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到1964年年中，庫切已經開始感到，在布拉克內爾的ICT做計算機程序員對他來說將是一條死胡同。在後來接受大衛·阿特維爾的採訪中，他說：「1964年，我住在英格蘭，在計算機研究實驗室工作。我無處可去，我需要改變方向。」1他覺得有必要參考他的朋友甘納帕西的意見，探詢在美國一所大學獲得助學金的可能性。
但是，他的主要興趣仍然是詩歌，特別是龐德的作品，儘管他的碩士論文寫的是福特·馬多克斯·福特的小說，但那正是因為龐德曾推崇這位作家。現在他對塞繆爾·貝克特從1947年至1951年的文學創作比較瞭解，這些作品爆發了現代文學的一系列偉大的創意：《莫洛伊》、《馬龍之死》、《無名氏》（三部曲）、戲劇《等待戈多》（他曾經在開普敦看過該戲劇的上演），還有《無意義的片段》（Texts for Nothing）。給他留下最深印象的貝克特的小說是《瓦特》，他覺得這部作品與貝克特其他的戲劇有很大不同。他問自己，為什麼沒有人告訴他貝克特也寫過小說？在對福特的研究中，他總有一種不願意承認的「自命不凡的元素」；而貝克特，特別是在《瓦特》中，所指出的方向就是他自己創意寫作希望遵循的方向：
《瓦特》和貝克特的劇作很不一樣。沒有衝突，沒有矛盾鬥爭，僅是一個流動的聲音在講述一個故事，聲音一再因懷疑和顧慮而突然中斷，故事的進度完全符合他自己心理的進度。《瓦特》還很有趣，使他笑得打滾。他讀完後又從頭讀起。2
因為現在要認真考慮進一步做文學研究了，庫切寫信給他在開普敦大學的碩士導師蓋伊·豪沃思教授，請求他幫忙咨詢哪些學校可以提供助學金。庫切仔細分析了所有可能的學校：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羅切斯特的紐約州立大學、勞倫斯的堪薩斯大學、聖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厄巴納的伊利諾伊大學、新奧爾良的杜蘭大學、布盧明頓的印第安納大學和柯林斯堡的科羅拉多大學。
雖然沒有親自見過面，但是庫切知道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傑克遜·伯吉斯（Jackson Burgess）教授曾在1962年任教於開普敦大學。另外他在1961年見到過得克薩斯大學的約瑟夫·瓊斯教授，參加了他在開普敦大學的課程。
豪沃思教授可能建議他親自給這些學校和教授寫信打聽獎學金和助學金的事宜，庫切照做了。1964年1月22日，他寫信給伯吉斯教授，他想必也給其他學者和機構寫過這樣的信：
1962年，當您在開普敦大學做客座教授講授美國文學時，我因為獲得了大學獎學金——就是那一年以及之後的1963年，在倫敦撰寫關於福特·馬多克斯·福特的碩士論文。去年我已經以優異成績獲得了碩士學位。不過我的主要興趣是研究20世紀詩歌。現在，我正在英國工作，同時正在閱讀龐德的作品。蓋伊·豪沃思教授建議我在繼續研究的同時嘗試申請美國大學的助教崗位。我現在沒有資格申請專為南非學生設置的國家政府獎學金，因為我目前沒有居住在南非共和國。豪沃思教授告訴我，您可能會給我提供一些建議。如果您能告訴我，我是否可以申請在加州大學的助教職位（應該是1965—1966學年，因為目前我還要在英國待上一段時間），我將不勝感激。我需要養活兩個人，同時要繼續學業。我的妻子是一所高中的老師，但我不確定，根據美國的法規，她是否可以在美國就業。
不久，庫切正式收到加州大學助教的申請表格。如果他的申請成功，他將註冊成為一名學生，並有2750美元的助學金。1964年1月24日，來自得克薩斯大學的約瑟夫·瓊斯教授的回覆信件如下：
得州是學習現代美國詩歌的一個不錯的地方。我們有兩三位教師本身就是詩人，而且這裡有大量的手稿資料。我猜你會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你會發現我們的教員中也有和你一樣搞福特研究的人，阿姆布魯斯·戈登（Ambrose Gordon）教授本人也寫過關於福特的書籍。
我建議你在申請助教崗位的同時也申請獎學金……人們通常兩個都申請，最後獲得助教崗位，因為獎學金的機會相對少些……
你妻子的工作問題將需要與美國領事館溝通。他們有時很不好說話，所以你們最好來之前把這個問題問清楚。
相比較而言，奧斯汀是個生活費用不高的地方，我認為你會喜歡這裡的。它並不像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平坦、沙化和乾旱，也不是一個文化沙漠。
庫切申請的大部分大學都給他提供了1965—1966學年的助學金，數額從2200到2800美元不等。這與他在接受採訪時經常說的有些不同3，種種跡象表明他的申請給這些學校留下很好的印象。庫切特有的模式就是貶低自己的成就，然後與自己獲得的獎勵和獎項保持安全距離。比如，布盧明頓的印第安納大學就曾告訴他，他是從「一大群格外強勁的申請者中被篩選出來的」。
他最後決定在美國得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學習，那裡給他提供的助教報酬是2300美元4，條件是他要申請入學登記做學生。為了申請簽證，1965年6月4日，他在英國給美國領事館寫信，說明他已經獲得並接受了「得克薩斯大學的交換訪問者項目」的富布賴特獎學金（Fulbright Scholarship）。該獎學金規定，獲得獎學金的候選人學成後必須返回自己的原籍國為祖國的文化貢獻自己學到的知識和價值觀。在庫切收到的來自得克薩斯大學的信件中，他的責任被清楚列明：
