一個看上去與世無爭的老太太，母親會說：「壞蛋！徹頭徹尾地壞！」一會兒，她又指著街對面的男人說：「奧斯卡，看他戴的那帽子。就像個六角手風琴似的。我會過去叫他彈給我聽聽。」
我哥哥威利感覺到我和母親之間的親密關係。現在回想起來，哥哥當時好像因這重關係，對我們倆都很討厭。總的來說，他是不太理睬我的，不過他比我大也比我壯，有時情緒上來了，就對我又踢又捅，疼得我直抹眼淚。早些時候，他總覺得自己比我老資格，常常擺出居高臨下的姿態。但看到我得意了，就從不可一世轉到妒忌乃至憤恨。很自然，到了倫敦，他能成為記者。不過有個小秘密：我總是懷疑他和我一樣具有希臘化的傾向，不過他過於軟弱，不能屈服於這個傾向。所以他才對我的悲劇感到幸災樂禍。
五年前，正是他把到母親倫敦寓所的客人堅拒門外。此時我正在兩次審判之間，希望把母親的寓所作為避難的地方：我覺得他是害怕來客會給我安慰。我母親回房休息後，他就照老樣子粗野地喝著酒，毫無顧忌地盤問我的私生活：真的，這簡直像是易卜生筆下的場景。不過現在他已去世：如若不是精神不朽，至少可謂陰魂不散。
威利不喜歡我，也是因為我愛我們的小妹妹伊索拉[50]。我十二歲那年，她就夭折了。我以前經常和她一起玩。我會裝成母親：伸長脖子，轉動眼珠。我給她講各種故事，對我來說，講故事的魅力就在於妹妹完全信以為真。她去世的時候，我實在是悲痛難抑，程度之深連我自己也感到吃驚。在全家人中，她是唯一一個讓我愛起來不感到羞恥和難堪的人。她一去世，我這種愛也就蕩然無存了：悲痛如瘧疾，讓我們發顫；也如寒霜，使我們穩定。我還記得母親把我帶到她房間裡，看她的遺體。我無法回憶起我看到遺體時的感受—記不起來了，我感到非常悲慘。似乎我當時好像是在很高很高的地方看全世界。我還依稀想見她的面容—她的遺容至今讓我不安—就好像是小時候我自己的照片。
威廉·王爾德爵士，我母親的丈夫，是一個完全失望的人。他從來不能安歇—對他而言，時間就像是個可恨的東西，他非得駕御不可。時間就像一隻猛虎，若是不想方設法征服它，它就可能反過來危及他的生命。他經常毫無由頭地離開家，快步走上街:我常跟在他後面，看著他大步流星地沿著威士特蘭街[51]走。五分鐘後他就會回來，臉上露出喜不自勝的表情，然後一頭扎進書房。他是個非常雜亂邋遢的人，睡覺時一個指頭按著鼻孔還鼾聲如雷。吃飯的時候，他還用從口袋裡掏出的鵝毛筆剔指甲縫，把髒東西就放在桌布上。
有一次，我把他的這種做法向母親告狀，母親一笑置之：「他沒有什麼惡意，奧斯卡。隨他去吧。」
「可一個醫生怎麼能這麼髒？」
「他有他的一套，奧斯卡，他是個好醫生。」
「可他的病人難道就不抱怨嗎？」當時我還不知道，病人們沒有抱怨他的骯髒，倒是因為他的放肆而抱怨。聽到我的話，母親把臉沉了下來，我趕緊逃上樓去了。
