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庫切的博士論文是在1967年下半年與1968年上半年的頭幾個月寫成的，在此期間他仍然很關心國際大事。1968年初的兩個月是血腥的，總統約翰·F.肯尼迪的兄弟羅伯特·肯尼迪——未來可能的總統候選人及黑人活動家馬丁·路德·金被暗殺。在東歐，1968年發生「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運動，其間，亞歷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徒勞地嘗試進行議會民主改革，希望緩和與西方的關係，從而擺脫俄羅斯的統治。在美國，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的社會改革嘗試導致紐約和底特律爆發種族騷亂，人們對變革步伐緩慢感到沮喪，並通過激進的黑人權力運動來發洩這種沮喪。1969年，美國人成功載人登月，過去通常頒發給受共產主義或其他獨裁政權壓迫作家的諾貝爾文學獎，這次授予了庫切所敬佩的作家——塞繆爾·貝克特。
電視屏幕上每天播出的影像讓庫切被一件事情困擾，那就是美國捲入越南戰爭。在倫敦，他已經意識到戰爭的恐怖。在《青春》中，他這樣寫道：
在《衛報》頭版的一張照片上，一個穿著美國式軍裝的越南士兵無助地望著一片火海。「自殺炸彈襲擊者在南越造成浩劫。」大標題說道。一隊越共地雷工兵割斷了波萊古美國空軍基地周圍的有刺鐵絲網，進入了基地，炸掉了二十四架飛機，放火燒掉了燃油儲存罐。在這個行動中他們獻出了自己的生命。1
1966年，絕大多數美國公民仍然相信他們國家在越南北部進行的軍事鬥爭是有道理的，反對這一行為則是錯誤和不愛國的。但是，到了1967年初，民意調查顯示，57%的美國人反對總統林登·約翰遜的政策。約翰遜面臨著兩種對立的要求：一種是希望將戰爭升級，一直到最終的勝利，另一種是要求美國停止介入越戰。校園裡的抵制非常強烈，最終引發學生大規模的抗議和示威，但約翰遜還是下定決心將戰爭進行到底。1965年，美國在越南的軍隊人數約為25萬，但是到了1967年，這個數字猛增到486萬。約翰遜將他的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免職，原因是後者不同意繼續進行這場戰爭。麥克納馬拉只用25個英文詞語明確闡明他的觀點：「美國必須小心，不要用自己的歷史、政治、文化和道德標準來解釋發生在他國的事件。」21968年1月30日，北越軍隊進入越南第二大城市峴港，以及越南南方其他七個較大的城市，越共開始扭轉頹勢。美國公眾一直相信美國會穩贏這場戰爭，現在對電視出現的畫面大吃一驚。很多人的標準反應是：「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還以為我們贏得了這場戰爭。」3反戰情緒高漲，學生的抗議行動不斷升級。
庫切對物理學家赫爾曼·卡恩（Herman Kahn）的詭辯感到反感。該人此前曾參與策劃核戰爭計劃，是哈德遜研究所的創始成員之一，從事政府政策研究，並擔任國防部顧問。他與同事編寫了《我們在越南能贏嗎？》（Can We Win in Vietnam ?）一書。在書中，卡恩為戰爭的不人道行為進行辯護。在後來創作的《幽暗之地》中，庫切也引用了《我們在越南能贏嗎？》一書中內容：
當目睹影片上的戰鬥轟炸機飛行員們用凝固汽油彈成功地對越共目標實施輪番轟炸後一臉的興奮，那些歐美觀眾深感驚駭和憎惡。他們的這種反感很難不令人產生共鳴。不過，想指望美國政府手下的飛行員裡頭會有人被他們一手製造的災禍震懾而執行不了任務，或者良心不安，甚至有負疚感，也是不切實際的。4
這部分摘錄之後的內容說明了卡恩的意圖和心態：
我們都生活在不同層次的意識和約束之中。對於飛行員來說，著重於完成他的任務似乎是合理和道義的行為，是在傳統或廣泛認可的法律和戰爭習俗範疇之內的，他不應該病態地想著人類遭受的苦難。
在上面兩段引文之前，卡恩闡述了他的觀點。儘管他也承認，他的同事與他有不同意見，但是他認為美國的軍事干預出於美國對政治和道義高標準的堅持：
當然，在許多情況下，政治上和道義上的要求往往是重疊的，而且它們可能要有不同的側重點。但是在某些特殊情況下，特別是在可接受武器和目標合法化的問題上，政治和道義要求之間的差異就沒有那麼明顯。但我們所有的人都知道，除了核武器和致命生化武器之外，道德問題更多地在於限制目標，而不是關於特定武器的使用。比如，如果涉及生化制劑的使用，那情況則更為複雜。目前我們的目的在於盡量避免使用可能失控的武器。不過，如果事態需要，似乎沒有什麼理由可以阻止軍隊使用某些民警在防暴控制中使用的化學物質，因為如果不用這種手段，問題就會變得更棘手……我們可能要非常謹慎地引入鎮靜劑、LSD（致幻劑），或類似的讓敵人癱瘓的制劑，另外，我們對目前所運用的一些技術，比如大規模森林生化落葉、細菌戰或化學戰也感到矛盾，因為這會對農作物不利。當然，我們有足夠有力的論據說明有必要使用這些策略。
正是在這種美國內部衝突不斷的背景之下，庫切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在1967年的年底，他決定在美國高校中申請一個可以給他提供更高報酬的職位。得克薩斯大學沒有空缺，但他的一位老師告訴他布法羅可能有空缺。布法羅是紐約州的一個海港城市，位於伊利湖附近，尼亞加拉大瀑布以南約24英里，紐約市西北400英里。當時的人口大約為53.3萬，是一個比奧斯汀更大的城市，也一直是大湖航運中心，即使每年有長達四個月的冰凍封港期。然而，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由於嚴重的經濟衰退，這個曾經繁榮的海港城市有所衰敗。1968年的布法羅情況仍然很糟，失業人口眾多，特別是這裡較多的波蘭羅馬天主教成員面臨很大困境。5
紐約州政府部門對布法羅的困境深表同情，並希望採取措施恢復此地昔日的輝煌，讓其重新成為美國商業和工業重鎮之一。其中一個振興城市經濟的措施就是在這裡大規模興建一所新的大學。布法羅大學（UB）成立於1846年，當時是一所私人醫療學校，後來在1891年，法律系併入進來。到了1915年，該校有了更多的其他院系，其中也包括文科系。布法羅大學從成立之初就有學術自由的傳統。布法羅市的羅馬天主教教徒占總人口的50%左右，布法羅大學信仰天主教的學生也佔全校學生人數的一半。大學強調學術自由，和一些學生的宗教信仰發生衝突，神父和修女就會建議高中學生的父母讓孩子去該區域一個較小的天主教教育機構上學。但是儘管如此，布法羅大學仍然堅持學術自由。
1962年布法羅大學瀕臨破產，於是，在國家的干預下，它成為紐約州立大學59所分校中的旗艦校。在1968年1月12日版的《時代週刊》中，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被描述為具有「全美發展速度最快、資助最多、最雄心勃勃的公立高等教育體系」。關於布法羅大學的發展，校長馬丁·梅耶森（Martin Meyerson）的目標是「打破傳統學術結構」，打造一個公共高等教育模式的典範」。根據《時代週刊》的報道，「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梅耶森將大學分為八個主要的跨學科的學部」。大學很快就吸引了很多學業優秀的年輕學生：在1968年，超過85%的新生在高中期間都是班裡的尖子生。當年的學生人數為21735人。
隨著布法羅大學併入紐約州立大學體系，該校學生的構成發生明顯變化，部分的原因是越來越多的猶太學生從紐約市來到布法羅，也帶來了令人興奮、充滿創意和活力的猶太文化的內容。不幸的是，他們的到來在布法羅社區引發了強烈的反猶情緒，特別是波蘭天主教工人階級。過去，他們的子女上布法羅大學很容易，但現在卻要與猶太學生競爭。他們的子女也不能再指望可以在布法羅大學或布法羅市找到很好的工作職位了。
這就是布法羅當時所處的狀態，庫切在那時對布法羅大學的一個教職很感興趣。當時，除了在全國範圍內有兩派在爭論美國是否應該退出越南，各個城市也以不同的方式存在著分歧，布法羅市也是其中之一。比如，布法羅的猶太人明確站在反戰抗議活動的一邊，而許多波蘭天主教徒的兒子正在部隊服役，因此他們贊成越戰。1968年，戰爭進入了最糟糕的階段，因為除了越南戰爭在繼續以外，美國本身也在發生著「戰爭」：一種民事衝突。反猶太主義的升級是這些年來兩極分化的表現之一。在布法羅佔多數的白人與佔少數的黑人群體之間的關係也很不好。庫切在奧斯汀也經歷過這種狀態。奧斯汀被稱為極端保守的得克薩斯州之中自由主義的溫床，支持林登·約翰遜和他所倡導的越戰。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庫切是這樣描述1968年他所在的美國的：
空氣中有一種偏執，尤其是如果你覺得自己很容易被認定為知識分子、左翼人士、世界主義者，因為得克薩斯州和布法羅的普通百姓憎惡這幾類人。6