美國得克薩斯大學簽發該證書是希望你在美國學習的同時記得自己要負的一定責任。在美期間要遵守所有相關的移民歸化局法規。來到美國後要第一時間到相關辦公室報到，並通報有關居住地址的任何變更情況。
1965年8月30日，庫切和菲利帕坐上從南安普敦開往紐約的「水母」號輪船。他們乘坐的這艘意大利輪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為部隊服役，但是現在擠滿了從國外去美國求學的年輕人。庫切當時25歲，為進入他生活的新階段做好了準備。9月8日，他們在紐約下船，前往奧斯汀。
庫切對得克薩斯大學所知甚少。他只知道這所大學的語言學研究是強項，另外這裡有50萬冊藏書，圖書館收集了大量的手稿和英國文學的珍本。但他不知道，這些手稿將會對他的將來產生什麼影響。他不知道大學校長哈里·蘭森（Harry Ransom）在幾年前就開始讓圖書館大量收集珍貴書籍。多年以後，庫切在接受採訪時說：
我選擇去得克薩斯大學，是因為他們的語言學和文學方向很強大。當然還因為他們給我資助。那是一所規模很大、發展並不均衡的大學，但語言學系是非常優秀的，在美國即便不是數一數二，也不出三四名。5
2300美元的津貼對於庫切和菲利帕來說綽綽有餘，因為他們習慣節衣縮食，生活並不奢華。他們搬進學校附近的格魯姆街708號，後來又搬到了裡約格蘭德大道2815號。
二
在他們逗留奧斯汀期間，這個得克薩斯州首府的人口約186500人。該城市當時並不是一個時髦的新技術的中心，而是各種工業和農業活動（包括從小麥到畜牧業，尤其是養牛業）的中心。得克薩斯大學創建於1881年，庫切就讀期間，主校區的學生有23000名。行政大樓位於校園的中心，樓高32層，帶鐘樓。在那裡，遊客可以將全市的景致盡收眼底。
庫切不喜歡汽車，所以他騎自行車探索全城，然而，他並沒有考慮到得州的夏季通常很熱。有一次，他曾被困在奧斯汀以東約30公里、巴斯特羅普附近的一個農場的道路上。他帶的水溫度已經達到體溫，根本無法為他降溫。雖然他曾經在大卡魯的百鳥噴泉農莊經歷過夏日的炎熱，但是與得克薩斯州的炎熱有所不同：
得克薩斯州中部的夏天，黎明的時候溫暖而潮濕，雲聚攏覆蓋在土地上，就好像壺上的蓋子。到十點，日頭照得你四肢沉重。這樣的太陽，將白色的皮膚曬成木棕色，從淺橡木色到深核桃色，不是不好看的顏色，但絕對不是和煦陽光曬成的那種蜂蜜金色。
這裡的太陽也不像非洲高地的太陽，後者會讓身體干到骨子裡。在這裡，人好像處於一個潮熱的袋子裡，毛孔都冒著汗。6
抵達奧斯汀的時候，庫切認為自己缺乏足夠的語言背景。他讀書時除了學習英語和阿非利堪斯語，就只有拉丁語。他在開普敦大學一年級時學的拉丁語，但是覺得並不感興趣。在開普敦和英國期間，他學習了一些法語和德語知識，甚至還可以借助詞典讀西班牙語文獻，但僅此而已。他在這裡遇到的問題與中學學歷史和地理的經歷是相同的：需要背誦基礎知識，現在，基礎知識就是詞彙。他在接受大衛·阿特維爾採訪時說：
我想通曉多國語言，但我做不到。我與語言的關係是親密但令人沮喪的。我不善於聽，又不喜歡記憶。我可以很快地學會一門新的語言的原則，甚至會很有感覺，但之後就想尋找捷徑，然後就會感到厭倦。因此，我學語言的模式就是先集中精力學一段時間，通常出於一個非常直接的原因，然後又把它放在一邊，去做別的事情，結果也沒有學成什麼。7
庫切在奧斯汀修了德語和法語課程。因為欽佩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他甚至嘗試學習俄語。在德語學習中，他研究語法和文體、德式抒情的問題，以及拉丁美洲中世紀文學與歐洲文學的關係。因為他能用阿非利堪斯語讀寫和交流，他認為自己應該利用這個本領研究一下荷蘭和荷蘭文學。在倫敦，他開始接觸西蒙·溫肯努赫（Simon Vinkenoog）的作品。西蒙·溫肯努赫曾是荷蘭新一代詩人——無調詩人的發言人和辯護者，但自己的詩歌創作很快被同時代的詩人呂斯貝特（Lucebert）和赫裡特·高文納爾（Gerrit Kouwenaar）超越。在《青春》中，住在倫敦的青年約翰認為溫肯努赫的詩歌「喧鬧、粗俗，沒有任何神秘性」。他認為」如果溫肯努赫是荷蘭唯一能夠拿得出來的詩人，那麼他最壞的猜想得到了證實：在所有的民族之中，荷蘭人是最乏味、最和詩歌相左的民族」。8然而，在奧斯汀的庫切對荷蘭有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態度。他上了弗朗西斯·布爾豪夫（Francis Bulhof）教授的荷蘭語與荷蘭文學課，該教授是非常著名的荷蘭和佛蘭德語詩歌的譯者，翻譯過佩龍（E.du Perron）的小說《出生國》（Country of Origin）。庫切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盡可能多地閱讀荷蘭文學，並參加了19世紀和20世紀荷蘭文學的考試。為了加強語感，他甚至開始自己翻譯荷蘭語作品。
庫切也通過研究古英語和中古英語，奧古斯都時代的諷刺作家、拜倫、亨利·詹姆斯以及詹姆斯以來美國的小說來擴充自己的英語文學知識。他修了一門有關美國文學中的哥特元素的課程。在開普敦的時候，他研究的主要是詩歌，而現在他開始研讀現代文學，特別是散文。這表明他的文學創作重點發生了轉移。他對拜倫的興趣為他後來的小說《恥》（Disgrace，1999）的創作提供了內容。他進一步學習了文體學、詞法和句法，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以及美國政府要求外國學生必修的課程。