威廉爵士只有到了我們在牟圖拉的房子時才真正感到自在。到了那裡，他成天在怪石和墳堆中挖來挖去。在西部地區，這些東西就好像是沉積著某種湮滅的可怕文明的岩層。有時候，他也不大情願地帶我一道去探險:在我看來，他就像是一個在野外浪跡時遇到過仙女的老人，總是想回到仙子們的可怕王國。有一次，我們找到了一個十字架，那是克爾特人的古物。他高興得在十字架周圍跳來跳去。從那以後，我帶回來過不少十字架，真是不少啊！可是管家安妮從來不讓我們把這些東西帶進屋。她說挪動神聖的石頭是要遭到詛咒的。威廉爵士總是對人們的迷信感到敬畏，所以我們就把十字架送到克裡布海灣的海灘上。不過他對十字架的熱情還是非常高，我們離開都柏林的時候，他竟然用布和褐色紙把十字架包起來帶上火車。我一路上都在祈禱火車不要出事故。從此，我總對包裹感到驚奇而迷惑—人們總是期待著動人心魄的東西，結果總是失望。這方面倒是像現代小說。
威廉爵士有次帶我跨海到愛蘭莫爾島上。這是一個荒涼的所在，四處是嶙峋怪石，上面佈滿蜂巢狀的窟窿。威廉爵士一個人跑在前面，後面的嚮導告訴我說他的兒子去年被仙人帶走了。他和兒子睡在一起，但他沒有睡著—接著什麼東西靠近到窗子邊，他聽到了仙人大聲說話。次日早晨，孩子就死了。故事的無情和這位農夫講故事時的輕鬆神態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對於命運，我們完全無能為力，唯有一笑置之。當然，當時我還對故事的真假有所懷疑，不過，如今身處頹境，就越來越相信冥冥之中的仙魔。信仰的妙處在於其簡單—我漸漸明白，生活原來就是簡單的，簡單得可怕。
威廉爵士之所以在牟圖拉過得自在安詳，是因為他覺得他在城裡是被人嘲笑的對象。他無法維持他在都柏林社交界的地位。我們周圍的有錢人嘲笑他那種與眾不同的舉止，嘲笑他的不修邊幅，就像他們嘲笑母親獨特的相貌。看到他們這樣做，我很惱火，但沒作出反應。有次我和威利談起這件事，他勸我不要有這種荒唐的自高自大—這是他對我的看法。
「這對你有什麼，奧斯卡？一門心思看你的書吧，換了我我就這麼做。這樣你就不會注意他們在嘲笑你了。」
「誰嘲笑我了？」
「誰都在嘲笑你。現在，咱們是不是該哭鼻子啦？」
我拔腿就走，我能聽見我在跑開時他在身後大笑。不過經過這件事，我學會了把感情控制起來，隱藏起來，免得傷害了自己。
這件事給了我一個教訓，我一直把這教訓帶進在波爾特拉皇家學校的日子裡。在波爾特拉，我被迫過起了一種與我的秉性格格不入的生活。我過得很慘，到了夜裡，我在宿舍的床上把自己抱得緊緊的，免得哭出聲來。不過，那裡有位女舍監對我很好。我經常穿著睡衣跑到她那裡，央求她送我回家。她當然不能這樣做，但她會安慰我，我會和她談起母親。
在波爾特拉的第一年，關於威廉爵士勾引病人的醜聞在整個愛爾蘭傳得沸沸揚揚。同時代之人無不嗤之以鼻，或引為笑談，不過我那時還小，根本搞不懂。他們的嘲笑令我困惑不解，但我把困惑變成了輕蔑，我也嘲笑他們。我對同學們編造家庭背景的謊話。我告訴他們瑞典國王是我的教父，我們在都柏林家中的僕役多得數也數不清。我把真假的界線奇妙地抹去了，我的同伴們只有愕然以對。連威利也感到驚異，甚至無法站出來揭穿我。
