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在20世紀50年代，當庫切還是隆德伯西聖約瑟夫馬裡斯特中學的一名學生時，實行種族隔離的政府任命了一個委員會來調查「因那些不雅的、令人反感的或有害的讀物而帶來的罪惡」。該委員會的主席是傑夫·克龍涅（Geoff Cronje）教授，一個支持種族隔離的理論家。該委員在1957年的報告中建議採納嚴厲措施，比如出版前審查，廢止向法院提出上訴，要求所有印刷商、出版商和書商領執照——所有這一切據稱是為了確保「國家的精神福利」。
克龍涅委員會的極端建議被政府拒絕。不過，從20世紀60年代初至80年代南非建立起一套後來被庫切稱為「世界最全面的審查制度之一」的制度——儘管審查人員希望用一個更好聽的詞：「出版管理」。與現存的由警察貫徹執行的審查制度相比較，1963年的立法（最終將審查的權力下放給出版物管制委員會）從字面上看，不是那麼極端。但是那時文字審查的壓抑氛圍四處瀰漫，很多出版社已經開始自我預先審查，目的是避免將來出版了的書被取締。
與先前的建議相比，1963年的法律表現出了一些讓步，比如可以上訴法院，還有規定出版物管制委員會的成員應該有相關的藝術、文學、語言或法律專業知識。這一鬆口讓N.P.范維克·洛（N.P.van Wyk Louw）——一位備受推崇的詩人，也是阿非利堪斯語文學的著名人物——能夠與部長斡旋，避免一些野心勃勃的小人，如阿貝爾·庫切Abel Coetzee）和亞伯拉罕·H.約恩克（Abraham H.Jonker）入主委員會，他們將是災難性的選擇。根據范維克·洛的建議，剛從波切夫斯特大學退休的文史學家格裡特·德克爾（Gerrit Dekker）教授被任命為委員會主席。德克爾讓3名他以前教過的學生A.P.格羅夫（A.P.Grove）、T.T.克盧蒂（T.T.Cloete）和莫維·舒爾茨（Merwe Scholtz）在保留自己各自大學職位的同時在委員會兼職。斯泰倫博斯大學的C.J.D.哈維（C.J.D.Harvey）當選為英文刊物管理專員。范維克·洛與政府達成這種妥協是否明智，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但它讓一些在阿貝爾·庫切或約恩克管制之下一定會被禁的阿非利堪斯語圖書得以出版。德克爾退休之前，沒有阿非利堪人所寫的圖書被禁過。但1975年，安德烈·布林克的《看黑暗》（Kennis van die Aand）被禁。關於這一制度最奇特的現象是，國民政府給審查人員無限的權力，一些阿非利堪斯語文化人物與作家的參與也給了這種體系表面的合法性，因而使這些審查人員的地位由敵人轉變為同盟。彼得·麥克唐納對種族隔離年代出版管理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將這些人稱為「文學警察」。1
從一開始，對於該法規最激烈的批評在於它的查禁標準可能只因為一個字眼或一個段落就認為整部文學作品對公眾道德是有攻擊性或有害的，而從不考慮那字眼或段落所屬上下文。學者和作家們擔心，這樣一來，如果其成員的文學鑒賞能力有問題，那出版物管制委員會的權力就會被濫用，高質量的文學作品可能被禁止。范維克·洛的行動似乎避免了這種危險，但人們很快發現「文學警察」不遺餘力地行使自己的權力。審查制度這一法律的出發點是錯誤的，因為它認為對文學的性質和評論可以有一致的判斷，都可以運用一套已知的有關作用、結構和自證的原則。審查者們根本沒有對這些錯誤觀點產生任何的疑慮。他們的報告往往唯我獨尊地判定一些文學評論者一直以來非常謹慎對待的問題。2
外國出版商也遭受到這種審查者不可預測的文學「管理」。嚴格的立法加之對盈利的擔心導致一些英國的出版商向作者施壓，要求他們自查，並刪除作品中可能被認為不當的地方。南非出版商，就像彼得·蘭德爾所說，為了生存下去也被迫實行自我審查。按照審查者的觀點，輕鬆逃避現實的文學——比如威爾伯·史密斯（Wilbur Smith）和斯圖亞特·克盧蒂（Stuart Cloete）等作家的書，不適用「文學」的字眼，會因為道德原因被查禁。他們認為偉大的文學作品應該超越當代政治，所以查禁了布林克的《看黑暗》、傑克·考普的《黎明降臨兩次》（The Dawn Comes Twice）、C.J.德萊弗（C.J.Driver）的兩部作品《革命輓歌》（Elegy for a Revolutionary）和《主呀，給我們發送戰爭》（Send War in Our Time,O Lord）以及納丁·戈迪默的早期作品。戈迪默相對無害的講述多種族交流的小說《一個陌生人的世界》（A World of Strangers）精裝本在文字審查法律出台前的1958年被允許出版，但之後企鵝出版社推出的平裝本就被查禁了。到了20世紀80年代，隨著戈迪默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對她作品的審查變得更加小心和寬容。但是審查制度對黑人詩人所寫的那些針對審判和在白人城市經歷的種族隔離的抗議類詩歌特別嚴厲。所以黑人作家，如彼得·亞伯拉罕姆斯（Peter Abrahams）、阿爾弗雷德·哈欽森（Alfred Hutchinson）、亞歷克斯·拉古瑪、艾斯基亞·慕帕赫列列（Es』kia Mphahlele）和托德·馬特什基薩（Todd Matshikiza）的作品總是不斷地被查禁。整整一代的黑人作家成為受害者，他們中間大部分人被堵住嘴巴無法發聲。
在文字審查制度實施和出版物管制委員會建立的同一時期，一些南非作家發表了他們的早期作品，比如：簡·拉比（Jan Rabie）、艾蒂安·勒魯、巴爾托·斯密特（Bartho Smit）、安德烈·布林克，還有後來的布萊頓·布萊頓巴赫，他們的作品與傳統的阿非利堪斯語文學常見的人物刻畫形式和溫和的主題相脫離。1962年，委員會成立的前一年，安德烈·布林克的《生活的財禮》（Lobola vir die Lewe）和艾蒂安·勒魯的希爾波斯泰恩斯七日》（Sewe Dae by die Silbersteins）面世，再加上布林克1963年出版的《大使》（Die Ambassadeur）很快引起了文學界的關注，並被翻譯成英文和其他語言。這些作者在不同方面進行嘗試，在性和政治方面的創作更加公開化。
除了新一代作家以外，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許多南非白人青年也反抗既定的南非白人社會的道德觀、價值觀和政治做法。這一時間點與整個西方世界，特別是年輕人的態度發生變化的時間點正好重合。來自南非白人家庭認真嚴肅的學生，除了少數以外，都受到了南非大學裡面來自歐美新的哲學、藝術和政治思潮的影響。非正式化、自發性與自由化、摒棄傳統禁忌、拒絕傳統對差異的偏見、寬容個人主義以及非常規的行為等觀念影響了年輕一代的南非白人，特別是城市和大學裡的年輕人。
在這個觀念發生變化的時代，許多新一代的南非白人作家不論是在作品之內，還是在作品之外，都在抗議他們所經歷的南非社會的不公正。用布林克後來的話說，60年代的革新（20世紀60年代的南非文學運動）帶來了「一種勇氣，一種誠實，一種形式的實現，和嘗試創新的願望」。3如勒魯所說的那樣，他們是「壓迫中浴血奮鬥的兄弟，共同反抗著舊一代」4，對抗著教會、國民黨和大學的教授們不容置疑的法令。他們在抵制審查制度可能帶來的危險的同時聯合起來。布林克是主要發言人，他不斷反覆地向新聞界解釋他為什麼抵抗審查制度，也為此付出了高昂的政治代價。2004年11月，在接受《洞察》（Insig）雜誌記者採訪時，J.M.庫切說：「曾經有一段時間，布林克幾乎每天都與審查制度發生衝突。他被追捕、被小人陷害、被惡人恐嚇。儘管那個時候我不認識他本人，但是我知道那需要極大的勇氣和正義感，他展示了一個知識分子在面對強權之時，應該如何去做。」
詹尼·克魯格（Jannie Kruger）接替德克爾出任出版物管制委員會主席。從他發表的作品看，他並非一名文學學者，也無法像前任那樣得到相同的尊重。20世紀60年代，該委員會多次查禁《範疇》（Scope）雜誌，最後只能由最高法院來駁回這些查禁。除了引發公眾的不滿，出版審查制度和出版物管制委員會也成為人們激烈批評和諷刺的對象。1972年，當時庫切已經在開普敦大學當上了講師，政府責成對審查法律的實施情況進行調查，但是在提出修正案之前，開普最高法院判定布林克的《知識之夜》（Kennis van die Aand）為禁書，這是第一本被判為禁書的阿非利堪斯語文學作品。
1974年的出版物法取代了1963年的立法，給這一體制帶來了根本的改變。出版物管制委員會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指揮部，由部長、常務部長和一些副部長組成，將作為一個行政機關實施法律。指揮部會從由內政部提供的名單裡選出部分人員，組成委員會，其主要功能在於決定哪些作品是不適宜的。向法院提出上訴的制度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成立上訴委員會。上訴委員會的主席由國家總統任命，主席又可以任命兩名成員。像以前的法案一樣，任何民眾都可以從委員會那裡拿到對出版物的裁決。如果對委員會的決定不滿意，出版商、作家，或指揮部可以向委員會提出上訴。部長有權要求上訴委員會重新考慮決定。就所謂「不適宜」的定義而言，新的法案與1963年的措辭一字不差，除了裡面沒有了「可能的讀者」這一字眼。
