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2年，約翰·庫切在倫敦開始計算機程序員的工作，希望遠離南非，「南非是一個不好的開始，是個不利因素」。1他的祖國通過了陰謀破壞法（the Sabotage Act），目的是限制黑人的政治活動，阻止英語校園的學生與學者參與涉嫌煽動叛亂或顛覆國家的活動。這一法案給司法當局無限的權力，比如：可以不經審判拘留犯罪嫌疑人，對其進行審訊並施以酷刑。不少被拘留人是庫切早就認識的開普敦大學的同學。許多人被審訊、羞辱、折磨和單獨關押，有些人，像喬迪·德萊弗，則永久地離開了南非。
庫切回到這個他一直想與其斷絕關係的南非後不久，特別是在1976年索韋托起義（Soweto Uprising）(1)爆發，黑人城鎮的反抗更加激烈的情況下，警方的安保措施更加升級。海外電視台播放著警方粗暴地對待逃散學生群體的畫面，有時他們表現出的虐待狂式的快感和凶殘遠遠超越了維持秩序所必要的程度。2學生們不想再繼續忍受種族隔離的壓迫，他們罷課、破壞公共建築、在街上遊行，甚至組織逗留行動。瑪麗·本森寫道：「在16個月的混亂中，記錄的死亡人數有600多，但人們認為應該已經接近千人。死者中，只有兩人不是黑人。其中大部分是被警察開槍打死的在校學生。近4000人受傷，還有數千人被拘留，有一些人一關就是5年禁閉，還有一些學生，父母再也沒見到他們。」3安全態勢的惡化也導致了18個組織和3家報紙被禁，47名黑人領袖和7名白人持異見人士被扣留或禁足。安全機構記錄至少有64名被拘留者在身體和心理受到虐待之後死亡。
在那些可疑的死亡案例中，最為特別的是1977年9月12日的史蒂夫·比科案。他是東開普省一位有影響力的黑人覺醒運動領導者，他的死亡激起了世界公憤。當局針對他是因為他們認為比科與1976年索韋托起義有關係。1977年8月的一個晚上，安全警察在伊麗莎白港附近設置路障攔住了他的車，並將他帶到審查室問話。比科之前曾經被捕過，可以應對警方對他的審訊。安全警察後來發表聲明稱，比科曾毆打一名警員，並在隨後的爭鬥中頭部撞牆。沒有人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但他陷入昏迷，頭部在攻擊中受到致命損傷。審訊人員聲稱，他們覺得他是假裝受傷。他們把他銬起來，讓他赤裸著身體，昏臥在牢房的墊子上三天，周圍到處是他的尿液。警方命令前來檢查比科身體的醫生保持沉默，不可以說出他們所看到的景象。他仍然赤裸著被戴上手銬，塞入路虎車的後座，在沒有任何醫療報告的情況下，被送到1000公里外比勒陀利亞的一所監獄醫院。到達那裡的第二天，他就去世了，生前沒有得到任何醫療救治。4後來，在拘留所給比科做檢查的三名醫生承認，他們曾提供虛假證據。行政長官認定比科的死亡原因是頭部受傷，可能是在與伊麗莎白港辦事處安全警察的爭鬥中受傷。在當時現有證據的基礎上，比科的死亡不能歸咎於任何人的疏忽或犯罪行為。5
南非政府不顧國際抗議試圖偽造醫療報告來掩蓋這一事件。警務部長吉米·克魯格（Jimmy Kruger）極力否認警察串通一氣。他說比科是在絕食後死亡的，他的死亡令他難過。他威脅關閉《蘭德每日郵報》，因為他們發佈了事件的真實過程。威脅非常嚴重，編輯迫於壓力，不得不刊登了道歉啟事。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譴責聲一片。倫敦《泰晤士報》在頭版頭條寫道：「比科事件之後，吉米·克魯格先生這樣的行為在任何一個堅持文明規範的國家看來都是一種恥辱，他應該立刻被革職。」在南非，南非荷蘭裔評論員也表示強烈譴責。記者瑞琪·范瑞寧（Rykie van Reenen）寫道，她曾經與比科進行過一次長談，在她看來，比科是一位建設者，而不是一個破壞者，他希望通過社區服務提升黑人的地位。他給她留下的是「一個新式黑人的形象，他正試圖盡他所能，帶著無畏的獻身精神，準備為自己和人民承擔更大的責任」。讓她感到不安的是，「像他那樣的聲音從我們國家的批判性對話中消失了」。6
由比科死亡事件引發的最尖銳的表達是，審問者與被審問者的對抗演化成了黑格爾哲學主僕關係中最令人駭然的形式。報紙前主編唐納德·伍茲（Donald Woods）曾在史蒂夫·比科死亡案中做證，他後來寫了一篇關於這次審訊質詢的文章，第一次將酷刑室的黑暗暴露在大庭廣眾之下：
這些人，這些南非白人民族主義傳統的繼承者與產物，第一次從他們的警察局和小審訊室中現形。這一次，他們要對一件事情負責了。這些人表現出極端的偏執。他們一直被教導著要時刻牢記並維護他們權力的神聖，在這一點上，他們是無辜的人——無法進行不同的思維或行動。最要命的是，他們的職業給了他們表現偏執性格的機會。多年以來，他們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他們已經習慣了在小黑屋中，不受任何干擾地將他們所能想像到的所有折磨行為發揮到極致。他們有法律的隱形批准，政府給予了他們極高的地位，因為他們是「保護國家免受顛覆」的人。7
庫切沒有在公開場合回應比科的死亡，但在1977年9月20日寫給希拉·羅伯茨的信中，他表達了自己的失望與懷疑，他認為政府將竭力掩蓋暴行：
比科的死亡給大家心頭蒙上陰影。病理學家大概會出報告說，他是被謀殺的。我猜測政府會厚顏無恥地否認，拒絕組織進一步查詢或進行某種拙劣的掩蓋，如來一個「內部」質詢。他們才不會管人們是怎麼想的。
庫切對比科案以及其他被拘留人員，如艾哈邁德·提姆（Ahmed Timol，1971年）和尼爾·阿傑特（Neil Aggett，1982年）死亡事件的觸動可以從他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所寫的兩篇重要文章中看出。一篇是收入《雙重視角》中的《進入小黑屋》（Into the Dark Chamber，1986），另一篇是收入《冒犯》中的《布萊頓·布萊頓巴赫與鏡中的讀者》（Breyten Breytenbach and the Reader in the Mirror，1991）。在第二篇文章中，庫切指出像約翰·沃斯特這樣的安全警察會對拘留期間的死亡案件編出各種各樣的謊話，比如疑犯踩到「一塊肥皂」滑倒了，實際上，在極權主義語言實踐中，這是「死於酷刑」的隱語。這些謊言證明了某些人對真相無恥的蔑視。在《雙重視角》中，庫切引用了克裡斯托弗·范維克（Christopher van Wyk）的詩歌《拘留》（In Detention）來顯示人們是如何操控真相的：
他從九樓跌下
他上吊自殺
他洗澡時滑倒在一塊肥皂上
他上吊自殺
他洗澡時滑倒在一塊肥皂上
他從九樓跌下
他洗澡時上吊自殺
他從九樓滑下
他從九樓上吊
他洗澡時在九樓滑倒
他滑倒時，倒在一塊肥皂上
他從九樓上吊
他滑倒時，被從九樓衝下
他洗澡時，在一塊肥皂上上吊8
當法院責成那些施暴者離開自己的暗室，像在紐倫堡審判中，或在耶路撒冷受審的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2)那樣講述他們的行為時，這些被指控者的渺小與他們所犯罪行的巨大是如此不成比例，這讓庫切感到震驚。他發現在審查史蒂夫·比科和尼爾·阿傑特之死的兩個案件中存在同樣的悖論，其間，「安全警察從小黑屋中出來了片刻，暴露在公眾的目光之下」。9