庫切在得克薩斯大學的導師是20世紀60年代在語言學和文學領域很有威望的威廉·B.托德（William B.Todd）教授。他負責文獻書目教學，教授庫切如何借助辛曼校對機比較兩份手稿，用計算機分析文體差異，這種方法有效地和他在英國的電腦方面的工作經驗聯繫起來。在修溫妮弗雷德·萊曼（Winifred P.Lehmann）的早期英語課程時，他寫了一篇論文研究中世紀主教伍爾夫斯坦（Wulfstan）的修辭技巧。他的風格並沒有打動她，得到的成績是A-。用她的話說，他這樣的研究會給語言學帶來壞名聲。9他把這個批評記在了心上，也為此改變了他後來的科學研究方向。
20世紀60年代，美國語言學的重心正逐漸從布龍菲爾德（Leonard Bloomfield）的結構主義轉型到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轉換生成語法。歐洲的結構主義，尤其是羅蘭·巴爾特和克勞德·列維-施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的觀點也開始得到注意。羅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人類學結構主義在民間詩歌的研究讓庫切看到區分所謂「高雅」的歐洲文化和」原始」文化是錯誤的。10他在得克薩斯大學語言學大師——阿奇博爾德·希爾（Archibald Hill）教授的課程上，寫了一篇文章，比較那馬語、馬來語和荷蘭語。這三種語言本來彼此不相關，但在荷蘭殖民者帶著來自東方的奴隸到達開普敦時，他們開始發生聯繫。這篇論文將他帶入異域語言的句法之中，並發現」原始」這個詞對於語言來說毫無意義。例如，700多種婆羅洲語言都像英語語言一樣連貫和複雜。他在1984年所寫的《回憶得克薩斯》（Remembering Texas）一文中這樣回顧他在奧斯汀的歲月：
我讀了諾姆·喬姆斯基、傑羅德·卡茨（Jerrold Katz）和一些新的通用文法學家的著作，並開始問自己：現代要是再有一艘方舟，可以將人類最好的精華帶到其他星球重新開始，我們會帶什麼？我們會不會留下莎士比亞的戲劇或者貝多芬的絃樂四重奏，而把船上的位置留給最後一個澳洲迪爾巴爾族土著（Dyirbal），即使這個說迪爾巴爾語的人是個渾身發臭、老是撓癢癢的胖老太婆？11
他開始注意英語語言和其他的可能對他而言完全陌生的語言之間的關係（而英語是他研究的語言，是他希望有一天能運用來進行創意寫作的語言）：
對於一個學習著英語這門世界上最廣泛語言的學生，這似乎是個古怪的立場。而對於一個具有文學野心的人來說，這種立場就更離奇了——儘管他的這種野心是如此模糊，以至於將來有一天，當他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時，他發現自己甚至開始懷疑語言究竟能否讓人充分表達。12
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回憶，有一次，一個星期六的下午五點，他路過負責教授喬叟以及英語音韻學課程的詹姆斯·斯萊德（James Sledd）教授的辦公室，聽到裡面傳來打字機的聲音。多年後，在接受《淑女》雜誌採訪的時候，他說在美國做學生期間，「學到了很多，特別是美國人的精力充沛和勤奮」。他一定覺得很奇怪，他的那些在殖民地的老師慵懶的生活方式與此真是迥然不同。他在美國目睹的活力和奉獻精神與他在南非農村看到的那種懶惰、空虛又是多麼不同。庫切後來在文集《白人寫作》中就關注了這個主題，用一章深入介紹了「南非的懶惰」。13
人們不禁感到驚奇：庫切在準備博士論文期間還上了如此多的課程，而且還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在他所有參加考試的課程中，他總是能得到A。除此之外，他竟還有時間騎自行車和參加週日下午的板球賽。1968年奧斯汀得克薩斯大學年鑒的第321頁上有一張照片，是一張校板球隊合影，球員主要都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人——「都是來自殖民地懷舊的棄兒」14，庫切位於左起第三位。那時他是一個戴眼鏡的年輕人，個子幾乎是最高的，深色的鬈發，絡腮鬍修剪得整整齊齊的。他帶著這一運動項目特有的護具，右手拿著一雙手套。這在得州可是一個不尋常的景象。
在《回憶得克薩斯》一文中庫切寫道，他周圍都是博士生，都租住公寓，公寓裡滿地嬰兒玩具。大家都在忙著完成課程或準備口試或寫博士論文。他們的目標是怎樣賺錢，「到亨茨維爾或特克薩卡納找一份工作，真正賺些錢」。15庫切並沒有他們這麼多具體目標，他對研究古英語課本和德語語法書很滿足。2003年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時，他在奧斯汀的同齡人幾乎都不記得他了。這是可以理解的，在一個有23 000名學生的大群體裡，他足可以消失。但是他在開普敦的數學老師史丘斯教授確實記得這個「平和、勤奮、不顯山不露水的學生」。得克薩斯大學的同學托馬斯·凱博（Thomas Cable，後來在該校任教）記得庫切，他記得和庫切一起上令人害怕的希爾教授的課，並共同討論喬姆斯基具有挑釁性的理論。凱博在這位安靜同學身上看到了一絲光彩。16
