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我走到哪裡，都無法找到安寧。昨天晚上，我的耳疼有所減輕，我決定到外面的大街上去慶祝。我和幾個熟人一起趕到瑪德琳麵包店附近的一家小飯店；剛一進門，店主人就扮出種種虛偽的遺憾表情請我離開。好像是我的出現讓某些英國食客受驚了。我看了看他們，鞠了個躬，他們把頭扭到了一邊；我敢肯定他們是貝斯沃特人。這地方的人總是這般嘴臉。當然，我離開了飯店，儘管我的幾個夥伴—性格都比我穩重—都沒有走。人們都以為我喜歡和人直面交鋒，實則不然，我一般都退避三舍。我和樹神一樣，喜歡尋找黑夜，但只是為了掩藏自己。
我得承認，我的夥伴就是我在本地認識的一些男孩。儘管我不能為他們下金雨—我的神力不復存在了—但我有時候能掏出一些鈔票來。我最喜歡的兩位男孩是尤金和萊昂。這兩個孩子和我簡直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在一起—除了患難—他們的年齡已經教會了他們很多智慧。尤金十六歲，有著安提諾斯[151]一樣的眼睛；他還向一個比他年紀還要小的賣火柴男孩提供保護。至少我見到他的時候，他身上總有火柴，但我相信他是把火柴送給對他微笑的那些蘇格拉底式遊客。萊昂喜歡逛咖啡屋，但就我所知，他從來不是去這裡吃喝。
我追求青春和青春之樂，此時沒有同齡的朋友或許也很合適。確實，就是那些和我最親近的人—羅比·羅斯、博西、雷吉·特納—也比我年輕很多。我和他們在一起相處更為自在，因為我無須刻意裝扮。對弗蘭克·哈里斯、W.E.亨雷這些人而言，談話就如同是在打一場橄欖球—我得一直擺出某些姿態，並不斷為自己辯護。我尋找友誼和美，而他們卻渴求對手，要無端攪起紛爭。所以我對他們盡量迴避。現在，我又老又孤獨，成了另一個時代的紀念碑。
英國的朋友拍電報來說我可以重新開始自己的生活，如同阿納托爾·法朗士[152]童話中的老人一樣，我仍可以「枯木逢春」。過去我也告訴過自己這樣的話—也就是我現在的經歷可以為我醞釀出更新更深刻的藝術，苦難可以改變個性，如同放在火爐裡的鋼鐵會發紅髮亮。但這種希望純屬幻覺。人的胃口和野心是無底洞，但是人的經歷卻是有限的。我一生的悲劇在於我的成長總是受到抑制—我只是圍繞著自己的個性在奔波。我似乎命中注定要出沒於我的罪惡所在的地方，注定要讓靠近我的人感到害怕。地方還是那些地方，男孩還是那些男孩。
我不是拉伯雷式的人。我發覺我現在很難記述我的罪惡。但我曾經寫信告訴過博西，一個人的高峰時刻是他跪在塵土中懺悔一生所犯的罪的時候。現在我要講述我的罪了。我當然沒有可供效仿的榜樣。波德萊爾曾想以自己的罪驚動天堂和地獄，由於他寫作的篇幅並不長，他或許達到目的了。我卻無法實現這種奇跡：我無法把泥沼化為白銀，也無法把白色污點變成黃金。我只能隨興所至，雜亂地進行記錄。我必須和羅馬人一樣—把腸子捧在手裡，重新死一次。
我初次體驗的希臘式愛情對象是哈里·馬瑞樂。在此之前，我只能窺得一星半點—羅納德·高爾勳爵這尊奇怪的雕像，還有大城市的陰暗角落。但在那時候，希臘式愛情就如同一場狂歡節，而我還沒有找好面具，所以我只有讓它在奇怪的香氣和紫色的音樂中飄逝。後來我遇到了哈里。他還是個小孩時我就認識他了：他原來住在泰晤士別墅，也就是弗蘭克·邁爾斯和我離開牛津後住的房子。我住在泰特街的時候，有一天他很意外地寫了一封信給我。時間我還記得很準，因為那就是西裡爾出生那年：1885年。我當時31歲，哈里20歲。他這封信寫得很讓人開心，我回信要他到切爾西來看我們。我相信，就在這時候，家庭生活已經讓我感到沉重了。
