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雖說是跟張學良頭一回見面，才說了幾句話，便猛然縮短了兩人間的距離。
據周恩來回憶，他跟張學良一見面便說：「我是在東北長大的。」張學良當即接上去說：「我知道，我聽我的老師張伯苓說起過。」
張伯苓，天津人氏，曾創辦天津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後來，在1948年任國民黨政府考試院院長）。周恩來十五歲時就讀於南開中學，校長便是張伯苓。
周恩來覺得奇怪，張學良怎麼也是張伯苓的學生？
張學良笑道：「我原來抽大煙、打嗎啡，後來聽了張伯苓的規勸，完全戒除了，因此拜伯苓為師。」笑罷，張學良又道：「我和你同師。」
這別具一格的寒暄既畢，雙方便切入正題。
對於共同抗日，雙方無須多言，早已一致：日軍佔據了東北軍的老家，使他們背井離鄉來到西北，東北軍全軍上下一心抗日，與中共的抗日主張完全吻合。
周恩來跟張學良會談的核心是如何對待蔣介石。
周恩來說明了中共的立場：蔣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安內」即「剿共」，因此中共不能不針鋒相對地提出「抗日反蔣」。
周恩來說：「願聞張將軍意見。」
張學良直率陳言。他以為紅軍是「真抗日」的隊伍，這毋庸置疑。蔣介石呢？據他觀察，蔣介石也可能抗日，「抗日反蔣」這口號不利於團結抗日。
張學良說明了自己的理由：蔣介石是國內最大的實力派，又是國民黨的主流派。如果反蔣，勢必拋棄了國內最大的一支力量。蔣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內」，這固然是錯的，但蔣介石並未降日。蔣介石現正在歧路上。
張學良說：「在國民黨要人之中，我只佩服蔣介石，他尚有民族情緒和領導能力，故寄希望於蔣介石抗日。但是，蔣介石左右也有很多親日派，使他不能下抗日決心，而且處於極度矛盾之中。我主張，我在裡面勸，共產黨在外面逼，促使蔣介石改變錯誤政策，走抗日之路。如果蔣介石真的降日，那我就辭職另干！」
周恩來非常仔細地傾聽著張學良這番「抗日必須聯蔣」的主張，以為頗為在理。周恩來說：「作為我個人，贊同張將軍意見。但這是個大政策，我要回去，帶上張將軍的意見，提請中共中央考慮、決定。」
對於周恩來的表態，張學良覺得很為滿意。雙方推心置腹，充分信任。會談直至翌日凌晨4時結束。臨別，張學良把為紀念《申報》創辦六十週年印製的我國第一本比較精確的高投影彩色地圖贈給周恩來，意味深長地說：「共同保衛中國！」
周恩來離去時，原本一行五人，此時變成了六人——劉鼎亦隨他前往瓦窯堡，向毛澤東匯報。
對於中共改變「反蔣抗日」口號，張學良的意見起到了重要作用。
真巧，就在1936年4月9日晚12時——那時周恩來正在膚施跟張學良密談，毛澤東在發給洛甫（張聞天）的電報中，便寫道：
目前不應發佈討蔣令，而應發佈告人民書與通電。
在此時機發討蔣令，策略上把我們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幟弄模糊了。我們的旗幟是討日令，在停止內戰的旗幟下實行一致抗日，在討日令旗幟下實行討蔣，這是最便利於實行國內戰爭與實行討蔣的政治旗幟，中心口號在停止內戰……
毛澤東所說的「在討日令旗幟下實行討蔣」，亦即「反蔣抗日」或「討日討蔣」。
周恩來一行離開膚施不久，遭遇大雨，不得不中途住十里鋪，於4月12日回到了瓦窯堡，向毛澤東及中共中央匯報了膚施天主教堂密談的內容，特別是轉達了張學良的「聯蔣抗日」的意見。毛澤東接受了張學良的意見。
1936年5月5日，在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聯名發表的《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中，不再像往常一樣稱「賣國賊蔣介石」了，而是以「蔣介石氏」這樣中性的不褒不貶的稱呼相稱。
《通電》向南京政府「諸公」進言：
……以「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國範圍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體辦法，此不僅諸公之幸，實亦民族國家之福。
如仍執迷不悟甘為漢奸賣國賊，則諸公的統治必將最後瓦解，必將為全中國人民所唾棄，所傾覆。語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願諸公深思熟慮之。
這一段話，有著鮮明的「毛氏筆法」的特色，雖朱毛聯名通電，但顯然出自毛澤東筆下。
到了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的內部指示，則明確地指示全黨改變「抗日反蔣」的口號為「逼蔣抗日」：
（一）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
（二）在日帝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之下蔣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