用庫切自己的話說，庫切在那裡教的學生對他來說像陌生人。他不瞭解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的文化娛樂、他們的期望和他們的選擇。他覺得自己就像他所崇拜的貝克特——作為一個年輕人卻不得不在一段時間內說服那些來自愛爾蘭中產階級新教家庭的少男少女，讓他們明白羅薩德和司湯達是值得研究的。這裡，庫切又一次以他特有的憤世嫉俗的諷刺貶低自己作為講師的業績。事實上，他準備課程非常充分、知識講解也非常清楚，所以給那些對他所教課程感興趣的學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英語系對庫切擔任講師期間所做的工作也是非常滿意的，一個顯而易見的實例是：在第一學年，他就被指派在暑假期間指導三個學生，他的獎學金和助學金都被續到了1966—1967學年。1967年3月30日，他獲悉自己得到了由院長辦公室頒發的「研究生獎學金」，該獎項於1967年9月起生效。這讓他不用擔心自己的學費和其他所欠費用，也讓他能夠全力以赴投身他的學術工作。1967—1968學年，他被提升為「校級優秀研究生」，這一榮譽讓他的獎金也得到進一步的提升。
三
因為之前所做過的研究，庫切得以很快地開始他的博士論文寫作。他感覺到可以將語言學、數學和文本分析放到一起，也可以充分利用他在計算機領域的經驗。17
在倫敦時，庫切就已經開始大量閱讀塞繆爾·貝克特的散文，非常敬佩其文字的簡潔。在2007年出版的文集《內心活動》（Inner Workings:Essays 2000–2005）中，他這樣總結貝克特的全部作品：
這是一個要麼空間逼仄要麼荒涼不毛的世界，居住著不合群的、實際上是厭惡人類的獨白者，他們無助地想終結他們的獨白；他們是一些撐著衰弱的身體和不眠的頭腦的流浪者，被罰去踩煉獄的踏車，反覆排練西方哲學的偉大主題。一個貝克特以獨特的散文呈現給我們的世界，他這獨特的散文雖然也有喬納森·斯威夫特在他耳際鬼魂似的低語，但主要是以法國文學為楷模，而他正以抒情和諷刺並重的手法使其臻於完美。18
人們很容易看出，庫切的創作，尤其是後期的創作確實在參考貝克特的觀點：「生活沒有安慰，沒有尊嚴，沒有仁慈的承諾，我們所面臨的唯一的責任——儘管莫名其妙又很徒勞，但仍然是我們的責任——是不要對我們自己撒謊。」這也可以在他《雙重視角》中得到進一步證明，他認為寫作和文學批評都是一種自傳：
貝克特初出道時是一個不安的喬伊斯風格和甚至更不安的普魯斯特風格的作家，但他最終在哲學喜劇中安頓下來，把它當作他的媒介，傳達他那獨一無二的性情，這性情是憂煩的、傲慢的、自我懷疑的、一絲不苟的。在大眾心目中，他的名字是與那個神秘的戈多聯繫在一起的：戈多也許會來，也許不會來，但不管怎樣，我們等待他，同時盡可能精彩地消磨時間。依此看，他似乎代表了一個時代的情緒。但他的幅度要廣得多，他的成就也要大得多。貝克特是一位著迷於這樣一種人生觀的藝術家……他正是以具有勃勃生機的力量和細緻入微的才智的語言來表達這種人生觀，而使自己成為20世紀一位散文文體大家。19
庫切在倫敦時就開始對貝克特的《瓦特》表露出濃厚興趣。貝克特在20世紀40年代住在法國南部的一個農場裡，邊躲避德國人邊寫出來這部作品。現在，在奧斯汀的圖書館裡，他極偶然地發現了一些貝克特的手稿。他在來得州之前，完全不知道可以在這裡找到手稿。在這些手稿中，有一些練習冊，上面有貝克特寫下的《瓦特》。庫切花費數周的時間研究頁面空白處的草圖和數字，對作品的創作過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後來說：「看到一本書怎麼從一個不可能的開始發展出來，真是令人振奮：開始的出師不利，需要劃掉的陳詞濫調，沒有靈感的煎熬。」20當讀到迪爾德麗·貝爾（Deirdre Bair）在《貝克特傳記》中認為貝克特的瓦特》不值一提時，庫切難以抑制他的不耐煩，甚至是憤怒。他罕見地、措辭激烈地提出批評：
這是惡劣的文學批評。說貝克特寫《瓦特》時是「糊塗」的，這簡直太愚蠢了。說貝克特「削弱和掩蓋任何意義和審美」，簡直是無稽之談。《瓦特》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書，有很多的研究可能幫助貝爾更好地理解和/或欣賞這部小說，當然前提是如果她真正查閱過這些資料（我沒發現任何證據證明她曾這樣做過）。至於說「進入溫暖而舒適的閱讀」，難道這真是她想要從貝克特那裡得到的東西嗎？21
得克薩斯大學保存的《瓦特》手稿包括了小說創作的三個階段：首先是在1941年2月至1943年10月間，貝克特在法國魯西永親筆草擬了大綱框架；然後是一份不完整的打字稿，上面有貝克特的親筆修改；最後是1945年2月，一份新的打字稿校對稿，上面有作者本人的親筆校對。庫切認為，對這些手稿和其文本歷史的研究可以幫助讀者瞭解為什麼貝克特本人對寫完的文本不滿意，為什麼花了八年的時間此書才得以出版。22《等待戈多》的作者在向勞倫斯·哈維（Lawrence Harvey）描述他的《瓦特》創作過程時，說那「只是一場遊戲，一種保持理智的手段」，並將成果發給盧比·科恩，說那只是一個練習，創作該作品的目的是應對長時間的無聊，除此之外別無他求。在法語版《瓦特》出版時，C.J.阿克雷（C.J.Ackerley）這樣介紹：
在作為手稿和書籍存在的前60年裡，《瓦特》這本書一直處於混亂之中。致命的問題就是存在錯誤。《瓦特》在質疑理性探討的基礎過程中，到處都有錯誤：故意的錯誤，作者的錯誤，出版商的錯誤，加之意圖的變化和其他的不清楚，導致問題越來越大。如果不能區別故意的錯誤和無意的錯誤，那麼所有對文本的解釋都是不可靠的。在某種程度上，《瓦特》可能將永遠處於這種狀態中，因為其文本的歷史是如此複雜。但是從學術上講，第一步是要決心盡可能出一個最好的文本（如果不能保證是最好的文本，至少應該是可能做到的最好的文本）。23
