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人生觀，直白而言就是，你的人生應該是什麼樣的，你應該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有人問理學鼻祖張載，你的人生觀是什麼？張載當時正站在山坡上，清風吹來，白衣飄飄。他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有人問未發跡時的東漢開國皇帝劉秀，你的人生觀是什麼？劉秀垂涎欲滴道：「當官要當執金吾（京城衛戍司令），娶妻當娶陰麗華（當時以美貌著稱）。」
有人問東晉權臣桓溫，你的人生觀是什麼？桓溫把長矛猛地插到地上，面向東方的紅日，長嘯一聲：「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
如果你去路邊問個乞丐，你的人生觀是什麼？他會愣一下，然後拿出職業的微笑：「大爺，可憐可憐我吧。」
那麼，在王陽明看來，我們每個人的人生觀應該是什麼樣的呢？
一、人人皆可為堯舜
有一天，弟子王汝止外出歸來。
王陽明問他：「一路上都見到了什麼？」
王汝止平靜地回答：「我看到滿街的人都是聖人。」
王陽明笑笑，說：「你看滿街人都是聖人，他們看你也是聖人。」
二人正在心照不宣地相視而笑，又一叫董蘿石的弟子慌慌張張地從外面衝進來，神秘兮兮地對王陽明說：「我今天看到一件大奇事啊！」
王陽明問：「什麼稀奇事？」
董蘿石激動地直搓手：「我看到滿街人都是聖人！」
王陽明笑笑，故作不屑：「這算什麼稀奇事，再正常不過。」
「滿街都是聖人」之典來自於朱熹。朱熹當年在泉州看到當地濃郁的宗教文化氛圍後，不禁大發感慨地說出「此地古稱佛國，滿街都是聖人」的贊語。
「聖人」這種稀世珍品很難得，如果不瞭解王陽明的心學精髓，肯定會認為他和兩位弟子都精神錯亂而說胡話呢。滿街都是聖人，意為人人都是聖人，這種話語，王陽明說得很多。
他曾在一次講學間隙對弟子們說：「人人胸中都有個聖人，只是不自信，又不肯努力，所以埋沒了這位聖人。」
弟子們唯唯。
王陽明看著一位弟子說：「你胸中有個聖人。」
這名弟子馬上站起，慌張得很：「不敢。」
王陽明叫他坐下，笑著說：「眾人皆有，你怎麼就沒有？天下萬事都可謙虛，唯獨這事不可謙虛。」
該弟子笑著接受。
王陽明掃視眾弟子，先誦了自己的一首詩：「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然後他又語重心長地註解道：「人皆有良知，聖人之學，就是致此良知。自然而致的是聖人，勉強而致的是賢人，不肯致的是愚人。雖是愚人，只要他肯致良知，就和聖人無異。此良知所以為聖愚之同具備，而皆可為堯舜者，以此也。」
這種論調是破天荒的。因為孔子和孟子都說，上智與下愚不移。意思是，上智就是上智，下愚就是下愚，大部分人無法成為聖人，所以大部分人是不平等的。但王陽明卻說：下愚不是不可移，而是不肯移；只要他移了，肯致內心固有的良知，那就是聖賢。
既然大家都是聖賢，或是潛在的聖賢，那人人就是平等的。這就是王陽明的人生觀之一：要自信，人人都是平等的；不可自傲，因為人人都是平等的。你不比別人差，也不比別人高明。
1526年，王陽明的幾個弟子去京城參加科舉，回來的路上，他們向遇到的人講授王陽明心學。讓這些弟子大感意外的是，很少人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持懷疑態度。他們大惑不解，問王陽明：「老師的良知學，直指本心，一語道破，為何還有那麼多人不相信？」
王陽明說：「你們是怎麼講的呢？」
弟子們紛紛說了自己的講授方法，這些方法都有個特點：居高臨下，給別人灌輸知識。
王陽明說：「你們這是扛著個『聖人』去給俗人講學，俗人一見『聖人』來了，都給嚇跑了，還有誰能用心來聽呢？」
眾弟子大為驚駭。
「你們如果把自己當成聖人，那人家也是聖人，不可居高臨下。你們如果把人家當成是愚夫笨婦，自己也要成為愚夫笨婦。如此才是真講學。」
