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水不忘挖井人」，這句教人們感恩的話，在泥濘的政壇上似乎變了味道。這種變化是雙向的。其一，挖井人的目的不只為某人飲水，也許是想籠絡更多與自己一樣會「挖坑」的人；其二，哪怕某天挖井人不挖坑了，也渴望吃過自己井水的人沒齒難忘。說白了，是一種遠見性的投資。
把這種唯心的引申義用在科爾和默克爾身上，不足為過。
在「黑金案」爆出之後，科爾認為自己必須維護作為「德國統一總理」的歷史地位。錯誤的確犯了，可成績卻不能置之一旁不理不睬，免得自己為他人做嫁。科爾想得很清楚，他要為自己的榮譽而戰。
朔伊布勒對科爾的「憎恨」來源於施萊伯，施萊伯不止一次表明要將朔伊布勒拖下水。他甚至以威脅的口吻表示，關於政治黑金案的所有細節，在必要的時候一定和盤托出。顯然，這是擺明了要跟朔伊布勒明刀明槍地對抗，要讓朔伊布勒再也抬不起頭來。
朔伊布勒也不是省油的燈，他覺得在這件案子裡，他有點受委屈了，施萊伯和科爾明顯沆瀣一氣，把槍口一致對準自己。
也就是在這樣一個特殊而敏感的時刻，默克爾看準時機，一招制敵。她的那篇發表在《法蘭克福匯報》上的文章，在將自己推至風口、成為新的民眾「發言人」的同時，也是將自己與科爾的關係徹底打入冰窖的開端。
這很好理解。在當時的情況下，默克爾早已看清了形勢，絕不能在這樣的當口選擇一條「不歸路」，而性情中的謹慎、果敢、穩健的作風，又同時推動著她必須在政治領域有所建樹，這一切客觀和主觀因素讓默克爾在被動的情況下，做出了在今天來看明智萬分的決定。
2000年11月，《赫爾穆特·科爾——我的日記：1998—2000年》出版，科爾希望通過這本書對自己遭遇的不公平詆毀進行辯駁，其中的關鍵部分是回應朔伊布勒在《人生》中的辯解。
值得玩味的是，在日記裡科爾隻字未提默克爾，看來，這個「挖井人」是想通過這種忽視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曾經一手提拔起來的得力干將的不滿。
不過，在2000年4月的埃森黨代會上，在無法迴避的情況下，科爾還是用「沒有其他任何一個人的競爭，默克爾得到了95%以上的選票，順利成為第一位女主席」這樣的一句話將之帶過。畢竟，有些人的光芒是無法遮掩的。
若說科爾與默克爾的關係顯得撲朔迷離也在情理之中，兩人到底曾是「師徒」關係，再僵也不至於公開叫板。可一旦涉及與朔伊布勒的分歧和矛盾時，科爾的情緒就會變得特別激動。「作為黨主席和議會黨團主席，朔伊布勒之所以失敗完全不是因為我和他的政治權力鬥爭，這樣的結論是完全錯誤分析的結果。」
他甚至公開表示：「我完全沒有參與任何政治陰謀。」由此可見，科爾出版這本書的終極目的是為了「討好」默克爾，對抗朔伊布勒也只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舉措罷了。重新恢復名譽是科爾的燃眉之急，這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百倍，而這個過程自然少不了默克爾的鼎力相助。
事實上，儘管科爾已經回到黨內，但名譽的損失讓他在出席各種活動時顯得尷尬不已。他迫切想要恢復自己的名譽，而最好的方法就是重新成為基民盟的名譽主席，這並不是件容易辦到的事情。若沒有默克爾的首肯，便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故此，考慮到「黑金案」以及默克爾對此發表的那篇文章，科爾也是有怒不能發，他實在需要默克爾這個「吃水人」。
或許，政壇尚不想讓科爾馬上倒台——在科爾的親信，基民盟不萊梅州主席諾依曼六十歲生日活動上，「堅冰」終於迎來了第一次解凍的機會。科爾和默克爾在一間小屋裡進行了秘密會談，其後兩人還通過幾次電話。
