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4月9日上午，一架「波鷹」（今譯「波音」）飛機從陝西中部的洛川縣起飛。在那時，黃土地上空難得見到飛機的影子。
飛機鑽入雲霄，不知去向。
飛機的駕駛員，竟是三十五歲的張學良將軍！
張學良多才多藝，會開汽車、摩托車，還會開飛機。
1934年，張學良乘車去鄂東麻城視察。當地的「父母官」聞張將軍至，率部下出廓三十里迎接。等了許久，等不到張學良。後來才知道，公路上曾駛過一輛汽車，那司機便是張學良！當地的「父母官」見到那輛車，以為是「開道車」，張將軍的專車必定在後邊哩！
又有一回，張學良在天津，因急事要趕回北平。他競駕著一輛摩托車，獨自疾駛，只花了兩個多小時，便回到了北平！
他購買了一架「波鷹」飛機，作為自己的專機。他喜歡飛來飛去，因為飛機快捷，辦事效率高。
這一回，他親自駕機飛行，卻為的是高度保密。飛機上的三位乘客，是經他嚴格挑選的：東北軍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機要隨從參謀孫銘九，還有一位神秘的人物。
飛機起飛後，繞了一個圈子，然後才朝北飛行。直至機翼下出現蜿蜒的黃濁的延河，還有那小山頂上的寶塔，張學良才降低飛機的高度，穩穩地降落在一片河灘上。那裡便是膚施，即延安。
孫銘九記得，一行四人下了飛機，朝城裡步行，沒多久，來到膚施城東北軍駐地休息，等待著一位重要人物的到來——此人來自「紅區」，現已在膚施城東川口，準備天黑時分進城。
張學良知道這位要人的到來，是因為他在三日前——4月6日，接到毛澤東、彭德懷從瓦窯堡發給張學良、王以哲的電報：
敝方代表周恩來偕李克農於8日赴膚施，與張先生商談救國大計，定7日由瓦窯堡啟程，8日下午6時前到達膚施城東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導入城，關於入城之安全請張先生妥為佈置……
原來，那位要人便是周恩來！周恩來一行五人，副手為李克農。李克農，安徽巢縣人氏，1926年加入中共，1928年起便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從事秘密工作。1931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特科三科科長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後叛變，供出了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首腦徐恩曾機要秘書的錢壯飛乃中共黨員，同時供出了正在上海的周恩來的地址。那從武漢發往南京的電報被錢壯飛知悉，火速轉告李克農，李克農迅即安排周恩來及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機關轉移……李克農參加了長征，抵達陝北後出任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張學良便是他的聯絡對像之一。
夜幕低垂，周恩來一行五人秘密地來到膚施城內的天主教堂，張學良早已在那裡恭候。這是周、張平生頭一回見面。周恩來留著濃黑的鬍子，張學良稱之「美髯公」。張學良與「美髯公」一見如故，相談甚歡。五十多年後，張學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電視台採訪時，回憶初識周恩來，便作出十二字評價：「反應敏銳，言談出眾，學識淵博。」
張學良介紹了與他同機而來的神秘人物，說是他的秘書。周恩來一見這位張學良的秘書，不禁大笑起來，與他熱烈握手。聽張學良介紹說「這是貴黨的劉鼎先生」，周恩來也就順口稱那人為「劉先生」，說道：「劉先生好！」那人也連聲說：「周先生好！周先生好！」
其實，這位「劉先生」，是周恩來的老部下，三十三歲，四川南溪人氏，真名闞尊民，化名劉鼎，後來竟以化名傳世。1930年，當劉鼎從蘇聯留學回來，到了上海，便是向周恩來報到的。劉鼎和他的妻子吳先清，都是周恩來領導下的特科工作人員。劉鼎精明能幹，頗得周恩來賞識。吳先清也是一員強悍的女將。1933年，吳先清調離中共中央特科，在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擔任諜報組組長，她居然就住在上海市警察局局長閔鴻恩的隔壁！
至於劉鼎怎麼會變成張學良的秘書，倒也頗為曲折：
1935年5月，上海曾發生轟動中外的「《新生》事件」。《新生》是一家週刊，在第2卷第15期發表了署名易水的《閒話皇帝》一文。文中寫道：「目下的日本……捨不得丟棄『天皇』這一個古董，是企圖用天皇來緩和一切內部各階層的衝突，和掩飾了一部分人的罪惡。」「在現今的皇帝中，最可憐的，恐怕還要數偽滿洲國的偽皇帝溥儀了……」此文發表之後，日本駐滬總領事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強烈抗議。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居然以妨害「邦交」為由，由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判處《新生》發行人杜重遠有期徒刑一年零兩個月。
杜重遠是吉林懷德縣人，與張學良私交頗深。1935年11月下旬，張學良由南京來滬時，看望了正在獄中的杜重遠。杜重遠的一句話，深深打動了張學良的心：「不聯共抗日，就是空談抗日！」
張學良聽進了杜重遠的話。二十多天後，他在滬秘密會晤了東北義勇軍將領李杜。李杜是遼寧義縣人，年長張學良二十多歲，曾在奉軍任職，擔任過長春戒嚴司令、東北陸軍第十五師師長，授陸軍中將銜，「九一八事變」後，任吉林自衛軍總司令，揭起抗日大旗。他曾於1933年8月上了廬山，面謁蔣介石，提出組織東北義勇軍四條政見，被蔣介石所拒絕。張學良在上海見到了老部下李杜，頗為欣喜。言談之中，李杜的意思與杜重遠完全一致：「聯共抗日！」張學良知道李杜雖不是中共黨員，但與中共有聯繫。張學良以為中共中央在上海，便托李杜與中共聯繫能否與中共領導人商談聯合抗日之事。
李杜果真有辦法。1936年3月初，李杜從上海給張學良發來電報：「尋找的朋友，已經找到。」張學良當即派了高級參謀趙毅前往上海，把李杜所介紹的「朋友」接往西安。3月11日，張學良跟這位「朋友」首次見面。這位「朋友」便是劉鼎！劉鼎作為中共代表，留在張學良身邊工作，而對外則稱是「秘書」。
除了張學良主動找中共聯繫之外，中共也主動找張學良。張學良部將高福源，於1935年10月在榆林橋戰役中被紅軍所俘，之後進入中共所辦「東北軍軍官政治學習班」。經過學習，高福源轉換了思想。1936年1月，高福源攜毛澤東、周恩來致張學良的信件抵達洛川，第一次溝通了中共中央與張學良的聯繫。此後，高福源經常往返於洛川和瓦窯堡之間。
由於高福源的奔走，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出面了。在高福源的陪同下，1936年2月25日李克農冒著鵝毛大雪，在洛川與王以哲見面、會談。
接著，3月3日，張學良又親自駕機從西安飛抵洛川，與李克農密談。張學良向李克農提出，希望晤面毛澤東或周恩來……
經過高福源、李克農、劉鼎秘密地穿針引線，終於促成了膚施教堂裡周恩來和張學良的徹夜長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