在申請布法羅的職位時，庫切知道他是在冒險進入一個馬蜂窩，但是他先前所做的調查讓他深知，如果應聘成功，他會在一個處於前沿地位的英語系，與一些高水平的同事共事。他也知道，布法羅對學術自由的尊重意味著他的研究和教學不會被干擾。根據他在開普敦大學的經歷，他知道一個獨裁政府可以如何影響一所大學，而要想在這種情況下爭取學術自由是多麼艱辛。早在1922年，布法羅大學還是一所私立大學，當時的校長塞繆爾·保羅·卡彭（Samuel Paul Capen）就發佈了一份學術自由聲明（庫切是完全讚賞的）：
一個機構接受學術自由的原則就意味著，在該機構的教師可以自由研究任何主題，不論該主題如何違反禁忌；他們可以自由地在課上或其他場合，以口頭或書面的形式發佈研究調查結果和自己的想法；他們有權在課上或其他場合表達與同事不同的意見；作為公民，他們可以自由參加任何機構之外的辯論；不論他們的觀點多麼不受歡迎、與強大的利益或既定的偏見多麼唱反調、在機構同行和朋友看來多麼錯誤，他們都不可以受到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壓制；他們將根據現行終身教職條例的規定繼續任職；他們的學術提升取決於他們的科學學術能力，而絕不會因為自己的觀點或意見多麼受歡迎或不受歡迎而受到任何影響。7
庫切在他的申請中不得不提到，按照富布賴特獎學金明確規定，他在學業完成後，必須回到自己的原籍國服務。在申請該職位時，他在奧斯汀的博士論文還沒有寫完，儘管他肯定一定能圓滿完成。1968年1月12日，他收到了英語系主任諾曼·N.霍蘭（Norman N.Holland）的信件，信中寫道，經過與教務長的討論，他可以提供給他一個「為期一年客座助理教授的職位，年薪9800美元」，並表示：「由於您的國籍情況的複雜性，只能給您訪問頭銜。」霍蘭教授和他的同事們想必對庫切的研究成績以及他在奧斯汀的論文很在意，所以給他的職位是臨時的，希望這能幫助他解決永久居留問題。霍蘭繼續寫道：「請明白這一任命將取決於在9月1日前您是否能取得博士學位。如果屆時您沒有拿到學位，本聘任將轉為講師合同，但工資和教學責任維持不變。」
霍蘭表示，在通常情況下，這樣的合同為期三年，但是因為庫切複雜的身份問題，只能先簽一年，但有延期的可能性。他預計一周將要教九個課時，三門課程，其中一門高級課程由他自己設計。霍蘭最後總結說：
我想你會發現布法羅是一個令人愉快的居住地，有學術自由和發展空間。我們系有各種不同類型的優秀人才，包括創意作家：比如羅伯特·克裡雷（Robert Creeley）、傑克·巴特（Jack Barth）；學者和評論家：像C.L.巴伯（C.L.Barber）、喬·瑞德爾（Joe Riddel）；通用型人才8：比如蕾斯莉·費德樂（Leslie Fiedler）和阿爾伯特·庫克（Albert Cook）。這裡每個人都有自己全面發展的空間。我希望您能決定加入我們的行列。
能夠獲得這一任命庫切感到很榮幸。1月12日，他在電話裡表示接受該職位，並在同一天寫信給霍蘭確認了這一點：「我非常高興接受您在1月2日來信中提到的職位。
庫切在離開奧斯汀之前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但是在1969年1月12日畢業典禮上被授予的博士學位。雖然他沒有達到聘任書上要求的1968年9月這一最後期限，但是布法羅大學還是聘任他為助理教授。庫切在1968年5月27日寫給新同事維克·多伊諾（Vic Doyno）的信中（在信中他親切地直接喚他的名字而不是姓）說，康諾利教授已經為他安排了入職後最初幾天或幾周的住處：
我想我會盡快，特別是在我妻子和孩子到來之前，找到一間公寓。他們大約8月10日到。我不知道在布法羅找住處有多難，但是理想情況下，我想租一套距離校園一英里以內的、不帶傢俱的兩居室公寓（如果是獨棟的房子，價格便宜也可以）。我不知道具體價格是多少。我猜要比在奧斯汀高一些，大概65到90美元……只要價格合理就行。我們作為租戶的缺點是，有一個2歲的頑童。就是因為他，我希望租一個不帶傢俱的地方，這樣我可以放一些破傢俱，不用擔心他破壞。
庫切於1968年7月15日正式接受布法羅的職位。他與菲利帕住在薩科帕克大道24號的一棟房子裡，後來搬到西奧克伍德廣場127號。11月10日，他們的第二個孩子出生了，是女兒，他們給她起名為吉塞拉·加布裡埃萊（Gisela Gabriele）。兩個孩子都在美國出生，自動成為美國公民。1971年，菲利帕帶著兩個孩子回到南非，庫切自己生活在杜威大道334號的5號公寓。
庫切到布法羅以後很快與新同事熟悉起來。繼諾曼·N.霍蘭之後出任系主任的是馬庫斯·克萊恩（Marcus Klein）。講師中有創意寫作作家，如約翰·巴斯（John Barth）和霍華德·伍爾夫，庫切和他們成為好友，並一直保持聯繫。很明顯，從他後來接受的採訪可以看出，他在布法羅大學英語系的經歷是非常愉快的：
我在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的三年非常有趣。那是60年代，我所擔任教職的英語系是全國最有聲譽的系別。我見到很多優秀的人，有同事也有學生，他們教會了我很多東西，讓我在各個方面，特別是當代哲學和批評領域開闊了視野。我想任何在那一階段與那個系打過交道的人再回想，都會覺得那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9
二
在接受了布法羅教職以後不久，他被問及想教授哪些課程。1968年1月19日，仍然在奧斯汀的時候，他寫信告訴未來的同事維克·多伊諾他的意願。對大二的課程，他說他想教的課程按照偏好程度排列是：批判方法、英國文學概覽、美國文學概覽、經典閱讀。對於高級課程，他想試試詩歌與散文的內容與結構，這也是他過去一直研究的內容。這些他希望放進課程討論的內容後來也被作為一種文學批評的範本。他腦海中有一些從20世紀文學中汲取的例子，這使這個課程帶有語言學傾向。此外，他打算開設散文小說風格與結構研究的課程，包括英國和美國實驗小說，以及其他國別小說的英文翻譯文本；英聯邦國家英文文學，主要是澳大利亞和非洲文學，這可能會為布法羅大學英語系的課程體系增添新內容。還可以開一門關於龐德和貝克特的課程。
信的後半部分也表明他希望為自己的研究騰出一定時間：
課表裡如果能有幾天是沒課的最好，當然如果不能這樣安排我也不會抱怨。我不知道你們是否有週六的課程，如果沒有，這是否意味著週二和週四的課程時長是90分鐘？我特別不喜歡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傍晚時分去給那些精疲力竭的學生上90分鐘的課。我不介意在週六或晚上教學（學生不用坐在那裡盼著下課就立刻跑出去）。如果可以在週一、週三、週五各上1個小時課和週二、週四各上90分鐘課之間選擇的話，我選擇前者。
不知道你們的圖書館是否有指定書目閱讀區，這樣教師可以將一些書籍或文章放在那裡，供學生短時借閱（1小時、2小時、3小時）。如果您能在方便的時候發給我目前二年級學生的閱讀書目，我將非常感激，因為這樣我就知道他們大概讀過些什麼了。
1968年3月22日，維克·多伊諾告訴他，他未來的教學任務是兩門講述英國重要作家的課程。第一學期通常涵蓋從《貝奧武夫》到喬叟、蒲柏和約翰遜這些作家，要向學生介紹各種批評方法。另一門課叫作文學、修辭與知識傳統中的問題」。這門課針對每個人心中喜愛的不同主題。
在布法羅大學任教的三年中，庫切所教授的課程涵蓋大範圍的文學方向與作家。他教授19世紀美國小說、文體學、語言學與翻譯課程，涉及燕卜蓀，葉斯柏、森威姆塞特和比厄茲列。在有關隱喻研究的課程中，他給學生介紹卡希爾、喬姆斯基、雅各布森和裡法泰爾的作品。對於翻譯課程，學生必須提交一篇或多篇翻譯，最好是詩句，可以來自拉丁語、法語、德語、荷蘭語、俄語或西班牙語。在這門課的介紹中，他寫道：「如果學生自己沒有從事過文學創作，我不建議該同學選這門課程。另外請注意，我的俄文和西班牙文不是很好。」在「偉大作家」這門課程中，他講到《天路歷程》《格列佛遊記》和《魯濱遜漂流記》等。他對這些書的思考也體現在後來的批評文章中。而《魯濱遜漂流記》則是他1986年所寫小說《福》（Foe）的互文對象。庫切給學生佈置的關於《魯濱遜漂流記》的作業的獨特性明顯表明他已經準備好背離那些老生常談：
寫一篇五頁左右的《魯濱遜在慧駰國》，在這篇文章中，魯濱遜從另一次船隻失事中漂流上岸，發現自己到了斯威夫特在《格列佛遊記》第四部分中描述的那片土地。（《格列佛遊記》是17世紀20年代的作品，那時候《魯濱遜漂流記》還未誕生。）
如果你在文章中，根據自己的角度努力對笛福或斯威夫特的方式加以模仿，這對你是大有益處的。
我不想強迫你陷入任何一種文體的束縛，但是我得提醒你，笛福與」現實主義」的字眼相關，而斯威夫特通常與「諷刺」這個字眼相關，這是有根據的。
你的文章可以節選克魯索的任何經歷讓其發生在慧駰國。如果你願意，你可以添加註釋來解釋他在你描述的故事之前或之後發生了什麼。