這一立法存在很多問題：現在委員會也可以禁止出版物的出版了；部長可以授權任何人進入某地沒收某書；向法院提出上訴的權利被廢除了；部長獲得了太多的任意權力。除了管理不善等諸多因素之外，從文學角度看，這一體制的最大問題是文學作品不被當作一個整體來判斷，並且在該法律看來，文學作品的審美層面是無關緊要的。拉米·斯尼曼（Lammie Snyman）法官被委任為上訴委員會主席。他的態度和傲慢從他在報刊上的聲明中傳遞出來：「每一個南非白人不可能去購買並閱讀每一本出版物，以決定他是否喜歡。現在有一個機構來代表他。我們會告訴他，他是否會喜歡這本書。」
《知識之夜》被禁後，一些更加年輕的南非作家，如安德烈·勒魯、威爾瑪·奧達爾（Welma Odendaal）、約翰·邁爾斯（John Miles）的作品也遭禁。其中最轟動的一次查禁是在20世紀70年代，它導致了兩場法庭訴訟，這部作品就是艾蒂安·勒魯的《馬赫斯方丹，馬赫斯方丹！》Magersfontein，O Magersfontein）。拉米·斯尼曼的話表明審查法案僵化又無創意。他說，大部分文學專家認為，「這本書的目的是以英雄般的過去來諷刺我們這一時代的愚蠢、鋪張浪費、講排場和道德淪喪」，而他要質疑：「社會是否準備容忍讓這種手段達到目的？」他認為文章的語言骯髒、褻瀆神明。用他的話來說，「如果作品的語言不是有教養人士會在聚會時使用的，那也是粗俗的。」休曼盧梭出版社在這次的初次庭審中損失了20000蘭特。
對勒魯《馬赫斯方丹，馬赫斯方丹！》這本小說的查禁是一個分水嶺。1990年的一篇討論布林克的文章中，庫切講到了這次查禁：
在「馬赫斯方丹」事件中，對那些為勒魯小說聲援的南非知識分子，委員會採取一種高度對抗的姿態。對該書的查禁表明，委員會下定決心繼續運用最保守的標準，甚至揚言要異化南非學者和知識分子的中間派。5
該法律實施的拐點出現在1980年，這一年上訴委員會暫停了對出版商的禁令。此時，該委員會的主席是相對開明的J.C.W.范魯因（J.C.W.van Rooyen），他是比勒陀利亞大學刑法學教授。庫切在那篇關於布林克的論文中指出，很明顯，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和學者可能要改變他們對政府的支持立場，這促使政府最終任命范魯因為主席。6上訴委員會的決議指出，要考慮到的是可能的讀者，而不是所有人。另外，在1978年出版的修訂法案中首次提到了「文學、語言和藝術」的概念，這意味著上訴委員會在判決中可以將這些因素考慮在內。這樣，在新的法規之下，上訴委員會將受到專家建議的引領，不會有很大的偏頗。在范魯因的管理之下，上訴委員會對審查法規的應用與斯尼曼當政時有了些許不同，大多數在《馬赫斯方丹，馬赫斯方丹！》之後對阿非利堪斯語文學作品的禁令都被撤銷。即便如此，南非作家還是不得不等待一個新的民主體制，1994年，它終於到來，這一年該法案被從國家法規中全面剔除。
在斯尼曼的黑暗歲月之後，范魯因時代審查制度的變化也受到庫切的歡迎。像其他很多本國作家一樣，庫切也強烈反對文字審查制度。1983年8月18日，在接受《比勒陀利亞新聞》（Pretoria News）記者休·羅伯頓（Hugh Roberton）的採訪時，庫切說，在新的法規之下，審查者對那些可能破壞社會習俗或顛覆國家的作品所採取的方式更為寬容和文明。他認為，仍然感覺嚴重受阻的作家將是那些不能區分寫作和直（間）接政治行為的人。這並不意味著法律已經廢除或消失，只是一個更寬容的體制已經建立。「一個結果是，讀者群與令人不安的新創作之間的障礙不是嚴峻的審查者，而是圖書貿易經濟。後者決定了南非圖書銷售商只能進口安全的、有市場的圖書，而不是需要自己再尋求市場的圖書。」根據他的觀點，圖書銷售經濟上的現實是南非作家尋求在國外出版圖書的主要原因。
然而，在1972年，年輕的作家在南非的前景是完全不同的。庫切和納丁·戈迪默以及安德烈·布林克不同，他從未有過一本書被禁過，也不像阿索爾·富加德，他從來沒有受到當局的審查或軟禁。1992年接受大衛·阿特維爾的採訪時，他說：「我認為如果一本書在南非被禁，那是一種榮譽，如果作者還被懲戒過，那則是更高的榮譽。富加德等一些人被官方正式懲戒過，布林克等被非官方懲戒過。而我，坦率地說，一直沒有得到這一榮譽。除了我所處的時代太遲了以外，我的書太間接、太玄妙，以至於不會被看作將對國家秩序產生任何威脅。」7不過，作為一個作家，他的首部作品要在出版前提交審查，他的反應還是很激烈的：
文稿要讓審查者過目是一種羞辱的，甚至令人憤怒的經歷。這就和脫衣搜查沒有什麼不同。但同時，它也是一個標誌，證明一個人的寫作是被重視著的。……我毫不懷疑從尼古拉一世以來俄國文學作品的強度、針對性以及嚴肅性部分地反映了每一個出版的文字所承擔的風險。相比較而言，我認為東歐戰後寫作也是如此。……（英語）作品可以輕鬆地在國外出版的事實讓南非的文字審查制度變得相當空洞。然而，沒有人能否認自1948年以來最好的南非作品的針對性與嚴肅性……但是在威脅下寫作會產生一種令人很難逃脫的、醜陋、變形的副作用。某些話題被禁止的結果是人們對其產生不正常的關注。舉一個例子來說：官方禁止黑人和白人之間性交的描寫，結果小說中出現更為廣泛的此類行為的描寫。8
除此之外，他還指出，他對審查制度不信任，主要是因為以他本人的實際經歷看，審查的名義是治病，可是治療的手段比疾病本身還有問題：
審查機構將權力下放到一些人的手中，而這些人的判斷能力和官僚心態對社群的文化甚至精神生活都是不健康的。9
此外，庫切繼續指出，他對他本人所接觸過的審查人員的能力很少有好的感覺，「文字審查需要吸引聰明的、敏銳的心靈」。他接著說：
審查者必須或者至少相信自己是從社群的利益出發進行審查……我本人不能與審查者苟同，這不僅僅是因為我從情感到職業所要求的懷疑態度出發，覺得那是一種冒犯；還因為我在實際經歷中，看到了文字審查制度一旦被確定和使用後所產生的後果。10
庫切曾將文字審查制度作為一本書的主題進行專題探討。但早在這之前，在1972年成為大學講師之後不久，對於文字審查制度本身及其實施的全盤質疑已經成為讓庫切擔憂的現實。1972年10月19日，開普敦大學各部門負責人收到學校教務委員會秘書長下發的通知，要求他們向其匯報：「文字審查制度對這所大學的學術影響程度，以及為了正確地研究某一科目或主題所需要的被禁圖書。」各系主任被要求務必在1972年11月30日前說明審查制度對教學和研究的影響程度；列出一個名單說明哪些被禁的圖書、出版物或其他材料對相關主題的深入研究是必要的。
英語系系主任大衛·吉勒姆將通知轉發給庫切並要求答覆。庫切在10月27日用三頁的篇幅加以回應，這封信不僅表現出他為此所花費的精力，還有他對文字審查制度的關注。他所提供的信息是令人震驚的。在給吉勒姆的信中，庫切如是說：
最近，我正致力於一件令人相當沉悶和沮喪的事情：通讀出版物管制委員會在南非禁止的約16000本出版物。我這樣做的部分原因是我不想成為一個不慎犯罪的人，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我自己也希望弄清楚我的閱讀和教學需要被限制在何種範圍之內。您可能會有興趣來看看，這些審查者如何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貧瘠：畢竟作為教師，我們的職業和私人生活都離不開書。11
然後庫切提供了一份已被禁止的作家和書籍的列表。他將其劃分為美國文學、英國文學、南非英語文學和「世界文學」。
尤其美國作家已經引起了審查者的不滿。下列是已經被列入禁書名單，但庫切認為選修他的「20世紀美國文學」課程的學生應該閱讀的作品：威廉·福克納的《聖殿》、納撒尼爾·韋斯特的《寂寞芳心小姐》和《蝗蟲之日》、詹姆斯·法雷爾的《斯塔茲·朗尼根》三部曲、理查德·賴特的《土生子》、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的《洛麗塔》和《艾達》。在他希望給學生介紹的當代美國文學作品中，如下被禁：加裡·斯奈德的《守候地球屋》（Earth House Hold）、諾曼·梅勒的《一場美國夢》和《我們為什麼在越南？》、詹姆斯·鮑德溫的《另一個國家》、馬拉默德的《店員》、約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和約翰·巴斯的《路的盡頭》。被禁的圖書還包括一些他希望學生做背景閱讀的：諾曼·梅勒（4本被禁）、馬拉默德（4本被禁）、特裡·索澤恩（1本被禁）、約瑟夫·海勒（1本被禁）、威廉·巴勒斯（5本被禁）、勒羅伊·瓊斯（LeRoi Jones，2本被禁）、約翰·巴斯（1本被禁）、詹姆斯·珀迪（James Purdy，1本被禁）、菲利普·羅斯（2本被禁）、納爾遜·艾格林（1本被禁）、威廉·斯泰倫1本被禁）、埃德蒙·威爾遜（1本被禁）、亨利·米勒（5本被禁）、羅伯特·庫弗（Robert Coover，1本被禁）、耶日·科辛斯基（Jerzy Kosinski，1本被禁）、詹姆斯·鮑德溫（5本被禁）、羅伯特·佩·華倫（1本被禁）、瑪麗·麥卡錫（3本被禁）、約翰·厄普代克（4本被禁）、傑克·凱魯亞克3本被禁）、羅伯特·戈弗爾（Robert Gover，2本被禁）、約翰·奧哈拉John O』Hara，5本被禁）、杜魯門·卡波特（1本被禁）、R.V.卡西爾（R.V.Cassil，5本被禁）、伊文·亨特（Evan Hunter，2本被禁）、保羅·鮑爾斯（1本被禁）、詹姆斯·瓊斯（1本被禁）、戈爾·維達爾（2本被禁）、約翰·萊徹（John Rechy，1本被禁）和莫德凱·裡奇勒（加拿大，1本被禁）。