因為一套腐敗的法律，在約翰·沃斯特廣場的刑訊室裡的折磨取決於施刑者的憐憫。在《雙重視角》裡的一篇文章中，庫切談到西弗·塞巴拉、末甘尼·沃利·塞羅特（Mongane Wally Serote）和亞歷克斯·拉古瑪的作品。因為酷刑只有親身經歷者才能體會到，所以這些作家就必須使用他們的想像力來描繪種種折磨。庫切寫道：「黑暗的、外人不得進入的禁室本質上是小說幻想的起源。在製造這些卑劣行為、增加其神秘的過程中，國家本身在不知不覺中為小說的再現創造了先決條件。」10布萊頓·布萊頓巴赫從監獄裡出來之後寫了一篇題為《一位白化恐怖主義者的真情告白》（「The True Confessions of an Albino Terrorist」，1984）的文章，描述了審訊過程，那時折磨者與被折磨者的關係是如此緊密，如此親近，又最具破壞性：
審訊者從外表到行為看起來都很正常。他過著普通的家庭生活……這些人不是怪物：他們知道，自己被強大的力量包容與接受。他們甚至天真地認為自己是被所謂的沉默的大多數暗中支持的。他們大多數人認為自己所做的「骯髒的工作」是必要的……囚犯最終將坦白……囚犯終於知道自己是被當成一種工具利用了、被人冷酷且熟練地操縱了，他也知道了自己的弱點。糟糕的，甚至更糟糕的是，最終他把折磨他的人看成了一個祭司，甚至一個朋友……你們兩個，違法者和受害者（合作者！小提琴手！），被聯結到了一起，也許是永遠地聯結到一起，通過你們所看到的卑劣，通過悲哀地瞭解人類所能做的事情。我們所有人都是有罪的。11
庫切在《冒犯》裡的一篇文章中詳細研讀了《給屠夫的海外來信》（Letter from Abroad to Butcher）這首詩歌，他認為這是布萊頓·布萊頓巴赫的「重要詩歌」之一。布萊頓巴赫將該詩「獻給」了「巴爾薩澤」——約翰·沃斯特的第二個名字。所寫內容是關於他在牢房中，對囚犯與「屠夫」行為的思考。該詩收錄在詩集《隱秘》（Skryt）中。該詩集在荷蘭出版，但在南非被查禁。在這首詩中，囚犯所說的語言具有戲劇性的發展：從「囚犯說」到「宣稱」，再到「承認」。它描述了囚犯最初意識到惡化與腐敗的跡象（「第一次飛躍」）所感受到的痛苦，當「他的夢想被粉碎」，他準備著走向死亡之路；他準備著「到地下去抖動/餵食昆蟲」。死神降臨時，他想起政治犯提姆「從天堂的第十層上翻滾/到街上拯救那裡站滿的人群」，然後犯人直接詢問「屠夫」在折磨他人時是否也會顯露真實情感：
而你，屠夫
你負責國家的安全
當夜幕開始降臨，
囚犯
發出淒慘的號叫
就像生孩子羊水破了一樣，
你有何感想？
看著血腥的人形，
恐懼而戰慄
他殘喘著，在你的雙手之間
行將死亡，
你不覺得卑賤嗎？
當你那曾撫摸你自己妻子私處的雙手，
觸碰著死去的軀體，
你喉嚨下的心肝就不顫抖嗎？12
關於「你自己妻子的私處」，庫切認為：
布萊頓巴赫應該寫「隱私部位」。暴露在公眾目光下的不只是酷刑室不被人所知的秘密，不僅僅是（假定的）沃斯特自己感到的反感（這裡具有複雜諷刺意味的是：布萊頓巴赫斷言沃斯特是有良知的，他敢肯定沃斯特不敢否認），還有沃斯特婚床的秘密（根據公眾禁忌，這部分是不可以暴露在公眾目光之下的）。這首詩攻擊手法低劣，挖苦的不是沃斯特，而是他毫無防範能力的妻子的隱私部位。這有辱男性的榮譽，鑒於事主的年齡（1972年時，巴爾薩澤和迪尼已經50多歲了），這絕對是一種冒犯。該詩的過分之處在於它太突出隱私。13
值得注意的是，庫切在《冒犯》中關於布萊頓巴赫的文章裡相當關注《給屠夫的海外來信》這首詩歌。就如同在《雙重視角》中的《進入小黑屋》一文中，他全文引用克裡斯托弗·范維克《拘留》中的內容。他很著迷於《一位白化恐怖主義者的真情告白》一文，因為該文章再現了安全警察的精神狀態。他們可能會在早上離開餐桌前，親吻自己的孩子並與之告別，然後開車到辦公室去作惡。14在《進入小黑屋》中，庫切也提及了他自己的小說《等待野蠻人》。該作品1980年出版，講述的就是酷刑室給一個有良知的人帶來的衝擊。雖然這兩篇文章都是在小說出版後刊登的，但它們可以被有效地用來幫助理解《等待野蠻人》以及該作品成型的影響因素。庫切的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經常互相影響與滲透。儘管庫切在小說的空間和時間設定上盡量虛化，但他還是會考慮讓南非成為背景的可能性，比如小說中喬爾上校在給地方治安官的囚犯死亡報告中所使用的數據就來自南非官方對比科的折磨，以及關於他死亡原因所用的謊言。報告的寫作加之其他小細節，比如重複「囚犯」這一字眼，是典型的安全警察的寫作風格。報告中的謊言與克裡斯托弗·范維克在他詩中所暗示的一樣：
在審訊過程中，囚犯的供詞顯然漏洞百出。這些漏洞百出的供詞被揭穿後，囚犯變得狂怒起來並且攻擊進行案件調查的長官。接著在發生扭打的過程中，囚犯重重地撞在了牆上。經搶救無效死亡。15
小說中，當地方治安官後來檢查屍體時，發現犯人嘴唇是腫的，牙齒被打碎，一個血淋淋的眼眶裡完全是空的，這樣的傷害讓人聯想起比科所受的酷刑。
《給屠夫的海外來信》中犯人問行刑者的問題在小說中又一次被地方治安官問及喬爾：如果一個犯人說了真相，但是發現不被相信，他會怎麼辦？在這種情形下，審訊者要承擔什麼（道德上的）責任？喬爾說，從犯人說話的「聲調」裡，他一定可以推斷出這個人說的是不是真話。他還必須嘗試通過施加壓力來獲取真相。帶著一種安全人員訓練有素的無情，喬爾說：
……首先是說謊，然後才是強制手段，再後來，又是說謊，於是再施壓，崩潰，再施壓，然後才是真話。這就是你得到真相的方式。16
在考慮喬爾的戰略戰術時，地方治安官問自己，在秘密折磨犯人的時候，折磨者本身在經歷什麼樣的情感歷程？與布萊頓巴赫有關「屠夫」的詩中做出的回應一樣，治安官在想：
作為一個新手，一個學徒，他不過是被叫來擰擰鉗子扳扳螺絲或是其他什麼別人也在做的事兒，而他卻擅自闖入了禁地，不知他在那一刻是否會有點兒不寒而慄？我發現自己對他的好奇太多，想知道他是否有一個閉門自省的洗罪儀式，以使他自己能回到其他人中間與別人一起共同進餐。在那一刻他非常仔細地洗了自己的雙手嗎？他所有的衣服都換嗎？還是局裡造出了一種新人，不管潔淨也好還是不潔淨也好他們都能夠心安理得地過下去？17
在小說的結尾處，當治安官受盡折磨，重新成為自由人的時候，他問喬爾的助手邁德爾，他如何在完成那些罪惡的任務之後回家與朋友和家人待在一起，還能吃東西：
如果這問題太放肆的話得請你包涵點，但我實在忍不住要問一下：我想知道，你事後——就是做完理人的活兒之後——你是怎麼吃東西的？這是我對行刑者和這類從業人員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等等！再聽我說一句，我是誠心向你討教，這問題弄得我好苦，可我不敢冒犯你，不敢問你——你心裡對此肯定很清楚。你覺得幹完這事後對吃東西沒什麼影響嗎？我想像過大概你們得洗一下手，但一般的洗好像還不夠吧，可能還得要一個牧師來幫一下忙，弄一個清洗儀式吧？類似淨化靈魂似的——這是我腦子裡想像出來的。還有，回到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裡是否覺得彆扭？比方說一家人坐在一起或是和同事們一起吃飯？18