這時候，我掌握到了想像力的一大奧妙：有趣的幻想要比平凡的事實更加現實。我還悟到了另外一個奧妙：把他們逗笑，他們就不會傷害我。儘管這些同學和其他孩子一樣喜歡粗俗的嘲諷—因為我皮膚蒼白，他們叫我「灰奶牛」—這種嘲諷刺痛了我，受其影響，我索性變得更為誇張，誇張到他們想像不到的地步。我經常盤曲自己的四肢，裝出小教堂窗戶上早期基督教殉難聖徒的扭曲模樣—不幸的是我今天真的落到了這些聖徒的地步，又把他們逗樂了。我發覺那裡的老師都像是漫畫人物，很有趣，我不加避諱地進行模仿。到了上課的時候，如果老師真是露出了我先前模仿過的表情，我就開心得不能自已，只得用手帕堵住嘴巴，以防大聲笑起來。孩子們看到了，就會高聲叫起來：「奧斯卡，你真夠瘋的啊！」在老師和學生當中，我都以「婆羅洲的『瘋子王爾德』[52]」而著稱。不過這些人終歸是愛爾蘭人的子弟。我後來發現英國人也會嘲笑同樣的事，不過他們嘲笑起來能不依不饒地把你整垮。這就是他們作為一個民族取得成功的秘訣。可惜這一點我醒悟得太晚了。
威利能在操場上找到樂趣，而我則不同，我對學習有著非常大，甚至可謂不同尋常的興趣。在該學校的最後一年，我第一次發現了柏拉圖和蘇格拉底前期的哲學家。我坐下來看著這些哲學家的作品譯本，激動得直發抖：對我來說，學習的樂趣在於形成關聯性，我能嫻熟地把各種知識組合到一起。明亮的知識王國自動向我開放，要是我願意，我能把萬事萬物都納入其轄制之下。思想上的興奮對我是最可貴，也是最快樂的。比如追蹤奇妙的思路，或者探索古代語言的延續等等。這是我在波爾特拉找到的樂趣。當然，其他孩子對這一點毫不知情。我刻意把自己的激動和知識收斂起來。把自己的真實感情展示給外界是個錯誤，一旦展示出來了，就會被毀掉。這個教訓我早就領教了，難道不是嗎？
別人在用蹩腳的拉丁文寫詩，什麼「佩斯騰遺址」啦，「特裡瀑布」啦什麼的。我卻在讀雅典人的哲學和戲劇作品。我讀《聖經》只為消遣。小時候要持續不斷地看《聖經》，才能消除成人後身上的基督教印跡。不過《箴言書》裡有一句話倒是讓我看到了神靈的可怕：「你們遭災難，我就發笑；驚恐臨到你們，我必嗤笑。」[53]《聖經》裡只有這句話的意思我覺得是毫不含混的。後來我總是把上帝看成亮晶晶的、小丑一般的形象。他的嘲笑總是在這荒涼城市的大街上跟隨著我。
所以漸漸地，我和同學們疏遠了。孤獨當中，我決定成就一番名聲。到了十六七歲，我一方面追求思想的明晰和出眾，一方面從心底湧出對成功的強大而甜蜜的渴望。看到書上的大人物，我一概把自己比作他們。我愛上了瑰麗的夢想和華麗的語言。我們早年形成的熱情將跟隨我們一生，雖然我們有可能不承認。在快樂的日子裡，我一邊給兒子朗讀凡爾納和斯蒂文森的作品，一邊偷偷地想像自己就是他們筆下的主人公。
十六歲那年，我發現了迪斯累裡[54]。我躺在被窩裡如饑似渴地看完了他寫的《薇薇安·格雷》。我羨慕他的奇裝異服。我熱愛他那樣起伏跌宕的生活。我嚮往他那種把自己變成崇拜對象的榮耀。讀到他筆下栩栩如生的邁克斯·羅登斯坦—一個從身體到靈魂都美麗的人物—以及該人物的變化，我不禁驚詫無言。當然，迪斯累裡和埃斯庫羅斯是沒法比的—我也沒有這樣去比。以一個少年的想像力，斷乎區分不了不同感情，而在迪斯累裡的作品裡我讀到了慾望的語言，這是一種有可能迷住我的語言。書裡展現的社會生活讓我艷羨，因為是在遠距離看，所以更顯得光彩奪目。不過每次想像起來，就痛感自己是多麼的不足。我決定不擇手段把這種不足彌補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