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率紅五軍從井岡山打到瑞金，花費了兩個月。如今回井岡山，卻非常輕鬆，沿途除了在信豐跟數十名靖衛隊打了一次小仗並全殲之，竟然沒有見到敵軍的影子。從瑞金回井岡山，輕輕鬆鬆，只走了十天就到了。
紅五軍的隊伍也今非昔比，擴大到近千人，全都穿上了新的單衣軍服。黨代表滕代遠傷癒，歸隊了。
一到井岡山，不論是湘軍還是贛軍，早已撤了。山上一沒有吃的，二沒有住的，何況蔣介石和李宗仁桂系軍閥開戰，湘軍、贛軍都回防了。
忽地冒出一支隊伍，歡迎紅五軍。那是王佐的部隊。王佐不愧為「山大王」，在白軍佔領井岡山時，他帶著隊伍躲進了老林。從黃洋界跳崖的李燦，帶著殘部和他會合。
隨彭德懷一起回到井岡山的姚哲，曾寫下這樣目擊的慘象：「這時茨坪的房子被敵人燒光了，到處都是屍體，在一個浸紙漿的池子裡就看見好幾具屍體，屍體的手和腳都爛了。我們在茨坪住了一晚，山上下來了一些老百姓，他們的臉也沒有洗，頭髮、鬍子都很長，苦得很，一見我們都哭起來了，我們紛紛把自己的衣服、布和毛巾等東西送給他們，並且將帶來的銀元，每人發給一塊錢。」
袁文才也在山上，卻躲了起來，不敢見彭德懷。
其實，袁文才沒有參加守山。當時，他被調離三十二團，擔任紅四軍參謀長，一直跟毛澤東、朱德在一起。當毛澤東率紅四軍到達吉安東固時，他聽說井岡山失守，記掛家鄉親屬，就開小差跑回去了。到了井岡山，他找到了王佐，躲在王佐家住了下來，生怕上級知道會殺他的頭。
雖說王佐跟袁文才是「鐵哥們」，他還是把袁文才開小差之事報告了黨代表何長工。何長工找袁文才談話，給了他口頭警告，同時又安排他擔任中共寧岡縣委副書記。
這樣，袁文才的情緒總算穩定了。
袁文才開小差，固然不對，但是，他產生異心，卻也是有原因的——那便是中共「六大」文件中的一段話。
當那些「襯衫文件」運到井岡山以後，毛澤東在傳達時，特地刪去了那一段話。袁文才風聞此事，想方設法弄到了文件的全文，看到了那段話，使他大吃一驚。
那是中共「六大」通過的《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第十條對土匪的關係，原文如下：
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武裝起義前可以適用。武裝起義之後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地鎮壓他們，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頭領死灰復燃。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又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讓土匪深入革命軍隊或政府中，是危險異常的。這些分子必須從革命軍隊和政府機關中驅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們在敵人後方工作，絕不能置他們於蘇維埃政府範圍之內。
這一段話，明顯帶有「左」的色彩，所以毛澤東不予傳達——這不僅僅考慮到袁文才、王佐在場，而且還在於毛澤東一開始對這兩位「山大王」就採取團結、信任的態度。
袁文才的文化水平比王佐高，有政治頭腦，所以當他聽說一點風聲，便非要弄到原文不可。看罷心驚肉跳。好在毛澤東跟他已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他相信毛澤東，但是他擔心天長日久，萬一有變，那便不堪設想，袁文才把偷看到的文件內容，告訴了王佐，王佐也頓時臉色驟變。
在「襯衫文件」到達井岡山時，就有人主張殺袁、王，說是執行中共「六大」的決議。但毛澤東堅持反對，反而任命袁文才為紅四軍參謀長。