哈里如約而至，和我們一起吃晚飯。他是個很討人喜歡的小伙子，對浪漫派詩歌有著一種年輕人才有的摯愛。他當時還在劍橋讀書，我們談到了柏拉圖和赫拉克利特[153]的豐富想像。康絲坦絲離開了飯桌—她這個時間很容易犯困—我還清楚地記得，我和哈里單獨在一起的時候我感到很緊張。我們喝了很多酒，我還記得我說了很多關於《會飲篇》的妙語。然後，在四周希臘詞彙的魔力下，我把一隻手放在哈里的胳膊上，他也沒有拒絕。這是我第一次體驗到這種感情，它是讓我日後長期沉淪的感情，是讓我在日後那些愚蠢的歲月裡一直在追求的感情—它削弱了身體，但提升了感官之樂，它讓我成了慾望的奴僕。
我們之間的親近具有學生味，但它喚醒了我內心強烈的喜樂，也產生了可怕的羞恥感。我曾經下決心不再和他見面—確實，在那些個夜晚，我們只是書信來往，卻無肌膚之親。但是他打開了我的雙眼，喚醒了內心潛藏的本性。我知道身體之美不屬於任何一個單一的性別，而像弗拉·安吉利科[154]筆下的丘比特一樣，浮游於兩種性別之上，我原來以為這只是抽像的美—我不曾知道它還是可以品嚐，可以享用的，而且品嚐和享用並不會使原來的美有所減弱。但是，當我發誓棄絕我的藝術中那美妙的理想主義的時候，我的腳就踏上了把我帶入荒野的路。我本來是和蘇格拉底坐在一起的，但現在我發現我的右邊又多了一個亞西比德[155]，而且我在和他一起吃肉喝酒。
一年過去了，我所逃避的本性又顯現在我的面前。如果我把真相向康絲坦絲揭示出一點點，她都會表示驚恐和厭惡，並避開我。所以我把秘密守住了，對它進行撫育，並用歎息和呻吟來澆灌。但天上的諸神殘酷無情地玩弄著我們：我本來是回牛津拜訪佩特的，但是聽了他以「有感官刺激而無感情的生活」為主題所作的長講座之後，我又一次陷入沉淪。
因為，在講座結束後，我正走在街上，突然有個學生跑過來向我自我介紹。我現在發現，其實我一直在被人引誘，而不是引誘別人。儘管按照大眾的想像，我應該和雷斯[156]一樣在煉獄才是，但實際上我並沒有仔細研究這種感情，沒想到它後來會把我害得身心疲憊。當然，我說的這個學生就是羅比·羅斯。他的性格頗為迷人，是沒有多少野心的人才有的迷人。在那些天，他像個孩子一樣反應敏捷。我立刻喜歡上他了。我的第一印象從來不會錯。
我們見過面後，我邀請他去泰特街。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他成了那裡的常客。羅比頗有魅力，他還有一種本領：他能問只有我才能夠回答的問題。他對我很崇敬，所以和他在一起的時候，我就成了可崇敬之人：和他談話的時候，我能夠形成我最出色的對話內容。一個人愛別人的靈魂，到最後竟然會愛上他的肉體。這很奇怪，不是嗎？我們彼此親近，不過我們的友誼中的激情卻轉瞬即逝。確實，我也樂得讓我們的這種肌膚之親轉瞬即逝。我對和我同類的人興趣總不會維持太久—因為這是在欺騙自己，而不是他人。但是羅比給我指了一條路，我心甘情願在上面踐踏，但到後來我的步子越來越疲憊。不過，這種蘇格拉底式的愛似乎把我最好的品質給激發出來了；在這種愛的光照下，以前被壓抑的想像力又蓬蓬勃勃地滋長並壯大起來了。我開始認識自己，並貪婪地尋求新的啟示。