二
1977年8月，庫切訪問加拿大，參加在安大略省滑鐵盧大學舉辦的第三屆人文學科電腦化國際會議。作為一個曾在英國工作過的程序員，他多年來對此一直保持著興趣。在回程途中，他在布法羅停留了幾日，見了一些他以前的同事。1977年9月20日，從加拿大返回南非後不久，庫切開始了《等待野蠻人》的創作。在這本小說最早的版本中，他將故事背景放在了南非，特別是開普敦。但是後來他放棄了這樣的想法，而採用了一個更加不確定的時空背景。該書的早期版本也是在開普敦大學的考試用紙上撰寫的，記錄日期從1977年9月20日至1978年3月28日。一個月後，在1978年4月28日，他開始了第二個版本的創作，並於1978年10月28日完成。接著，他又利用1978年11月1日至1979年4月8日的時間創作了第三個版本。在這個版本開始的時候，他還待在開普敦，但在寫作過程中，他已經到了美國，先是在得克薩斯大學，然後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講學。
在接受大衛·阿特維爾的採訪時，庫切是這樣評論此次訪問的：
我1979年從開普敦大學休假，進行《等待野蠻人》的創作，同時重新拾起語言學。雖然在開普敦曾斷斷續續地教過語法與文體學，但我已經跟不上語言學新的發展了。我在得克薩斯大學語言學系待了一個學期，旁聽了勞裡·卡爾圖寧（Lauri Karttunen）關於句法學的研討課，進行了大量的閱讀，盡量尋找自己在這門學科中的定位。語言學分支的發展如此之快，以至沒有人能期望掌握超過一或兩個分支的研究。得克薩斯大學之後，我又去伯克利分校待了三個月……這是一段孤獨時光，但成效很大。19
在奧斯汀期間，庫切寫完了3篇關於句法學的論文，主要是關於英語中被動語態的修辭性問題以及無主句的修辭作用。這些文章都被收錄到《雙重視角》中。其間，他繼續創作《等待野蠻人》。1979年4月和5月間，他用紅色字跡編輯了手稿。1979年6月1日，他完成了打字稿，並用黑色墨水筆加入了一些進一步的修訂。塞克沃伯格出版社的校對稿與該小說其他版本一起存放在得克薩斯大學的哈里·蘭塞姆中心）只有幾處黑色筆的更正。
與《內陸深處》的小節編號方式不同，小說《等待野蠻人》按時間順序分為六個章節。但是在拉萬出版社的版本中，分割更多，並用較短的星號做標識（在以後的版本中，因為排版的原因，出版商用空白取代了星號）。
這部小說的故事時間跨度一年多，通過季節的變換來標識。相比較而言，它的「實驗」性略遜於先前的兩部小說。《幽暗之地》包含不同身份的庫切；《內陸深處》的場景可以說是重複的，時間也是紊亂的。《等待野蠻人》的背景設置與前兩部小說不同，既沒有一個可識別的世界，也無法確定事件發生的時期。小說背景是含混的，一方面有鹽田和沙漠；另一方面有湖泊和白雪覆蓋的高山。城堡以及馬匹和刀劍的設置讓人想起羅馬帝國，但浩瀚無垠的大地又讓人想起中亞草原或南非卡魯。酷刑和暴力的主題，讓人依稀想起納粹統治下的德國，沙皇統治下的俄國，或共產黨人統治下的蘇聯，另外，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南非局勢與這一主題的平行聯繫也是不可能被忽視的，特別是「緊急時期權力」，與20世紀80年代及早先的南非如此類似。1982年8月31日的《新聞週刊》中引述了庫切對彼得·揚哈斯本所說的話：「我想創造的人物與背景不屬於當代任何情況。但是，熟悉南非的人可能會覺得是在說南非。」在接受記者喬安娜·斯科特採訪時，庫切說，創作《等待野蠻人》的挑戰不是來自「描述一個陌生的環境，而是在於構建一個他自己從未見過也不存在的環境」20，而對於這一點，在小說創作的整個過程中，他都不曾忘記。在接受大衛·阿特維爾的採訪時，庫切說：「如何描述野蠻人的土地是對我想像力的挑戰。」21因此，這部小說中的虛構事件顯然植根於非現實，不能「直接」追蹤到包括南非在內的任何特定國家。正是這種不確定性，讓許多評論家將該小說稱為寓言體的小說，從中可以看到故事與其他國家和事件的相關性。如果寬泛鬆散地使用這個詞，我們可以說《等待野蠻人》是關於種族隔離時期南非暴行的一個寓言版本。22
故事的講述者沒有名字，他在帝國的邊緣區域做治安行政官。作為帝國的官員，他維持治安與法律；但同時他也是一個老人，希望在邊境上和平地生活，儘管有些不情願，但還是要履行他的職責，等待著退休，拿退休金。他的業餘生活是安靜地閱讀經典作品，破譯他在考古發掘過程中發現的一些木簡上的怪異文字。為了放鬆，他也會到小客棧二樓去召妓。
在小說的開始，凶殘的喬爾上校來到邊境小鎮，他是從帝國首都國防部第三局來的絕情官僚，這個安全警察有些像蓋世太保或克格勃。23他的特點是易怒，戴著的暗色眼鏡不僅擋住了他的眼睛，也遮蓋了他的邪惡本質。喬爾是墮落的政治制度下扭曲人性的原型，但是治安官從他那不透明的眼鏡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表明他也受到了這個腐爛體系的影響。喬爾聲稱野蠻人正準備反抗。他發起了對他們的突襲，然後抓回來一群遊牧民，審問並折磨他們。優柔寡斷的治安官不希望涉足這些調查，於是對帝國來客和他們的手段敬而遠之，儘管後來受良心的譴責，他被強迫承認，作為帝國的僕人，他自己與那些人一樣是有罪的。在小說的結尾處，他說：
但我並非如我所希望的那樣，是冷冰冰的喬爾的對立面——一個寬容的歡愛製造者；我是帝國的一個謊言——帝國處於寬鬆時期的謊言；而他（喬爾）卻是真相——帝國在凜冽的寒風吹起時表露的一個真相。我們正好是帝國規則的正反兩面。24
庫切的這部小說與約瑟夫·康拉德和卡夫卡的作品之間存在互文性。就像《黑暗之心》中的青年庫爾茲一樣，行政長官相信開明、自由的政府，愛上了一個有色人種，結果被懷疑腦袋出了問題。與卡夫卡的作品，特別是《在流放地》（「In the Penal Colony」）這一故事互文則更清晰，比如卡夫卡筆下地方官的暴虐。25庫切小說的標題讓人想起塞繆爾·貝克特的《等待戈多》，但是該小說首先是來自康斯坦丁·卡瓦菲的同名詩——《等待野蠻人》，該詩的結尾與小說有很強的呼應：
夜幕已經降臨，野蠻人還沒有來。
有些人已經抵達前方，
並說不再有任何野蠻人。
而現在，沒了野蠻人，我們該怎麼辦？
這些人曾經是一種解決方案。
在小說的結尾處，帝國的士兵追蹤野蠻人來到帝國的邊界之外，但最後士兵們丟盔棄甲地返回來，說敵人引誘他們進入沙漠，然後就消失了。喬爾和他的手下等待著野蠻人，結果什麼都沒等來。他們所預期的野蠻人並沒有出現，因為野蠻人是他們自己想像的內容，就像南非白人一直恐懼的「黑人的危險」。這些人不會帶來什麼「解決方案」，因為他們從來就不會出現。角色互換，真正的野蠻人是喬爾上校領導下的帝國士兵。