庫切是布法羅大學英語系唯一來自非洲的教員，所以他被邀請講授非洲文學這一門課程。這一安排很具有諷刺意味。他離開南非是為了成為一個更廣闊的世界的一部分，放棄他那殖民地的過去，但是他發現，他在接受大衛·阿特維爾採訪時說，他的新奇價值卻恰恰在於他的非洲出身。他那時已經讀過知名南非作家的英語作品，但認為他們中沒有可以達到世界一流水準的。現在他要重讀這些作者，並大量閱讀在美國能找到的非洲文學作品。他發現戲劇，尤其是西非戲劇，比詩歌和小說更吸引人，但並沒有什麼真正迷住了他。但是，如果他想留在美國，他認為，他不管怎樣要成為非洲方面的專家——一個他本人不會有多大熱情的研究範疇。10
他還教授亞歷克斯·拉古瑪（Alex La Guma）的作品，這位作家在寫作生涯早期被判處叛國罪，被拘留和軟禁在家中多年，並於1966年永遠離開了南非。庫切的第一篇正式發表的學術文章就是關於拉古瑪的11，他的授課內容為他的文章提供了豐富素材。庫切在給他的學生講述南非文學的特色時，能夠感到一種與同時使用歐洲標準衡量南非文學之間的張力。畢竟，在他生命的早期階段，在隆德伯西家中的後院，他聽過巴赫的《平均律鍵盤曲集》，如果要進行文學創作，他希望加入傳統歐洲經典的行列，而不是拘泥於一個小殖民地的束縛。因此，他必須擺正自己非洲專家身份和對古老文學經典的推崇之間的關係。他之所以專門寫了關於亞歷克斯·拉古瑪的文章，大概是因為拉古瑪文字所描述的世界與大多數南非黑人作家所描述的不同，他寫的是開普。12庫切的根就在那一塊狹長地帶——從乾旱的卡魯的百鳥噴泉農莊，延伸到海邊的開普敦。南非其餘的地方對於庫切來說，從很大程度上講都是未知的土地。2009年出版的《夏日》是他部分虛構的自傳體小說：一位虛構的傳記作者要研究已故作家J.M.庫切。這是開普敦大學的法語講師蘇菲給這位傳記作者講述的內容，和真實生活中，庫切在《雙重視角》中的陳述有著微妙的一致：
他就像許多白人一樣，把開普，西開普，或許還包括北開普，視為與南非其他區域不同的地方。開普是一個自有特點的地區，有著自己的地形地貌、自己的歷史、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在這個神奇的開普省，有色人種根基很深，還有少數阿非利堪人，而非洲人卻是外來戶，是遲到者，還包括那些英格蘭人後裔。13
庫切在布法羅大學的授課筆記14顯示，他開設的非洲文學課程（從書目上看都是英文書）的主題是探討和分析非洲和美國社會制度的差異。他希望學生廣泛閱讀關於南非歷史的書籍，並給他們列出書目。每個學生要交一篇和課程閱讀書目有關的一個議題的論文。在南非作家方面，他建議除了亞歷克斯·拉古瑪以外，還應該閱讀阿倫·佩頓、劉易斯·恩科西（Lewis Nkosi）、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和納丁·戈迪默。在這個課程列表裡，還有蓋伊·巴特勒（Guy Butler）、傑克·考普、丹·雅各布森（Dan Jacobson）、索爾·普拉傑（Sol Plaatje）、威廉·普洛默、理查德·賴夫（Richard Rive）、奧立弗·施賴納（Olive Schreiner）、波林·史密斯和勞倫斯·范德普斯特。他還建議學生讀尤伊斯·克裡格的英文作品。至於南非布爾文學，他讓學生讀《阿非利堪斯語詩歌英譯》（Afrikaans Poems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s）中A.P.格羅維（A.P.Grove）和C.J.D.哈維（C.J.D.Harvey）的詩，以及安德烈·布林克（Andre Brink）、艾蒂安·勒魯（Etienne Leroux）和F.A.凡特（F.A.Venter）已被譯成英文的作品。
這門課的討論或作業設置表明庫切在教學中所要發展的方向：「傳統祖魯詩歌的社會功能；南非作家傳記普及性的思考；戰後阿非利堪斯語詩歌的逃避主義和/或參與傾向；西非文學中的知識分子和群眾運動；非洲葡萄牙語詩歌革命主題的處理；英語/法語版非洲作家傳教主題的處理；奧立弗·施賴納小說《非洲農場的故事》的社會背景；波林·史密斯世界的社會結構；勞倫斯·范德普斯特的長者態度（布須曼人、俄國人）；艾蒂安·勒魯對社會現實的態度；傑克·考普小說中的南非洲社會；南非文學審查制度。」這其中許多主題在後來庫切的論文中都有涉及。在講述南非文學中缺乏革命文學的問題時，他在發給學生的介紹中寫道：
為什麼儘管政府對知識分子大規模鎮壓（教育部落化，文字審查，等等，等等），南非沒有革命文學（即以語言為媒介的革命藝術）？為什麼南非寫作變得如此重複，以至於劉易斯·恩科西（Lewis Nkosi）呼籲如果不能寫出一些關於目前政治局勢的內容，南非的寫作可以停下來，暫時不要發展了？
兩個較為明顯的答案是：第一，讀書在南非是中產階級的事情；第二，一本書很輕鬆地就可以在南非被停止印刷和/或流通。進一步的答案更有趣，對它們需要做更多的解釋。那就是成名作家（至少作為作家）是缺乏政治好奇心的，而且，在他們的內心有一種潛在的反對革命的悲劇模式佔了主導地位。
所以，這裡有一個巨大的問題沒有被觸及，那就是，革命文學如何開始，什麼時候開始，最後的終點在哪裡？
在現存制度消亡之後，文學的本質可能會出現。我猜那時它會以鬆散的形式在自傳和現實描述中尋根。
1970年春季，在講完塞繆爾·貝克特的課程之後，他請16名上課的學生對課程發表意見。在這門課程的整個過程中，反對越南戰爭的抗議和遊行進行得如火如荼，課程不時地被中斷，有的時候甚至無法在校園上課，只能轉移到庫切的家中上課。從他收到的學生反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學生不僅覺得上課時很快樂，也認為他是一名出色的老師。一個學生寫道：
我認為貝克特的課程是我在布法羅大學英語系裡上過的最有趣的課程之一。我認為，文學應該被作為一種藝術形式進行研究，我們就是這樣做的，沒有說教或形而上的規矩。在這門研討課上，我頭一次明白藝術家、藝術和讀者之間的關係，也學到了一種研究文學的新視角，並把這種所得放到其他閱讀之中。我認為這門課程的高質量不僅來自教授這門課的老師，還有課堂討論……當然最重要的是源自作家貝克特本人。
除了教學以外，庫切從早期就一直參與英語系舉辦的非正式跨學科會議和專題討論會。例如，1969年10月，他參加了議題為「語言理論與符號理論的美學問題」的會議；1970年4月，他發表了兩篇論文：《南非革命文學的真空》和《文學中的語言研究》。另外，他受系主任邀請負責英語教師培訓計劃。他和布法羅的一些同事積極推動邀請尼日利亞作家沃萊·索因卡（Wole Soyinka）訪問布法羅。索因卡是後來1986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庫切在給校長馬丁·梅耶森的信中寫道：
我鄭重地認為索因卡是世界最重要的兩位非洲英語作家之一。他的突出成就在於為世界戲劇引入了複雜而生機勃勃的非洲約魯巴戲劇。我相信，索因卡將是我校重要的財富，特別是對英語系、戲劇系和非洲研究項目尤為重要。
在這段時間，庫切出版了他的第一批論文。除了關於拉古瑪的文章以外，他根據博士論文寫了關於塞繆爾·貝克特的文章。他對荷蘭文學的興趣一直持續著，這一點可以從他翻譯的《煤氣修理工敘事曲》（Ballade van de Gasfitter）中看出。這一敘事曲包括赫裡特·阿赫特貝爾（Gerrit Achterberg）寫的14首十四行詩，發表在期刊《匿名者》的1970年秋季刊中。多年以後，他將其大幅修改，並收錄在他翻譯的荷蘭詩歌集《划船者的風景》（Landscape with Rowers，2004）中。在《雙重視角》中，他有一篇文章是關於這一敘事曲的，時間可以追溯到1977年，最初出現在《現代語言協會會刊》（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PMLA）第92輯上。這是自1941年以來，這本著名雜誌首次刊登有關荷蘭文學的文章。在《划船者的風景》中他援引阿赫特貝爾的詩歌的一個特徵：
他所有的作品都是由一個單一的、高度個性化的神話為主導：尋找那位棄他而去的心愛之人，這一找尋之路會將他引向死亡之地。阿赫特貝爾用一種典型的現代風格，對讀者提出嚴格要求：俄耳甫斯神話進入《煤氣理工敘事曲》的方式本身似乎就是神秘的。
庫切在《煤氣修理工敘事曲》研究中並沒有提到這個中心主題。這一主題在過去曾引發批評家們進行作者生平的研究。對於這組十四行詩，以及尋求用「我」來替代無效的「你」，庫切將其引到存在的不完整性，正如馬丁·布伯（Martin Buber）在《我與你》（I and Thou）文章中所說的，當「我」與「你」的基本關係喪失，這種存在的不完整性就出現了。15關於這種「詩化的失誤」，庫切從其他文本中也找到了相似的發現。19世紀現實主義小說在納博科夫和巴爾特筆下轉化為「虛擬自我的元小說評論」，並在貝克特的《無名氏》中發揮到極致。16
關於翻譯，庫切的評論非常前衛。他認為閱讀文本的本質就是翻譯，而每種翻譯最終就是一種文學批評。17但是，文學作品本身的文學性本質會給翻譯帶來問題，「找到這些問題的完美解決方案是不可能的，部分的解決方案則包含了批評的行為」。18庫切以他翻譯十四行詩集的第四首為例，該詩的前四行是：
Eindelijk is het kleine lek gedicht.