羅比把我介紹給一群天王星上的居民—莫爾·阿迪、莫裡斯·施瓦布和雷吉·特納。他們對自己的生活全都直言不諱，我的面前展現出許多陌生的景象：倫敦北部那些醜陋的鑄鐵尿壺，公園裡那些穿紅著綠的士兵—可以從樹木間窺見，還有騎士橋溜冰場上盛開的奇異的冰上花朵。我被迷住了，但這些天我並沒有像他們一樣，讓自己放縱於這種新的激情。我更願意沉浸在他們的陪伴—而不是他們的罪惡—之中。我們一起到海濱大道的皇冠酒吧，或者到聖詹姆斯一帶逛那些帶色情意味的酒吧，在這些地方打發夜晚的時間，在一起喝酒、抽煙，看著奇怪的、濃妝艷抹的尤物從身邊走過。
皇冠就像所有平原上的城市，是個觀察世態人情的絕佳地方。牆上有框狀牆紙，有的上面似乎還有人簽名，牆紙是暗紅色，使得汽燈光線柔和下來，其狀十分迷人。年輕人看著體育報紙，老年人叼著方頭雪茄，都圍在那些「馬傑瑞」們—這是對「那種」客人的一種老式稱呼，老式歸老式，卻不失其魅力—周圍，和他們逗笑。我還記得一個叫克蒂·費希的年輕人；他在海濱大道和港灣街一帶活動。
「我愛這些城裡的紳士，」有一天晚上他這樣告訴我說，「他們是實實在在的常客。你自己是城裡人嗎，奧斯卡先生？」
「不，我是作家，親愛的。」
「作家，真的嗎？那一定很有意思。我會在新聞裡看到你的名字嗎？」
「不，親愛的，我還沒這榮幸。」我給他要了一杯波爾多紅葡萄酒。
「那麼像你這樣的作家晚上都幹些什麼呢？他會不會想到去碰一碰克蒂的刺呢？」
「不，親愛的，我已經嘗過那滋味了。」
「哎，來吧。我見過人一面就忘記不掉，特別是像你這樣的英俊紳士。」
就這樣，幾個小時就過去了。這中間並不會發生什麼大不了的事，那些看起來比較嚴肅的問題會淡化為一陣笑聲。我記得，在我們的談話中，所有的公眾人物都會成為荒唐可笑的滑稽人物—我們以「格萊斯頓夫人」的說法稱呼格萊斯頓首相，對羅斯貝利，我們直稱為「公主」；而查爾斯·迪爾克爵士，對他的崇拜者則是「切爾西女王」。我覺得這些說法都很有趣，它也讓我有了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現代文明只有在嘲笑中才可讓人忍受，大人物們若是擺得高高的，塑成塑像，那只會非常荒謬。用幽默把他們從高高在上的地位上拉下來這種主意深合我意。我是在玩火，但世界上最好玩的恐怕也就是這東西了。
通過羅比的朋友，我又遇到了其他人。有逛同樣地方的演員，如羅蘭·艾特伍德、奧薩瓦德·約克、西德尼·巴拉克勞這些年輕人，這些人自己的情感就極富戲劇性，所以他們把劇院生活當成了自己生活完美的延伸。他們的陪伴對我很有吸引力，和他們在一起我感到非常欣喜，而在陰森的新聞之屋，以及專業文學人士的帶毒花園，都無法找到這樣的欣喜。
我是在皇冠遇到約翰·格雷的，他是個經歷頗豐的詩人。我想我以前一直夢想找到蘇格拉底式的夥伴關係，找到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愛情和藝術生活。和格雷在一起，我以為這種生活是有可能實現的，可他明白無誤地告訴「在那方面」對我沒有興趣：這種話從一個詩人的嘴裡說出來，顯得很是兇惡。但他還是風度優雅地讓我掏錢幫他出第一本詩集。對我來說，哎，平起平坐者的愛只是證明了一個扯淡的夢而已。不論在藝術和生活上，我的志向都高若雲峰，像我這樣的人注定要遭到不如自己的人背叛。我不可能會有別的結局。