隨著故事的展開，治安官開始對受害者感到同情，特別是一個女孩，她在遭受酷刑的過程中斷了腿，眼睛半盲。當上校離開哨所之後，治安官將女孩帶到自己的房子裡和他睡在一張床上。他照顧她，每天晚上給她塗抹杏仁油，並幫她洗腳。對於他來說，這是一種儀式和懺悔，他希望這樣可以洗淨他給自己假定的罪行與同謀。治安官與女孩之間只發生了一次關係，而她仍然是一言不發，保持著神秘，甚至像一場幻覺。治安官與她的關係不同於他與客棧妓女的關係，在那裡他花錢買性，還伴隨著謊言。後來，在兩名士兵的伴隨與引領下，他開始了一項穿越沙漠的艱巨旅程，希望將女孩帶回到族人那裡。這部分讓人想起南非早期的開拓者記錄的故事，但庫切仍成功地將故事限定在虛構的世界裡。
回到邊境軍營——「文明的黑暗之花」26，治安官發現，他不在的時候，軍隊已經與野蠻人交戰。他被抓起來，因為他涉嫌與敵人談判，被控犯有叛國罪，受到監禁、折磨和羞辱。他被「推進不公開的緊急審判庭，一個呆板的小個子上校在那兒主持，他的助手向我宣讀我的罪狀，還有兩個下級軍官權作陪審推事，為使整個把戲看上去像是一種合法程序」。27他的情況很有諷刺性：他曾是殖民秩序的一部分，現在卻被標記為帝國境內的敵人。在庫切的前兩部小說中出現的主僕二元對立，在本書中通過角色的逆轉，變成了一件特別複雜的事情：比如，治安官與喬爾之間的關係（以及他的手下邁德爾），還有治安官與女孩的關係。用德裡克·阿特裡奇的話來說，治安官的情況是「孤獨的個體在一個充滿敵意的環境中，提出了關於文明與人性的一些至關重要的問題」。28監禁期間，治安官開始有了略微的反思：「如果什麼人在遙遠的將來對我們的生活有興趣作一番探究，以帝國前哨基地的視角來看這個老人，也會覺得他內心並不是一個野蠻人。」29後來，他告訴喬爾：「你是敵人，你挑起了戰爭，你給第三局找到了他們所需要的替罪羊——這事情不是從現在才開始的，是一年前你把第一批蓬頭垢面的野蠻人帶到這裡時就開始了。歷史將證明我說得沒錯！」30然而，對於喬爾來說歷史不過是個小玩意，因為他所在的帝國與歷史的進程背道而馳，是要密謀反對歷史的。這個帝國至高無上的規則，也是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南非所執行的，那就是：「如何確保政權的長治久安，避免分崩離析。」31
《等待野蠻人》展現了庫切最漂亮清爽的文風。作品所表現的文體的靈活性讓他從容地從劇情高點過渡到適合人物性格的對話部分。支撐著屋頂的立柱垮塌了，蘆葦和黏土合成的屋頂上，男人從窟窿裡掉下來，他罵罵咧咧的話語反映了一個士兵的粗糙：
「該死！」他罵道，「該死！該死！該死！該死！」他的同伴都哄然大笑。「有什麼好笑的！」他叫道，「我他媽的大拇指給弄傷了！」他兩手夾在膝蓋中間。「真他媽痛！」他掄起一腳踢在草棚上，我又聽見裡面泥灰脫落的聲音。「我們本來應當把他們一個個排在牆根，和他們的同夥一道斃了！32
當治安官在被拘留期間遭到傳訊時，喬爾上校要求他解釋其所擁有的木簡上文字的意思，認為其中包含來自一種未知語言的隱含信息。實際上治安官也不知道木簡上文字的含義，但是，在一個重要段落中，治安官利用這個機會向審訊者展示了一些挑釁的可能，其中微妙地涉及喬爾新近折磨犯人的暴行。正如庫切的小說不包含直接、簡單或單一的政治「信息」一樣，治安官推測的「翻譯」，提供了對木簡上文字進行不同解釋的可能：內務記錄，帝國未來的攻擊計劃或是帝國最近幾年的歷史。在這些五花八門的選擇背後，知情的讀者會發現「含混的七種類型」，庫切是一位精通文學理論與文本細讀的學者，當然也熟悉這一點。治安官的解釋在玩味含混以及文本各層次的可能性解讀，他並不是要得出一個單一、特定的明確含義：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下面一片怎麼說。看，這只有一個字符，是野蠻人的字符：戰爭。這字符也有另外的含義，就是：復仇。如果你把它倒過來看，也許可以讀作：正義。內中的深意無從知曉。這是野蠻人智慧的一部分。
「其餘的木片說的是一回事。」我把那只不帶傷的手伸進箱子裡攪了一下。「只是一種寓意，這些東西可以用許多種方式來讀。或者說每一片木簡都可以用許多方式來讀。合在一起可以看作是一部家庭日誌，也可以看作是一份戰爭計劃；橫過來可以讀作帝國最後時日的一段歷史——我說的是舊的帝國。專家學者在研究古代野蠻人遺跡時眾說紛紜……」33
在一系列相關場景中，有一群孩子反覆出現，有時是在現實中，有時是在治安官的夢裡。他們建立防禦的堡壘、城堡或者整座城市：這意味著一個社會制度。在小說的結尾，這些孩子重新出現，但是這是在一個重要橋段出現之後發生的。這時，治安官已經恢復了他先前的合法地位，也重新開始寫作了。但是，他沒有任何進展。這個哨所最後幾年的史冊記錄並不是他想要的記錄，因為他已經成為歷史之外的存在。他想等到冬天，當真正的野蠻人來到小鎮大門口，他會向大家告別，卸下公職，然後開始說真話。但這個時候，他再次看到廣場上的兒童。與早期看到的情形不同，他們並沒有在建造一個堡壘或一座城堡，而是在堆一個雪人。當他看到這一點時，他感到「莫名其妙的喜悅」。儘管他注意到那個雪人堆得很笨拙，但是並沒有指出來讓他們掃興：
他們忙著自己手上的事兒都顧不上瞥我一眼。碩大溜圓的身子已經堆起來了，這會兒他們在滾一個雪球要做雪人的腦袋。
「誰去找點什麼來做嘴巴、鼻子和眼睛。」他們裡邊一個挑頭的孩子說。
我想起雪人還得要有兩條胳膊，但我不想摻和他們的事兒。
他們把腦袋安在雪人的肩上，又用小卵石給雪人安上了眼睛、耳朵和嘴巴。有個孩子還給雪人戴上他自己的帽子。
真是個不差的雪人。
這不是我夢裡所見。就像如今經歷的許多事情讓我感到很麻木；就像一個迷路很久的人，卻還硬著頭皮沿著這條可能走向烏有之鄉的路一直走下去。34
雖然雪人沒有胳膊，但是治安官不干預，因為，按照加拉格赫爾的觀點，手臂的另一個負面含義是武器。35相反，他為孩子們的創作而感到莫名的高興，因為孩子們的創作暗示著下一代蘊含的希望。儘管根據最後一句，那希望不會為他帶來曙光。這種試探性的讓下一代充滿希望的形象得到了進一步的證實，因為庫切將此書獻給了他的兩個孩子——尼古拉斯和吉塞拉。
與《內陸深處》一樣，有無數的人急著要將《等待野蠻人》拍成電影，其中包括詹姆斯·波利，他想帶上馬內·范倫斯堡和穆尼因·李Moonyeenn Lee），與導演切斯特·登特合作。弗朗西斯·傑拉爾德也很感興趣。但庫切讓他在美國的新代理彼得·蘭姆派克（Peter Lampack）與那三個曾向他尋求電影版權的人士聯繫。蘭姆派克決定將版權給維蘭德·舒爾茨-凱爾（Wieland Schulz-Keil），因為他打算請傑克·尼科爾森Jack Nicholson）飾演治安官。庫切在1984年10月26日寫信給舒爾茨-凱爾，認為尼科爾森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演員，但他繼續解釋了他眼中治安官的性格特點：
很難將尼科爾森從他曾經飾演的角色中剝離出去。我只想說，要演好治安官，尼科爾森將不得不放棄他的那種（我會稱之為）狡猾和顛覆性的幽默，在其他角色中，這是他的標誌性特質……一般來說，我覺得歐洲人會比美國人更容易進入角色。飾演這個角色一方面需要智慧與自我懷疑的能力，另一方面，還需要一種真正的責任擔當感。而且前者不能顛覆後者。這也就是說，他需要有兩方面的綜合，而不是從一種情緒轉換到另一種情緒。這真是不容易。
