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聽說過美國，不幸的是，這是在美國聽說過我之前的事。海倫·莫迪耶斯卡曾和我說過，有一次她在一個相當具有異國情調的西部小鎮上演出，扮演一個肺病患者，演出後觀眾送來很多圓瓶子裝的專利藥。我立刻感覺到我有義務去訪問對藝術魅力如此信心十足的國家。人們總是說美國是一個年輕的國度，之所以年輕，是因為歐洲人每年都從它身上發現新的東西。現在就連英國小說家也跑過去開講座了；不幸的是，他們大部分都回來了。
是道伊利·卡特[86]邀請我親自去的，給他排演的《佩興斯》一劇捧場，我立刻答應了下來。我需要錢：威廉爵士的莊園日漸衰敗，此外，在焦慮的時候，我常把自己想像成沿街乞討的乞丐。只有野心勃勃的人才知道推動著他們向前的是多麼大的恐懼感。這場歌劇演出只能算是一場滑稽表演，迎合了現代觀眾的趣味—他們喜歡為自己所不知道的東西發笑。不過劇中有個人物班瑟恩據說和我有些相像。當然，這就是讓我隨團訪美的原因。不過我決定放棄這個送上門來的機會，而要伸張藝術和想像的價值。如果我是一個被迫來到食人生番中間的傳教士，我起碼也要爭取把他們給吃了。
從汽船的甲板上，我生平第一次見到紐約，覺得它很扎眼。它就像一個巨大的斯旺和埃德加購物中心，總是在賣打折貨。剛剛下船上岸，立刻就有一群記者圍了過來。「瞧啊，水牛比爾，」他們叫嚷著，「他來了！」對未來狀況的預料讓我頭暈，但到後來我才發現，在紐約這個城市，預料是要無限期推延的。經過仔細審視，我發現這個城市患有龍勃羅梭[87]所說的那種靈魂的疾病—過於貼近馬毛沙發和鑄鐵壁爐會造成想像力的貧乏。不過，如果紐約展現了美國最原始的狀況，那麼美國真正的文明便是在美國的荒野之中：西部的採礦小鎮和臥在內陸大平原上的社區，它們標誌著當代生活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些地方沒有歐洲價值觀的虛偽和矯情，他們將成為現代社會的發動機。我總是敬佩別人身上體現的天然質樸，美國人在這方面做到了極致，將其發揚光大到成為一門哲學，不亞於洛克的方法論和盧梭的自信。
我奔波於各種演講廳之間，從中發現了充當公眾人物的奧妙：我是在和自己說話，而觀眾只是在偷聽。我舉辦過關於室內裝飾的講演，使得美國家居生活一夜之間為之大變；我描述了服飾上的唯美主義運動，第二天就能在街上看到千奇百怪的形象。女人們崇拜我，男人們談論我。人們把我比作喬治·艾略特，也不知道我哪方面像他。美國人什麼傳統也沒有，不管誰告訴他們該往哪兒走，該做什麼，他們都洗耳恭聽。你要是告訴他們停屍房裡埋了黃金，他們準會跑過去挖，而美國婦女則會對他們的勇氣大加讚賞。但我只和他們講述羅斯金和藍白色的瓷器。他們恭敬地接受，作為回報，他們付給我怪怪的綠色票子。我成了商業化的人。我的成功就如一個啟示：我發現保持本真狀態居然能給我帶來大把鈔票。不過我也注意到了一個奇怪的現象—當時我覺得很不可理喻，現在才覺得稀鬆平常：我把自己的哲學當眾宣佈之後，自己就不再堅持。一旦我把自己的思想和態度以某種完美的形式呈現出來，就對它們感到厭煩了。人們開始相信我的時候，我卻不再相信自己。
我還清楚地記得自己隨著劇團從奧馬哈到舊金山的那次旅程。我橫跨美國所用的時間超過了上帝創世的時間。我們一行人乘著火車，火車行進得奇慢無比。三等車廂的年輕人們掏出手槍瞄準草原上微小的目標射擊。我不知道這些目標究竟是人還是動物，或許這些年輕人自己也不是完全清楚。路上我在讀法國小說—真正的當代小說有一大優勢，那就是小說的任何一頁上你都可以讀到自己。到了酷熱的下午我就開始睡覺：這難道不奇怪嗎，我過去居然這麼喜歡睡覺！
有天下午我從睡夢中醒了，離開自己的車廂去買三明治—這三明治是一種奇怪的鉛色。路上我碰到約翰·豪文，也就是對我進行滑稽模仿的班瑟恩一角的扮演者。他站在看台上，穿著一身和我類似的衣服，在背誦我寫的一首詩。我們的車子在一個小站停下，輕信的人群頓時認定豪文就是王爾德。我很反感。
「豪文！」等他回到我們的車廂後，我叫住了他。「你還記得我嗎？我是奧斯卡·王爾德。你記不記得我們是在一起趕路的，還是你幻想我在什麼地方掉下去了，必須由你來頂替啊？」