仍有不少人持異議，楊開明便是其中的一個。1929年1月，他前往上海代表前委向中共中央匯報時，便在其《報告》中寫道：
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對黨的認識很薄弱，小資產階級意識非常濃厚，信仰個人，不相信群眾，個性很強，不接受批評，邊界因稱為「特別黨員」。
他們二人根本無改變的可能，因為一則不接受批評，二則不看黨的書報（王不識字），只相信自己萬能，槍桿子萬能而已。楊開明所說袁、王「信仰個人」，其實便是指信仰毛澤東。楊開明在《報告》中預言道我們與他們利益的衝突，終究是要爆發的。如果不及時早早加緊同他們爭奪群眾，不獨現在阻礙工作進行，而且前途是很危險的，所以，奪取土匪的群眾，加速急謀能解決土匪首領，應是邊界刻不容緩的工作，須特別加以注意才行！
確實，矛盾終於在1930年2月中旬爆發了。
2月11日，袁文才、王佐率部隊去捉拿土豪羅克紹。他們事先得到消息，羅克紹正住在茶陵蕉坪他的姘婦家中。羅克紹手下有個三十來人能造槍的兵工廠。袁文才、王佐早就存心把這個兵工廠弄過來。
這一回摸得很準。清早5點，在蕉坪把羅克紹抓住了，而且還抓了兵工廠的十七八個工人。押回新城之後，袁文才卻給羅克紹鬆了綁，以酒菜招待。袁文才是想跟羅克紹拉關係，要他去長沙弄鋼鐵、洋硝這些造槍的原料，使那家兵工廠能造一批新槍，供部隊使用。
消息飛快傳進湘贛特委書記朱昌楷的耳朵，說是袁、王跟土豪一起喝酒，勾勾搭搭。朱昌楷本來就跟袁、王有矛盾，得知消息，連夜趕往紅五軍軍部，向彭德懷報告。朱昌楷還提及，袁文才偷看了中共「六大」文件中有關土匪條文，早有異心。
彭德懷後來回憶道：「朱昌楷同志說，如果紅五軍不立即去解決，邊區黨有被一網打盡危險。我們接受了特委書記這一要求，便採取了行動，即令第四縱隊隨朱昌楷同志進抵永新城郊……」
這樣，朱昌楷便帶著紅五軍，在翌日拂曉前包圍了袁、王住地。朱昌楷第一個衝進袁文才房間，袁文才正睡在床上，朱昌楷當場用槍把袁文才打死在床上！
王佐聽見了槍聲，帶著警衛員急忙逃跑。他欲渡禾水回井岡山，但發現河上浮橋被拆。當他涉水過禾河時，由於他不會游泳，因此淹死在河中！
袁、王一死，他的老部下馬上反戈，投奔國民黨部隊。井岡山的群眾，大都跟袁、王及其老部下有種種親屬關係，也隨之反目。井岡山的根基，從此動搖！紅軍無法再在井岡山立足。
國民黨大軍反覆征「剿」，也未能從井岡山上剷除紅軍之根。可是，誤殺了袁、王，卻使井岡山在1931年3月中旬落入國民黨之手，直至1949年！毛澤東有一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此言用在袁、王事件上，非常確切。
毛澤東得知袁、王被殺，連連頓足！
彭德懷後來回顧這段往事，承認自己「犯了輕聽輕信的嚴重錯誤」。
彭德懷失去了井岡山根據地，只得率紅五軍於1930年3月重返湘鄂贛邊界，在那裡另辟根據地。
井岡山是中國第一塊紅色根據地。參加過井岡山鬥爭的人，後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元帥、大將、上將以及中共高幹的比比皆是，然而內中真正井岡山籍的幾乎沒有——錯殺袁、王，使一批井岡山本地的幹部、戰士離開了紅軍。
朱昌楷在親手槍殺袁文才之後，翌年8月，他自己也被作為「AB團分子」誤殺。
毛澤東在袁、王被誤殺後，明確提出「殺錯了」「要平反」。
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又念及袁、王，親自在山上接見了袁文才和王佐的遺孀，表達了自己深深的懷念。
如今，袁文才和王佐的青銅塑像，高高矗立在井岡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