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說到哪兒啦？啊，對了，如果說我在牛津的時候從羅斯金身上學到了獨立見解所體現的正直，那麼我從沃爾特·佩特[71]處學到了感情的詩情畫意。我去聽他的柏拉圖和柏拉圖主義講座，他那低沉質樸、經過訓練的音調之美我至今記憶猶新。我直到最後一學年才遇到他；他很欣賞我寫的一篇關於格羅夫納美術館的小文，約我去喝茶。這人的自身形象反差竟是如此之大：他的外表像是個布爾的農夫，舉止卻如聖潔的處女。他的氣質在本質上是女性化的，卻錯投到他這種身體上。他的房間適合做聖西瑞爾教堂或者聖伯納德教堂—他的一面牆上掛了一幅16世紀的聖母聖嬰像，除此以外空無一物。他的書架上擺了一些巴斯克維爾字體的經典著作—事實上，在佩特對希臘神話的描寫中體現的虔誠，超過了紐曼的全部作品。
第一次會面以後，我感覺到我的體魄給他造成了一種不安—和別人在一起的時候我也有同樣感覺，他們看到我也會拘謹。我有一次對雷吉·特納說我有尼祿的體格，特納立刻反唇相譏：「不過是板油做的，奧斯卡。」看到我巋然豎在那裡，佩特退到了一個安全的距離之外。此後，我和他經常見面，不過每次見面總有種莫名的緊張。有次和他在討論《會飲篇》時陷入悲痛，不經意把手放到他胳膊上，他頓時大驚，好像我用烙鐵燙了他一樣。這一刻，我和他都感到十分不舒服。
他說話時還常把玩一把玳瑁裁紙刀，不住地在鬍子上摩來擦去的，然後又放回面前桌子上。他能突然間勃發高度的熱情，此時他的聲調會突然提高，不再像女巫般喃喃低語。羅斯金瞧不起他，可他依然帶著十分崇敬的表情談論羅斯金。可憐的佩特，我那時候和現在都對他懷著不盡的憐憫和不盡的感激。他有一次告訴我：「我想把那些蒙蔽了雙目的人的面紗揭開—讓他們原原本本地看待生活。」我不相信他真這樣做過。他為人太退隱，太天真，不知道生活是永遠看不清的。生活只是受苦受難。
不過我的一切都是拜佩特所賜：我從他的散文中學到了他那含羞的藝術的奧秘；從他的眼中我第一次發現自己的藝術家身份；他對我作品的巧妙讚賞讓我認識了自己；他還為我指引了日後遵循的道路：他讓我放棄啟示錄式詩歌，轉向風格親切隨意的散文。他說詩歌是高級的藝術，然而從難度上說，散文更勝一籌。
確實，我的詩歌似乎唾手可得。我寫得很快，隨興所至，感之深切，乃下筆成詩。在我眼中，什麼都成了語言，因為我只有在語言裡才得以掩藏自己。沒有語言，我就如瞎眼上路，跌跌撞撞。我把自己交託給諸神，就是不想看身邊的一切。我現在覺得我的很多詩歌是寫給年輕人的，但是我用希臘羅馬的名字叫他們，所以我和他們都渾然不知這些詩的實際所指。我走到哪裡，就把詩人之盾帶到哪裡，那時候我並不知道，盾也能把人壓死。
最後一年，我因寫了一首《拉韋納》悼亡詩，贏得紐迪吉特獎。我像一頭肥牛一樣被人前呼後擁地帶到謝爾登劇院。這首詩漏洞百出，我在劇院裡朗誦了其中一些比較保守的片斷。那是一個美妙的時刻，我還搬用了我在布朗普頓演講中看到的一些用得很好的技巧。這是我第一次品嚐作為一個藝術家的成功，但這成功是致命的，它讓我錯誤地認為成功會和我常相伴。
這首詩印成單冊出版後，我受到了良心的折磨。一個人出第一本書，總是既好也壞的事情—它不情願地走向世人，還把作者的很多特徵裹挾著帶去，作者總希望把它召喚回家。我刻意地用很傳統的方式寫這首詩，戴著所屬時代的面具，但是，我意識到我本可以直接抒發自己的感情。這感情在其本原狀態下並不成熟，但我可以用詩歌將其梳理得有條有理。結果我卻用了別人的聲音。還有人為之喝彩：這就是一個藝術家美好的開端，是不是，而且日後的悲劇陰影只對它產生了一星半點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