Ik zoek de spullen langzaam bij elkaar.
Mijn benen zijn als buizen lood zo zwaar.
Zweetdruppels lopen over mijn gezicht.
庫切的翻譯如下：
最後小的漏洞被找到並密封。
我慢慢地收集起工具。
我的腿已如鉛管一般沉重。
大滴的汗水從我臉上滴落。19
庫切指出翻譯第一行遇到的關於「gedicht」的翻譯問題：
英語中並沒有一個同形異義詞平行於荷蘭語單詞「dichten」：（1）補窟窿（hole），（2）作詩（不過，從另一方面講，如果用「hole」就可找到「whole-hole-holy」這些諧音詞了）。所以原詩就是圍繞「gedicht」這個中心詞的，表示：煤氣理工漏洞的工作就如同詩人作詩的工作。20
很顯然，從這個複雜的文本翻譯討論中體現的對詞語準確含義的敏感性，可以看出庫切對荷蘭語和廣泛文學知識的掌握。像所有譯者一樣，他發現不可能在英語中找到一個類似的相同的同形異義詞替代荷蘭語詞語「dichten」，但是他馬上在翻譯第四首十四行詩前引入了「hole」這個詞，從而期待詩和「洞」（hole）的癒合過程：「我是不是要敲擊充滿小洞的煤氣管道？」21庫切這種處理荷蘭語與英語翻譯之中的問題和關於hole和whole的文字遊戲仍然可以從他的第二本小說中看到。在《內陸深處》中，瑪格達是這樣描述自己的生活的：
我在這天地之間挪行並非像刀鋒劃空而過，或者是一個生有兩眼的高塔，像我父親似的，這兒如同一個洞孔，一個裹著身軀的洞孔，兩條紡錘形的細腿悠悠蕩蕩地懸在下邊，兩條瘦骨伶仃的手臂左右擺動著，一顆大腦袋耷拉在上頭。我是一個洞洞，哭著喊著想要填滿自己的洞洞。22
1968年，庫切開始了一項更大的翻譯項目，翻譯馬塞盧斯·艾芒茲（Marcellus Emants）於1894年發表的傑作：《死後的懺悔》（A Posthumous Confession）。該小說後來出現在由波士頓德威恩公司出版的1975年第7卷《荷蘭文學系列》中。第二版刊登在1986年倫敦出版的雜誌四重奏》上，庫切為此加入了一篇介紹性的文章，這篇文章後來收入了庫切本人的文集《異鄉人的國度》（Stranger Shores,2001）。第三版刊登在2010年的《紐約書評》上。
小說的主人公叫威廉·泰米爾（Willem Termeer），是他所在家族幾代的生理和心理產物，同時他又注定與前代割裂。他的父母之間沒有一絲愛意，母親刻薄，父親墮落。按照庫切在文章中所說，他注定成為一個酒色之徒和施虐受虐狂。「從一開始，泰米爾就像個受害者，遺傳法則、達爾文所謂叢林生活法則以及非人性化的社會機器，都使他成了一個受害者。」庫切寫道，「他的懺悔，他的自我分析，敲骨吸髓，撕心裂肺，其中雖也有詭譎、狡黠的自曝成分，但基本上是他向世人發出的痛苦的吶喊，目的是乞求世人的憐憫。」23艾蒂安·布裡茨（Etienne Britz）在介紹該小說時寫道：「泰米爾自我墮落的程度讓人驚訝，就好像這種自我毀滅的程度可以讓他得到愉悅的自我認識。」24庫切將這一懺悔與讓·雅克·盧梭的《懺悔錄》聯繫起來，認為盧梭在聖奧古斯丁之後，開創了「現代」個人懺悔的傳統。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記》中的匿名敘述者以及艾芒茲的《死後的懺悔》都是這樣的例子。庫切認為，在威廉·泰米爾身上，我們能發現，「他在激情恐懼和嫉妒所造成的苦海中，無助地漂泊著，痛苦地掙扎著；最後一逃了之，他不敢面對自己的生活軌跡向其揭示的所謂真正的自我，因而變得瘦弱、怯懦而可笑」。庫切也認為，「馬塞盧斯·艾芒茲和威廉·泰米爾是分不開的：艾芒茲所創造的人物原本是塊頑石，但偏要實施其乖張的計劃，想把自己點石成金」。25
當被問及他為什麼翻譯艾芒茲的小說時，庫切在2009年10月20日的一封回信中這樣回答：
我在布法羅大學開始艾芒茲的作品翻譯工作。這其中有多種原因：一、我對自然主義流派的作家感興趣（包括左拉、吉辛、德萊塞，從一定程度上講還有哈代），而艾芒茲屬於這一流派；二、艾芒茲的作品還沒有被翻譯成英文（已經翻譯成了法文和德文）；三、我想保持和提高我的荷蘭語水平，而在布法羅那時的環境中，沒有人對荷蘭研究感興趣。
然而，知情的讀者會發現庫切無論是在翻譯，還是自己創作的小說中，總顯現出一個模糊的、他自己生活的輪廓，和他一直感興趣的主題：（通過薩拉·格特魯德·米林和阿爾伯特·杜比爾）父輩的墮落和罪行，「盼望著能弄清楚我是誰的過錯」。26庫切在翻譯泰米爾對童年的回憶時，熟悉《男孩》的讀者可能會覺得有些像約翰對他母親和同學保密的傾向：
做任何事，我都盡量冷靜地考量。如果讓我覺得該做一件事，那這件事必須足夠有份量，能超越我的內在惰性，因為我總是更喜歡不做事。我的這種謹慎琢磨，與我那些精力充沛的同學格格不入，還有我總是懷疑地不願屈從於任何一種衝動，自然給人的感覺是我守口如瓶，不動聲色，不可靠。我是在長大以後發現這一點的，但即使是在孩童時代，我就覺得沒有人能忍受得了我。27
《死後的懺悔》中的局外人威廉·泰米爾在布魯塞爾和巴黎孤獨徘徊的場景令人想起約翰·庫切曾絕望地徘徊在倫敦街頭，不論在文學方面還是在處理同女人關係的方面都沒有能夠取得任何進展。泰米爾也有想寫出一些實質性東西的衝動，但是他的手稿被出版商退回來，被認為內容太瑣碎。庫切那時是不是也感覺到了像他所描述的泰米爾那樣的「最大危機」呢？28他現在30多歲，除了學習成績很好，在奧斯汀完成博士論文以外，他尚未取得任何他認為在生活中真正有意義的、他要達到的目的：創造出來某種東西，這種東西要能超越他的自我，能作為他所創造的藝術作品展現給世界，並能給他帶來生活的內容和意義。
庫切選擇翻譯這篇小說的原因，除了因為艾芒茲與法國自然主義流派的聯繫，以及這部小說尚未被翻譯成英文的事實，還有一個很可能的原因，是他對泰米爾這個人物的個人興趣。從艾芒茲的敘述者那裡，庫切已經發現了他內心最深處的東西：寫作的高強度，自己與泰米爾之間的相似之處——事實上，他和泰米爾都困在不幸的婚姻之中。在1969年，他給參議員雅克布·K.賈維茨（Jacob K.Javits）寫信尋求在美國永久居留的可能性，並得到了參議員助理瑪麗·埃倫·麥克法蘭（Mary Ellen McFerran）回復。幾個月後，他寫了回信。在這封寫於1969年10月16日的信中，他說：「自從2月份我收到您非常有益的長篇來信以來，我經歷了一些家庭問題，以至於一段時間內，我不知道是否有必要因為我孩子的美國國籍而爭取改變我的簽證類型。因為有一段時間，似乎我和我的妻子有可能分居。但是現在家庭問題已經過去了。」
《死後的懺悔》開頭是妻子去世，泰米爾在她的葬禮之後獨自待在家中。庫切的翻譯如下：
我的妻子死了，被埋了。
我獨自在家，和兩個女僕在一起。
所以，我再一次自由了。然而，這種自由對我又有什麼好處呢？我現在可以夠得到我在過去的20年裡一直想要的東西（我現在35歲了），但是我一直沒勇氣抓住它，也不會多麼喜歡它了。
什麼讓我興奮，我就特別恐懼什麼。我恐懼一杯葡萄酒，我恐懼音樂，恐懼女性。我只有在常態的早晨，才能控制好自己，確定自己的行為不至於誇張。
然而，恰恰是這種常態早晨的情緒，讓我不能容忍。
沒有興趣——對任何人、任何工作，甚至任何一本書都沒有興趣。在空蕩蕩的房子裡毫無目的地踱步，兩個女僕漠然且高度警覺的低語飄過來，就像被隔離的瘋子聽著遠處看守的談話，在高度神經質的生活中，帶著最後一絲的渴望，只想著一件事，在這件事前顫抖，就像松鼠在蛇催眠般的凝視下發抖，這種可怕的生存環境，一天又一天，我怎麼能忍受？
每當我看著鏡子——這仍是我的一個習慣——我就會感到震驚，一個如此蒼白、纖細、不起眼的小男人，目光呆滯，嘴形軟塌塌（有人會說，真夠難看的），竟然能夠謀殺他的妻子，一個他畢竟以自己的方式曾經愛過的妻子。29
三
庫切在布法羅大學教學過程中，他在美國的居留簽證仍然是一個惱人的問題。1968年11月11日，在給英語系新任主任馬庫斯·克萊恩教授的信中，他寫道：