庫切1969年被授予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標題是《塞繆爾·貝克特英文小說文體研究》（The English Fiction of Samuel Beckett :An Essay in Stylistic Analysis）。為了能夠得到許可引述貝克特的《徒勞無益》（1934），他於1968年3月19日寫信給查托溫達斯出版社。然而，貝克特嚴格對待他的作品，所以他們在庫切不能說明要引用哪一部分之前拒絕給他許可。庫切收到回信後，告知了查托溫達斯出版社確切引用部分，然後收到回函，他們允許他將貝克特的部分內容放在他論文的附錄部分，但是還有一個附帶條件，如果以後庫切要考慮將博士論文出版，需要再次徵詢他們的意見。貝克特對版權的保護可以從出版社發給庫切的信中引用的貝克特的要求中看出：「允許你引用（最多）十次，每次不可以超過十行（查托溫達斯版為準）。」這可能是庫切第一次體驗到一位著名作家是如何嚴格地保護自己的權利，這將引導他學會如何在後來保護自己的創作權益。
在博士論文中，庫切採用的其他方法包括數值方法，也被稱為風格統計法分析。論文中有無數圖、列表和表格，（只有）懂電腦的人才能看得懂。希爾熱烈讚賞這一研究，但該論文是在英語教授托馬斯·惠特佈雷德（Thomas Whitbread）的指導下完成的。庫切後來說，他的文體分析和數值統計法是沒有出路的，是他職業生涯的「錯誤拐點」，「是職業生涯的錯誤，也是文體學歷史上的一個錯誤」。24儘管如此，研究讓他意識到小說形式的多種可能性，意識到創作語言可以成為一個自成一體的遊戲，這種觀點對他幾年後開始的散文創作有決定意義的影響。
在論文最後，庫切幾乎反對用風格統計法作為研究手段。他寫道：
我比較喜歡一個更極端的解決方案，那就是將數據統計限制在比較陳述中。我選擇這一解決方案，就是拒絕用風格統計法來分析單一文本。我這樣做的原因不是因為我反對量化，而是因為我相信，目前應用在文學作品分析中的統計技巧本質上使得文學作品簡單化，因此是錯誤的。
除了反對風格統計法使文本簡單化以外，庫切認為這種方法沒有任何新的見解。惠特佈雷德後來回憶說，當他們討論到這一部分時，庫切頑皮地笑了笑，讓他看到這位博士候選人的幽默和他對自己研究工作相對價值的洞察力。25
畢業之後的幾年裡，庫切曾四次返回奧斯汀。1979年，他當時是一位客座教授，致力於瞭解語言學的最新發展，並利用這個機會來完成他的第三本小說《等待野蠻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1980）。後來，在1995年的秋天，庫切開設了一門創意寫作課程。根據瑞伊·納德樂-奧林尼克（Rae Nadler-Olinick）的陳述，奧斯汀米切納寫作中心的主任詹姆斯·馬格努森（James Magnuson）認為庫切對學生」無比認真和慷慨地貢獻自己的時間」，提出很多「非常精闢、透徹、發人深省」的問題讓學生思考。26在後來回到奧斯汀時，庫切著迷於奧斯汀的中央市場，這一市場在庫切學生時代就已建立起來了。從1974年起，庫切已經成為一個嚴格的素食者，他為不同的市場大廳的鮮明對照而震驚。在1995年的一篇題為《食肉的國度》（「Meat Country」）的文章中，他寫道：
中央市場的店舖有兩三個足球場那樣大，這是美國人，至少富裕的中產階級美國人都熟悉的狀況。這樣的規模是基於經濟規模本身，同時給客戶一個承諾：一切你想買的，不論吃喝，這裡都有，甚至更多。所以你不需要去別的地方。
「甚至更多」是非常重要的。豐饒角（copia），神話傳說中象徵豐饒的羊角，溢出來的各種物品，比顧客需要買的要多得多。中央市場的店舖最根本的是保證食物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不僅僅表現在量上，還表現在種類上：各種風味、顏色、大小，不同產地，不同養殖方法。完全達到了計劃中的目的之一——令人目不暇接。
中央市場的第一大廳是水果和蔬菜中庭，在那裡轉悠一圈，就像走在神話中的魚米之鄉。那麼，為什麼到了下一個大廳——肉類大廳（肉、魚和家禽），感覺就不同了呢？也許，部分的原因是氣味已經發生改變。空氣中保持的不是瓜果梨桃的香味，取而代之的是血腥和死亡的氣味。儘管所有微笑的夥計在櫃檯後面賣力地擦洗和消毒，但是那氣味就是無法趕走。
問題不僅僅是要在地獄般的氣氛中操作。不論他們多麼樂意給你建議，並將肉切片、稱重、包裝，但作為展示，他們就永遠無法與水果和蔬菜攤競爭。現代營銷手段與他們不同。現代的食品大廳擺放的只有一排排閃閃發光的冷藏檯面，上面放著防腐包裝，標識和定價清清楚楚，這些正在變得不合時宜。新的時尚是粗糙、平常、質樸：水果和蔬菜，層疊著擺滿蒲式耳籃子，上面是手寫的標識，說明從哪裡來，味道怎樣，如何烹調。換句話說，是起源的展示。27
他不知道肉類大廳是否將適應時代的變化：
美國得克薩斯州的肉類大廳不可避免地在轉向中國廣東市場的模式，在那裡你可以挑選出一隻鵝，讓賣家在你面前砍掉它的頭；或海濱餐廳模式，打著氧氣的水缸裡龍蝦正等待著被挑選下鍋；甚至香港飯店模式，黑臉猴會被當場帶到您的餐桌，開顱，然後您可以用勺子品嚐其溫熱的大腦（對您的性功能、長壽或智力有好處，我忘了到底是哪一個好處了）。換句話說，就是走向劇場化。