最終，這部電影不了了之，可能是因為舒爾茨·凱爾無法籌集到必要的資金。在2005年，《等待野蠻人》以另外一種形式再現於一家德國劇院。埃爾福特歌劇院（Theater Erfurt）將其改編為歌劇，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作曲，克裡斯托弗·漢普頓（Christopher Hampton）作詞。該歌劇也在阿姆斯特丹和奧斯汀上演。2007年1月，在庫切曾經求學過的奧斯汀，該劇被改編成影射當時伊拉克局勢的寓言。這是一個具有挑釁性的行為，因為當時的總統喬治·布什曾擔任得克薩斯州州長。
三
1979年7月24日，庫切將《等待野蠻人》的手稿從伯克利分校寄給紐約詹姆斯·布朗公司的經紀人大衛·斯圖爾特·赫爾。庫切提醒赫爾，他已經收到了哈珀羅出版社克科羅娜·麥克赫姆的信，問他是否有新的作品準備出版。該公司在美國出版了《內陸深處》。他推斷，他們也可能對這份新的書稿感興趣。他也給倫敦的經紀人穆雷·波林格發了一個副本，後者幫助代理了庫切第二本小說在法國的銷售權。
顯然，波林格幾乎立即成功地向塞克沃伯格出版社推銷了該書稿，因為庫切在1979年10月8日返回開普敦時，就收到了該出版社湯姆·羅森塔爾的一封信。他將《等待野蠻人》描述為「一本具有毀滅性的力量」的小說。同時他還提到了庫切「無比清晰」的散文風格：
你所描述的是一個噩夢般的世界，治安官這個人物塑造得如此真實、寫得如此恰到好處，讓人覺得這個可憐的人兒就在身邊。
對於南非市場，羅森塔爾安排邁克·柯克伍德以拉萬出版社的名義發行1000本精裝本和2000本平裝本。1980年10月16日，英國版問世，幾個月之後在1981年，南非版也問世了。1980年11月2日，庫切寫信給柯克伍德，說到塞克沃伯格版本的封面上，一個叫馬丁·西摩-史密斯（Martin Seymour-Smith）的人稱庫切是「過去十年中南非出現的最好的小說家」。對此，庫切寫道：
他們沒有讓我看封面，所以我沒有辦法。但是在您的版本中，要是將這個放在封面上，我們就都顯得太愚蠢了。
11月29日，庫切告訴穆雷·波林格，對於法國出版商莫裡斯·納多Maurice Nadeau）購買了《內陸深處》的版權兩年了還沒出版，他很是不滿意。他還說，自己正在進行第四本小說的創作，他希望在1982年上半年完成。
英國大多數的評論都盛讚庫切的這本新小說，但是彼得·劉易斯在1980年11月7日的《泰晤士報文學副刊》上發表文章稱，儘管該小說有「扣人心弦的敘述和道德洞察力」，但是在丹·雅各布森發表過《約瑟夫·貝茲的懺悔》（The Confessions of Josef Baisz）之後，它並沒有為傳統政治寓言帶來任何實質性貢獻，人物過於定型化。伯納德·萊文（Bernard Levin）在《星期日泰晤士報》上堅持《等待野蠻人》的重要性。他熱情洋溢地評價這本新書，並將庫切定義為國際舞台上的作家。萊文認為庫切是一位「有份量、有深度，優於常人的藝術家」。他繼續說：
從表面上看，這個故事是一個暗喻，但是它直接指向一個（庫切所在的）國家，在那裡「人們聲稱有比個人體面還重要的考量」。但是在這種表象之下，它超越了時間、空間、人名，甚至宇宙。庫切先生看到了所有社會的黑暗之心。接著有一點會逐漸變得清晰：實際上庫切不是在講政治，他在探究我們每個人內心潛伏的獸性，這種獸性根本不需要集體刺激就會轉身撕裂我們……似乎，我們每個人都在等待野蠻人。如果庫切是正確的，我們不用等待很久。
萊文指出，庫切喚醒了卡夫卡那具有欺騙性和難以捉摸的焦慮，但是治安官人性的削減要比約瑟夫·K.的命運更進一步。當治安官將自己與喬爾上校比較時，他說：「我是帝國的一個謊言——帝國處於寬鬆時期的謊言；而他卻是真相——帝國在寒風吹起時表露的一個真相。」
萊文還認為：
我從來不知道還有這樣一個作家願意袒露自己的後背，用自己手中的棍棒打自己，宣稱自己是人類苦難的一部分，也是讓人類遭受苦難之源的一部分。
我認為沒有幾個作者能像他這樣，在人的內心中喚起這麼一個荒涼的曠野，而野蠻人正堅持不懈地向這個荒原挺進。這本書像先知的《舊約》。先知已經看到火雨即將來臨，即便是那些發出警告的人也無路可逃。這個先知明白儘管「在遙遠的帝國前哨，有一個人，他的內心並不是一個野蠻人」，但是這既是重要又是徒勞的。在讀庫切的書稿時，耳邊都是淒風苦雨。最讓人覺得痛苦的是他看不到任何希望，人類永遠不能成功地關上潘多拉盒子，而淒風苦雨正是從那裡出來的。
1982年4月21日，在接受《開普阿格斯報》的採訪時，庫切被問及如何看待萊文的評價。他說萊文高度讚揚他的小說，並認為該小說超越了南非的悲慘困境，這讓他有點不知所措。萊文認為庫切小說「超越時間、空間、人名，甚至宇宙」的觀點，促使庫切強調國內批評家應更嚴肅地對待國內成果，不應該等待那些成果被海外發現。至於萊文的好評，庫切認為像「宇宙」「超越」這樣的字眼對於他來說太大了。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寫作而已。對於他的寫作是否是被種族隔離的「悲慘困境」所觸發的問題，他回答說，沒有人在開始寫作前就有深思熟慮的動機，一個人寫什麼取決於他對自己寫作動機的探究與發現。
當塞克沃伯格出版社的《等待野蠻人》運抵開普敦碼頭的時候，像對待《內陸深處》一樣，海關官員將其查封，然後將樣書送到指定的委員會審查。1981年，一位熱心的警察G.J.皮澤（G.J.Petzer）少校將拉萬版的《等待野蠻人》提交委員會審查，但是被退回，因為審查機構說他們已在審查這本書。雷金納德·萊頓（Reginald Lighton）是開普敦審查委員會的一員，負責審查這本書。在報告中，他指出，一些場景諸如邁德爾當場宣讀對治安官的指控——從無能到叛國罪；尤其是當治安官說，他們將用法律手段對付他，因為這樣對他們適合，他們還會採取其他方法。這些都可以解釋為在影射政治動亂。另外，萊頓認為邁德爾這個人物有問題，他可以在為帝國服務的同時通過犯罪來謀生。儘管此書的背景不是當代南非，但是還是有一些問題不能令萊頓滿意。不過，他認為，小說的背景是不明確的，乾燥地區中的綠洲位於赤道以北，而不是南非附近。因此，他強調，儘管某些地方有相似性，但是小說在背景上沒有明確表示發生在南非。在他的總結中，他認為邁德爾和喬爾可以被理解為代表著「國家資深思想家的傲慢專制——帶著狹隘的思想和冷酷」。36即便酷刑的手段與南非密切相關（鑒於比科的死亡情況），但是萊頓在他的報告中努力地強調該小說的普適性題材。他補充說：「雖然這本書有一定的文學價值，但是它缺乏號召力。它的讀者可能將主要局限於知識分子，有辨別能力的少數人。小說中沒有多少』冒犯性』的詞語，所用語言在上下文中都是正常的。所以並沒有足夠的理由認為該小說不宜閱讀。」因此，該書最終得以在南非發行。37