即便在我受審前好幾年的那些日子裡，我就遇到了一些日後注定要給我帶來苦難的年輕人：有的只是成為看客，其他的還會背叛我，他們的背叛加速了我跌倒。愛德華·雪萊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個皮膚白皙、精神緊張的年輕人。他不像其他人那樣受到幻想的焦慮折磨。我在我的出版商處見到他，他當時在出版公司擔任職員；他請我在一本我的作品上簽名，當時他難為情得不得了，索要簽名的時候都不敢看我的眼睛。我對他憐愛交加—憐和愛這兩種感情分開的話，各自都很不錯，若是合在一起就遭殃了。但是對那些看不到自己價值的人，我總覺得有些感動。
在《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首演那天晚上，我給了愛德華一張票—我讓他和法國年輕詩人皮埃爾·露易坐在一起—愛德華後來告訴我，他和那位年輕的法國人坐在一起談話的時候，感到十分難堪。他之所以緊張，是因為他覺得自己不配做我的朋友:難道還有比這更荒謬，更可悲的事嗎？這事一直深深地打動著我，儘管他後來極其卑鄙地把我出賣了。其實他出賣過我三次—我就不把那明顯雷同的情況列舉出來了—一次是向昆斯伯裡僱用的私人偵探說對我不利的謊言，另外兩次是在老貝裡的證人席上作偽證。
所有的後悔都無濟於事—我要後悔的事情太多，至少這個道理我是認識到了—但是愛德華的性情本可以讓我警醒，可惜我是聽不進警告的人。因為我注意到他的性格中有一些天王星性格獨有的弱點—在愛德華這種有缺陷的性格之下，罪惡感和歇斯底里總是和激情如影相隨。我認識了他幾個月之後，他經常給我寫來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信，上面譴責自己犯下了無心去犯的罪，譴責自己的自我背叛—事實上他是在背叛我。他在家裡和自己的父親大鬧了一場，把我也牽扯了進去，鬧到最後甚至被警署拘留了，是我把他保釋出來的，其實我當時就應該用一些措辭嚴厲而精心思考過的話把他打發走，讓他離開自己的生活。但我沒有這樣做，用阿瑟·皮奈諾那句讓人難忘的話來說，我算是「嘗到教訓」了。
有一個小伙子曾經警告過我在追逐的危險—他是彼得·布福德，一個品格高尚之人，他一直到最後都站在我一邊，而且不願作對我不利的見證。我是在阿爾罕布拉劇院遇見他的，就在演出的中場休息之中—大部分戲劇演出中沒有這些中場休息還真不行。康絲坦絲當時在鄉下，所以我把他帶回泰特街了。在情慾方面我對他並不陌生。他有一種奇特的純潔，這是我所沒有的，故而讓我入迷。當然，他的出身比我低得多—他在格雷普街當木匠—但他有一種可靠的本能，我覺得這種本能的價值無可估量。我和比自己差的人打交道並不困難。這類事對我而言實屬無足輕重。我是愛爾蘭人。事實上，英格蘭人可能發現了我在倫敦歸屬於一個不分階級的社交群體，所以他們痛恨我，儘管我想這個群體也不能說有社會主義屬性—有些年輕人若是成了公爵夫人也會很高興。事實上真有兩個人成為公爵夫人了。