英國文學中，有兩部重要的文學作品，約翰·克萊蘭的《歡場女人回憶錄》（Memoirs of a Woman of Pleasure）和D.H.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仍然被禁，儘管勞倫斯的小說十幾年前在英國經歷了一場著名法庭辯論之後已經被解禁。在禁書名單上的重要英國作家還有克裡斯托弗·艾什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大衛·考特（David Caute）、西蒙·雷文（Simon Raven）、弗雷德裡克·拉斐爾（Frederic Raphael）、科林·威爾遜、多麗絲·萊辛、布裡吉德·布羅菲（Brigid Brophy）、布蘭登·貝漢（Brendan Behan）、保羅·埃布爾曼（Paul Ableman）、金斯利·艾米斯、安德魯·辛克萊（Andrew Sinclair）和艾倫·西利托。
南非黑人作家所受打擊尤為嚴重。庫切寫道：「審查讓南非黑人英文寫作領域成為一片空白。」被禁的作家及作品有：艾澤基爾·穆法萊爾Ezekiel Mphahlele）的《非洲的形象》（The African Image）和《流浪者》The Wanderers），理查德·賴夫的《非洲歌曲》（African Songs）和《緊急狀態》（Emergency），亞歷克斯·拉古瑪《在黑夜中行走》（A Walk in the Night）、《三股合成的繩子》（And a Threefold Cord）和《石國》（The Stone Country），布洛克·穆迪塞恩（Bloke Modisane）的《我為歷史負責》（Blame Me on History），劉易斯·恩科西（Lewis Nkosi）的《家庭與流放》（Home and Exile）和《暴力的節奏》（The Rhythm of Violence），彼得·亞伯拉罕斯的《他們自己的夜晚》（A Night of their Own）、《告訴自由》（Tell Freedom）和《給烏杜莫的花環》（A Wreath for Udomo），阿爾弗雷德·哈欽森（Alfred Hutchinson）的《前往加納之路》（Road to Ghana）。南非白人作家作品被審查的有：C.J.德萊弗的《革命輓歌》，大衛·利頓（David Lytton）的《該死的白鬼》（The Goddam White Man）、《自由的籠子》（The Freedom of the Cage），還有納丁·戈迪默的《曾經的資產階級世界》。戈迪默的《陌生人的世界》平裝本全部被禁，但是精裝本還找得到。
在」世界文學」課程中，以下作者都至少有一本書被禁：彼得羅·阿雷蒂諾、尼古拉·果戈理、薩德侯爵、高爾基、阿瑟·施尼茨勒、紀堯姆·阿波利奈爾、讓·谷克多、亨利·德·蒙泰朗、尼科斯·卡贊察斯基、阿爾弗雷德·雅裡、馬雅可夫斯基、巴勃羅·聶魯達和讓·熱內。除了上面這些古典或新古典主義風格的作家之外，一些當代作家的作品也被禁：費爾南多·阿拉巴爾、菲利普·索萊爾斯、波琳·瑞芝、阿蘭·羅布-格裡耶、卡爾維諾、胡安·戈伊蒂索洛、皮埃爾·保羅·帕索裡尼、羅歇·瓦揚、卡洛斯·富恩特斯、阿爾貝托·莫拉維亞、谷崎潤一郎、何塞·何依格雷西亞斯、薇奧萊特·勒迪克（Violette Leduc）、耶日·彼得凱威茲（Jerzy Peterkiewicz）和肖洛霍夫。
在名錄之後，庫切在給吉勒姆的信中如下總結：
鑒於這樣的名單，我將準備指控出版物管制委員會在如下三個特定方面有瀆職行為：
一、他們所依賴的是一個錯誤的規則：「如果我不明白一本書，我就禁止它。」可以舉兩個例子：果戈理戲劇《欽差大臣》的俄文版被禁，而英文版並沒有被取締；聶魯達的《詩歌總集》法語版被禁，而西班牙原文版和英文版沒有被禁（順便說一句，聶魯達是名單中提到的四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之一）。
二、這個規則所採取的盡量簡單著來的態度也是錯誤的：「如果我禁止這個作家過去的作品，我也可以在完全沒有閱讀過的情況下查禁該作家每一本新的出版物。」這個弊端的最嚴重受害者是詹姆斯·法雷爾：就我估計，他有15部小說被禁，而沒有一部被禁止得有任何道理。（權威的《企鵝出版社文學指南》稱他的作品像「一條巨大的羅馬長河，有效地展現了20世紀美國跌宕起伏的歷史」。）其他以此態度被大規模查禁的作家有理查德·賴特、伯納德·馬拉默德、瑪麗·麥卡錫和R.V.卡西爾。
三、它的第三個錯誤是根據出版社的廣告推銷內容來查禁一本書，但是他們忽略了一個事實，如今的出版商總是在圖書簡介中誇大色情與暴力的成分，其目的是賣書，而不是準確地概括其內容。例如，在加裡·斯奈德的《守候地球屋》圖書封面上是斯奈德寫的革命詩歌，所以審查者查禁了該書，但是他們顯然不知道，斯奈德的革命是指新石器革命。
正如你所知道的，出版物查禁影響了我們英語系開設的許多門課程。在全面看過委員會列出的查禁名單後，我相信，美國嚴肅作家的作品被查禁數量如此之大，會嚴重影響我們所開設的20世紀美國小說的課程。
除了寫了這樣的一封信痛陳審查制度對南非文學閱讀和教學可能產生的惡劣影響，庫切還曾參與了一個事件，如果不是其結果不怎麼樣，本來也可以很轟動。1974年在新的立法通過後，內政部長康尼·穆德Connie Mulder）博士，也是負責出版物管制的官員，要求任命一些人加入委員會。他聲明，新的管理體制很寬鬆。但從內政部那裡可以拿到的申請表格來看，申請人不僅要寫明他們的學歷、所掌握的語言和專業經驗，還要寫清楚他們的種族、宗教和文化聯繫。彼得·麥克唐納是這樣描述這一表格的：
很明顯，這是要進行仔細審查的，正如J.M.庫切所說，他，與大多數像他一樣的人都「相信」，「資格適當」的意思就是「與政府的觀點一致」。儘管如此，1976年年初，當政府打算招聘更多說英語的人員時，庫切還是決定親自申請來檢驗政府的誠意。作為開普敦大學年輕的雙語教師，另外還能說三門歐洲語言，他是非常合格的。12
1975年3月17日，庫切收到了一封內政部的回信：
關於您的申請，我很遺憾地通知您，您的名字沒有被列入最後名單。該名單的生成根據1974年通過的「出版物法」第5條條款，人員任期從1975年4月1日至1976年3月31日。
我想補充的是，因為申請該職務的人數量眾多，所以我們不可能將所有申請人的名字列在其中。
庫切後來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詳細敘述了這件事情：
我從來就沒有期望被錄取。我這樣做是因為他們聲稱，他們的審查制度變得更寬鬆、更接近作家和知識分子。我不相信他們說的話，所以提出申請。我想，如果把我的資歷放在紙面上，我是非常有資格的，但是他們拒絕了我。這正是我所期望的。我已經寫了一整本關於文字審查制度的書，一遍又一遍地探討一個問題：作為一個作家、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們對審查應該站在什麼立場上？一個人是不是要從一開始就採取強硬路線，與體制內的人員不做任何溝通？如果一個人可以進入體制內部，至少可以有一個人阻止這項制度變得更加苛刻。19世紀在俄國就有過這樣的情形。如果我們在1960年的時候就知道將要發生什麼，我們也許會表現得有所不同。13
關於他的不成功申請，庫切在1976年3月26日寫給彼得·蘭德爾的信中簡潔地說了一句：「我申請做一周只工作一天的審查者，但已被拒絕。」
多年以後的1982年，出版委員會主席A.庫切教授邀請約翰·庫切就威廉·巴勒斯的《城市紅夜》（Cities of the Red Night）寫一份報告，明顯是希望將這本書解禁出版。但是從庫切在1982年11月29日交出的報告中可以看出，庫切並沒有像出版物管制委員會其他成員那樣去粉飾一些內容，而是以文本的文學水平和道德素質為依據，讓書得以出版。他甚至直白地說，作品中有許多段落確實很齷齪，但它們既不是淫穢的也不是色情的。他指出有些段落是褻瀆的，有同性戀性交過程的詳細描述。此外，他不認為這本書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他幾乎是在大膽地挑戰國家機器來禁止該書。庫切對巴勒斯小說毫不含糊的評價代表著他對南非審查制度的蔑視和間接的嘲弄：