即是說，人不能有凌駕於他人無論是品格、還是能力之上的傲慢，因為人人都是平等的。
有弟子吹捧王陽明：「先生如同泰山在眼前，若不知敬仰，就是沒有眼珠的人。」
王陽明反問：「泰山不及平地廣闊，你在平地上又能看到什麼？」
人要做廣闊的平地，勿做突兀的泰山！
二、意志獨立方有自尊
心學是讓人自信的學問，自信的基石就是自尊。成為一個擁有自尊的人，起腳處就是要擁有獨立意識、獨立精神，人只有在思想上獨立，才有自尊可言：
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也不敢以為是也；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也不敢以為非也。
這就是「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深層含義則是，每個人應該有獨立意識，不可活在權威和傳統中。而獨立意識的產生源於我們的良知，良知說是，即是；說非，即非。只以我良知之是非為是非。
擁有獨立意志是王陽明心學的靈魂，這在心學入門課《大學問》中的開篇即已點出。
《大學》開篇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朱熹對這句話中的「親」字有異議，他認為應該是「新」。
所以這句話用朱熹的口吻來解釋就是，大學（相對於古代的小學）的宗旨就是弘揚光明正大的品德，讓人棄舊圖新，使人邁入完美無缺的人生境界。
王陽明則認為，就應該是「親」：大學的宗旨就是弘揚光明正大的品德，愛天下人，讓人邁入完美無缺的人生境界。
一個是讓人棄舊圖新，一個是愛天下人，這就是朱熹理學和王陽明心學的不同之處。
「新民」和「親民」到底有何不同，我們可以用下面的歷史事實來說明。
西周初期，周公把姜太公封到齊地為王，把周公的兒子伯禽封到魯地為王。
姜太公五個月後就來報告政情。周公問：「這麼快？」
姜太公答：「我簡化了政府的組織，禮節都隨著當地的風俗。」
三年後，伯禽姍姍而來報告政情。周公問：「如此慢？」
伯禽回答：「我改變他們的風俗，革新他們的禮節，搞得我精疲力竭，總算完成了。」
周公說：「如此看來，後代各國必將臣服於齊啊！處理政事不簡易，民眾就不能親近他；平易近人的執政者，民眾一定歸順他。」
後來，齊國成為東方強國，一度稱霸諸侯；而魯國漸漸衰弱，龜縮在山東泰山腳下，漸漸被遺忘。
姜太公和伯禽的治國方略就是「親民」和「新民」的區別。姜太公用的是「親民」，也就是順著百姓的心而用心，不僅關懷他們的生計，更關懷他們的心靈，不違背他們的意志，使他們有獨立精神；而伯禽用的是「新民」，用權力按自己的意志來教化、啟蒙，改造民眾，使他們成為自己希望的那種人。
從這一點而言，「新民」就是統一思想，不管別人的意志和感受，強行使他們進入自己設置的軌道，使人的獨立意志和獨立精神徹底喪失。
人類的發展史告訴我們，你愛一個人，就該給他自由，身體上的自由和思想上的自由。你不喜歡被人強迫自己的意志，就不要去強迫別人的意志。
當人有了自尊後，確切地說是確信了良知後，王陽明說，你就成了狂者。
「狂」不是喪心病狂、精神錯亂或者是目空一切的人，孔子把人分為四等，中行、狂、狷、鄉願。
「中行」是符合中庸的人，這種人生境界很難達到。而「狂」呢，古典儒家解釋說，處於這種人生境界的人是果敢揚言，一心一意立志於古聖人的理想主義者，但卻被世俗認為言行不一而招致誹謗。
如果你連這種人生境界都不敢追求，那只好求其次，不屑於不潔之事，這就是狷者。至於鄉願，孔子爆粗口道：「它是道德的賊！」孟子註解道：「同流俗一個步調、與濁世同呼吸，態度似忠信，行為似廉潔，人人都喜愛他，是個老好人，尤其要命的是，他也認為自己的方式是對的。」
對於「狂」者，王陽明深有體會。他在江西平定朱宸濠之亂後，不知什麼原因，謾罵責難他的聲音越來越多。王陽明問他的弟子們：「你們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嗎？」
