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一枝獨秀」

李大釗的論文，發表在《新青年》雜誌上。

《新青年》，是沉寂的中國的聲聲鼙鼓，是低回烏雲下的一面艷麗紅旗。《新青年》在千千萬萬讀者之中，撒下革命的種子。它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作了思想上的準備。

毛澤東當時也是《新青年》的熱心讀者之一。

1936年，當那位勇敢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闖進延安，抓住夜晚的空隙訪問毛澤東。「毛澤東盤膝而坐，背靠在兩隻公文箱上，他點燃了一支紙煙」，曾如此回憶道：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1]

就連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國務院副總理、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那位柯慶施，當時自稱「在這社會上，已經鬼混十八九年」，也曾給《新青年》主編陳獨秀寫了一封信：

獨秀先生：

我在《新青年》雜誌裡，看見你的文章，並且從這許多文章中，看出你的主張和精神。我對於你的主張和精神，非常贊成。因為我深信中國舊有的一切制度，的確比毒蛇猛獸，還要利害百倍；他一日存在，那就是我們四萬萬同胞的禍害一日未除，將來受他的虐待，正不知要到什麼地步。咳！可憐！可痛！……[2]

那位高擎《新青年》大旗的陳獨秀，與李大釗並駕齊驅，人稱「北李南陳」。當時青年中流傳這樣的小詩：北李南陳，兩大星辰，漫漫長夜，吾輩仰承。

陳獨秀年長李大釗十歲。1879年出生於安徽安慶。安慶曾是安徽省省會。陳獨秀，名慶同，字仲甫，常用的筆名為實庵。獨秀原本也是他的筆名。

安慶有獨秀山。據傳，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坐船沿長江駛過安慶，問左右道：「先有陳獨秀，才有獨秀山，還是先有獨秀山，才有陳獨秀？」左右一時竟答不上來。

其實，答案是明擺著的：獨秀山之名由來已久。此山在安慶城西南六十里，山並不險峻，只是平地而起，一枝獨秀，故名「獨秀山」。出生在那裡的陳慶同，最初曾以「獨秀山民」為筆名，首次用於1914年11月10日出版的《甲寅雜誌》上[3]，意即「獨秀山之民」。不過，「獨秀山民」畢竟顯得囉嗦，一望而知是筆名。

他捨去「山民」兩字，用「獨秀」為筆名。這「獨秀」用多了，有時加上姓，就演變成「陳獨秀」。當然，這麼一來，不知內情者，以為他頗為自命不凡——自詡「一枝獨秀」。其實，他借「獨秀」之名表示對故鄉的懷念。後來，以「陳獨秀」署名的文章越來越多，以至世人把他的筆名當作姓名，而他的本名卻鮮為人知了。

陳獨秀亦非等閒之輩，他曾四次去日本求學：

第一次，1901年，他二十二歲，先在東京專門學校進修日語，然後在高等師範學校就讀。學習半年後回國。

第二次，1902年，他二十三歲，再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習。一年後回國。

第三次，1906年，他二十七歲，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然後轉到早稻田大學學習英語。一年後回國。

第四次，1914年，他三十五歲，在日本雅典娜法語學院學習法語。一年半後回國。

當年的日本，是中國革命分子的大本營。孫中山、李大釗、魯迅、蔡元培、章士釗等等，在那裡組織各種各樣的革命團體，辦報紙，出書刊。學得日語、英語、法語的他，在日本讀了許多革命書籍。他的思想日漸激進。

來來往往於安慶一上海一已本，陳獨秀參與過暗殺清朝大官的密謀，辦過《安徽俗話報》，參加過「勵志會」、「中國青年會」、「愛國會」、「光復會」、「岳王會」、「歐事研究會」等等。他是一位非常活躍的革命分子。

在辛亥革命中，陳獨秀有過一番轟動。安徽省於1911年11月11日宣佈獨立，脫離清政府。孫毓筠新任安徽都督，特聘陳獨秀為安徽都督府秘書長。陳獨秀從杭州返回故鄉安慶，權重一時。不久，陳的密友柏文蔚任安徽都督，仍任命陳為安徽都督府秘書長。柏文蔚經常不在安慶，都督府實際上常由陳獨秀主持。安徽人當時稱：「武有柏，文有陳，治皖得人。」

好景不長。袁世凱得勢，安徽易幟。1913年8月27日，袁世凱任命的安徽新都督倪嗣沖佔領安慶，下令「捕拿柏文蔚之前秘書長陳仲甫」，抄了陳獨秀的家。陳獨秀逃往上海。不久，只得亡命日本——第四次赴日。

在日本，陳獨秀「窮得只有件汗衫，其中無數虱子」。這位曾在安徽叱吒風雲的都督府秘書長，一下子從青雲之上跌落到不名一文。

經過這般大起大伏，他冷靜思索，悟明要從思想上影響民眾，尤其是啟蒙青年，才能推進中國革命。

1915年夏，當三十六歲的陳獨秀從日本回國，落腳上海時，便著手籌辦《青年雜誌》。

陳獨秀的摯友汪孟鄒之侄汪原放，在《回憶亞東圖書館》一書中寫及《青年雜誌》的創辦經過：

據我大叔（引者註：即汪孟鄒）回憶，民國四年（1915年），仲甫亡命到上海來，「他沒有事，常要到我們店裡來（引者註：指亞東圖書館。當時的亞東圖書館是出版社兼書店）。他想出一本雜誌，說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會發生很大的影響，叫我認真想法。我實在沒有力量做，後來才介紹他給群益書社陳子沛、子壽兄弟。他們競同意接受，議定每月的編輯費和稿費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先叫做《青年雜誌》，後來才改做《新青年》）。」……《新青年》愈出愈好，銷數也大了，最多一個月可以印一萬五六千本了（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4]

陳獨秀獨挑重擔，《青年雜誌》在1915年9月15日出版了創刊號。

陳獨秀寫了創刊詞《敬告青年》，鮮明地向青年們提出六點見解：

一、自由的而非奴隸的；

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陳獨秀指出：「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他以為科學與人權（民主）乃「若舟車之有兩輪焉」。這樣，《青年雜誌》一創刊，就高高舉起了科學和民主這兩面大旗。

《青年雜誌》旗幟鮮明，思想活躍，文鋒犀利，切中時弊，很快就在讀者中產生了廣泛影響，發行量扶搖直上。

一年之後，《青年雜誌》改名《新青年》。改名的原因，如汪原放在《回憶亞東圖書館》一書中所述：

我還記得，我的大叔說過，是群益書社接到上海青年會的一封信，說群益的《青年雜誌》和他們的《上海青年》（週報）名字雷同，應該及早更名，省得犯冒名的錯誤。想不到「因禍得福」，《新青年》雜誌和他們的宗教氣十分濃厚的週報更一日日的背道而馳了。

《青年雜誌》更名為《新青年》後名聲更加響亮，提倡新思想、新文化，為新青年服務。

《新青年》「一枝獨秀」，使陳獨秀聲名鵲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