當我申請現在這份工作時，我曾說我在美國的居留時限不能超過一年。三個月前，我給司法部寫信，詢問是否有機會獲准再留在美國一年（1969—1970），如果不行，是否有任何的可能，將我的18個月逗留時限分成兩份9個月，這樣就可以覆蓋1968—1969和1969—1970兩個學年。
我現在已經收到了答覆，指出允許我逗留的最長時限是從1968年9月1日開始算起的之後的18個月，而且這段時間不能被分成兩段。這就意味著我將不得不在1970年2月28日前離開美國。
因此，我決定申請加拿大一所大學的教職，開始時間是1969年9月。對於這一做法，我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我非常高興在這裡工作。但是我不知道還有什麼辦法可以繼續待在這裡。
庫切決定向多所加拿大的大學探詢可能的教職空缺。他寫信給維多利亞大學和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也發信給香港大學（有一個空缺）。在這些信件中，他都提到，他在美國的居留簽證將在1969年8月到期。他補充說：「我是南非公民，但是南非共和國目前的局勢讓我非常不願意回到那裡。」他也隨信附上個人簡歷。
在他收到這些大學的回信之前，布法羅大學開始代其申請在美國的永久居留身份。英語系想留住他，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校長的華盛頓代表已經同意將其教育簽證延長。但是，正是因為他所持有的是教育簽證，這要求他在簽證到期前離開美國，並且兩年以後才可以再次申請。而要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辦法是在國會裡找到一個人，遞交提案為他申請豁免。這是一個多麼不尋常的過程，申請人必須找到一個有政治影響力的人提出個人提案，並進行遊說。布法羅大學找到了紐約州資深參議員賈維茨，他願意提起個人提案，申請允許庫切無限期留在美國。30
為了說明自己的情況，庫切在1968年12月11日，給布法羅大學校長助理羅伯特·歐奈爾（Robert O』Neil）寫信介紹了自己的背景以及妻子和孩子的信息。他寫道，他正計劃在英語語言和文學領域從事講師和研究員的學術生涯。他在得克薩斯大學和布法羅分校學到了很多東西，並已經開始了深入研究。如果他不得不離開美國，這一切都將被中斷。
在得到歐奈爾回復之前，1968年12月13日，庫切收到加拿大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英語系G.H.達蘭特（G.H.Durrant）教授的信件。達蘭特給他提供了一個助理教授的職位，年薪為10500美元。達蘭特說，他希望庫切能講授現代英國文學的課程，同時他也希望聽聽庫切自己對其他什麼課程感興趣。庫切覺得這份工作非常有吸引力，但也願意繼續留在布法羅，因為這裡有良好的學術環境和舒適的工作條件。他的同事也非常希望他能繼續留在英語系。在1968年12月23日寫給達蘭特的一封信中，他說自己不得不在接受溫哥華的工作機會和在布法羅待到1970年之間做出選擇。他說：
在您給我這個機會的時候，我還沒有做好準備接受它，因為我還沒有從華盛頓收到任何關於簽證申請的消息。我現在已經得到一些消息，但還不是非常確切，但至少讓我可以權衡可選方案。我被告知，因為這次延長逗留期限只有三個月，所以我的申請很可能獲得成功。但我得在1969年7月到8月間才能得到官方答覆。根據現有信息，克萊因教授給我提供了續約一年的合同，儘管事實上，很可能在這一年年中，我就必須要離開。
在經過長時間的思想鬥爭之後，我決定留在布法羅。這個決定的主要原因是，我覺得還有很多要向這裡的同事們學習。
庫切於1969年4月收到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的來信，問他是否還需要求職。他答覆說，他本人已經被安排了1969—1970學年的教學任務。1969年2月27日，他收到香港大學的一封電報，該校給他提供一個講師的職位。3月13日，他給這所大學回信，內容與給維多利亞大學的回復一致。
他覺得香港大學提供的職位非常有吸引力，並問及是否有可能在同年晚些時候重新給他這份合同。1969年4月10日，香港大學回復說，他們願意繼續為他保留這一職位，但他必須在1970年3月1日前表明是否接受。
在此期間，歐奈爾聯繫了瑪麗·埃倫·麥克法蘭，她同時也是參議員賈維茨辦公室的移民專家。她認為庫切的最佳策略是基於「移民法規的艱難條款」，申請免除兩年回國居住的要求。另一個方法是提供有力的論據證明為什麼把庫切留在美國是有利於國家利益的。但麥克法蘭警告庫切，國會在審議此類提案時非常嚴格，不會輕易授予這樣的權限。因此，她更傾向於使用前一種策略。在寫給庫切的信中，歐奈爾援引了麥克法蘭信件的相關部分：
論點應該是強調返回到南非共和國對庫切的兩個美國出生的孩子而言將非常艱難。應該給出所有可以想到的、正當的理由，也就是說，在這樣的一個年齡被放置到充滿種族歧視、缺乏平等機會的環境裡會影響孩子的學前教育。他們母親的艱辛，相應生活水準的經濟因素，庫切回去後的就業條件和專業發展可能對其產生的不利因素等都應該被提到。
歐奈爾建議庫切在發出正式申請之前，將草稿發給麥克法蘭過目。如果申請的理由是基於「艱難條款」，庫切就必須提供相應的證據支持。
1969年2月6日，庫切按照歐奈爾的要求將草稿發給麥克法蘭，同時抄送布法羅大學在華盛頓的代表羅文·韋克菲爾德（Rowan Wakefield）。在信中，庫切大概介紹了他在得克薩斯州的短暫停留、他的求學生涯和他在布法羅大學的工作。他申請豁免外國人的居住要求條款，主要依據是他的兩個孩子都是美國公民：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特別是我的大兒子被放置在南非種族隔離的環境中，而種族隔離在教育系統和社會總體結構中無處不在……南非法律要求所有的教育必須實施複雜的種族隔離，純種白人孩子、混血的孩子，和「純種」黑人孩子要在不同的學校學習。此外，它要求每一個種族群體內每個孩子用本群體的語言學習知識……這些法令的官方理由是，使孩子處於「自己的」群體之中，但很顯然，其中真正的原因是：一、保持完全的種族隔離；二、為維持布爾人在白人中的優勢，阻止新一代從阿非利堪斯語到英語的自然過渡。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南非通過大量的法規推進種族和語言的分裂。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逃脫其影響（我出生於1940年），但我的兒子逃脫不了。從種族上講，他是白人，因此，將被放置在一個獨立的白人的學校。他現在在家裡說的語言是英語，不過，他很可能會被要求去上一個阿非利堪斯語的學校，因為，儘管事實上我是一個專業的英語老師，但我的前輩都一直是阿非利堪人。我妻子的家庭也是這樣的情況。
因此，這種雙向隔離的結果是，我的孩子在早期、最易受影響的年齡，接受了一種純白人教育，但學的語言很可能是一種陌生的語言。我不用強調後種可能性會產生令人不安的結果。我想強調的是種族隔離教育的影響，在一個社會裡，種族隔離被接受為生活的一種常態方式。種族隔離是南非政府的官方意識形態。它的背後是非官方的白色優越的意識形態。幾乎所有的白人都會認同這兩種觀點，唯一的例外只存在於學術團體之中。在南非是沒有辦法讓孩子遠離種族隔離的日常表達的，也無法擺脫它越來越明顯的表現（隔離的住宅區，隔離的就業和教育，隔離的公共汽車和火車，日常白人對非白人的非難，各種族間交流的缺乏，宵禁等等），更不要說黑人怨恨的表達。當他去學校，他不僅不會聽到任何人批判種族隔離的意識形態——國家僱員因為自己的官方身份自然不會提出批評——他反而更可能聽到他的老師在接受和加強這種意識形態。