有弟子說，因為先生立下不世奇功，所以很多人都嫉妒先生，因妒生恨。還有弟子說，這是因為自先生的學說影響力已如氾濫的黃河一發不可收拾，而那些朱熹門徒自然要站出來反抗讓他們耳目一新的學說。更有人說，先生建立了如此功勳，尊崇先生的人會越來越多，根據辯證法，那些排擠阻擾先生的人就越來越賣力。
王陽明搖頭笑道：「諸位的話都有道理，但並不是根本。最根本的原因是，未發現良知妙用之前，我對人對事還有點鄉願的意思，可我確信良知的真是真非後，就發現只要我按照良知的指引去為人處世，心情非常愉快，頭腦格外清晰，不裝體面，不在乎別人怎麼看，由此就養成了『狂者』的胸襟。即便全天下人都講我言行不符也毫無關係。古聖人說，狂者是一心一意立志於做聖人的理想主義者，我看應該是立志於我們固有的良知吧。」
這就是王陽明的人生觀之一，狂者看上去實行起來難，但只要你不虛飾、不藏隱，照本心（良知）率直地行動就算成功。若犯了錯誤，只要改正即可，這是入聖的真大道！
這是自尊，那麼無畏呢？
如果你信良知的真是真非，自然就有大無畏的精神氣充盈你的心間，讓你成為一個擁有獨立意志、頂天立地的人。倘若有人強迫你的意志時，你該無所畏懼奮起反抗。王陽明說：「只因世上的人把性命看得太重，也不問是不是該死還是不該死，一定要委屈地保全性命，就是這種保全才喪失了天理。一個人可以傷害天理，還有什麼事幹不出來？如果違背了天理，那和禽獸就沒有分別了。假使在世上苟且偷生成百上千年，也不過是做了成百上千年的禽獸。我們為學之人，必須在這些地方看清楚、弄明白。」
儒家開山鼻祖孔子說：「真可以稱之為人的（志士仁人），向來是殺身以成仁，從來不求生以害仁。」這段話的意思是告訴我們，一個真正的人「不能為求生而損害人必須具備的要素——仁，應以犧牲自己來成全仁」。
王陽明的人生觀之一即是如此：心即理，違背良知指引而不奮起抗爭，就是違背了天理。所以做人，應該在良知的指引下無所畏懼。遇到良知所認為的不公時要敢於抗爭、善於抗爭。因為萬物一體，所以你為自己抗爭時，就是在為別人抗爭；為別人抗爭，就是在為自己抗爭。
波士頓猶太人屠殺紀念碑上有一段話，很能說明這點：他們接著來抓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他們又來抓工會會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會員；他們再來抓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他們最後來抓我，這時已經沒有人替我說話了。
三、內聖外王
王陽明認為，每個人的人生態度應該是自尊無畏，而人生目的則是內聖外王。
「內聖外王」是儒家門徒千年的理想，意為內有聖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即人格理想與政治理想的結合。連瞎子都看得出來，這不可能。所以最早提出「內聖外王」的不是擁有超強進取心的儒家，而是舉著高調理想主義大旗的莊子。
所謂政治，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政治家就是處理這個關係的人。政治先天性的帶有陰謀和血腥氣質，它恰好和道德品質水火不容。儒家門徒千年以來，始終想把二者強扭到一起，可千年的歷史證明：「內聖」的人肯定無法「外王」，比如孔子，他的功業就乏善可陳；而「外王」的人肯定不是「內聖」，比如諸多的開國皇帝，哪個不是靠陰謀陽謀取了天下？
儒家面對「內聖」和「外王」的割裂，只能做一件事：乾瞪眼。
王陽明以為，每個人都可以輕而易舉地做到「內聖外王」，只要你明白「內聖外王」是怎麼回事。他說，所謂內聖的「聖」不是外在的道德準則，而是你內心的良知。你內心的良知告訴你的是非對錯就是你的道德準則，這個道德準則是按你良知的指引隨時變化的：
良知即是《易》，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