我發現我無法總結本書的內容，因為它的結構有意地運用現代主義的或先鋒派的方式，並不遵循敘事脈絡。然而，為方便起見，這本書可以被看作是一系列圍繞生化投毒以及對全球化心理/政治控制而展開的幻想的交織。
裡面有無數的段落描述是齷齪的，比如在第23頁、121頁和175頁對同性戀性交過程的描述。
我不認為這本書是不可取的。它描述的內容一直是很齷齪的，但既不淫穢，也不色情。如果說這本書有一種精神的話，其背後的精神是絕望和厭惡，還帶有一點諷刺幽默的元素。該作品的關鍵短語在第13頁上：「一切都是可以允許的。」這個觀點改編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允許的。」巴勒斯所有的作品反映的是一個沒有神的宇宙，沒有任何超驗的原則。在這樣的世界裡，人類就像昆蟲一樣互相獵殺，為的是（通常是虐待狂式的）痛快。這是一個無情的唯物主義的宇宙。人們沒有靈魂，但被大腦中的生物電波傳輸所控制，因此巴勒斯所強調的是毒品和毒癮。
我無法想像任何讀者在閱讀巴勒斯的作品時可以得到非法的性快感。
儘管巴勒斯被普遍認為是一個重要的作家，也許是美國20世紀50年代重要的散文作家之一，但是我不把他看作是一位主要作家，因為他在過去的25年裡一直在重複自己。
我感謝出版物管制委員會給我機會對巴勒斯的作品提出我的意見，很抱歉這麼久才提交報告。我沒有填寫1G表格的反面部分，因為我不希望被支付報酬。像我們這個國家許多（也許是大多數）作家和文學學者一樣，我不認為現行的出版物控制體系是一個可取的政策，也不希望成為其中的一部分。
二
隨著《幽暗之地》的出版，以及對作品總體肯定性評論的出現，庫切確立了自己在南非文學中的地位，他是可以發出強大聲音的新生力量。儘管該作品還沒能在國際市場進行銷售，但庫切的南非出版商拉萬出版社對銷售結果還是很滿意的。1974年4月至1976年2月，該書共售出2300本，以後又逐年增加。當彼得·蘭德爾問庫切是否趁此機會再寫一部長篇作品延續《幽暗之地》的成功，庫切在1975年3月8日的信中謹慎地回答：「我希望我能提供些東西，但是，說句不好聽的話，我真是卡殼了。」
但是根據手稿上的記錄，1974年12月1日，他已經開始了第二本小說的創作，並在開普敦大學放假期間取得了飛速的進展。第一稿雛形已經完成，後來又用打字機打出來。他在1975年2月26日開始手稿的謄寫，並於1976年1月25日完成。兩個版本的最後打字稿是在1976年4月完成的。他這次寫的稿子，和創作《越南計劃》一樣，是在開普敦大學考試用紙上面書寫的，並在1975年到美國進行短暫訪問期間又對其進行了大幅度修改和刪減。
在《幽暗之地》中，庫切追溯了18世紀殖民歷史中的一部分內容，在其中他的祖先發揮了部分作用；在第二本書《內陸深處》中，背景是卡魯的空曠世界，就如同他在兒童時代所經常去的百鳥噴泉農莊。其中有些部分甚至能讓人想起年輕的約翰·庫切關於每年一次的家庭聚會的回憶。當讀到一個農民穿著夾克，戴著領帶，像真正的紳士一樣巡察他的農場時，知情的讀者就會想起作者的祖父——格裡特·麥克斯韋爾·庫切。敘述者與雇農的孩子們一起在草原上尋找卡瑪根、喂沒有母羊的羔羊喝牛奶、坐在柵欄門上看綿羊過消毒水、看聖誕宰豬。敘述者與黑孩子一起坐在他們祖父的腳邊，聽他講述昔日帶著動物如何在冬季找尋低窪農場以確保可以放牧：「在老人跟前，我沉浸在往昔神話般的歲月之中，那時候牲畜也好，傭工和主人也好，日常的一切簡單得就像天上的星星，我大笑不已（第16節）。」14這裡所描繪的是庫切在《白人寫作》中所描畫的伊甸園——田園般的生活，人們誠實地勞動：「田園生活的作品是看不到黑色的。其核心主題是確保（荷蘭）農民的鄉村秩序，或至少是那種秩序的價值觀。」15而在《內陸深處》的展開過程中，這種牧歌風情變成了一團混亂不堪的關係。
與庫切的第一部小說相似，第二部小說也採用了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但兩者間又有明顯的不同之處。在「敘事」中庫切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讓說話者使用暴力、打造痛苦、充滿慾望和強權。在後來的小說中，正如大衛·阿特維爾所指出的：這類人物將成為與敘述者對立的反面人物。16與雅各·庫切不同，《內陸深處》中的敘述者瑪格達是痛苦的受害者，她霸道的、重男輕女的父親是反面人物。
瑪格達是一個未婚女子，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孤獨地生活在卡魯的一個農場上。儘管瑪格達的特點不能提供任何確切的信息，但小說的時代背景可以通過房子沒有電力和自來水，以及運輸靠驢和馬的情況猜測出來。因此，那個時候她會問是否有自行車（第5節）或照片（第83節）。在小說第238節，瑪格達收到的信由兩種文字打印而成，還有在空中飛來飛去的機器（第240節），這些都說明故事發生在1925年之後（1925年，阿非利堪斯語才被接納為官方語言）。17
小說外部結構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全文被劃分為266個小節，並不按時間順序排列，但與時間有關，且常包含有關同一事件自相矛盾的版本，就像一個萬花筒一樣，一會兒變換一個場景。小節數字在該書的第一稿中並沒有出現，而是在第二階段對手稿進行修改時被添加上去的。庫切在接受喬安娜·斯科特的採訪時說，數字可以讓他不用偽造連續性的幌子，讓他能夠製造突然的轉變，或更方便做轉換。數字還讓他能夠將存在尖銳矛盾的事件並列到一起，將同樣的故事，在不同的版本裡講述兩次。18《雙重視角》中，在與大衛·阿特維爾的訪談中，庫切說《內陸深處》與法國的羅馬風格比較相似，尤其像阿蘭·羅伯-格裡耶的作品，但他的小說也顯示了電影和攝影的影響。他繼續指出，在現代主義的全盛時期，先是詩人，然後是小說家都試圖從電影中的蒙太奇手法中尋找靈感，試著盡可能快地進行敘述，通過跳躍和鬆散的方式將長敘事中的短敘事串起來。這與19世紀的小說有很大的不同。19世紀的小說通過悠閒地逐步展開材料的方式進行小說的敘事。對於小說與一些導演的電影（比如克裡斯·馬克和安傑伊·蒙克的電影）在創作手法上的相似性，庫切說：
這些電影給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一種很矛盾的感覺，他們通過帶畫外音解說的靜止攝影所達到的效果如此強大：視覺的高度集中（因為眼睛對靜止圖像的搜索方式與對動態圖像的完全不同）加之簡潔的敘述。不僅僅是簡潔，那是一種急速，甚至是有點踉蹌的敘述。19
雖然瑪格達是自己寫了日記還要將其上鎖的「老處女」，努力抗爭著不希望「成為被遺忘的人」（第10節），但編號的小節不應該被看作是她的日記篇章。在作品結尾處，她哀歎自己不知道該怎樣「像那些獲救的海上遇難者那樣留下自己的航海日誌」（第237節）。庫切對遭遇船難的荒島餘生類人物很著迷，後來他在《魯濱遜漂流記》的改編版《福》中也表現過這類人物。然而，很顯然，從一開始，瑪格達就是在使用書面文字努力在那片無情無義的土地上尋找生機，努力與那種死了都沒人記得、沒有任何歷史的消失狀態做抗爭。在她所生存的孤獨的沙漠世界中，正常的家庭關係和婚姻幸福對於她來說遙不可及，所以她要為自己創造生活。她在第27節中問道：「其實，我不可能不是荒原上這處石砌農舍裡孤獨的囚徒，難道我能從這僵化的獨角戲裡逃脫嗎？」從這個意義上說，每一個帶數字的小節是她自己敘述和思考的交替（但是在有些部分，她放棄獨白，直接與其他人物對話）。還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瑪格達隨著事件的展開用現在時敘述，而很少用過去時敘述過去的事件。這種在寫作中與歷史同步的技巧是庫切在後期作品創作中也一直堅持的一個技巧。從瑪格達這個人物身上可以反映出庫切自己對阿非利堪文化遺產的矛盾態度：一方面他迷戀那裡的景致、人物、民間傳說與語言習慣，另一方面他反感在那裡所經歷的家長制度以及主僕關係。
小說一開始就直奔主題，這與傳統的農場小說，無論是英語的（如奧立弗·施賴納和波林·史密斯的作品）還是阿非利堪斯語的〔如若尚·范布魯根（Jochem van Bruggen）、D.F.馬勒布（D.F.Malherbe）和C.M.范登西弗（C.M.van den Heever）的作品〕，都有明顯的不同：