我無法想像一個孩子被暴露在這種環境下，不論時間長短，這個不幸的孩子心靈上能不受到影響。而我在上面談到的對我的大孩子的影響，對我的幼子也有同樣的影響，只是程度會低一些。
在講述了他的孩子如果返回南非可能面臨的艱辛以外，庫切也介紹了自己的情況：
儘管這一申請是代表我的兩個孩子提出的，但是我還想補充一點，我將不可能被允許長期在南非擁有學術職位。南非只有四所英語高校。和所有的其他大學一樣，他們處於國家控制之下，其中一個學術職務的要求是不可以教授」共產主義」。因為在南非官僚的腦海中，「共產主義」這個詞的意思就是「推廣共產主義目標」，而南非共產主義者公開聲明其目標是實現成人普選，根據這個定義，我就成了一個共產主義者。（應當指出的是，在過去的兩年，法律越來越嚴苛，其中的一個結果是大學水平的明顯下降。）
最後，我要說明我的兩個專業領域之一是非洲文學，目前我在紐約州立大學教授這門課程。在南非大學是沒有這樣的課程可以教授的，而我課程裡講到的大多數南非作家的作品在南非本土是被禁止的。
庫切的結論是：
總之，我申請豁免海外居住要求的理由有二：一、如果我的兩個在美國出生的孩子長期居住在南非並在那裡接受教育，他們在心理上和道德上產生的困惑將是有害的；二、我可能不能從事我在美國所從事的職業，這也會給我的孩子造成困難。
雖然有人會覺得有些誇大，但庫切在信中有理有據地說明了為什麼他希望自己的兩個孩子繼續在美國生活。誇大的例子也有，比如說：儘管是在嚴格的種族隔離時代，但很難想像南非政府將不顧外交反響，強迫一個拿美國護照、以英語為家庭語言的兒童到一所用阿非利堪斯語教學的學校去學習，原因只是孩子的祖先是阿非利堪人。但庫切現在是在與政客打交道，他們與學者的角度是不同的。
1968年2月13日，麥克法蘭給庫切回信。她指出，他並沒有明確說明他回到南非是不是能找到學術工作。如果能找到，他的薪水將是多少。他要出示證據證明，他曾為此寫過信件並在這方面得到過答覆。他還應該提供證據，比如報紙剪報或朋友的信件等，說明他很可能找不到工作：
你有舉證的責任……不僅需要信件，還需要證明文件。你必須有文件顯示政府會歧視你和你的妻子，但最重要的是……請記住我們的法律規定是美國公民將面臨的特殊困難。您必須出示文件證明，即便是具有美國公民身份的孩子，回到南非也會受到這種歧視教育。
他還必須提供證據說明南非的四所用英語教學的大學，會根據國家法規將他列入共產黨員的類別，並會因此拒絕僱用他。因此，她建議他向這幾所大學申請，然後將申請結果交上去。此外，他還需要用相關檔案證明，南非的學校教育對於一個美國出生的孩子將會有多麼不利：「幼年期的兒童是最易受影響的。他們是美國人，美國人不應該被放到這樣的環境中。不要那麼正式地像寫書……高舉美國國旗，祝你好運氣！」另外，他還應該申請改變他的簽證狀態。
對此，庫切向四所南非大學（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羅德斯大學、開普敦大學和納塔爾大學）發出問詢信，詢問他們講師的薪級。1969年10月16日，他提交了一份經過修改的申請。庫切這個時候省略了相對站不住腳的說法，就是他的兩個只會講英語的孩子可能會因為出身而被放到阿非利堪斯語授課的學校。他引述了肯尼思·B.克拉克（Kenneth B.Clark）書中的發現。該作者在《偏見與你的孩子》（Prejudice and Your Child,1963年第二版）中曾進行一項研究，研究種族偏見對美國兒童的影響。克拉克聲稱，除去其他方面，在美國社會中經歷過種族偏見的白人兒童會被教導出一種優越感：
這種文化許可，有時甚至鼓勵他們敵視和侵犯整個群組的成員，因為那些人被視為比他們自己要弱勢。他們往往會產生不同模式的罪惡感，進而將其合理化，或者採用其他必要的機制，使自己無法認識到對少數群體產生不切實際的恐懼和仇恨的不公正性。
如果這些針對美國群體的研究結果是真實的，那麼庫切在他的信中辯稱：
不言自明的是，他們在南非更將是百倍真實的現實，在那裡，白人人口中大部分都覺得自己是陷入困境和受到威脅的少數人群體，因此每天都處於偏執妄想的精神狀態之中。
那麼，在此證據基礎上，我想說將我的孩子們暴露在南非種族隔離的氛圍中，對於他們來說將充滿傷害和艱辛。我想再說一次，我的兩個孩子是美國公民，我希望，上帝保佑，他們都能在美國長大。在我看來，暴露在現今南非之中，他們將處在精神暴力和錯誤的教育體制之中。
他的第二個論點是，他還不肯定能否在南非找到一個等同於布法羅大學的學術職位。尚有空缺的學校是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和納塔爾大學。他們提供的薪金是他目前收入的54%左右。此外，他在1963年離開南非後所表達的觀點和立場，按照南非的法律屬於犯罪行為。根據南非在1962年和1963年通過的法律修正案，他將面臨的最低刑期是五年監禁。庫切說，他曾於1969年4月14日，在克拉倫斯高中演講時指出南非的政權對世界和平構成了威脅，南非的內部變化有利於國際社會的利益，如果聯合國能夠介入干預，這種變化的暴力成分將有所減輕。比如干預的方式可以是對南非港口全面封鎖等。因為他所公開宣揚的這些意見，如果他回到南非，起訴將不是唯一的懲罰，南非內政部長已授權禁止任何人表達他認為有顛覆性的政治觀點。他附上了一篇約翰內斯堡星報》的文章：關於三位被禁講師的命運。他的總結與最初的申請有所不同：
總之，我申請豁免外國人居留要求的主要理由有三個。第一個也最重要的一個是，我的孩子。他們是美國公民，將因為被暴露在南非的種族氛圍中而深受其害。第二，作為他們的撫養人，如果我回到南非，我撫養他們的能力將非常明顯地減弱。第三，鑒於我公開表達的政治觀點，如果我回到南非，將受到起訴或查禁。
庫切發現，要得到當局的答覆需要很長的時間。直至1969年底，他申請永久居留或公民身份的事宜沒有任何進展，而他的簽證就要到期了。因為情況不明朗，10月29日，他為自己和家人申請了加拿大的永久居留。1969年10月13日，他給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英語系負責人R.M.喬丹（R.M.Jordan）教授寫信詢問前一年12月份為他提供的助理教授職位是否還在。但那一職位已經沒有了。顯然，他不太打算接受在香港的職位，但他申請了在荷蘭海牙的一個語言學家的職位。不知道他的申請是否有回音，如果有，那也沒有保留在現存文件中。
1970年2月13日庫切收到美國司法部的裁決。他的申請被拒絕，原因是他所提出的理由每一個來自南非的遊客都可以使用，他的案例並不適應法律所規定的「特殊困難」。1970年2月25日庫切對這一決定提出上訴，詳細陳述了他上訴的三個理由。同年4月2日他收到司法部的回信，該信一一反駁了他所陳訴的理由，並駁回他的上訴。
人們可能會奇怪，庫切本來可以預見，延遲批准他的申請是一個不好的兆頭，他為什麼還要拒絕加拿大和香港為他提供的職位？這大概是因為他對布法羅的忠誠。他很高興與他的同事（自由主義者們）在一起共事，他從中找到了友誼。他們最終對結束越南戰爭無能為力，就像在庫切自己的國家，那些自由主義者對強制的限定以及種族隔離無能為力一樣。不管什麼原因，當時他的簽證仍然有效，他別無選擇，只能等待接下來幾個月的到來。
四
美國捲入越南戰爭引發的局勢在全國各地都出現了明顯惡化。現在大多數美國人反對戰爭，只有26%的人支持約翰遜的政策。校園裡不斷發生抗議和騷亂。約翰遜也不妥協。越南戰爭升級。美國用最現代化的武器部署，破壞了越南大部分的區域，但是並沒有動搖共產黨人的意志。除了從空中轟炸，美國人也發動化學戰，這引發了來自其他國家和美國內部的強烈批評。約翰遜的繼任者，尼克松總統，繼續維持攻打越南的政策。美國公眾要對這場戰爭的道義問題進行令人不安的考量。每天晚上，美國人民可以從電視上親眼看到越南發生的暴力與邪惡。作家斯坦利·卡諾（Stanley Karnow）寫道：「觀眾可以從他們的屏幕上看到，攻擊結束後）南越士兵咧嘴傻笑著，洗劫越共士兵屍體上的錢財和其他貴重物品，他們還洗劫廣播電台，偷走裡面未損壞的設備。」31