令庫切不安的是，1980年12月12日的《每日經濟新聞》與1981年3月26日的《阿格斯報》都轉載了伯納德·萊文的書評。在拉萬版的小說出版前，《納塔爾目擊》（The Natal Witness）就宣稱這本書讓「庫切先生走到南非傑出文學人物的前列」。《納塔爾水星報》（Natal Mercury）在1981年2月5日發表的書評中聲稱：「我懷疑自己是否讀過比這本書更強有力的作品。」在1981年2月6日的《金融郵報》（Financial Mail）中，彼得·威廉認為很多人會將此書作為一個南非寓言來解讀：「小說文字優美精當，人物和地點被有意地、技巧性地賦予了普適性，它讓讀者沉思文明本身的意義，思考在面臨內部的或是外部的威脅，以及野蠻入侵時它是何等脆弱。」
威廉在書評結尾處高度讚揚小說對讀者的影響：
奇特的風景，有點像非洲，又有點像想像中的國家；行為與思想幾乎沒有干擾時間的流淌；語言清晰明朗——讀者在讀過小說之後，還會品味這些內容。
與此相比，切瑞·克萊頓在1981年3月8日的《蘭德每日郵報》上對該書的讚譽還是相對節制的。在她看來，庫切是一個冷靜的知識分子型作家，儘管在當時的文壇有一些大膽抗議的簡單文本有時會被給予過度的讚譽，但是她還是很歡迎庫切的作品可以糾正這種文壇現象。與此不同，吉恩·馬誇德表示欽佩他「具有迷惑性的散文風格」以及「在一個超越時間的背景下呼喚人們注意殘酷與痛苦」。
從美國經紀人大衛·斯圖爾特·赫爾那裡38，庫切得知《等待野蠻人》的書稿已經提交給哈珀羅出版社、霍頓·米夫林出版社（Houghton Mifflin）、維京出版社（Viking）、道布爾迪出版社（Doubleday），另外還有企鵝出版公司。而企鵝出版公司不僅希望買下新書，還希望補發《內陸深處》。
赫爾並沒有在他的信中解釋為什麼手稿會被提交給這麼多的出版商。但是在1981年11月20日發行的《出版商週刊》的一篇文章中，喬安·戴維斯（Joann Davis）講述了當時的情形。當時，赫爾在與企鵝出版社的凱瑟琳·科特共進午餐，討論物業和在美國購買房子的事情。在談話中，他告訴科特英國出版了《等待野蠻人》，他說：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書稿很好，但是一些美國出版商卻都拒絕出版。作者在國外已經獲得三個文學大獎，但美國這裡沒有人對他感興趣。
英國和美國出版商的不同反應引起了科特的興趣，她同意在接下來的假期裡，帶上一本英國版的《等待野蠻人》。「這真不是一本適合在海灘上閱讀的書，」她後來對《出版商週刊》說，「但是，我仍然把它帶上了，我要自己感受一下。」科特在採訪中指出，她以前從來沒有聽說過庫切，但她被這個南非人的作品打動了：
說起來都是陳詞濫調了，但我覺得這本書給我的深刻印象是，它能讓讀者看到人靈魂中的黑暗處，並可以用一種感性的方式理解政治局勢帶來的道德困境。我還真不知道有多少作家可以不用過多辭，就能塑造一個能夠從深層次審視自己信仰與道德的人物。
儘管還是在度假期間，但是科特通知赫爾，她將非常願意出版《等待野蠻人》，他應該不遺餘力地幫她拿到版權。距離前一封信沒有幾天，1981年5月6日，赫爾給庫切帶來了來自企鵝出版社的好消息。他們已決定接受《等待野蠻人》和《內陸深處》兩部作品，將出版平裝本，並為此提供7500美元預付款。赫爾建議庫切接受這一開價。儘管哈珀羅出版社擁有《內陸深處》的重印權，但他會與其協商，修改版權，因為他們出版的精裝本已經絕版。
從大衛·赫爾處拿到庫切簽名的合同之後，科特在1981年11月6日寫信給庫切，說企鵝出版社將在1982年4月出版《等待野蠻人》，她和很多同事都為此感到非常興奮。她繼續說：
這是一本非凡的小說，不僅僅是因為您寫作的質量和精當，以及您想像力的強度，更是因為它讓我做出了某種「情感上的飛躍」——以一種非智力的方式來瞭解選擇其令人敬畏的本質。
正如您所知道的，小說將以質樸的平裝本形式面世。這可以使我們獲得更大的讀者群。這是企鵝出版社首次以這種方式出版一本小說，這必將吸引更多人對此書的注意……
我還想讓您知道，我們已經提前印刷了一些試讀本，以幫助宣傳和推廣。我也將其發給了一些人讓他們做一些可以引述的評價。下面是納丁·戈迪默、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和邁克爾·阿倫（Michael Arlen）分別給我們的回應：
J.M.庫切的眼光觸及神經中心。他的發現要遠遠超出大多數人對自己已有的理解範疇。他才華橫溢地用作家所掌握的張力與優雅來傳遞了這一發現。
這是一本非常優秀、具有原創性的圖書，也是一本非常有勇氣的圖書。
這是一本驚人的書。我希望它在我的頭腦裡再停留長一點的時間。
科特總結說：「當然，我肯定這僅僅是一個開始，我將讓您知道一切進展如何。」
美國版的《等待野蠻人》在1982年4月面世，首印3萬冊。由於企鵝出版社在該書出版之前，已經做了廣泛宣傳，將試讀本發給了許多期刊，很多編輯也開始對庫切產生了興趣。1981年11月6日，大衛·赫爾告訴庫切，他收到了很多電話詢問庫切是否有短篇小說可以發表在他們的雜誌上。有一個電話來自《紐約客》——「這個國家最難打進去的市場」。哈珀雜誌社的梅利莎·鮑曼（Melissa Baumann）在1981年12月2日寫信給庫切，她說《等待野蠻人》是一本精彩的書，很早之前就應該在美國出版。她詢問是否可以從小說中摘一部分放到她的雜誌上發表。如果不行，她想知道，庫切是否能提交一篇短篇小說作品，比如《南非來信》，或鑒於南非日益增長的右翼運動寫一篇關於當代南非文學的文章。在1981年12月20日的回信中，庫切說，他很樂意讓她發表該書的部分摘錄。他繼續說：
至於您所建議的另一種可能，我恐怕目前沒有什麼適合的短篇。用一封《南非來信》來講述一下馬雷（Marais）、特雷布蘭奇（Terre』blanche）和他們的追隨者，將是有趣的，但是我對他們的瞭解僅限於報紙上所讀到的。我覺得一個人需要更多的第一手資料才能寫出那樣一篇文章。至於說南非文壇，實際上，目前是相當沉悶的——至少，我的印象是這樣。此事容我再思考一下，幾個星期後再與您聯繫。
這次庫切沒有立即跟進「南非來信」這個議題，但是這一事件很可能給他日後要寫的一篇文章提供了靈感。
1982年4月26日，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在《紐約時報》上稱《等待野蠻人》是一個「沉重但令人欽佩的故事」。作品「強有力的敘述不僅控訴了庫切所在國家種族隔離的意識形態的愚蠢，也控訴了我們週遭的愚蠢，它的表述特別具有破壞性」。喬治·斯坦納是一位傑出的文學評論家與哲學家，代表作品有《悲劇之死》（The Death of Tragedy,1961）和《語言與沉默》（Language and Silence,1966）等作品。1982年12月2日，他在《紐約書評》上的一篇評論中先提出了黑格爾關於主僕關係的概念作序曲。他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庫切小說中治安官與女孩之間的戀情的描寫：
這裡精美地展現了黑格爾關於主僕之間的模稜兩可性——服從者如何掌控自己的主人。治安官對黑女孩所遭遇的痛苦既感到癡迷，又感到道義上的譴責。他清洗和揉捏她那被傷害的腳，尋找暴虐傷害的根源。庫切先生為我們塑造了一個最初對酷刑一無所知的男人是如何在他人身上尋求忍受與恢復的生機……庫切先生非常成功地詮釋了這種愛，以及認為解放可能帶來的徒勞。