彼得·布福德和我成了莫逆之交。我們一起在弗羅倫斯吃便餐—那裡所有的食物都很簡單—他還對我宣講我的生活有多大危險。他對我的天才真正感到佩服，所以也發現了我性格中一些搶眼的缺陷。我會默默接受他的批評：我們只能接受年輕人的批評，因為只有他們才能按照本來面目看待生活。我會對他推心置腹，甚至把那些從來沒有跟自己最熟悉的人講過的陰暗面也告訴他了，他則會給我出主意。是他提醒我警惕愛德華·雪萊的：「他這人反覆無常。」有天晚上他這樣告訴我。「別和他摻和在一起，奧斯卡。」他的先見之明真讓人折服。誰會想到，一個出身寒微的人會比我更有洞察力？誰又會想到，最後他對我所表示出的忠誠和感情會超過我所在階層的人？或許這並不奇怪，因為如果寫一部真正的世界史，我們會發現一個巨大秘密—愛和智力只屬於受到過生活傷害的人。
我先前說過，在我和羅比，以及通過他所認識的人之間，我們的友誼純屬社交性質。儘管我尋求身體上的快樂，我不能在他們在場的時候尋求這種快樂。罪應該是孤獨的，我總是獨自一人去探險。有些夜晚，我為那種致命的激情所擄，就會給康絲坦絲一個托詞，通常是很荒唐的托詞，然後就跑出去求歡。對這種一直驅使著我的強烈需求，我一直未曾理解其本質所在：我腦子裡出現了一塊猩紅色的斑點，受其影響，我只能看到陌生的人物在召喚我。最奇怪的是，我總以失望告終，但又總懷有希望—期待源自過去的體驗，這種期待既是熟悉的，又是常常更新的，就如啄普羅米修斯的那只禿鷹。
人的思想有像懷特查普爾[157]的區域，也有像西區的區域，在追逐新的墮落景象和罪惡之時，我喜歡到那些狹窄的陋巷。我漫步在灰暗骯髒的城市街頭，只想著尋覓伴侶。我的夥伴們告訴我說，這些地方既有可怕的危險，也有可怕的樂趣。他們說我這樣的探險活動是拿自己的生命冒險。但我想說，如果能傾自己一生換取片刻快樂，那該是多好的一件事啊。事實上我也從來沒有害怕過—無疑，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從來沒有遭到攻擊。在我尋找某個酒吧或者一條小巷的時候，我會經過一些沒有鋪草坪的廣場，那裡有成堆的孩子睡在地上。我見過貧窮孤獨的女子徒勞地呼喚解脫。破爛的街道上，街燈閃爍不定，陰影變幻不止，這裡會看到一些鬧出人命的酒後鬥毆。這一切盡收入我的眼底，讓我欣喜。犯下罪孽的人是骯髒的，而罪孽本身卻是美妙的。
在前幾個月，我偶爾逛一逛婁爾·卡特那裡的一家男妓院。這家妓院裝扮成裁縫店的樣子，但那裡從來沒有生產過任何衣服。有時候我也覺得奇怪，為什麼這樣的地方會和海濱大道如此之近—為什麼這裡燃燒的醜聞和罪惡之火沒有把咫尺之外的時尚世界燒著？這家妓院是一座又高又窄的樓房，每層樓面都用木框隔成一間間小屋—每間小屋裡面都有一張骯髒的床。妓院裡的人會把我帶到其中一張床邊，然後會有一個男孩過來。我們的對話總是一樣的—我記得最常說的話是「有零錢嗎，老闆？」—情慾也是一樣的：在一間又小又濕的房子裡，個性會自由綻放，十分美妙。在那裡，我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完全是自由的。在事後，這裡的男孩有時會和我說說話—我對他們的生活很有興趣，我也為他們談論自己生活時的坦誠口吻所吸引。他們對自己所做的事並不感到羞恥：其實他們甚至為自己有機會掙得一份收入感到幸運。
