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說我的童年，是不是？我相信，即便在那時候，我的命運就有定數了，這是偶然間被我發現的。有一天學校放假，在牟圖拉給父親做事的弗蘭克·霍里漢把我帶到一位老年農婦那裡。這農婦擅長算命，在附近小有名氣。弗蘭克經常和我說起她，勾起了我去找她的奇怪慾望。現在想起來，我那時是希望她能認出我對自己的認識。
老婦人看上去飽經風霜，身穿一件當地人常穿的紅衣服。她拉著我的手—即便在那時，我的手就已經很大了，而且帶些灰色—有些輕蔑地打量來打量去。然後，她拍了拍我的胳膊，說我的命運好到極點同時也壞到極點。「奧斯卡」這個在愛爾蘭編年史上擲地有聲的名字用在我身上—她說—就如同一個關於久遠事物的夢境潛入了白天。
弗蘭克和我坐著馬車回去，路上一言不發。我在那時候就接受了一種揮之不去的宿命觀。在波爾特拉的時候，我就從書中瞭解到，所有悲劇的教訓均在於悲劇主角的恣意妄為：就是看到厄運當頭，他還會心甘情願地迎著上。當然，沒有人會把我的命運編成可歌可泣的故事—不過，我一直算得上是自己的合唱隊。
以前我很少講童年的事，甚至不告訴瞭解我、和我分擔苦難的人，因為這會帶來羞恥，儘管這並不是我個人的羞恥。第一次審判後我被保釋，回到母親家裡，像一隻受傷的動物一樣躺著，母親就會走上前來，流著淚，說我的命運到了這般田地，她負有責任，我是為她的罪受罰：我並不是威廉爵士的親生兒子，我是私生子。難怪我提到威廉爵士的名字就歎息！也難怪我長得和他一點都不像。我現在才知道為什麼在梅裡安廣場的時候，我好像總有被孤立的感覺。我現在才知道為什麼母親會千方百計把我和外部世界屏蔽起來，她是怕把自己放縱情慾的氣質—這種氣質導致了我的出生—傳給我啊。
在那個宿命的夜晚，母親告訴我說我的父親是個愛爾蘭詩人和愛國者，很多年前就已遠離人世。他的名字是史密斯·奧布萊恩。她還告訴我說，她以前帶我去我們家在格蘭克裡山谷的小農舍，史密斯·奧布萊恩會來看我們—不過這農舍我已經忘記了。不過我還能隱約記得一個不太說話的男子來和我一起玩，玩兒童遊戲，故意讓我贏，然後往我手裡塞一枚硬幣。他的名字我並非不知道—他是一個為了愛爾蘭而受盡了苦的人。現在回憶起來，我在很小的那時候就能感到他的尊嚴氣質，我知道，那是失敗者的尊嚴。
母親回憶起這些年月，總是要流淚。其實我同情她，多過同情我自己。如果她像躲到大衣下的狐狸一樣把悲傷藏起來，把過去遮起來，我們反感到受傷。只有我遇到了不幸，她才有力量到我跟前來，心平氣和地用寥寥數語告訴我她過去的恥辱，並說這把她和我的恥辱聯繫在一起。所有這些年間，出於愧疚，她把陽光都擋在外邊。她坐在黑暗之中。
當時我並沒有感到什麼—經歷了多重打擊，我對接踵而來的苦難感到麻木了，不過現在，這些事有助於我的理解。性格的起承轉合對我來說是神秘的，不過我的命運似有一根黑色的線在貫穿著，這根線的起頭從很早就難發現出來了。私生子被迫走自己的人生之路，即便身處狂風中，仍要巋然不動。我現在也知道，我為什麼明知名望和喝彩本屬虛空，卻渴望讚揚，渴望認可。我現在也終於認識到，我為什麼搬用傳統價值觀，只為著嘲諷，只為著進行滑稽模仿；我為什麼會醉心於艱苦勞神的創作，為什麼這語言的迷霧總在身邊縈繞不去。從母親的告白中，我確信我也一樣應歸在被遺棄者的行列—不過，我不敢肯定命運的低語能否一直傳入我私底下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