然而，在英美的生活方式中，人們對這樣的前景感到猶豫。幾個世紀以來，歐美的餐桌文化已走向相反的方向，人們更加審慎，屠宰場和廚房裡那些令人不舒服的景象正在往優雅的方面調整，佩特洛尼烏斯（Petronius）的《薩蒂利孔》（Satyricon）中，盛宴的高潮：巨大的鵝出現在豬肉盛宴中，鵝的腹中還放著鵪鶉，這種景象如今已經換不來欣賞的掌聲，相反，會被視為庸俗，甚至令人反感。整隻豬——包括豬尾巴、豬蹄、眼球，豬嘴裡還放著個蘋果——都已經從桌面子上消失，取而代之的肉塊有著或委婉或比喻的名字，讓人已經看不出肉是來自動物身體的哪一個部分了。砍切的技能在過去是男人需要的本領，證明他是一個獵人，並知道如何處理動物屍體，現在已經成為聖誕節或感恩節推出的一個古樸、有點滑稽的技能；食客的個人用刀已演變成餐刀，一個鈍的工具，只是用來推動盤子中的食物。按照美國人現在的心態，他們根本無法忍受將肉類大廳變形為殺戮、剖腹、剝皮、分塊的展示廳了。
人們會說，尊重生命……死亡並不讓人反感。讓人反感的是殺戮，對某類生靈的殺戮。殺戮伴隨著「不必要的痛苦」。不知怎的，人們可以想像出別人的痛苦是什麼樣的……想像力所不能涵蓋的是死亡。28
2001年，庫切獲得得克薩斯大學的名譽博士學位，同時獲得了研究生院的傑出校友獎。與此同時，約翰·M.庫切獎學金被設立以支持博士研究。對此，庫切說：
從我在1965年到達這裡的那一刻開始，得克薩斯州與得克薩斯大學給予了我無限的熱情和慷慨。作為一名學生，另外還有後來的兩次學術訪問，讓我在這裡學到了很多。我一直非常高興與得克薩斯大學保持聯繫至今。29
然而，他在得克薩斯州思念的是空曠的景致：空曠的土地、空曠的天空，就像他所經歷的卡魯一樣。在圖書館裡，他閱讀伯切爾的南非旅行記錄，發現他對南非荒蕪平原和荒涼卡魯的描述，是風景如畫的歐洲傳統描述中所沒有的。30得克薩斯州的綠色山丘與他在英國薩裡郡看到的景觀一樣讓他覺得陌生。他還懷念過去的語言——可以描述不同陰影和色調的變化。在他看來，得州的講話方式缺乏細微的差別，或者有，但他還不會。31在《凶年紀事》中他講到美國英語：
在美國的大街上，你聽到的不堪入耳的聲音就太多了，那是出自對歌曲的恨意，出自被歌者壓抑的衝動，出自被禁錮的靈魂。但是在美國，年輕人卻經受著那種機器腔的軍事言語模式的反覆灌輸。灌輸，來自拉丁文calx/calcis，其意是「腳後跟」。灌輸：就是踩進去。
在世界各地，你肯定都能聽到那種發育不良的機器腔的說話口氣。可是，對此竟引為自豪的似乎美國是獨一份。因為在美國，自我意識都是一個模子裡翻出來似的，就像一部帶魂兒的機器，毫無疑問幾乎都處於同一流行階段。這種美國孕育成長的美國身體，是一部精密複雜的機器，其中包括了發聲模塊、性模塊，以及其他一些模塊，甚至還有處理心理問題的模塊。在這個人體機器裡，那魂靈似的自我會檢索數據，敲下按鍵，發出讓身體執行的命令。32
儘管討厭美國的景觀和語音，庫切對得州一直保留著溫暖的感覺。在2010年，70歲的他再次訪問奧斯汀，並接受邀請做了一次演講。在演講中，他再次感謝得克薩斯大學讓他獲得知識和全面發展。圖書館給他提供了無法在任何其他地方找到的書籍和手稿，還有他的老師讓他有機會自由發展。
四
不用去上課或不講課的時候，庫切就去奧斯汀寬敞的圖書館看書。幾年以後，在《幽暗之地》的第一部分，庫切這樣描述尤金·唐恩在一個圖書館地下室的工作，這與書生氣的庫切自己的經驗很相近：
在那兒，埋頭書堆之中，我時而體驗到一種朦朧的幸福，一種極樂的、心智的愉悅……我坐在圖書館裡頭，浮想聯翩。我屬於體面的讀書人，端坐圖書館中，卻有十分清晰的視野。33
尤金·唐恩說他不能在圖書館繼續有創意的工作了，必須把清晨在家中的時間留出來進行寫作，這與庫切自己的創作經歷是一樣的：
我的創作衝動僅僅在一大清早發作一陣子。那時我的軀體還未睡醒，還產生不出反對我大腦萌發的念頭的敵意……天不亮我就起床，躡手躡腳地走到書桌前。外面，鳥兒還沒有開始嘰嘰喳喳地鳴叫……我把已經完成的章節按在激動起伏的胸前，做了個感恩祈禱，然後把它們放回一個小箱子裡。接著，我開始繼續寫，沒有回顧昨天寫的東西。新的文字從筆端流出。我腦海裡的冰河融化了、開裂了，靈感湧動。我是這家裡生氣勃勃的勤奮的天才，正在編織著我的保護傘。34
令庫切驚訝的是，他在圖書館裡竟然發現了早期去開普旅行者的遊記。其中很多都是由范瑞貝克學會（Van Riebeeck Society）發表的。這是一家歷史學會，成立於1918年，出版或重印一些關於南非歷史的稀有書籍和手稿。其中有一些，他在大英博物館裡讀到過，但是在這裡他有了更多的發現，特別是利希滕斯坦、戴普、科爾貝、斯巴曼、巴羅和伯切爾的遊記。他大量閱讀關於南非和西南非洲土著人歷史的書籍，比如 H.韋德（H.Vedder）關於赫雷羅的章節，和C.H.L.哈恩（C.H.L.Hahn）的《西南非洲的土著部落》（The Native Tribes of South West Africa）。35他研究了南非的早期語言，這種語言的語法由像科伊這樣的傳教士編輯整理，但如今已經消亡。
在約翰·巴羅（John Barrow）的日記裡，他讀到內陸農民是如何屈服於空虛的生命：女性絲毫不追求精緻與文化，男性遲鈍而且缺乏野心。「很少有人擁有像歐洲許多地方的農民那樣開朗天真的面容，可以表達他們的簡單和純真。」36根據巴羅的記述，這裡的許多農民在與土著人打交道的過程中，尤其是在對付那些因為飢餓，或養家餬口而偷牛或羊的布須曼人時，極其殘忍。另一方面，利希滕斯坦在《南非遊記》中，講到自己在洛基韋德旅行的途中，在德克·維克先生的農場被告知土著人是多麼的極端殘酷。讓庫切最感興趣的是遊記中說到一個人是庫切的遠祖。利希滕斯坦曾經遇到了一個人，該人見證了一個農場謀殺的事件，這在後來成為庫切小說《恥》中講到的一個情節：