今天我父親帶著他的新娘回家了。他們乘坐一輛雙輪輕便馬車，拉車的馬匹前額舞動著一支鴕鳥羽毛，咯登咯登地穿過曠野而來，身後拖曳著一長溜的塵霧。也許他們是乘坐插了兩支羽毛的驢車，這也有可能。我父親身穿黑色燕尾服，戴著高筒大禮帽，他的新娘戴一頂寬簷太陽帽，穿著腰部和領口束緊的白色禮服。更具體的細節我說不上來，除非添枝加葉，因為我根本沒留意他們。我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午後半明半暗的光線呈現翡翠綠的色澤，我在那兒看書，或者更確切地說，我仰面躺在那兒，臉上蒙著一條濕毛巾，忍受著偏頭痛的煎熬。我總是一個人待在房間裡，看書，寫作，要不就是跟偏頭痛較上勁兒了。這個聚居地的姑娘全都這樣，可我想，沒有誰像我這麼過分。我父親總是在地板上來回走動，穿著黑靴子拖著緩慢的腳步，走過來又走過去。現在，來了第三個人，來了他的新妻子，那女人很晚才起床。那都是我的對頭。
這樣的開場白清楚地表明《內陸深處》與現實主義農場小說完全不同。與那些受傳統約束、具有高尚精神、勇敢且願意自我犧牲的女人有所不同，瑪格達是一個患有偏頭痛的女孩，只藏在她自己的房間裡看書，而不像其他能幹的農婦一樣在廚房裡擺弄著鍋碗瓢盆。繼續讀下來會發現，庫切小說與傳統現實主義農場小說的場景也不同。瑪格達連新婚夫婦坐的車是驢拉車還是馬拉車都沒有弄清楚，因為她根本沒有親眼目睹他們的到來，而只是依靠自己的猜測和幻想，正如文中所用的詞語「添枝加葉」，來進行敘述。然後文本又出現了時間的跳躍，因為她說的新娘子「很晚才起床」，這是只有在等新來者居住過一段時間以後才可能得出的判斷性結論。最後，她認定她的父親和他的新婚妻子是反面人物，在這個時刻，小說敘述結構的基調已經確定，這些描述就好像在強調事件的虛構性。
所有的事件，包括新娘子的到來與存在，只是存在於瑪格達的想像之中，這一點從第38節可以看出。在這一章節的開頭，這一場景又一次出現，但是這次是黑人長工亨德裡克，將他的新婚妻子克萊恩-安娜20帶到農場：
六個月前，亨德裡克把他的新娘帶回家了。他們坐著驢車咯登咯登地穿過田野，身後揚起從阿莫埃德一路帶來的長長的塵埃。亨德裡克身穿黑色西裝（那是我父親給他的二手貨），戴著寬邊氈帽，襯衫扣子一直扣到領口。新娘站在他身旁，緊緊拽著自己的披巾，似乎意識到身上裸露太多。亨德裡克以六頭山羊外加一張五鎊鈔票（還保證再付五鎊，或是再多給五頭山羊）作嫁妝，把她從她父親那兒娶了過來，對這樣的事一般人總是難以弄得很清楚的。
一如既往，文中有驢蹄子的「咯登咯登」的聲音，儘管這一次沒有再提及馬拉車的可能性。與穿著時髦燕尾服外套的父親不同的是，亨德裡克保持著他卑微的地位，身上穿的是從農場主那裡得到的西服。這套衣服儘管是二手的，但還算得體。另外，他戴著的老氈帽與她父親娶親時戴著的帽子也不同。這一次瑪格達的觀察沒有像之前那樣充滿不確定性，但是對於亨德裡克付了多少彩禮，她有些不確定。在本節後面，她又描述克萊恩-安娜的家鄉——阿莫埃德。她自己從未到過那裡，這次她再次開始編造，生動地描繪那裡的破舊房子、飼養的雞和流著鼻涕的兒童。小說中現實和想像不斷交織在一起，讓人難以區分。很難說小說裡面哪些事情是真正發生了，哪些是瑪格達不安且過度活躍的想像。在列剋星敦的一次演講中，關於這部小說中敘述者不可靠性的問題，庫切是這樣回答的：
當你選擇從一個單一的人物的內部視角來敘述時，你可以選擇心理現實主義來描寫這個人的內在意識。我要強調的是心理現實主義中的「現實主義」。我想，《內陸深處》中所進行的現實主義就是那種被顛覆的現實主義。因為，你知道，她殺死了她的父親，然後她的父親又回來了，於是她又殺死了他；然後在小說進一步發展中，他又再次地回來。所以這是一個別樣的博弈，是一種反現實的博弈。21
故事的開始，在她的父親和新娘子到來之後，瑪格達的嫉妒如此之強，她像一個偷窺狂一樣偷窺他們的親密行為，然後又用斧頭謀殺了他們。但是，這是另一個虛構，因為後來她父親在亨德裡克接來自己新娘以後的行為證明了這一點。他對克萊恩-安娜的興趣越來越大，最終導致他強姦了這個年輕女子。而瑪格達此前是如此近乎亂倫地渴望他的身體，她通過臥室窗口對著他的後背開了致命的一槍。（顯然）她的父親死了，瑪格達希望安撫亨德裡克和克萊恩-安娜。她想擺脫她從出生時就被賦予的等級差異，希望反轉傳統的主僕關係。她邀請他們到她居住的房子裡面，試圖與他們做朋友。她羨慕克萊恩-安娜的身體，因為它散發出十足的女人味，她想完全進入它（「我很想在她睡著的時候順著她的喉嚨爬下去，在她體內輕輕地舒展自己」，第211節）。然而，克萊恩-安娜對她的奉承沒有回應，而亨德裡克則強暴了她。這種強姦被描述了五次，每次從不同的角度（見第205—209節）22，以至於有人會問這是否是瑪格達自己的願望和慾望。比如她說：「我是一個洞洞，哭著喊著想要填滿自己的洞洞。……我兩腿之間有一個從未填滿的洞洞（第87節）。」在第217—219節中，亨德裡克不定期地在夜間來找她（在現實中，還是在她的想像中？），但是時間很短，沒有任何愛意。正如蘇珊·范贊騰·加拉格赫爾指出的：在她的父親（第二次）死亡，以及她與亨德裡克的關係中，瑪格達意識到她無法擺脫等級制度的桎梏。23在接受福爾克·瑞丁的採訪中，庫切也指出：「在某一點上，她是在試圖消除主僕關係，建立一種平等。我認為她完全是真誠的，但是她失敗了，因為她單純的意志與努力是不足以克服幾千年來的文化與精神畸形的。」24
亨德裡克也在延續著宗法制度：他要求主人為他的工作支付報酬，而瑪格達希望他們共存於一個伊甸園中，不要有任何的商業價值或需求。當鄰居開始問及她的父親時，亨德裡克和安娜逃跑了，將瑪格達留在這個廢棄的農場上——雖然讀者從來不知道虛構的是這一部分還是另一部分。幻想與現實處於不斷交織之中，正如德裡克·阿特裡奇在他對該小說的評論中指出：
各章節的風格是一致的，之間也沒有任何明顯的信號轉換來區分什麼是幻想、什麼是現實，而且很可能是非現實的（特別是在小說後面，瑪格達的父親再一次復活了，也許他從頭到尾都是活著的）：所有這些使得明確區分成為疑問。結果，亨德裡克和安娜仍然是謎一般的存在，從沒有完全融入文本框架中，也從來沒有一個確定的位置。25
儘管瑪格達住在農場上，但她與詩人們所歌頌的那種有勇氣、有信心而純潔的南非傳統女性在各方面都有所不同。當然，南非農場小說中那種族長專制的傳統仍然可以看到，比如晚上當父親從田地裡幹完活回來，女兒要默默地為其洗腳。但是在瑪格達眼中所看到的這個父親與其新婚妻子，以及後來自己與和工妻子的關係與南非農場小說中的描述相距甚遠。在傳統小說中，傳統觀念很強，僱主與僱員之間是要保持距離的，正如加拉格赫爾指出的：
瑪格達的性格與敘述……重寫了民族神話，顛覆了南非白人男權話語的主導。通過圍繞瑪格達的敘述，庫切重新描繪了一個女人形象。南非神話通常要通過女人的形象來驗證，而〔瑪格達的〕女性化史卻試圖擺脫南非傳統的等級觀念。她的敘述代表著南非民族意識的另一個版本，她努力尋找她的身份——她與土地、與她的父親以及其他南非黑人的關係。26
典型的南非農場小說向讀者介紹的通常是一個以男性為主的世界，女人處於外圍，起著不顯眼的作用。庫切在《白人寫作》中指出，每一個南非農場都是「一個獨立的王國，由一個善良的族長統治。在他之下，是如金字塔般一代代知足且勤勞的子女」。27在這樣的微觀世界裡，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種是缺失的。庫切認為奧立弗·施賴納和波林·史密斯的小說沒有給勞動者以值得一提的空間。南非農場小說也是如此。有的時候也許確實提到了勞動者，比如在若尚·范布魯根、D.F.馬勒布和 C.M.范登西弗的小說中，但是那只局限於一個漫畫般的章節，例如描述紫花苜蓿的收穫或葡萄園的翻土，以及工人開始即興比賽的場景。在庫切看來，這些小說中勞動者位置的缺失，表示作者對於如何將被剝奪土地的黑人與南非牧歌生活融合到一起，缺乏想像的能力。阿特裡奇評論認為：
在庫切的小說中並沒有交際上的突破。小說中有的只是這樣的一些時刻，人物說服自己進入一種新的思維態勢、一種新的思維與感覺，而這一些內容是接受者不一定能感受得到的。事實上，有可能接受者的改變將獲得加倍強調。28
在她最後的沉思（第230—266節）中，瑪格達生活在農場，照顧她中風後不能說話的父親，相信從空氣中傳播過來的信息具有神聖的起源。在多米尼克看來，她的反應，以及對整個西方文學和哲學的表達與引用是相互交織的，強化了她性格中不真實的元素：
瑪格達的構建最終將是一個文本問題，因為她是不同文本影響下的產物。她的敘述點綴著許多對當代西方文學與哲學的重要人物的引用與指涉，比如佈雷克、黑格爾、克爾愷郭爾、弗洛伊德、卡夫卡、薩特和貝克特。事實上，用伊恩·格倫的話來說，她如此深諳當代文學理論，這讓她看起來像是「艾米莉·狄金森，帶著一種批判理論的療法與觀點」。29顯然，瑪格達的心智格外豐富多樣，突顯了她作為元小說手法的作用，促進了小說中對性格構建的探究，以及「我」這一人物的本質。30
她與「天神」溝通，用石頭上的字母向他表示自己是灰姑娘，這些讓人們將其與貝克特的《等待戈多》聯繫到一起。庫切在《白人寫作》第二章中詳細分析了詩人托馬斯·普林格（Thomas Pringle）、簡·塞利爾斯（Jan F.E.Celliers）、圖恩·范登西弗（Toon van den Heever）和蓋伊·巴特勒。但這些詩人在傳統詩歌中所描寫的孤寂原野對於瑪格達而言，在修辭與情感上都太淺顯了。她承認她對這片土地的大愛。對她來說，這裡就是一個伊甸園，她是如此喜愛這個地方，所以她從未想過與天神」一起飛走：