良知就是《易》，易之道就是變化，根據不同時期、不同地點和條件，表現為不同的形式和作用。如果你把道看成是固定不變的，那就大錯特錯了。同樣，你把道德規則看成是固定不變的，那就更大錯特錯了。
打人違背道德，但當有人正準備把孺子扔到井中時，為了解救孺子，你只能打他。這個時候，打人就是道德的。欺騙是不道德的，但當你在無惡不作的敵人身邊臥底，你對敵人倘若真誠不欺，非但不道德，而且極不明智。
「內聖」是我們不被遮蔽的良知，「外王」並非是可用外在標準衡量的「功業」，而是行我們那不被遮蔽的良知：
立志用功，如樹使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說得已很明顯：只要你能用心栽培樹芽，就必有枝葉花實；只要你能行那不被遮蔽的良知，就必能產生外在標準衡量的功業！
良知「變動不居」「剛柔相易」，我們行它時自然也要「變動不居」「剛柔相易」。也就是，不要拘泥執著，凡事以適宜為唯一準則：
義（適宜）即是良知。如受人饋送，也有今日當受的，他日不當受的，也有今日不當受的，他日當受的。你若執著了今日當受的，便一切受去；執著了今日不當受的，便一切不受去，便不是良知的本體。
聽命於君主是忠，忠是一種道德品質。但在1519年，江西南昌的寧王朱宸濠造反，王陽明正奉旨去福建的路上，得知這一消息後，他立即抗旨不遵，返回江西和朱宸濠開戰。這只是因為王陽明的良知告訴他，如果不能迅速平定朱宸濠，那江南百姓將大遭塗炭。他只不過在行良知而已。而其平定朱宸濠後來也成了他的「外王」標誌之一。
由此可知，「內聖外王」就是致良知。只要你能致良知，那在任何領域都能創建功業。有人問王陽明：如果在聲色貨利上行良知，算不算？
聲色貨利始終是被儒家排斥的，認為它們全是人欲，沒有天理。而王陽明卻回答：「當然算！只要你能真切篤實地行良知，偶爾碰到聲色貨利，就不會成為負擔，自然會去依循良知並對它作出反應。良知僅在聲色貨利上用功，若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無一絲蒙蔽，那麼，即便與聲色貨利交往，也全符合天理。」
心即理，符合天理，即符合吾心，「內聖外王」後的功業自然而然產生，簡直就是水到渠成。君王能「內聖外王」，就能成為真正的聖君；讀書人只要能「內聖外王」，就能成為真正的聖人；生意人只要能「內聖外王」，就會成為富可敵國的王者。甚至是環衛工人，只要能「內聖外王」，也能成為該領域的翹楚。
在王陽明看來，這就是我們每個人應該具有的人生觀，也是人生的終極目標！
四、不過度，不執著
王陽明的弟子陸澄有一天忽然接到家信，信上說，他兒子病危。凡是個爹，聽到親兒子有危險，就不可能無動於衷。於是他的臉馬上呈現了憂苦狀，心裡更是萬分憂愁，不能自已。
王陽明聽他說了這件事後，居然有點小欣喜：「啊呀，這正是大好時機啊！」
陸澄有點生氣：我兒子可能要病死了，你居然說這是大好時機，你為何不說蒼天有眼呢？
如你所知，陸澄誤會了王陽明。王陽明說的「大好時機」其實是這樣的：「你現在正是用功時，如果錯過這個機會，平時講學又有什麼用處？人就是要在這時候練心。」
原來，這是練心的最好時機，怎麼練呢？
王陽明說：「父親愛兒子，感情至深，但天理有個『中和』處，過分了就是私心。此時，人們往往認為按天理應該煩惱，就去一味憂苦而不能自拔，正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一般說來，七情的表露，過分的多，不夠的少。但稍有過分，就不是心的本體，必然要調停適中才算可以。譬如，父母雙親去世，做兒女的哪有不想一下子哭死心裡才痛快呢？然而，《孝經》中說：『毀不滅性。』並非聖人要求世人抑制情感，天理本身自有界限，不可超越。人只要認識了心體，自然分毫都不能增減。」