戰爭結束多年以後，住在當時交戰區域的居民霍譚丹（Ho Thanh Dam）仍記得美國轟炸機襲擊廣寧的情景：
轟炸在早上8點左右開始，持續幾個小時。在聽到第一個爆炸聲時，我們跑進掩體，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跑得進來。在轟炸暫停期間，我們中有些人爬出來，看我們可以做些什麼，結果發現場面十分可怕。屍體已經被炸成碎片，四肢掛在樹枝上或散落在地上。然後轟炸又開始了，這次用的是凝固汽油彈，整個村莊陷入火海之中。凝固汽油彈擊中了我，我一定是瘋了。我覺得自己好像是被燒了個透，像木炭一樣，我失去了知覺。同志們把我送到了醫院，我的傷口直到6個月後才開始癒合。這次突襲中有超過200人喪生，其中包括我的母親、我的嫂子和3個侄兒。他們是在掩體坍塌時被活埋的。32
隨著戰爭的升級，布法羅校區幾乎每天都出現衝突，不僅有針對戰爭的抗議，也有對布法羅大學當局的不滿。1969年9月8日，當時的校長馬丁·梅耶森宣佈，他將在1969—1970學年長期休假。後來他因為在緊要關頭放棄了大學的行為而被人痛罵。布法羅大學助理教授布魯斯·傑克遜（Bruce Jackson）寫道：「壞人橫行的時候，他扔掉自己的工作，躲開了。他再也沒有出頭。在過去的幾年我們一直幫助他，現在他根本不支持也不幫助我們中的任何人。」33一個沒有經驗的管理者，副校長彼得·F.裡根（Peter F.Regan）接管了梅耶森的職位，成為執行校長。早在1969年11月，裡根發出過一個通知，就已經表明他不是合適的人選。他在通知中說，校園無節制的暴力、騷擾和恐嚇處於「邪惡且令人不安的趨勢」中，並表示擔心言論自由受到暴力的損害。他警告說，為了維持校園秩序，他會毫不猶豫地「採取可能必要的、外部或內部安全部門介入的措施，以防止……入侵」，這一方案並不排除警方的介入。
1970年2月25日（星期三），校園騷動升級，27人嚴重受傷，一些人被送往附近的醫院。其中5人是警察。當時校園局勢非常緊張，出於安全考慮，在海耶斯樓裡的工作人員以及行政部門都搬到了一個新租用的建築裡臨時避難，等待校長的指示。然而校長裡根根本沒有露面，在之後的幾周內，他也沒有任何指示或建議。當一群學生聚集在大樓前面，並開始高呼「我們要找裡根」時，他們發現30名學校保安堵住了大學校園的一個入口。學生們用石塊和其他武器驅散了校園的保安，結果布法羅警方趕到平息騷亂。2月25日，在裡根的要求下，400餘名警察戴著頭盔，手持警棍和對講機進入學校以防止進一步的破壞性示威。3420名學生被停學，並被禁止進入校園。
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被封校。3月5日，人文學院理事會召開會議。通過激烈辯論，以壓倒多數票通過幾項決議。其中包括：
（1）鑒於3月5日代理校長裡根的做法明顯侵犯了被停學者的學術和政治權利，我們要求立即解除對學生的停學決定，在被裁定違反法律之前，不能對學校任何成員進行懲罰。
（2）鑒於學校當局在2月25日，即上一個星期三晚上將警察召來的魯莽行為，鑒於一直以來，校方拒絕或未能與校務會成員進行坦誠有效的溝通……我們對代理校長裡根的管理能力表示不信任。
裡根毫不理會這第二項決議，但法院頒令廢除了對於學生的停學懲戒。1970年3月9日（星期一）歷史系教師要求裡根引咎辭職，原因就在於他不按照學校規定程序，擅自將警察召入校園，讓某些學生停學，不與老師及學生溝通，缺乏誠意。歷史系教師聲稱，警察駐紮校園在學術上是不能容忍的，這導致教師無法繼續教學。35儘管有這些批評意見和解除封校的要求，警方仍然留在校園裡。
經過兩天相對平靜的日子，1970年3月15日，一個寒冷但晴朗的星期天，12點45分，45位講師聚集在海耶斯樓前和平抗議警方駐紮校園。他們在校長辦公室靜坐，並要求與校長談判，以解決學校內部政策處理中的問題。庫切是這45名教師中的一員。他的英語系同事威廉·邦恩William Bunn）教授後來回憶說，庫切在政治討論中並不健談，但對他和其他44位教師來說，大家都相信言論自由是問題的關鍵。3645位教師向當時的副校長愛德華·多提（Edward Doty）提交了聲明：
彼得·裡根和他的管理機構蔑視教師教務委員在3月11日星期三向校方所提出的建議：馬上將警方從校園撤出，必須為週四的事件負責。因此，我們這些學院成員將佔據這些場所直到1）警方從校園中撤出，2）解除禁令。
多提打電話給當時在家的代理校長尋求指示。然後，他告訴等待中的教師說，校長不會見他們。他又補充說：「如果你們不在五分鐘內離開，會因擅闖罪被逮捕。」大家仍在那裡靜坐，並告訴多提，如果代理校長不答應他們的要求，他們將繼續留在那裡。接著，他們被警方逮捕。雖然他們並沒有戴上手銬，但所有45個人都被逐一拍照，留取了指紋。他們的口袋被掏空，所有個人物品被沒收，包括皮帶和領帶。他們可以繫著鞋帶，但所有的眼鏡都被拿走，這對近視的老師非常不方便。371970年3月16日星期一，在監獄裡待了一天之後，45個人被控告藐視法律和非法侵入，可能的懲罰是監禁一年或罰款1000美元。進一步的刑事控告由紐約州立最高法庭審理，他們可能會被判入獄三個月或交250美元的罰款。最後，漢密爾頓·沃德（Hamilton Ward）法官認定他們都有罪，判處30天的監禁，可以上訴。在他的判決中，法官非常激動：
我希望你們深深記住這裡是有司法的；我希望你們記住是法院在做出命令。你們更應該遵守法律，因為你們擔負著教育我們的年輕人的責任。38
整個事件充滿政治色彩，顯示了裡根右翼管理機構的實力，他表明如果校園還不能恢復秩序，警方會採取更有力的行動。在這45位老師被捕之後，他們收到了威脅信件和騷擾電話。當地的報紙刊登了一些讀者對這次逮捕事件表示憤怒的來信。然而，在這些聲音之中，大多數對講師的行為持批判態度：「為什麼現在的學生會如此思考和行動，看看這些被捕的45個老師就知道了……他們應該是煽動目前校園動亂的始作俑者，應該被指控……其他大學的書獃子和』知識分子中的勢利小人』也受到了影響……他們應該被解雇……這45個老師一定是有意為惡，要麼就好像在炸藥廠點燃火柴的傢伙一樣蠢。不論是哪一種情形，他們都必須承擔一定的道德責任——應該把他們從我們的教育系統中踢出去。」39
約翰·赫德爾斯頓（John Huddleston）捍衛他的同事們：「我為我的45名同事感到自豪。他們願意犧牲自己，讓人們關注到校園所發生問題的真正原因——校方對大學社區、學生和教職員工的需求毫不關注。在利用當地政客和警察官員的殘暴時，校方已經將鎮壓升級到將大學變成警察國家的危險地步。」40歷史系發出信件呼籲大家給予經濟支持以應對未來的審判。該信指出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一所大學的講師在和平抗議之後被逮捕和羈押，而代理校長卻對此事保持沉默。萊斯利·費爾德（Leslie Fiedler）是一位有影響力的評論家和小說家，當時是布法羅英語系講師，他說那時對45位教師採取的行動「完全是前所未有的」。41在1970年3月19日寫給裡根的一封信中，本校13位著名教授表示了他們對45位教師的同情：
根據我們對這些教師能力的瞭解，和對於他們的尊敬，我們認為，他們這樣做主要原因是出於他們對學生的同情，出於要證明那些根深蒂固的信念的願望。如果大學要繼續生存，我們必須區分清楚暴行與有良知的行為之間的區別。我們堅信，這些人當日的行為是有良知的行為。
1970年5月5日，人文學院理事會得出以下結論：