我確信，詩歌是有的——歌吟哀憐Verlore Vlakte之心，歌吟丘巒夕照的憂思，歌吟羊兒擠在一起抵禦夜晚的第一陣寒意，歌吟遠處風車的輕鳴，還有第一隻蟋蟀發出的第一聲㘗㘗聲，相思樹上鳥兒最後的啁啾，農莊大宅石牆上仍然留著的太陽的暖意，廚房裡透出的安詳的燈光。這些都是我自己所能寫出的詩歌。城市人花了幾代人的時間才從心裡積攢起如許鄉愁。我此生永遠不會求人原諒我的過失，我也不想這樣。我已邪惡入骨，這個世界被遺棄的美與我同在。說真的，我永遠也不想和天上那些神祇一起飛走。我一直都希望他們降臨地面和我一起在這兒過著天堂般的生活，以他們馨香的呼吸補償我所有的缺失——我知道那天晚上我所認識的最後的幽靈般的棕色人影溜走後我就失去了一切。我一直都沒有感覺到我是另一種人的產物（此刻他們來了，漸近漸響的轟鳴聲多麼甜美），我已經用自己的心聲原原本本地講述了我自己的生活（這是何等的安慰），我在我自己命運的每一時刻都做出了選擇，那些選擇就是死在這石化的園子裡，在那些緊閉的大門背後，挨著我父親的骸骨，在一個迴響著讚美詩的地方，那些讚美詩我本來可以寫出卻沒有寫，因為（我以為）它太容易了。
《內陸深處》之所以值得注意，首先不是因為它對殖民主義或早期主僕關係的批判性探索，而是因為其散文的抒情品質達到了一種近乎神奇的程度，將現實與夢幻編織到了一起。德裡克·阿特裡奇是這樣評價幽暗之地》和《內陸深處》在庫切所有作品中的重要性的：
《幽暗之地》與《內陸深處》的重要性不在於它們批評殖民主義以及其各種化身。我們並不需要庫切來告訴我們，白人對其他種族的壓迫，不論對人還是對己都是殘酷而不人道的。這兩本小說與其他被放置在「後殖民」分類標題下的小說不同，它們沒有提供有關西方統治慘痛歷史任何新的或富有啟發性的細節。小說中當然包含著對這一切殘暴和剝削的感想與譴責，但這並不是讓這兩部小說獨樹一幟、充滿力量的地方。真正重要的是它們做了什麼，以及它們是如何發生的：他者是如何介入，上位，拉開距離，相互輝映，是如何在斷裂的敘事話語中、長久不確定的指涉中、在對小說家權威性的展示與懷疑中展現自身的。最終我們是將其稱為現代主義還是後現代主義，這都是無關緊要的，最重要的是它們記錄了事件的意義，讓這事件成為文學作品。事件原本被稱為「形式」，但是它被現代主義作家賦予了新的潛力。在庫切的筆下，文學事件展現了對他者所承擔的複雜且負重前行的責任，這種責任是南非歷史一直以來都在否認的。由於其對文學形式與傳統獨特的再次創造，讓讀者不只是觀察小說中這些發揮著作用的責任，還通過一種既愉快又令人不安的方式感受到了其不可逃避的要求。31
三
1975年6月27日，當《內陸深處》已經有了切實的進展之後，庫切寫信給彼得·蘭德爾（在這一時期，拉米·斯尼曼主席正以其嚴格的審查制度，統領著政府出版指揮部）：
我正在寫一本小說，如果在南非出版，可能預見的被禁理由有兩個，或兩個中的一個：一、它損害良好的種族關係；二、它是淫穢書籍。
a.假設拉萬出版社有意出版該書，假設我也沒有異議，您能準備好向出版物管制委員會提交手稿申請審議嗎？而且，如果他們要求刪節，您會做什麼反應？
b.如果原則上您不準備向出版物管制委員會提交任何原稿，但在您看來一本書有文學價值，卻很可能被官方查禁，您是否準備出版這樣的一本書？這類的考慮在多大程度上會影響您關於出版形式、印刷多少的決定？在多大程度上，對海外出版與銷售禁令的影響（想必是有利的）會被考慮在內？換句話說，要在何種程度上同海外出版商預先簽訂協議才能為這樣一個冒險行為，做一定保障？
在這個階段，庫切只是在詢問如果拉萬出版社接受了他這本跨越不同人種，且部分會被看作是道德敗壞，甚至根據法律認定包含色情內容的書籍，出版社可能面臨的經濟問題。庫切擔心，如果手稿被查禁，給拉萬出版社帶來的財務風險會很大。
雖然拉萬出版社在1975年6月出版的詹斯馬的第二本文集《白色是一種顏色，黑色是一個數字》（Where White is the Colour,Where Black is the Number）已經被查禁，但出版社堅決反對向出版物管制委員會提交任何申請。在1975年7月21日寫給庫切的信中，彼得·蘭德爾寫道：「我們已經採取了一個政策性決定，那就是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向出版物管制委員會提交任何書稿。」關於庫切信中提到的b項問題，蘭德爾寫道，這將完全取決於對書稿價值的評估：
如果我覺得作品有很大的價值，那麼不論出版物管制委員會可能怎樣禁止，我們都將出版它。我們唯一要考慮的是具體關於淫穢、誹謗、國家安全和抵制共產主義法案（比如，官方查禁的人員）等具體的法律。
不可避免的，如果我認為一本書很可能被禁，那會影響我投入多少資金的決定。例如，我們可能選擇限量發行平裝本，而不是通常的精裝本。
所有這些措施不適用於版權的海外銷售，不過海外版權對我們也是很重要的。
拉萬的財政還是很緊的，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們不冒一些風險的話，我們也沒有什麼存在的理由。我希望我們最近將要出版的一些新書會給我們帶來足夠的收入，從而應對進一步的檢查。
幾個月後，庫切告訴蘭德爾他的書進展順利，他希望在學生考試周和大學放長暑假期間全力以赴創作。1975年9月30日，他寫道：「我仔細地查看了自己在寫作的時候是否有那種臭名昭著的感覺：寫字的手好像被文字審查制度控制似的，好在我還沒有發現這種跡象。」儘管這是一種幽默的表述，但是它也說明文字審查制度以及可能的查驗對20世紀70年代的作家創作影響到了什麼程度。在1996年的文集《冒犯》中，庫切這樣寫道：「暴君和他的走狗並不是唯一患上偏執狂症狀的人群。在這種偏執狀態下，作家的警覺性也達到了一種病態的邊緣。要想找到證據，人們只要看看作家自己的證詞。一次又一次，他們記錄了那種被病態影響和傳染的感覺。在典型的』權威』的偏執狂舉動中，他們聲稱自己的頭腦已經被侵入，他們所要表達的就是對這種入侵的憤慨。」這顯然也與他的《內陸深處》有關，在幾頁之後庫切又寫道：「在文字審查制度之下，寫作就像有一個不愛你的人待在你旁邊，你不想和他（她）有任何的親密關係，但你卻沒辦法擺脫這傢伙。審查人員是一個入侵型讀者，他擅自闖入，還要與寫作發生關係，將真正有愛意和虔誠的讀者趕出去，用不贊成和挑剔的方式審讀你的文字。」
1976年3月26日，在給彼得·蘭德爾的信中，庫切說他正在完成的手稿中有部分對話用的是阿非利堪斯語。因為他們想出版這本書，庫切想知道關於拉萬出版社要破產的傳言是否為真。他還想知道從出版商的角度看，他的作品裡包含有阿非利堪斯語的對話是否有任何問題？鑒於拉萬出版社對出版物查禁的立場在上一封信件中已經闡明，庫切接下來的問題是：「如果你認為出版是值得的，但確實會有風險，那麼是否會採取任何特殊的舉措，比如像在出版安德烈·布林克的作品時嘗試預先訂購的方式？32或者來一個小型的試印刷？拉萬出版社能夠從查禁那樣的經濟打擊中……倖存下來嗎？」他還想知道拉萬出版社是否有印刷商願意冒著違法的危險來印刷一本被查禁的書籍。他寫道：「當一本書可能處於被查禁的狀態下，我們就進入了整個關於出版和海外銷售查禁的道德雷區。這種影響顯然是我所關注的。他們是否也將關注這一點呢？一旦被查禁，拉萬出版社會不會永遠消失呢？」
在1976年3月29日的答覆中，蘭德爾首先對有關拉萬的財務狀況傳言做了回應：「請不要相信那些謠言。現在的拉萬，比過去兩年中在任何時候都更不可能關門。」至於在對話中使用阿非利堪斯語，這對於文學來說沒有任何區別，但是對銷售可能會產生負面影響。他只有在讀過手稿之後，才能決定如何應對可能的查禁。找印刷商應該沒有問題。「印刷商不受出版物管制委員會的影響，但會害怕事關誹謗、煽動叛亂或淫穢的起訴。」關於海外營銷和拉萬應占份額的問題，蘭德爾寫道：「我們能夠在被查禁後聯繫海外銷售（即重印/翻譯等權利）。很顯然，只要我們努力彌補一些開銷，我們還是很願意繼續做下去的。另外，南非的查禁還可能會激發海外對此的興趣。」
他指出，阿非利堪斯語的對話可能會帶來一些問題。但是因為庫切在此期間已經完成了純英語版本的《內陸深處》，他在1976年5月21日將手稿發給蘭德爾，請求他對手稿發表意見。1976年6月29日，蘭德爾寫信給庫切說，他讀了小說，毫無疑問，他們願意出版此書。
因為害怕該書的出版在南非被查禁，這將給國內的出版商帶來很大的財務損失，庫切在1976年3月與紐約詹姆斯·布朗代理機構的大衛·斯圖爾特·赫爾聯繫。此前他曾將《幽暗之地》的手稿投遞給他們尋求出版未果。另外他也聯繫了倫敦穆雷·帕林格的西莉亞·卡奇普爾。他給他們兩人分別郵寄了《內陸深處》英文版的副本。他說，如果不能在美國或英國出版這本書，儘管有審查問題，他還是能夠找到一家國內出版商來出版此書。他補充說：「如果我必須在國內出版此書，版本會有些許不同，裡面會有方言版的對話。」