這個故事在《傳習錄》中相當有名氣，它是陽明學方法論「事上練」最經典的案例解讀。要通透瞭解這段話，首先應普及理學的基本概念。朱熹認為，人的心分為性和情兩部分。性是天理，比如人心所固有的仁、義、禮、智、信。情則是欲，比如七情。朱熹說存天理去人欲，就是保存仁義禮智信，祛除七情。既然把人心所固有的七情祛除了，人心就不圓滿，所以朱熹讓人去萬事萬物上求索「理」來填補七情六慾的陣地。
這就是朱熹所謂的「性即理」，而王陽明則說「心即理」，就是性和情都是天理。
王陽明說：「喜怒哀懼愛惡欲，人稱七情，七情都是人心固有的，從良知生發出來，需要良知去控制。七情好比浮雲，良知好比太陽。太陽不會總停留在一處，但無論何處，只要有一線光明，就全是陽光所在處。天空即便佈滿雲霧，只要太虛中還能分辨顏色和形式，便為陽光不滅處。
「不能僅因為雲能遮日，就要求天不產生雲。七情順其自然地流露，也是良知在起作用。但是又不能太執著。執著、七情都稱為欲，都是遮蔽良知的。當然，稍有執著，良知就會發覺。發覺了就會克除遮蔽，恢復本體了。」
把這段議論和陸澄的故事聯繫起來，我們就可知王陽明的人生觀：每個人都有七情，但不能過度。陸澄半死不活的樣子就是過度了，過度就是執著，死盯一點鑽牛角尖。這就不是「和」，不是中庸。
不過度、不執著，不逆情、不立異，始終處於良知所指引的平衡狀態，這就是貴和尚中。
怎樣理解不立異、不逆情呢？
僅以陸澄的故事來說，陸澄在「哀」這個情感上過度了，所以是逆情，違背了良知所教導的人的情感。假設陸澄得知兒子病危的消息後，哭天搶地，絕食絕飲，奔走呼號，這就抵達了逆情的高境界：立異。
在王陽明看來，七情是人固有的情感，中和時是天理，過了就不是，太過就是立異，那簡直就是喪良知的表現了。
什麼是在人固有的情感上立異呢？
比如「守孝」，儒家認為，父母去世後，兒子應該守孝三年。王陽明也認可這種禮，因為這是良知的指引，它是我們對待父母情感的一種儀式和表露。但有人為了證明自己是世間獨一無二的大孝子，竟然守孝六年，更有人守孝九年。還有人本來守孝三年，過了幾年後，突然發神經又跑去守孝三年。這就是立異，因為它已不是中和，太過了。
用王陽明的說法，你做得這麼過，安的是什麼心？
當然，這種「立異」害不了別人，幾乎成不了榜樣。還有一種立異，可就是在良知上插刀了。
公元632年，是千古一帝李世民執掌大唐帝國的第六個年頭。春節前夕，李世民突然頒布一道動人心魂的聖旨：明年秋季斬首的三百餘名重犯釋放回家過節，可在明年秋天回來受死。
要知道，這些死刑犯可都是殺人越貨的主兒，釋放他們回家等於是放虎歸山。令人萬分驚愕的是，第二年秋天，三百餘名重犯全都回到刑部大牢，無一人缺席！
李世民心花怒放，說：「看看這些人，如此守信，這說明還有良心。」
眾大臣說：「是啊，應該好好獎賞他們的良心。」
李世民大手一揮：「無罪釋放！」
這就是史冊上白紙黑字的「李世民縱囚」事件，當時的大臣們紛紛讚頌李世民的英明和仁德。他們認為，是李世民讓他們回家過節的「仁愛」行為感動了囚徒們被遮蔽的良知，使他們紛紛致了良知，信守諾言，心甘情願地回到大牢裡等著被砍腦袋。
這件事真有如此簡單？
如果你用陽明心學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只需如王陽明那樣問一個問題就可得到真相：李世民你釋放囚徒，安的是什麼心？
李世民明知那些囚犯都是死刑犯，卻釋放他們，這是視國家法度為兒戲。傻子都知道這是不對的，可李世民卻故意犯錯，他安的心肯定不是公心，必是私心。這個私心就是：粉飾太平，向天下人宣揚自己的教化。這就失去了「中和」，就不是良知的本體了。
另外，那些囚犯居然都回來受死。趨利避害是人之常情，尤其是這些死刑犯的心理。他們竟然不趁此逃避山林，反而回來引頸就戮，他們安的是什麼心？
固然，他們安的也是私心。這個私心就是：既然你要門面，我就給你門面，你好了，我也肯定好，我按你的程序去表演，你們的虛榮心得到滿足，免除刑罰是肯定的！