目前校園處於法律體系下，州最高法院法官漢密爾頓·沃德發佈強制文書，運用仲裁和判決的手段來解決紛爭。這就意味著，這個校園實際上已經沒有了自治，沒有管理機構能夠做出重要的行政決策，更重要的是，沒有行政部門願意並能夠積極調解和解決糾紛。本屆管理層的姿態已表明並將繼續持續下去：「如果遇到麻煩，我們處理不了，我們就打電話給警察，逮捕鼓動者和挑釁者，然後讓法官判他30天監禁或更長時間，把他們打發到伊利縣監獄去。」
學院理事會認為用強制令來執行法律和維護社會及大學校園治安是一種笨拙、不妥的方式：「強制令往往是在恐嚇和鎮壓異議的聲音；用標準的法律語言來描述，它們有一個』寒蟬效應』……人們不敢就美國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做出任何談論。」出於這個原因，學院理事會要求想辦法減輕這一禁令給45位教師帶來的明顯損害。具體來說，學院應該追究行政部門不作為的瀆職行為，追究（數名）懦弱的官僚管理者的責任。此外還建議如果行政人員被指控的罪名成立，他們應被要求立即辭職。
一年後，45名教師被法院裁定罪名不成立。（1970年4月，裡根被迫辭去代理校長的職務，同年8月底生效。）紐約州最高法庭也駁回了對大學制止和干預聚會違法的指控。1971年6月8日，代理教務長托馬斯·康諾利（Thomas E.Connolly）寫信給庫切表示祝賀，因為「布法羅45人」案的所有指控被撤銷：
在面對嚴厲的處罰和財政負擔之時，您和您的同事們表現出了極大的勇氣，站在道德立場直面這一嚴重的問題。在那個時刻，和平示威、反對壓迫是正確合法的觀念幾乎消散，您所遭遇的一切幾乎要證明一切在往反方向走。現在和平集會的權利得到維護，我們都鬆了一口氣。
《夏日》裡指出這次逮捕是庫切職業生涯中的一個轉折點，扼殺了他留在美國的機會。國會裡沒有人敢在政治上與任何被指控抵抗戰爭和公共暴力的人發生關聯，為其提出個人議案。在該事件後，參議員賈維茨通知學校，他不會繼續為庫切的事情申訴。儘管對他的指控全部撤銷，但是他的逗留延長申請也失敗了。42庫切在1989年寫給理查德·A.西格爾考（Richard A.Siggelkow）的信中說：
在靜坐事件之後，我在布法羅教書一直到1971年5月。和45人中的其他人一樣都被撤回指控，但是因為我的違法案底（儘管後來上訴成功），我的簽證在移民和入籍當局看來極為複雜。我的再入境簽證被撤銷，使得我不能再回美國。很大一部分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在1971年決定辭職，並離開了美國。43
1997年，他在接受記者喬安娜·斯科特採訪時說：
1970年，在反戰示威的高潮時，我確實在布法羅被捕，但並不是因為參加了這樣的反戰示威。當時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的校長弄來數百名警察駐紮在校園，然後他自己從辦公室撤退到一個秘密的地方。我和40多位教師對此表示抗議。在我們看來校長這樣管理學校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因為這會形成一種高壓氣氛，教學和學習無法進行。一個星期天的早晨，我和同事去校長辦公室，在校長同意來與我們見面之前拒絕離開。結果，他沒有來，警察倒來了。我們都被逮捕，被控非法侵入，且被判罪名成立。一年後，經過上訴，罪名被推翻。這就是事件的歷史……如果我現在仍在美國，我應該是另一個不同的人。我將有一段不同的歷史。我可能就不會坐在這裡回答你的問題了。44
當庫切在等待當地法院和紐約州最高法院的判決結果時，菲利帕卻不知道該怎麼做。庫切的未來，以及她和孩子們的未來，一直都被蒙上了不確定性。比如，按照最初的想法，他們可能會在布法羅再待上一年，然後去別的地方，比如加拿大。接下來，又有可能繼續在布法羅，因為參議員賈維茨會為庫切提出永久居留申請。然後他們的整個生活因庫切的被逮捕以及接下來如果他被定罪將被驅逐出境的可能而被統統打亂。當賈維茨決定不再為庫切出頭，他們都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庫切不再有留在美國的有效簽證了。但是，如果他現在離開這個國家，就可能被理解為逃避法律。因此，他們處於兩難之中。菲利帕決定帶著孩子返回南非與她在約翰內斯堡的父母待在一起，等著庫切把這些爛攤子解決好。作為孩子的母親，她被允許合法離開美國。1970年12月，她和孩子們離開了美國。
庫切已經從布法羅大學申請休假一段時間，他以為他可以在重新拿到簽證之後，回來繼續供職。因為他的情況未定，他給美國當局寫信承諾，如果他的上訴失敗，他會返回服刑。在此基礎上，他被允許在1971年5月離開美國。到了1971年11月，他仍然不能確定他是否能重新回到美國，於是他問詢當時英語系的新任主任J.I.弗萊德林（J.I.Fradlin）教授，他的無薪休假是否可以進一步延伸：「我最近正完成一本書稿，內容關於非洲研究。另外正著手開始寫作第二本關於語言文體學的書籍。現在我想全身心地投入這項工作之中。」
五
校園裡一片動亂，是否能被授予永久居留權也充滿著不確定性，在這樣的狀態下，庫切開始了他的第一部小說創作。1983年12月4日，接受《星期日泰晤士報》記者詹妮弗·克魯伊斯-威廉姆斯（Jennifer Crwys-Williams）的採訪時，他說：「1970年1月1日，在紐約州布法羅市，我開始寫自己的第一本小說。1970年我的新年計劃就是寫一本書。我對自己說，如果不在今天坐下開始寫，什麼時候才能真正坐下來寫？」
在這次採訪後不久，他的第四本小說《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Life & Times of Michael K，1983）出版，為其贏得英國布克獎。他還表示：「我的第一本書《幽暗之地》是最難寫的，因為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自從寫出了那本書，一切就變得容易了些，但仍存在困難。這不是一個壞兆頭。因為如果一本書很容易寫，那一定有什麼東西出錯了。」
在布法羅，庫切開始了《幽暗之地》的創作。在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裡他曾著迷地研究了南非過去幾個世紀的歷史，在奧斯汀的圖書館裡，他繼續全神貫注地從早期書籍收藏中繼續這項有趣的探究。他閱讀兩個世紀之前，荷蘭、德國、英國出版的旅行日記。坐在倫敦或奧斯汀的圖書館裡閱讀著關於開普敦街頭，那些他曾走過的街頭的故事，這種感覺很奇怪。更讓他感興趣的是那些關於老開普敦的記錄，講述旅行者坐著牛車向卡魯的半沙漠內陸深處挺進，可能接連幾天看不到任何生命的跡象。還有一個幸運的巧合，他在早期書籍中遇到了一個與他同姓的人的記錄：雅克布斯·庫切。該人在18世紀後半期，沿好望角北部的西海岸向納馬誇蘭挺進，並穿過奧蘭治河。如果他要使用這材料作為小說的素材，他在開始寫作之前就要確定自己所看到的是那個世界的真實反映，他要讓自己的寫作源自這些材料，儘管同時要插入一些材料中出於各種原因而閉口不談的東西。但即便如此，他也不能夠超越那個時代的知識視野。他要體現的是「過去了的世界的通識」。45他必須知道如何忘記某些事情，但他還必須知道要忘記什麼。
但是在同一時間，他又想以布法羅日常發生的事情為基礎，根據眼前他不得不面對的殘忍現實，創作一些東西。奇妙的是，布法羅發生的事情與200多年前南非內陸探險者所經歷的內容可以產生共鳴。他在電視裡看到的越戰的恐怖給他提供了關聯的連接點。
在布法羅，他開始這第一本小說的創作，最終它由兩部分組成，其中包含著許多微妙的並行事件、交叉引用和相關的場景。1971年5月，他登上了飛機，飛往他曾不惜一切代價想要逃離的祖國，帶著一份完成了一半的手稿，走向一個不確定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