從大局上看，科爾想要恢復名譽的想法有望實現，默克爾肯與之會面、通電話就是個好兆頭。可實際上，默克爾根本沒意識到這件事的重要性，壓根兒沒萌生任何恢復科爾榮譽的想法。與此相反，她甚至越發覺得自己與科爾這樣的聯繫會慢慢成為負擔。
科爾是政治老手，怎能不知默克爾的真實想法？當他感受到默克爾沒有「救心」之時，也不再對借助默克爾的幫助重新獲得名譽抱有希望，尤其是他不再指望能再次當上基民盟的名譽主席。
德國的歷史繼續前行，科爾繼續被忽略。經過黨內和議會的不斷協商，科爾終於有了兩次發表公共演講的機會。其中一次是正式紀念德國統一十週年的大會，該大會在薩克森州舉行，可惜的是州長沒有邀請科爾。
為了應付黨內對科爾的呼聲，默克爾不得不重新安排科爾在2001年10月1日參加柏林的一場活動。只是，當時科爾已經參加阿登納基金會9月27日和28日在柏林舉行的大型慶祝活動，也已經作了德國統一與歐洲聯合關係的報告。可見，默克爾幾乎是在完全迫於無奈的情況下才做出這個決定的。
這件事在黨內的影響並不好，當時基民盟總書記波倫茨為了維護政黨形象，不得不重新申明——默克爾在基民盟的地位和重要性並不會因科爾參加活動而受到影響，但若認為科爾和基民盟已經重修舊好，那也是不正確的。
直到2002年6月17日，政治獻金事件兩年之後，科爾才再次站在基民盟黨代會上。當天正好是東德爆發反抗蘇聯的工人運動的紀念日。他的演講題目即為《從1953年6月17日到2000年6月17日——從人民起義到歐洲聯合》。
面對自己一手提拔起來的默克爾，科爾懷揣著強烈的不滿，但他不會在公開場合將這種情緒表現出來，只在自己的親信面前才對其表示蔑視。儘管這份怨恨可能永遠留存在科爾心中，可事實上，真正能讓一個人垮掉的，只有他自己。外力的存在只是個體行將就木時自然而然找到的借口罷了。
外界普遍認為，默克爾能走到輝煌的位置，科爾在其中起了非常大的助推作用，不過默克爾本人不這麼看。「在很多層面上，我的確從科爾那兒學到了很多，也確實對他抱有感激之情。但是『感謝』這個詞，我認為用在這裡不太恰當。因為從另一個方面來說，沒有任何成績的取得不是靠自身的付出，沒人會平白給你任何東西。」這是默克爾在被問到是否應該感謝科爾時做出的回答。
誠然如此，內因始終佔據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也許沒有科爾，注定要領導德國大步向前的默克爾也會遇到另一位貴人。
在處理科爾政治獻金事件時，當時具有一定影響力的聯邦議員博霍萊克提到，自己被要求「完全依據事實去處理事件」，這裡不僅僅是指黑賬和黑錢，還包括科爾領導之下的政治體系問題和科爾事件給基民盟帶來的政治後果。
《法蘭克福匯報》的君特·諾恩馬赫也說道：「政治家除了遵守法律的要求，還必須遵守自己的操守德行，必須有自己的道德標準。」這樣的批評直到2005年默克爾上台時仍在持續，黨內時不時有人提出要求算總賬。
2000年8月，基民盟成員要求科爾回到基民盟的聲音越來越大，默克爾如此回應道：「科爾，就好像阿登納一樣，永遠都是基民盟的人。但是現在的我們——默克爾和邁爾茨——比起他，是全新的一代人，我們向作為前輩的他請教問題是一定的，但是黨的發展不能夠再掌握在老一代人手裡。曾經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新一代要創造屬於我們自己的未來。」
默克爾與「恩師」科爾的情誼算是徹底結束，她將用自己的方式開拓新紀元。當然，路要一步步走，盤錯於其中的枝節性問題也等待著默克爾這個「鐵娘子」逐一解決。有理由相信，她在日耳曼民眾面前，會用自己的舉動證明，自己果真是個不錯的領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