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變，一下子把國共關係推到了冰點。
皖南的硝煙尚未消散，1941年1月17日，蔣介石又做了個大動作，史稱「一·一七命令」。
這天，蔣介石正式給皖南事變下結論，公開發表了兩個文告：
其一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關於解散新四軍的通電》，以命令式的口氣宣佈新四軍為叛軍，取消番號；
其二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育人談話》，實際上是對《通電》進行說明，列舉了一大堆事例，以求證實《通電》的斷語的正確。
不論是《通電》也罷，《談話》也罷，其實都是蔣介石的意思。
蔣介石的「一·一七命令」剛一發出，毛澤東立即作出反應。毛澤東針鋒相對，也來了兩個文告：
其一是《中同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關於解散新四軍的通電》針鋒相對；
其二是《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言人談話》針鋒相對。
比較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四個文告，彷彿蔣介石和毛澤東對皖南事變進行了一場激烈的書面爭論。
以下是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對談」，他們的話均引自那四個文告：
蔣：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違抗軍令，不遵調遣，自上月以來，在江南地區，集中全軍，蓄意擾亂戰局，破壞抗日陣線，陰謀不軌，已非一日。
毛：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抗戰有功，馳名中外。
蔣：該軍軍長葉挺於當日就地擒獲，該軍副軍長項英潛逃未獲，正在飭部嚴緝歸案。
毛：軍長葉挺領導抗敢，卓著勳勞；此次奉命北移，突被親日派陰謀襲擊，力竭負傷，陷身囹圄。
蔣：該新編第四軍抗命叛變，逆跡昭彰，若不嚴行懲處，何以完成國民革命軍抗戰之使命，著將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番號即子撤銷，該軍軍長葉挺著即革職，交軍法審判，依法懲治，副軍長項英著即通令各軍嚴緝歸案訊辦，借申軍紀，而利抗戰。
毛：茲特任命陳毅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代理軍長，張雲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著陳代軍長等悉心整飭該軍，團結內部，協和軍民，實行三民主義，遵循《總理遺囑》，鞏固並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保衛民族國家、堅持抗戰到底、防止親日派襲擊而奮鬥。
蔣：此次事件，完全為整飭軍紀問題。新編第四軍遭受處分，為其違反軍紀，不遵調遣，且襲擊前方抗戰各部隊，實行叛變之結果。
毛：此次皖南反共事變，醞釀已久。目前的發展，不過是全國性突然事變的開端而已……特別是1月17日的命令，包含著嚴重的政治意義。因為發令者敢於公開發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韙，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徹底投降的決心……我們正式警告他們說：放謹慎一點吧，這種火是不好玩的，仔細你們自己的腦袋。
蔣：當此全國抗戰一致團結之際，竟發生此種叛變之事殊可痛心，中央以軍令必須貫徹，綱紀必須維持，而後方能爭取抗戰之最後勝利，故斷然將該軍番號取消，並將叛軍官長分別交軍法處審判嚴緝治罪。
毛：重慶軍委發言人所說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個字批評它。既在重慶軍委會的通令中說新四軍「叛變」，又在發言人的談話中說新四軍的目的在於開到京、滬、杭三角地區創立根據地。就照他這樣說吧，難道開到京、滬、杭三角地區算是「叛變」嗎？愚蠢的重慶發言人沒有想一想，究竟到那裡去叛變誰呢？那裡不是日本佔領的地方嗎？你們為什麼不讓它到那裡去，要在皖南就消滅它呢？呵，是了，替日本帝國主義盡忠的人原來應該如此。於是七個師的聚殲計劃出現了，於是1月17日的命令發佈了，於是葉挺交付審判了。但是我還要說重慶發言人是個蠢豬，他不打自招，向全國人民洩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計劃。
蔣：此次事變，幸賴前方將士戳力用命，當地民眾明辨忠奸，協助戡亂，而新四軍官兵中大多皆深識大義，不甘附逆紛紛投誠，能用於數日之中，平定叛亂，此未始非長官應變若定所致雲。
毛：老實說，我們的讓步是有限度的，我們讓步的階段已經完結了，他們已經殺了第一刀，這個傷痕是很深重的。他們如果還為前途著想，他們就應該自己出來醫治這個傷痕。「亡羊補牢，猶未為晚。」這是他們自己性命交關的大問題，我們不得不盡最後的忠告。如若他們怙惡不悛，繼續胡鬧，那時，全國人民忍無可忍，把他們拋到茅廁裡去，那就悔之無及了。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對話」，一個刻板，一個活潑；一個一本正經，一個尖酸幽默。
蔣介石的核心論點是說新四軍「違反軍紀」。那時，就軍隊而言，蔣介石是八路軍、新四軍的上級，所以他擺出了一副上司的架勢。但是，就國共兩黨而言，不存在誰領導誰的問題，所以毛澤東無拘無束、毫無顧忌地批駁蔣介石。
細細品味，可以發覺，雖然國共雙方都稱皖南事變，對於「變」卻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在蔣介石看來，這「變」是叛變、變亂；在毛澤東看來，這「變」則是突然事變、反共事變。
西安事變是聯共的開始，皖南事變則是反共的高潮。就國共關係而言，從西安事變到皖南事變，從合作走向了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