這個人已經上了年紀，很胖，他的大女兒是我們特別感興趣的一個人，因為她兩年前經歷了可怕的事情。她嫁給了一個名叫庫切的人，住的地方跟她父親的房子不遠。她的家庭生活前景美好，已經有孕在身，就要成為一個母親了。她就快生的一天，一個漆黑的夜晚，一些奴隸和霍屯督人（後者中，很多是布須曼人）突然出現，當著她的面殘忍殺害了她的丈夫、她的公公和婆婆、她丈夫的一個妹妹，然後搶走一切值得搶的東西。她倖存下來。可能這些野蠻人看到她的情形也都產生了憐憫之心。但是她被堵上嘴，掠走了，他們帶著她，趕著牛車拉著搶來的貨物和金錢，走了很多天，到了一個隱蔽的地方後才放了她。37
1799年，《亨德裡克·雅克布·維卡遊記》38記錄了雅克布斯·庫茨在1760年沿西海岸，途經納馬誇蘭，到達奧蘭治河和更遠地方的經歷，這部分內容成為庫切之後就要開始創作的第一部小說《幽暗之地》的故事來源。
但庫切不只對南非的歷史和早期旅行者的記錄感興趣。當他在圖書館學習的時候，美國正陷入越南戰爭之中。他和菲利帕每天晚上在電視上都可以看到美軍在空襲越南首都河內。1974年，《幽暗之地》發表後不久，他在接受《星報》彼得·坦普（Peter Temple）的採訪中說：
我在想電視轉播的空襲在小屏幕上產生的效果。暴力在你面前展現，成千上萬噸的高爆炸藥被投擲下去。戰爭成了一種發洩渠道，許多被壓抑的感覺，虐待狂都通過戰爭來發洩，它不僅發生在戰場上，也發生在人們的起居室中。39
庫切的同胞布萊頓·布萊頓巴赫在編輯詩集《遺跡》（Oorblyfsels）的過程中，要寫一首題為《為河內祈禱》（「Bid vir Hanoi」）的詩（他娶了一名越南女子為妻），但是這首詩和其他的政治詩歌一樣，最初不能在南非發表：
為他們祈禱，嗆在苦煙中的人們
他們躲藏在黑暗的洞裡
不要被歌唱的死亡天使追趕
（這天使滿腹苦難和燃燒彈）
（1967年3月的春天，70000噸的炮彈）
大地上孩童的屍體像血淋淋的牛排
……
你們這些不信主的人
也會
像我們其餘的人一樣
必然驚恐得跪地嘔吐
面對著巨大腐潰
新世界民主的
殺人機器
為河內祈禱
希望它快些結束40
在《幽暗之地》的第一部分中，庫切講到這場戰爭。他自己在做計算機程序員時，也曾不知不覺地參與到戰爭之中——在奧爾德馬斯頓所研發的核武器已經讓他看清楚美國打著道義的幌子所進行的軍事侵略。《幽暗之地》包含兩個故事，一個以越南戰爭為背景，另一個以他的祖先雅克布斯·庫茨為題材，兩個故事都在平行地記錄著不同年代、殖民統治下的道德淪喪。
在《得克薩斯日報》中，庫切以書信的形式寫了一篇諷刺越南戰爭的評論。因為他的觀點很微妙，一些讀者甚至誤解了他的反戰立場。他的同齡人托馬斯·凱博覺得這篇文章如此優秀，以至於後來他讓自己所教的一年級學生將這篇文章與喬納森·斯威夫特18世紀的傑作《一個溫和的建議》（A Modest Proposal）相提並論，後者曾提出一個建議解決愛爾蘭的乞丐問題。後來，他開玩笑地說，他是第一個將庫切作品介紹到課程中的教師。庫切的文章標題是《誤解》，內容如下：
這封信的目的是回應約翰·摩比（John Morby）在10月20日《得克薩斯日報》中提到的認為越南戰爭是「失誤」和「罪行」的表述。他關於戰爭是誤解這樣的結論在我看來過於天真。我希望表明的是，無論是從世界的戰略格局，還是從更小範圍的越南方面來看，美國所採取的政策都是聰明人的行為。
首先，從世界戰略方面考量，可以看到越南採取的強硬立場已經向世界各地民族解放運動表明，蘇聯是缺乏意願的，而中國是沒有能力在它的勢力範圍之外施加重壓的。隨著越南民族解放陣線的失敗，美國大可以信心滿懷地期待著亞非拉友好政府結成鞏固聯盟，悄無聲息地消除各地發生的民族解放運動（正如在印尼所發生的那樣），讓中國難以成為可能的世界強國。這是沃爾特·羅斯托說越南是最後一個重要戰爭時，所要表達的意思。
在美國制定的越南戰略中，我們再次看到了清晰和系統化的思維跡象。1965年南越民族解放運動組織（NLFSV）有許多優勢：1）它有革命運動的熱忱，認為自己的運動符合歷史的潮流；2）它已經成功制定了一項打敗殖民軍的戰略；3）它在南方擁有唯一的各層次政治組織；4）它有人民的同情；5）它可以寄希望於西方人的一個信念，那就是白人男子的生命如此珍貴，以至於不該與黃種人的生命一對一對換。
簡單地說，美國在開始的時候有技術的優勢，但美國所採納的戰略已經證明：1）如果一方足夠有力量，「歷史的大潮」可以被逆轉；2）有無限空中支持的軍隊是不會被沒有空中支持的軍隊打倒的；3）不管一個政治組織多麼根深蒂固，如果由受過培訓的人用現代和傳統的方法審訊那些涉嫌政治利益者，那麼它就可以被瓦解；4）如果面臨殘酷的報復，大眾的支持也會退卻；5）白人可以想辦法用自己的一條命換10個黃種人的命。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摩比先生堅決反對使用的武器——諸如凝固汽油彈、殺傷炸彈、氣泡炸彈——卻在被使用。對付那些手無寸鐵的敵人，使用這些武器是恰當的。那些越南村莊的居民看到家人死於凝固汽油彈，就會明白民族解放陣線是不可能實現保護他們的承諾的。一個已經看到現代科技如何運作的越南人一定明白真正的「歷史潮流」的發展方向。這樣的越南人更有可能去投奔西貢政府，因為他們提供了和平，並可以讓他們返回祖祖輩輩生活了近千年的家園。