回到泰特街，回到已經入睡的孩子們身邊，我就會感到羞恥—我竟然不顧自己的家庭，不顧自己作為一個藝術家的身份，而放任自己的情慾來主宰自己的個性。不過羞恥是一種奇怪的東西：一遇到更強烈的情感，它就無濟於事了。我無法罷休：我想要最好的東西，但我在尋找最差的。如同哲學家薩丹納帕路斯[158]一樣，誰要是能發明一種新的樂趣，我就會給他一大筆錢。在瘋癲狀態下，我希望犯罪犯得漂亮點，把罪的技巧完善化。浮士德最大的秘密不是理智和情感的分離，而是他實際上是把情感作為完善理智的手段。所以，為了向這個德國思維致敬，我對自己的衝動不加抑制—或許抑制是不對的，因為如果不讓這些衝動發洩到世界上，它們就有可能化作毒藥。有鑒於此，我認為行為放蕩無羈者的生活哲學實際上比清教徒還要明智、高明。清教徒是文明的最大敵人，因為他們不能理解文明的基礎乃是快樂。
你應該能理解，為什麼在很多社會底層人中間，我的知名度不亞於我在他們的統治者中的知名度。牛津街的窄巷我很熟悉，皮卡迪利的男孩每次在我經過的時候也會對我吹口哨或者發出噓聲：正因這一原因，我很少陪妻子一起去斯旺和埃德加購物中心。
但是當我在罪惡行徑上更駕輕就熟之後，我找到了放縱這些罪惡的其他地方。這些街道的名字在我的想像中燃燒，彷彿我進入了地獄之門，看到了維吉爾所指出的那些可怕詞語：藍錨巷、孟買街、格雷胡同、維爾克羅斯廣場。我在夜總會和那些可恥的街角尋找拉撒路[159]，找到後我堅持親吻他的嘴唇：所以我開始發高燒。有的夜總會把男孩叫賣給老人和惡人；有的房間裡人們在滿足或者生產各種奇怪的情慾。意亂情迷中，我會親吻男孩的全身。那時候我能隱約瞥見那些產生鬼神的性儀式的秘密。
有時候我也會帶著害怕和顫抖從這樣的地方跑開；那時候最不經心的一聲叫喊我也會以為是針對我的，打著琥珀色燈光的出租馬車也像是把我快速帶入地獄的馬車。我行色匆匆地經過黑暗、空寂的街道，如果值勤的警察把火炬照在我身上，我會大驚失色。汽油燈的燈光是骯髒的黃藍色，在我行走的時候，它彷彿緊跟著我，我的心會在一個空蕩蕩的地方狂跳不已。這，就是我的生活所變成的模樣。
但是也有時候，我會帶著平靜和健康的甜美感覺離開夜總會。就是在這些身體得到了高度釋放的時刻，妙語美言會不約而至；我會把它們記在筆記本上，並用於自己的藝術作品中。我記得我有一首完整的詩—叫《黃色的交響樂》，這時候我的詩歌還有標題—是我凌晨走在倫敦街頭上寫就的。那時候，我非常熱愛這樣的凌晨；夜總會和廣場從一片漆黑過渡成珍珠灰色的陰影，輪廓漸漸呈現。經過公園的時候，會有馬車從身邊經過，前往考文特花園，車上的鄉下人會向我道早安。城市就如人的身體：每天都能清清白白地起床，穿上奇異而榮耀的服飾。
同樣，我的個性也起床了。在這些日子，我經歷了雙重生活的奇妙。我真心同情窮人，按照某種返祖的本能，我都想深入到他們中間，和他們一樣生活。但我最後把這種想法化成了思想的刺激—走在倫敦的陰影之中，從一定距離之外觀察生活的光彩—這樣的生活幾個小時前還是我的，而且只要我願意，就會一直屬於我。
到最後，性只能滿足我的驕傲，而不是迎合我的快樂。我成了有頭沒有身體的人，正如拉維納女神的圖畫一樣，因為對罪的記憶比罪的過程更有趣。罪加速了快樂，這快樂源自思想而非感官。我體驗到了各種快樂，因為我並未沉湎於這些快樂，我是超脫的，獨立，且不會消融其中。當我俯身親吻那些男孩時，我能從他們的眼中看到我自己：我是兩個人—一個我在體驗著極度快樂，另一個用疲憊的眼睛在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