美國《紐約時報書評》非常重視《等待野蠻人》：在1982年4月19日版的封面頁上，歐文·豪（Irving Howe）也發表了一篇書評。豪在書評開頭講述了作家所在地南非的局勢，他認為每天都在發生的、到處都存在的種族衝突的喧囂佔據了作家的心靈，左右著他的創作。庫切在《等待野蠻人》中發現了一個讓環境與作者之間充滿張力的敘事策略，他將故事設置在一個假想的帝國，沒有確定的時間，但同時又可以被認出是一個南非的「普適」版本。這種方法使他能夠與自己的作品保持一定的審美距離，而不至於被當今時代的混亂與醜惡所淹沒。與斯坦納的觀點一樣，豪也認為治安官與野蠻人女孩的關係是小說中最出彩的一部分。他對故事的總結性介紹相當精闢。在書評的結尾處，他指出儘管他認為《等待野蠻人》是一部「傑出的小說」，但是其運用想像帝國的策略可能會無的放矢。他提到了萊文的評論：
其中一個可能是失去具體歷史地點和時間所能提供的緊迫性和痛楚。創建一個「普遍化」的帝國是有風險的，尤其是對於那些老到的讀者來說，現代主義的信條已經成為令人厭倦的公理，所以這種帶有強烈政治和社會影涉的敘述會被「架空」為對人類生存條件的非常貧瘠的反思。庫切先生的美國出版商對伯納德·萊文所寫書評的引用好像也幫助我說明了這一點。伯納德·萊文說：「庫切先生看到了所有社會的黑暗之心。接著有一點會逐漸變得清晰：實際上庫切不是在講政治，他在探究我們每個人內心潛伏的獸性……」
這深刻的評價蘊含著我們時代的精神，但是請原諒我這麼說，這種深刻的評價也是膚淺的。我們為什麼要假設《等待野蠻人》這本小說不是在「講政治」呢？難道這是小說的一種美德嗎？小說當然是在指涉政治：難道喬爾上校和治安官不代表兩種不同的政治類別嗎？政治並不像萊文先生所暗示的那樣，像表象那樣瑣碎，是生活中的糟粕；政治是一項基本的人權活動，構建著我們共同生存的方式。如果說庫切的小說沒有政治，那簡直像是拔掉了它的牙齒。
「黑暗之心」無處不在，「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潛伏著」獸性也很可能是真的。但是訴諸這種普遍的罪惡可能偏離了庫切先生所描繪的，特別是至少可以部分正的社會錯誤。所以這種說法不僅會誤導人們的注意力，還會鼓勵讀者在尋找自己內心的野獸的時候產生一種保守默許的情緒和社會被動性。
我不覺得這會是庫切先生的意圖，或者更為重要的，它是小說本身所要確保的內容。誠然，帝國是抽像的、永恆的、無處不在的，但是通過帝國的紗幕，《等待野蠻人》呈現了我們政治的某一個片刻，一種不公。正是這種歷史直接性給小說帶來了新穎的推力，以及您所希望的，更大的「普適」的價值。
《等待野蠻人》給庫切帶來極大讚譽。他的一些好朋友通過電報、信件或電話向他表示祝賀。他收到了一封來自南非政治家丹尼斯·沃拉爾（Dennis Worrall）的信。丹尼斯·沃拉爾在信中表達了他對小說的欽佩：「我剛才帶著極大的興趣和愉悅讀完了您寫的《等待野蠻人》，覺得有必要向您表示祝賀。」沃拉爾問庫切是否可以推薦一篇相關書評。庫切將歐文·豪發表在《紐約時報書評》上的文章發給了他。庫切認為這篇書評「至少涉及小說的一些核心問題」。庫切的舊同事約翰·巴特也從巴爾的摩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發來了賀信：「恭喜您，《等待野蠻人》在這個國家受到了高度矚目。再次祝賀您寫成了這本書，可以當之無愧地接受這些矚目。我們在霍普金斯大學已經將其放入20世紀小說這門課程的教學之中。」巴特詢問庫切是否會在1984年春天回到布法羅，並想知道他能否來巴爾的摩給他們創意寫作課的學生做一個公開演講。庫切回復說，春季學期他確實會在布法羅，在此期間，他將講授一門有關現實主義（或別的什麼內容）的課程，他希望去巴爾的摩拜訪喬納森·克魯。因此，他很樂意給巴特創意寫作的學生講一講。
英國企鵝出版社決定倣傚美國的姊妹公司，也出版該書的平裝本。小說翻譯權也出售給了許多國家的出版商，有法國、瑞典、丹麥、德國和荷蘭，後來還有許多其他國家和語言地區。尤其是在荷蘭，庫切積累了一個極其龐大的讀者群。最初，他的書由安博出版社發行，後來由寇斯出版社發行。後者將庫切的早期小說重新出了一套很漂亮的版本。荷蘭語版本的《等待野蠻人》受到空前的好評。在1983年6月24日的《人民報》上，埃納·詹森（Ena Jansen）認為《等待野蠻人》是因其精準描述與反思的融合而引人入勝：
對風景和人的描述是非常具體的，但是對於原始場景的展現有時很奇怪，它強調的是對於人生無法擺脫命運的深深的憂鬱，以及一個孤獨個體的抵抗。小說的主題具有普遍性：關注那些在任何時候都不希望成為專制政權同謀的人物。
1983年6月24日，在《新鹿特丹商報》（NRC Handelsblad）的文化副刊上，弗蘭斯·凱倫敦克（Frans Kellendonk）認為庫切的創作運用了「一種非比尋常的樸實且不羈的方式」，《等待野蠻人》所包含的是「隱含的、寓言化的」信息：
如果將庫切的作品過於局限地與他祖國的悲劇相聯繫，那是錯誤的。他所描述的種族隔離是非政治的，是存在主義的。種族是一種迷信，種族主義與反種族主義都是錯誤的陳述。它實際上在講述承認與尊重真正的差異，這是文化的問題。人只有在保持不同的情況下，才是平等的。
在1984年1月28日的《自由荷蘭》（Vrij Nederland）上，艾德·紐伊斯（Aad Nuis）評價了庫切前4本小說的英語版，認為《等待野蠻人》是最傑出的一部作品——儘管現實是被剝離的，但小說的敘事採取了傳統的方式，與《內陸深處》有所不同。在小說開始時，來自帝國的喬爾上校是新的野蠻人，他對人類文明所產生的威脅比以往任何時候的野蠻人都更為巨大。紐伊斯認為，與以往的小說不同，這部小說裡有自由化的治安官與作者本人的呼應，這有助於「人物的豐富」：
對於南非局勢的批判，這本書不僅是謹慎的，也是具有權威性的。它的力量恰恰就在於這樣的一個事實：統治集團的善意（作者本人也屬於其中）被無情地放置在想像的聚光燈下。南非的名字並沒有被提及，這一方面是自我保護的問題，但也有其積極的一面：小說的影響範圍因此而更為廣泛。
《等待野蠻人》的出版使庫切獲得了國際聲譽。除了小說的內在質量之外，小說的出版時機也是十分恰當的，因為隨著很多關於南非狀況書籍的出版，國際社會對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憤慨不斷升級。《等待野蠻人》入選《紐約時報》1982年的最佳圖書。根據他們的觀點，這本小說在國際話語層面，發出了一個關於80年代酷刑的強大且感人的聲音」。
隨著庫切受到日益關注，在出版《等待野蠻人》的當年，企鵝出版公司還補充發行了《內陸深處》。該書在1977年已經由哈珀羅出版社在美國出版，書名為《來自內陸深處》。1982年庫切的成功也促使他在英國和美國的出版商發行了他的第一部小說《幽暗之地》。該書之前只有南非版。早在1978年4月，雷米爾·A.約翰遜（Lemuel A.Johnson）就已在《非洲圖書出版錄》（The African Book Publishing Record）中評價過拉萬版的《幽暗之地》，認為雅各·庫切在格雷特河區域的長途跋涉「既是巴洛克式的、噩夢般的遠行，也是一次對種族差異、文化不平衡，以及擴張』信仰所引發困境的深刻探究」。