我不明白，為什麼這樣精心算計的策略被認為是一個「失誤」。歷史會向林登·約翰遜總統證明，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幾年挫折，美國將再一次得到鞏固和擴展。至於在越南的「罪行」，一個臉上滿是汽油彈傷的死者和被箭射在肚子上的死者不是一回事嗎？
菲利帕一直沒能找到一個教學工作，所以在庫切每天在圖書館做研究時，她會去古典語言系做半天的秘書。這個系是奧斯汀最好的院系之一，提供各種課程。其中有一門是現代希臘語，菲利帕選修了這門課，希望能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工作。她試著翻譯伊利亞斯·維尼吉斯（Ilias Venezis）的13個故事，後來她返回南非之後，其中有一個故事——《海鷗》在雜誌上發表。她似乎很羨慕她丈夫對事物的處理和天主教式的接受態度，但是她從未成為他為自己所創造的生活的一部分，她覺得自己無所適從。庫切在《雙重視角》裡公開承認他在各方面的吝嗇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他們關係的惡化：「我通常會激怒那些不得不與我一起生活的人，這是我身上非常不可愛的特點。」結果是，菲利帕和庫切都不能在婚姻裡給對方情感上的安全感。
1968年4月，菲利帕帶著他們不到兩歲的兒子尼古拉斯飛回南非，看望了她在約翰內斯堡的父母和庫切在開普敦的父母。他們曾談到離婚，但菲利帕決定繼續維持婚姻。8月10日，菲利帕帶著尼古拉斯回到庫切身邊。那時，他已經搬到布法羅。當尼古拉斯年紀稍大一點的時候，癡迷於漫畫，庫切也與他分享這種熱情。在給孩子讀19世紀美國小說的同時，庫切對美國船長小說也做了一定研究。這類小說在當時的孩子中風靡一時。41
庫切在美國對南非的情況仍然很關注。隨著南非政府頒布的應急條例，南非進入最黑暗的時期。因為政府對黑人政治組織的禁止，南非國內對種族隔離的反抗被迫轉入地下。1966年9月6日，在開普敦，一位希臘議會信使在眾議院為下午的會議做準備期間謀殺了總理H.F.維沃爾德。《奧斯汀政治家》當天下午就在頭版報道了這一事件：
總理H.F.維沃爾德今天死於一白人暗殺者手中。
行兇者身著議會信使的制服，在議會手刃維沃爾德。他舉刀刺向南非白人至高無上統治的象徵，拔出後又刺了兩刀，維沃爾德癱坐在他的辦公桌旁，傷口鮮血直流。綠色的地毯上形成一攤紅色血泊……南非通訊社說，刺客是一名希臘血統的白人男子。根據南非廣播的報道，他的名字是德米特裡·特薩芬達斯（Dmitri Tsafendas）。
庫切本人在奧斯汀也經歷了一場暴力行為。1966年7月31日，得克薩斯大學建築系25歲的學生查爾斯·約瑟夫·惠特曼（Charles Joseph Whitman），到戴維斯五金店買了一架望遠鏡和一把刀，將他的妻子和母親殺死在各自的房子中。第二天，也就是1966年8月1日，他租了一輛推車，又回到戴維斯五金店買了一把M1卡賓槍用於「野豬狩獵」。然後，他到另一家店買了一把霰彈獵槍。除了這兩件武器以外，他又將其他三把手槍和設備裝上推車，並在上午11時30分進入中央行政大樓。他乘電梯到27樓，也就是鐘樓下面的一層。當接待員問他要學生證時，他用槍托把她擊倒。他用力太過猛烈，該接待員後來重傷死在醫院。然後，惠特曼到了上層的鐘樓——狙擊手的首選位置，在那裡他瘋狂掃射，打死10人，打傷31人。受害者不僅是在校園裡的人，也有街頭的行人和校園辦公樓玻璃後的工作人員。除了接待員以外，塔樓上還有2人死亡，他們只是欣賞美景的遊客。死傷人數總共是45人。
下午1時22分，惠特曼被兩名警察放倒。在屍體解剖時發現，他的腦部長了一個惡性腫瘤，這可能是引起他反常行為的原因。他很可能活不了多久。
奧斯汀事件上了國內與國際報紙頭條。那時庫切是助教，與另外兩名成員共享帕林大樓的一個辦公室。那時是夏季放假期間，校園裡沒有太多活動。他聽到了槍聲，但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槍聲持續了很久，他把頭伸出窗外，但看不到任何情況，於是回頭繼續進行他的工作。突然，一名保安出現在門口，說：「趴在辦公桌下面，有人在從窗外往裡射擊。」過了一會，該建築物的所有人都被帶領到了地下室。那裡沒有窗戶，他們在那裡一直待到槍擊案結束。庫切後來發現有人和他一樣從窗口伸頭往外看，結果被槍擊中。
這對於庫切是一個令人震驚的經歷。今天如果有誰經歷了同樣的事件，是需要接受心理輔導的，但當時心理輔導的概念還不為人所知。421966年8月2日，庫切寫信給南非作家傑克·考普（Jack Cope），他曾在當年5月，通過卡內基獎學金訪問奧斯汀。庫切告訴他，他在奧斯汀認識的人沒有在這次大屠殺中遇害，並這樣描述：
我竟然像傻瓜一樣，有五分鐘的時間站在辦公室的窗口，不知道槍聲從哪裡來。
整個奧斯汀都被嚇休克了。現在是上午11點，南廣場根本沒有人，昨天大多數死者都躺在那裡。大概他們正在學習如何防範周圍的人。43
庫切於1968年離開了得州。在《回憶得克薩斯》的文章中，他說，不知道得克薩斯大學和美國納稅人為什麼花了這麼多錢讓他放縱自己的奇思怪想。他去那裡學習是富布賴特交流計劃的一部分。現在回想起來，這個項目是很有遠見的，它並不要求獲得獎學金的學生能即時做出反應，或有任何經濟意義的回報。庫切享受著奧斯汀給他的學術自由：
沒有人想要教我，對此我很感激。我在這三年過程中所學到的內容是不可忽略的，儘管大多數收穫都是不經意間得到的。那裡給我提供了一座偉大的圖書館，圖書館裡藏書如此之多，這是我之前從未能想像得到的。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