5月5日，他收到了西莉亞·卡奇普爾的回信。她所在的機構有兩個成員讀過了《內陸深處》，毫無疑問，在他們的心目中，這是一部「相當輝煌，引人入勝的」作品，特別是小說的背景是如此陰冷，而「人物又如此缺乏有吸引力的特質」。「我不知道這其中究竟是什麼讓我能繼續如饑似渴地讀完該作品！」雖然她認為很難將該手稿賣給英國出版商，但是她希望會找到一個能被小說「錯綜複雜的精湛技藝」所吸引的編輯。5月10日，庫切也收到了來自大衛·斯圖爾特·赫爾的回信，說他對該稿件印象非常深刻：「書稿寫得很美，這在現在已經很少看得到了，我非常喜歡這部作品。」赫爾寫道，他收到了一封來自美國出版商的信，該出版商在訪問倫敦期間聽說了庫切的這一作品，並希望看到原稿。
5月25日，西莉亞·卡奇普爾欣喜地告訴庫切，她關於該書稿在英國的營銷前景判斷錯誤，因為英國非常重要的塞克沃伯格（Secker & Warburg）出版社的湯姆·羅森塔爾（Tom Rosenthal）鑒於該書的質量，同意馬上接受該書，而且他確信該書不會通過南非的檢查制度。後來羅森塔爾寫信給庫切，將他的書描述為一篇「小傑作」。在5月31日的信中，庫切表達了他對卡奇普爾的營銷取得成功的喜悅，並心懷感激地接受塞克沃伯格出版社的報價。在南非可能遭遇的禁令讓庫切考慮進行戰略上的調整。庫切對原作品中阿非利堪斯語對話的解釋表明了他的原本用意：
除了我發送給你的小說版本之外，我有另一個版本……其中所有的對話都是由阿非利堪斯語寫成，大概占所有文字10%的篇幅。南非方言與阿非利堪斯語文學用語的關係就如同福克納作品中，漂亮女孩和貧困黑人所說的方言與美國英語之間的關係。在英文版本的創作中，我無法找到一個非區域性但卻有著鄉村傳統風情的文體，因此，我將其翻譯成相當沒有特色的乾巴巴的英語口語。出於這個原因，還有一些其他原因，比起英文版本，我更喜歡混合的或者說雙語的版本，雖然這樣的版本顯然除了在南非本土外，不適合在任何其他地方發表。雖然目前還沒有人看到雙語版本，但是我已經與拉萬出版社（《幽暗之地》的出版商）的彼得·蘭德爾討論過了。蘭德爾說，如果他很看好此書的話，不論該書是否被禁止，他都將準備出版雙語版，當然出版數量的多少將取決於該項目的風險程度。
鑒於此，庫切詢問，如果拉萬出版社不在乎被查禁的危險，想繼續出版該書的雙語版，塞克沃伯格出版社是否會願意放棄該書在南非的版權。如果該書英國版在南非被禁，他想知道，塞克沃伯格出版社是否同意拉萬出版社在南非出版雙語版。他提出這些建議的背景是當時作者與某些出版商以及審查委員會的對立情緒日益高漲。他覺得該書有必要在南非市場推出，這是一個原則問題，另外他也覺得雙語版本是最權威的版本。
卡奇普爾答覆說塞克沃伯格出版社不打算放棄該書英文版在南非的版權，但是同意拉萬出版社發行雙語版本，條件是它必須在英國版本出版九個月之後進行。在6月9日的信中，庫切請卡奇普爾確保出於書目原因，英國版的版權頁上要印上「英文版由作者提供」的字樣。33他還指出，根據南非新的立法，作者或出版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決定是否向出版物管制委員會提交書稿。而就他所知，作家和出版商都拒絕提交，因為該委員會嚴格執行審查制度。但是，因為是塞克沃伯格出版社在投資出版此書，將由他們決定具體怎樣做。
在這封信發出後不久，南非的政治局勢急劇惡化。1976年6月16日，索韋托爆發騷亂，南非黑人學生反對在一些科目中強制使用阿非利堪斯語的政策。不久，騷亂在全國蔓延。在對《內陸深處》的出版史的詳盡研究中，赫爾曼·維滕貝格指出，除了書中涉及種族關係的內容可能帶來被查禁的危險之外，動盪的局勢使得《內陸深處》的前景越發不樂觀，在國外出版此書成了庫切唯一的選擇。34
庫切認為有必要告知彼得·蘭德爾，塞克沃伯格出版社有興趣出版此書的英文版，並保有該書英文版的南非版權。在1976年7月9日的信中他寫道，他面臨的選擇是要麼請拉萬出版社出版雙語版，再由他們負責海外版發行；或者將英文版版權交給海外的出版公司。他說：
我本想拒絕塞克沃伯格出版社的報價，但是考慮到我下一部小說將要面臨的同樣窘迫的境地，我不得不跳出國內市場。對於一個寫小眾作品的作家來說，為了在海外市場發行，他不得不犧牲國內市場。
不過塞克沃伯格出版社同意，此書英國版在出版九個月之後，另外一個單獨的南非版可以在不低於他們版本售價的情況下在南非出版。很顯然，我似乎不應該向您轉達這個提議，因為從出版商的角度來看，這個提議不可行。然而，在我看來，有兩個可能發生的事件可以證明值得出一個後續的國內版。第一，英國版因為被查禁或可能被查禁，在南非國內並沒有銷售，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另外一個版本，即使偶爾有幾頁空白頁，也是值得出版的。第二，這本書銷售穩定，能平穩度過九個月的期限。
庫切詢問蘭德爾是否仍然希望看他的雙語版書稿。
對蘭德爾而言，庫切的來信讓他大吃一驚，因為他已經接受了，並打算出版《內陸深處》。雖然庫切在與拉萬出版社簽訂《幽暗之地》的合同條款中已經習慣性地加上了一條，他的下一個作品應該首先提交給拉萬出版社，但是蘭德爾決定不去阻擋一位作家的作品在國際上獲得認可並進行銷售。在7月21日的信中，他寫道：「我很高興地得知塞克沃伯格出版社已經接受了《內陸深處》的書稿。但是，你事先沒有告訴我，你在與他們談判，這讓我很失望。」他希望，在塞克沃伯格出版的小說中，可以在什麼地方印上他的第一本書是由拉萬出版社出版的。但是在《內陸深處》最後發行的版本中，並沒有提及拉萬出版社。後來在回首拉萬出版社早年的歷史時，蘭德爾寫道：「作為一個小出版社，我們深感痛惜地發現，我們無法與國際大出版社競爭，挽留我們曾經冒著風險幫助其出版圖書的作家。」35
對於庫切而言，他的書稿能夠被英國接受，他得以與塞克沃伯格出版社發生聯繫，對於他作家事業的發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他一直希望他的作品可以在國際市場上銷售，但是他的《幽暗之地》並沒有找到一個美國或英國的出版商願意冒險接受一位完全不知名的作者的非常規類型的手稿。隨著他進入國際市場，塞克沃伯格出版社允許他保持「純粹而簡單」的小說家身份，而不是像拉萬出版社那樣，將他定性為」南非小說家」，他曾不止一次地拒絕這種身份。
在此期間，庫切也收到了來自美國的經紀人大衛·斯圖爾特·赫爾的反饋，克諾夫出版社（Knopf）拒絕了《內陸深處》，理由是創作手法過於理智化。之後不久，赫爾又發電報說，哈珀羅出版社（Harper & Row）願意接受該書稿，並提出報價。1976年10月21日，哈珀羅出版社的科羅娜·麥克赫默（Corona Machemer）來信提到一個問題，幾年前哈珀羅出版社曾經出版了威廉·加斯（William Gass）的一本書，題目是《內陸中心之心》（In the Heart of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該書出的是平裝本，當時仍然是大學書目列表中的一本書。她擔心的不僅僅是讀者可能產生混淆，更擔心的是電腦訂單上會出現混亂。她想知道是否可以將書名改為《在這裡的內陸深處》（Here in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在信的結尾，她總結道：「這是一本極好的小說，我真希望我能讀阿非利堪斯語，這樣我就可以閱讀你喜歡的那個版本了。」在10月29日的答覆中，庫切說書名的問題是「一件不幸的事」：
要改書名，對於機器來說這沒什麼（我是瞭解電腦的），但對於一個愛做夢、整天敲鍵盤的人來說，是件非常痛苦的事。《內陸深處》這個名字不是我完稿後，隨便找來的一個短語，它是整個文本不斷反覆的一個主題。我不能接受《在這裡的內陸深處》這樣的書名，因為它實在是太長了，（我想你會同意）不容易被記住。我想到的最好的折中辦法是將其改成《來自內陸深處》（From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這樣，起始字母是F，與先前的那本書就不會混淆了……
我覺得你們的書封上的介紹要比塞克沃伯格版本更具信息量。我可能要有點吹毛求疵的是關於「棒極了的土地」（第4段處）這一短語的應用。南非這個國家的地貌並非棒極了，而且整本書也沒有這樣的暗示，所以我不建議用這個詞。你或許可以改用荒蕪、廣袤之類的詞。
倫敦塞克沃伯格出版社的湯姆·羅森塔爾仍然在擔心《內陸深處》在南非可能被禁的問題。出於這個原因，庫切聯繫了約翰內斯堡海涅曼的安德魯·斯圖爾特（Andrew Stewart），他負責塞克沃伯格出版社圖書在南非的管理與銷售。1976年7月30日，在給斯圖爾特的信中，他寫道：「我的感覺是，雖然這本書可能會得罪一些人，但它可能會得罪的人並不一定會去讀它。因此，出版物管制委員會如果稍有常識的話，就不會採取任何行動。不幸的是，他們並不總是用最明智的方式處事。」
儘管有種種不確定性存在，倫敦那邊已經著手排版了。然而，1977年5月，庫切收到塞克沃伯格出版社艾莉森·塞繆爾（Alison Samuel）的一封信，有一個壞消息：他們的銷售總監認為根本沒有機會在南非發行《內陸深處》：