北宋大學者歐陽修針對李世民的縱囚，寫過一篇文章就叫《縱囚論》，他把李世民和囚徒們的非「中和」之心揭露得淋漓盡致：「李世民知道釋放囚犯回去，他們一定會回來以希望被赦免，所以才釋放他們！被釋放的囚犯預料自動回來一定能獲赦免，所以才會回來！料想囚犯一定會回來才釋放他們，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心思；料想上面一定會赦免他們才自動回來，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是上下互相揣摩造成這種聲譽，哪裡有什麼教化作用！如果不是這樣，那麼李世民即位已經六年，天下卻有這麼多罪大惡極的死囚；然而釋放一次就能使他們視死如歸，保存信義，這哪裡講得通啊！」
他諷刺挖苦道：「釋放了回來的就按國法殺掉，然後再釋放一批，囚犯又回來了才證明是教化的作用，但他們一定不會回來了！如果屢次赦免，那麼死刑犯就都不會死了，這能夠作為天下的法度麼？」
這就是立異，違背了良知的「中和」。在王陽明看來，人生在世，不可逆情和立異，因為他們都不是良知的本意。
「貴和尚中」的另一要求就是「不器」。
很多年以前，孔子和他幾個著名弟子坐在郊外閒聊。當時草長鶯飛，碧空湛藍如洗，好不快活。孔子對幾個弟子說：「不要認為我比你們年紀大，就不敢在我面前隨便說話，你們平時總在說：『沒有人瞭解我呀！』如果有人瞭解你們，那麼你們打算怎麼辦呢？現在，你們就暢所欲言，說說你們的人生志向。」
子路搶先說道：「一個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夾在大國之間，常受外國軍隊的侵犯，加上內部又有饑荒，如果讓我去治理，三年工夫，就可以使人人勇敢善戰，而且還懂得做人的道理。」
孔子微微一笑。
又問冉求：「你呢？」
冉求思索一會兒，慢慢回答：「一個縱橫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國家，如果讓我去治理，等到三年，就可以使老百姓富足起來。至於修明禮樂，那就只得另請高明了。」
孔子又轉向公西赤，問：「你呢？」
公西赤很惶恐，說：「我不敢誇口說能夠做到怎樣怎樣，只是願意學習。在宗廟祭祀的工作中，或者在同別國的會盟中，我願意穿著禮服，戴著禮帽，做一個小小的贊禮人。」
最後，孔子問一直在擺弄瑟的曾皙：「你小子說說吧。」
曾皙清了清嗓子，說：「我和他們三位的才能不一樣呀！」
孔子說：「沒說才能，只說人生志向。」
曾皙臉上呈現出靦腆的紅光來：「我呀，我的志向有點不著調。我盼望的是，暮春時節，春天的衣服已經上身。我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個青少年，到沂河裡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風，一路唱著歌兒回來。」
子路、冉求和公西赤都嗤之以鼻：「這哪裡是志向，簡直是遊戲人生！」
想不到孔子高興得大叫一聲，道：「我是贊成曾皙呀！」
子路、冉有、公西赤三人臉色微變。
聚會散後，曾皙單獨留下，問孔子：「他們三位的話怎麼樣？」
孔子回答：「也不過是各自談談自己的志向罷了。」
曾皙又問：「您為什麼笑仲由（子路）呢？」
孔子回答：「治理國家要講禮讓，可是他說話一點也不謙讓，所以我笑他。難道冉求所講的就不是國家大事嗎？哪裡見得縱橫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就不是國家呢？公西赤所講的不是國家大事嗎？有自己的宗廟，有同別國的盟會，不是諸侯國家又是什麼呢？如果公西赤只能做個小小贊禮的人，那誰能去做大的贊禮人呢？」
針對這個故事，弟子問王陽明：「孔門弟子共聚一堂，暢談志向。子路、冉求想主持政事，公西赤想主管禮樂，多多少少還有點實際用處。而曾皙所說的，似乎是玩耍之類的事，卻得到孔聖人的稱許，這是怎麼回事？」
王陽明回答：「子路、冉求、公西赤有憑空臆想和絕對肯定的意思，有了這兩種傾向，就會向一邊偏斜，顧此一定失彼。曾皙的志向比較實際，正合《中庸》中所謂的『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前三個人是『汝器也』的有用之才，而曾皙是『君子不器』的仁德通達之人。但是前三個人各有獨特才幹，不似世上空談不實的人，所以孔子也讚揚了他們。」