「對不起，奧斯卡，我也是難以抗拒啊。一個傢伙睡著了，另外一個傢伙乘機找點樂子，這總歸是情有可原吧，是不是？」
「豪文我親愛的孩子，你是演員，我對演員是瞭解的。你怎麼忘乎所以我都不反對，不過冒名頂替一個和你乘坐同一輛車的人，不能說是明智之舉吧？」我在說「乘坐同一輛車」的時候，用《德莫蘋小姐》在他的膝蓋上敲了敲。
「奧斯卡，其實啊，你也不比我好到哪裡去。至少我在表演的時候我知道。」
「我不是演員，我是我自己。」
「呵，是嗎，說來聽聽。」
「你知道這麼多就行了。」
「奧斯卡，你是作為劇團的一員到這裡來的，要是風頭都被我佔了，也只能怪你自己倒霉。」
「至少我的台詞是我自己的。」
「對不起，我覺得不是你自己的。我看是你從你的書上抄的，只是坐在某某東西上面的時候在演練而已—你知道我是在說什麼。」
「我根本搞不清你在說什麼。不過至少我不會穿著借來的衣服，裝成其他人在上躥下跳。」
「廢話。你根本就不是你自己。」
到了這緊要關頭，一位鐵路官員進了車廂，問道：「哪位是奧斯卡·王爾德先生？」
「是他。」我們倆一齊回答。
「我這兒有一位女士的信要交給王爾德先生。」
「那給他吧。」我回答說。我討厭「信箋」，它們總是過於張揚。
「我說，王爾德，有一位女士說等到了舊金山後，要見見我們—我是說要見你。要不要我回信？」
「就說我另外有約。」
「哎，別那麼開不起玩笑嘛。要不就讓我代你去？」
「豪文，你已經走到這一步了，我想擋也擋不住了。」
結果美國的報紙都在報道我的活動，把我說成是尋芳獵艷之人，其實都是豪文幹的好事。有一次記者發現豪文在紐約的一家賭場，他又一次用了我的名字。結果我經常到這些場所的報道也見諸英國報章。我也無意於反駁。我算什麼，怎能阻擋住自己命運的發展？我感覺自己和阿達·門肯一樣，注定要過一種別人想像出來的生活。正如我的哲學一旦成為一套原則之後我就喪失了興趣，我意識到我如果陷入唯美主義形象的陷阱，這形象就會變成沉重無比的負擔。模仿是會改變的，變的不是模仿者，而是被模仿者。
在這個現代奇跡將紛紛出現的國度，我的個性確實得到了發展。在美國，我學會了如何讓自己的風度舉止隨意而自由，這在英國是辦不到的。我的作品第一次被人嚴肅對待：以前我總是嘲諷和流言的對象，是名人身邊的陪襯，現在人們把我當成一個藝術家，為我歡呼喝彩。不斷有人來採訪我，我的詩作被當成嚴肅作品，刊登在高檔次的報紙上，稿酬是一行一幾尼。發現這一情況後，我進而瞭解到，別人對我的認可是通過我的藝術來實現的。我如釋重負。當感情這東西在年輕人的心中覺醒，就如有疾風在推動著—向前發展，卻又沒有明確的目標；它又如離開港口的船隻，岸上的叫喊和招呼聲都漸漸遠去，我們靜靜地航行在蒼茫的海空之間。這時候，也只有這時候，我們才能給想像賦予形式，給靈魂振動的翅膀賦予生命。
因此，當我遇到惠特曼的時候，我不是以一個門徒，而是以一個平等者的姿態出現的—這也是真正的藝術家相會所需持有的姿態。在費城的時候，我去了他那開闊明亮的頂樓，惠特曼坐在那裡，宛如一個美國的長老。在他的身後，我能看到特拉華海面上的白帆，在工廠煙囪裡升起的煙霧中，顯得影影綽綽。我們的交談是親切而隨意的。惠特曼從來沒有去過歐洲，所以原原本本地保留了自己的氣質。不過他精明睿智，即便在那個時候就能夠洞察到我身上的作家天分在逐漸展現。我說我是來給他的美國同胞談「美」這一話題的。
「照我看來，奧斯卡，」他說，「美不是你奮力去捕捉的抽像理念，而是你創造出的作品的結果。」
「但美肯定應該是一種理想吧？」
他的聲音裡夾雜著一種奇特的格格笑聲，好像剛吞下了一隻妖怪，而妖怪也心甘情願地待在他的喉嚨裡一樣。「理想是惡魔，」他回答道，「你如果去尋找它，它會把你引上歧途，最終讓你陷入泥沼。如果你讓它順其自然地來，它反而可以成為你的好夥伴。」
他說的這些話，我直到現在才明白其中的真義。對美的探索對我產生了極其糟糕的後果。在聲名鼎盛的時候，我用不同的方式尋找美。因急於找到美，我和美的實質失之交臂。所以後來美離我而去，把我丟在陰影當中，丟在地獄的第二層，我可以在那裡當面見到狄多[88]和塞米勒米斯[89]。
關於美國就說到這兒吧：到中飯的時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