即便是此時，審查人員不是特別嚴格——事實確實如此——但是書封面的簡介裡提到不同種族之間的通婚，這是一個無望的主題……即使不是這樣，即使我們設法說服一些書店接受該書，有人告知我，他們會馬上被要求將書退還給我們，之前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整個過程很浪費精力，還會損害塞克沃伯格出版社與書店和經銷商之間已經建立起來的良好關係。
庫切在1977年5月26日的信件中做出答覆。他請她提醒那些做出這樣判斷的同仁，他們是在犯雙重錯誤。首先，根據南非的審查制度，出版商就要自我審查，這是一個戰術錯誤：
當局要在這裡形成的一種態勢，就是讓出版商覺得，如果出版了冒犯白人主導道德觀念的圖書，他們在經濟上就會遭受致命的打擊，因此他們不能冒這樣的險，而必須按照當局的玩法來運作。當局不喜歡禁止南非作家的作品。在報刊上總有一種令人不愉快的喧囂，喧囂的程度取決於作家的新聞價值。英語和阿非利堪斯語的媒體在對嚴肅文學的查禁問題上是非常團結的。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要求當局做出決定。
還有，我並不需要指出，這種自我審查將塞克沃伯格出版社和我本人都放在了一個站不住腳的道德立場之上。
另外，他認為塞克沃伯格出版社可能錯誤地判斷了在南非銷售的可能性。他們在南非的海涅曼分公司的顧問更瞭解的是學校教科書在當地的銷售。他本人認為《內陸深處》不太可能會被查禁。他們還應該牢記，拉萬出版社沒有任何大型的分銷和營銷系統。在《幽暗之地》的發行中，南非連鎖書店CNA並沒有銷售此書，但是全南非不超過七家或八家銷售此書的「嚴肅」的城市書店仍售出了2700本。塞克沃伯格出版社猜測的被書店怨恨地退書的可能性是沒有的。因此，他建議，他們向審查機關提交審查申請——這證明了審查制度是如何讓一個像庫切這樣誠信的作家絕望地採取自己極為憎惡的行動的。「採取這一步驟不需要任何成本。如果你不準備這樣做，我可以親自去提交申請。」如果這本書並沒有被禁止，他建議他們再重新去考慮分銷問題。
1977年6月1日，湯姆·羅森塔爾本人回信給庫切，表示了對庫切的同情，因為他本人也與庫切一樣飽受審查制度之苦。但是他安慰庫切說，這不是一個自我審查的問題，而是他們是否應該花上大筆費用將圖書郵寄到南非，然後可能又要付費給分銷書店，讓他們將書退回來。他們可以隨時準備向委員會提交申請，「但是，除非審查委員會在過去的幾年裡發生了根本上的改變，否則，在我看來，因為書中涉及異族通婚，那是南非共和國最終要進行道義譴責的問題，所以他們會別無選擇地查禁這本書」。所以，除非庫切本人堅持，否則他認為向審查局提交申請書是不明智的決定。他的結論是：
因此，我向您保證，我們並沒有自我審查，也不是懦弱。我們只是想要知道我們實際會遇到的問題。如果您可以告訴我們，我們的觀點是錯誤的，沒有人會比我更感到快樂，我們會做任何您想要我們做的事情。我們和您一樣想銷售這些書。我像您所期望的那樣熱切致力於促成此事，我會在經濟狀況許可的範圍之內，做您所希望的一切。
庫切6月8日給羅森塔爾的回信中寫道，他意識到南非的審查制度會令塞克沃伯格出版社面臨巨大的財務風險，這是他最不希望看到的。他同意將此書提交審查，這樣即便結果是被查禁，也會讓目前各方更輕鬆些。如果該書被禁，任何人要將其進口入南非，那都將是犯罪行為。不過，他認為艾莉森·塞繆爾在1977年5月的信中，對書店可能採取的審查態度過於悲觀。CNA書店可能會退回此書，但是其他的城市書店不會這樣做。羅森塔爾很可能是正確的，那就是這本書可能會因為不同膚色人種之間的性行為場景而被查禁。但是，他也想指出，安德烈·布林克的小說《風中一瞬》（『N Oomblik in die Wind，1976）英文版由W.H.阿倫出版社（W.H.Allen）出版，在南非可以隨處找到，而小說講述的是一個白人婦女和黑人之間的風流韻事。庫切說：「從我得到的信息來看，如今的審查制度更嚴陣以待的是對』警方的不利描述』，而不是』異族通婚』。」他繼續說：「最後，我必須說，如果出現這樣的一種情形：這本書既沒有被查禁，也不能在這個國家發行，出現任何一方都沒有任何作為的停滯狀態。那將是我不能接受的。如果我能知道並非由於我才導致這本書不能在這唯一一個彰顯其全部意義的國家發行，至少會讓我感到一絲安慰。」
出於這個原因，他提議通過他所認識的一些渠道，打聽一下審查機構對《內陸深處》可能採取的行動。一旦他得到這方面的資料，他會再次寫信告知羅森塔爾。同時，他建議羅森塔爾將書評發給南非的主要報紙。因為如果是在該書被查禁之後，再討論該書內容的優點將是非法的。因此，如果在之前沒有任何相關評論，那麼可能沒有人會知道這本書的存在。通過告知公眾相關的評論，至少也讓審查人員不能肆意地壓制這本書。
由於羅森塔爾對書籍被查禁後退回可能帶來的費用而感到猶豫不決，庫切再次聯繫彼得·蘭德爾。1977年6月14日，他告訴蘭德爾，該書的英國版已經在前一天正式出版，但是，「在最後時刻，塞克沃伯格出版社臨陣退縮，不打算在南非推銷此書。他們甚至都不想嘗試一下」。就在同一天，他寫信給羅森塔爾說，他一直在聯繫的作家艾爾莎·朱波特（Elsa Joubert）的丈夫是克拉斯·斯泰樂（Klaas Steytler）。他是一位作家、記者，也是南非作家協會這個持有不同政見組織中的一員，為桌山出版社（Tafelberg Publishers）工作，他也是出版指揮部的成員之一。根據斯泰樂的觀點，《內陸深處》將能夠通過審查，因為審查的是內容有沒有涉及警察的酷刑，這是「當前不可言說的內容」。斯泰樂建議將該書盡可能快地送到審查委員會手上，這樣他們以後不會覺得壓力過大。庫切說，他讓羅森塔爾決定是否要這樣做。蘭德爾在此期間也一直與羅森塔爾接觸，他告訴庫切，如果塞克沃伯格出版社不打算將此書進口到南非，拉萬出版社可以出版1000本平裝雙語版。他警告庫切不要繼續向出版署提交圖書審查申請，這是一個原則問題，即便沒有查禁，拉萬出版社的出版書籍也不應受到英國版書籍的影響。
1977年6月28日，羅森塔爾寫信通知庫切，他們已經決定不提交審查申請，另外，根據安德魯·斯圖爾特的調查顯示，他們會給南非的書店提供少量的書籍。在出貨前三周，他們會向南非報紙發送該書的書評，這樣一來，當報紙介紹該書時，讀者可以在書店買到此書。各書店也可以在之後選擇訂購更多冊。羅森塔爾也給蘭德爾發了該信的復本。同時他在6月28日給蘭德爾的信中表示，他同意拉萬出版社出版該書的前提條件是他們的版本是完全的重新排版，加入阿非利堪斯語方言對話後，與塞克沃伯格出版社的版本要有明顯不同。拉萬出版社要與作者簽訂恰當的合同，以明確版稅。羅森塔爾唯一的讓步是，鑒於拉萬出版社的經濟風險，他不要求拉萬出版社做出任何賠償。在隨後的信中，蘭德爾表示他很後悔沒有能夠阻止將英國版進口到南非，因為該書的書評已經發送出去了。
塞克沃伯格出版社將書投放到南非分銷給拉萬出版社帶來了更多的風險，因為如果該書沒有被禁止，沒有任何障礙可以阻止英國出版商繼續向南非提供大量冊數的該書。儘管這樣，蘭德爾還是準備出版拉萬的版本。他讓庫切盡快給他原稿。7月8日，在給蘭德爾的信中，庫切告訴他自己很確信這本書將不會被查禁。為了避免問題，蘭德爾可以考慮用一個不張揚的封面簡介（不提種族越界的問題），他的版本裡可以將四五個段落刪去。蘭德爾讓庫切提供簡單的封面介紹，並向他詢問哪些段落應該被刪去。庫切回答：
關於刪掉一些段落的問題，我想您誤會了我的意思。在現在這個階段，我不建議您刪掉段落。但是，如果一旦您的版本面世了，而塞克的版本被查禁了，那我會建議把其中比較具有「冒犯性」的四五個段落刪掉（如果有必要，先提交審查人員查驗，但是我知道您是不會做這樣的妥協的）。
至於封面介紹，塞克沃伯格出版社認為現在的封面介紹不適合在這個國家銷售；他們後悔最初使用了這樣的簡介。如果您覺得他們的想法是正確的，我很樂意起草一個不那麼具有「攻擊性」的圖書介紹。當然，在閱讀第一批英國版的書評時，我就強烈地意識到在讀者還沒有讀到該書時，準備一個書評一樣的圖書簡介是多麼重要。
在此期間，1977年7月12日《星期日論壇報》（Sunday Tribune）刊登了關於英國版《內陸深處》的文章，大張旗鼓地宣稱南非的審查者一定會對該書感興趣。很明顯，塞克沃伯格出版社的策略是強調黑白人種之間的性事，以引起公眾的興趣。封面書籍簡介特別強調瑪格達的父親，以及他那種「希望在黑人小妾的臂膀裡得到個人的拯救」的絕望。赫爾曼·維滕貝格對這樣的營銷策略表達了如下意見：「塞克沃伯格出版社不是要悄悄地在南非賣出幾本書，它是要讓所有人知道它給南非市場帶來了一本政治上存有爭議的小說，製造了一場審查人員不能忽視的爭論。很難判斷塞克沃伯格出版社這樣做的動機是什麼，很可能是要高調地與南非政府抗衡……這將使他們佔據道德的制高點——提升該書的國際銷售與宣傳。」36
蘭德爾給庫切寫信，告訴他現在可能已經沒有任何其他選擇，只能向審查機構提交南非版書稿，最後在提交版本中刪除庫切曾建議去掉的部分。這樣就有一種可能是拉萬版可以通過審查，而英國版被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