人生是不斷變化的，是條不規則的波浪線，我們無法掌控這條波浪線。子路、冉求、公西赤就是想掌控這條波浪線，要在這條波浪線上定下一個點，向那個點前進。而曾皙則是隨著波浪線前進，到哪裡就做適合在那裡做的事。
前三人先把自己確定為器皿，子路是大水缸、冉求是飯盆、公西赤是瓦罐，曾皙卻沒有，它把自己當成了水，流到什麼樣的地方就會成為什麼樣的器！
孔夫子教導人要「不器」。不要做器皿那樣的人，比如你認為自己是個飯盆，突然遇到只有水缸能盛的東西，你就只能乾瞪眼。
王陽明也教導人要「不器」，有弟子問他：「孟子說，持中庸態度而不變通，還是執著在一點上（執中無權猶執一），您怎麼看？」
王陽明回答：「『中』就是天理，就是『易』，隨時變易，怎麼能『執』呢？必須因時制宜，很難預先定一個規矩。有些人一定要將道理一一說得沒有漏洞，要立一個固定的格式，這正是所謂的『執一』。」
王陽明不是說，我們不能有人生理想，而是應該因地制宜，不可把自己先限制死。
五、有善有惡是習氣所染
人人皆有良知，為何有人會流芳千古，有人則遺臭萬年？為何有人出類拔萃，有人卻碌碌無為？為何有人是善人，而有人就成了惡人？
這些問題的答案很簡單：他們的人生觀出了問題。用王陽明的話講就是：他們的心，失去了本體。所謂失去本體，其實就是良知被遮蔽，不能正常工作了。所以王陽明說，有善有惡意之動。良知一旦被遮蔽，所發出的意（念頭）就有了善惡，而有了善惡之後，又不肯為善去惡，所以人生觀就有了善惡。
良知是如何被遮蔽的呢？
王陽明的結論是：
習氣所染。
習氣就是我們身處的社會，王陽明不無遺憾地說，由於不是每個人都自動自發地去致良知，所以由眾人組成的這個社會不是真誠惻怛的，而是充滿了客套和虛偽。
很多人為了生存下去，只能客套和虛偽。諸多客套和虛偽的道理與聞見漸漸進入我們的心，久而久之，日日增多，不能真誠惻怛，良知於是被遮蔽。
心學鉅子李贄發揮道：「良知既然被遮蔽，則若發而成為言語，其言語就不是出自衷心的東西；見而成為政事，政事就無根袛；著而成為文辭，文辭則不能達，欲求一句有德之言，終於不能得。緣由何在？因為童心（見後文）已經被障蔽，我們把由外而入的聞見、道理當成了我們的心。」
已經以世俗的聞見、道理為心，那麼，所言者皆社會中的聞見、道理之言，不是出自良知之言；言雖巧，同真我（良知光明的我）有什麼關係呢？這不恰恰是以假人說假話，而事是假事、文是假文嗎？其人已經假，則實行起來則無不假。
於是，「以假言與假人言，則假人喜;以假事與假人道，則假人喜;以假文與假人談，則假人喜」。因為無所不假，所以整個社會是大假一片。
王陽明說，在整個一片假的社會中：
卑者昏於嗜欲；高者蔽於見聞。
卑者諸如桓溫，名利熏心（嗜欲），只要出名就可以；高者譬如劉秀，由於他當時所處的社會觀點可能就是「做大官，娶美女」（見聞），所以他被見聞所蔽，才樹立了這樣不爭氣的人生觀。十幾年後，隨著他的成就不斷增強，他的人生觀也就成為成就帝業，匡濟百姓了。
還有一種高者，就是自視學識淵博，見多識廣的人。王陽明曾對人說：「當初在龍場驛站時，聽我講心學的人都是蠻夷，和我聊天的人都是中土亡命之人，和他們聊良知，他們一聽就懂，手舞足蹈。後來和一些知識分子聊，總是處處碰壁。這就是聞見越多，良知被遮蔽得越重。」
那麼，是不是我們不進入社會，我們的良知就不會被遮蔽，而我們很容易就可成為聖人了呢？
王陽明大搖其頭說：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
如果我們的良知被習氣所染而遮蔽了，那我們心發出的意就有了「善惡」，有了善惡，卻不為善去惡，你的人生觀也就有了善惡。解決它的方式很簡單：就是光明我們的良知。
你的世界觀正確了，才有正確的人生觀。如果每個人的人生觀都是正確的，那這個世界就很容易進入大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