在1983年1月23日的《星期日泰晤士報》上，維多利亞·格倫（Victoria Glendinning）表示了對《幽暗之地》的讚賞：
作品散發出一絲康拉德、納博科夫、戈爾丁，以及《蚊子海岸》The Mosquito Coast）作者保羅·泰魯（Paul Theroux）的風采。但他與他們又完全不同，他發出的是一種嚴酷的、引人注目的新的聲音。與他的角色一樣，庫切有著「一種探索的氣質」，他帶領讀者一起去感受那些不那麼讓人舒服的片段。我希望每個人都能讀他的書。
四
隨著《等待野蠻人》的出版，以及在其他國家的銷售，庫切開始收穫國際獎項。他獲得了來自蘇格蘭的詹姆斯·泰特·布萊克紀念獎（James Tait Black Memorial Prize）。該獎項是英國最古老、最有影響力的獎項之一，1919年由A & C布萊克出版公司發起，以紀念他們的合夥人詹姆斯·泰特·布萊克先生。獎項由愛丁堡大學負責管理。在愛丁堡大學的A.D.S.福勒（A.D.S.Fowler）對庫切的介紹中，他將其描述為過去十年南非最好的小說家。庫切在英格蘭獲得了傑弗裡·費伯紀念獎（Geoffrey Faber Memorial Prize），該獎項設立於1963年，以紀念費伯出版社的創始人和首任主席——傑弗裡·費伯。該獎項隔年頒發，面向英聯邦國家未滿40歲作者的詩集或小說。
像1978年的《內陸深處》一樣，《等待野蠻人》獲得了1979年的CNA獎。評審團的成員有南非大學英語系的D.R.比頓（D.R.Beeton）教授、阿格斯印刷及出版公司的查爾斯·巴裡（Charles Barry）、約翰內斯堡的一位著名作家塞爾瑪·古奇（Thelma Gutsche）博士。1980年4月23日，頒獎儀式在約翰內斯堡奧克蘭公園的鄉村俱樂部舉行。
這一次庫切所做的公開演講是他做過的最重要的演講之一。他在演講中提出了什麼是「民族文學」這個問題，以及是否可以在南非用英語討論民族文學。庫切從他的寫作生涯開始就對自己的南非起源有著非常含混的感覺。在出版《幽暗之地》時，他曾反對拉萬出版社給他釘上南非作家的標籤。《幽暗之地》所包含的兩部分故事分別發生在美國和南非，但是該書的封面是19世紀非洲畫家托馬斯·貝恩斯（Thomas Baines）的水彩畫，描繪的是殖民時代南非的風景，有牛車和遠山。圖書簡介稱讚這本書「可能是第一本真正重要的南非小說」。如果人們還記得，庫切在完成開普敦大學的學業後，曾計劃永久地離開南非，逃脫殖民地並定居大都市。他關於什麼是民族文學的觀點對於瞭解他如何看待自己作為作家的任務，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想要把庫切對於什麼是民族文學的理解放在更大的南非文學的背景下，就應該注意到1936年3月，N.P.范維克·洛從阿非利堪斯語作家的角度在斯泰倫博斯所做的相關講座。在這個講座中，范維克·洛反對之前一直主導阿非利堪斯語文學的那種「隨意的本地現實主義」，尤其是它的各種散文變體。按照他的觀點，這樣所形成的是一種殖民地的、「片面」的不能包含完整人性的文學。39
在接受CNA獎時，庫切說，一年一度的CNA頒獎是南非文化日曆上的一個重要事件，因為他們描繪著（英語和阿非利堪斯語的）南非文學的發展。無論委員會是否意識到，但是至少他們在不自覺地發揮著如下的作用：
記錄著南非作家與評論界不斷變化的口味與關注點。儘管他們也是凡人，選擇可能也會出錯，但是仍然記錄著南非在過去幾十年中不斷增多的重要圖書的出現。
庫切還表示，頒獎委員會的決定可以被看作一個更大的公共項目：定義南非的民族文學——現實中實際有兩種南非文學：一種是英語的，另一種是阿非利堪斯語的。在他的演講中，阿非利堪斯語文學屬於外圍，因為他要談論的是英語的南非文學（包括黑人的英語寫作），他想問一問將其看成民族文學或者正在興起的民族文學，是否是一個好且正確的想法？正是在這一方面，業已成型的關於英語和阿非利堪斯語文學的理解方式特別引人注目：
在20世紀70年代，阿非利堪斯語作家與阿非利堪斯語當權派之間的戰鬥可以被看作一場關於在南非的民族傳統中書寫什麼的戰役；而用英語寫作的作家與南非英語當權派之間的戰爭是令人難以想像的……
但是，如果說現在討論南非英語寫作是否構成了民族文學的問題似乎是純粹的學術問題，那麼在南非的未來，情形將有所變化，因為英語將很可能是壓倒性的主要文學語言。關於什麼是民族文學的問題，有一個更為激進的觀點，且為阿非利堪人所贊同：民族文學體現著民族的期望，從普遍意義上講是民族鬥爭的一部分，關於生存、獨立、統一、霸權等等。種種跡象表明，南非文學在英語範疇內所面臨的這種壓力在未來將會更大。
我今晚想問的問題非常簡單，但是又很激進：我們是否有足夠的理由，將從非洲走出來又在國內銷售的英語作品稱為民族文學？或者更確切地說，將其視為民族文學的動機，是否只是出於政治目的，希望作家把精力投入到為國家本身服務上？
庫切說，他並不想糾纏更大的諸如作家的任務這樣的問題，也不希望討論民族和國家是否相同的問題。他希望將問題限制在更小的層面，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將一部用英語寫成的南非文學作品稱為民族文學是不是一個錯誤稱呼？在他看來，作家在寫作過程中，腦海裡每天要思考的是如何將內容與形式聯繫到一起的問題。內容很容易，只要一個作家擁有必要的激情、想像力和一些其他素質就可以。但是沒有形式，內容就不能獨立存在。人的所言、所想與所感是由表達所需要的形式來限定的。不論是文學的，還是語言的，這些形式都是不容易改變的，也不可能總是發明新的形式。庫切驚奇地發現，為了表達新事物而需要的重要形式上的改變並不經常會發生在文明的邊緣，它們通常會發生在一個文明的文化中心，庫切將其稱為「大都市」——儘管20世紀後期，通信網絡的發展使得大都市不必被限制在一個單一的定義化的位置上。就南非的位置而言，庫切說：「與占世界文明主導地位的西歐以及北美相比較，它們是大都市，而南非是外省，南非的文學是外省文學。」
庫切正是希望逃脫這個「外省」，所以他先去了英國。從他1974年發表文學作品以來，他也不希望被特別稱為南非作家。但是，他對什麼是外省文學的想法也是複雜含混的：
如果我可以說，我們不是在建立一個新的民族文學，而是在建設一個業已形成的外省文學，那麼在我看來，最有建設性的行為——無疑比哀歎我們的外省命運、謀劃著逃到大都市要更具建設性——是恢復重建外省的概念，讓外省作家的命運變成作家可以毫無恥辱感地擁抱的命運。外省主義通常帶著落後、自以為是、市儈的內涵，還帶著自卑的烙印。但我不覺得真有必要如此。外省文學不一定就是渺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時代的俄羅斯文學就是外省的，但同樣是重要的。外省主義還有許多其他可以培養的地方，例如，普通人生活的文化與歷史連續性，對地域、手藝和持重的尊敬。
庫切認為做一個外省藝術家並不是很容易，特別是有的時候，他與大都市文化傳統的聯繫使他與鄉土風俗發生衝突，比如南非作家每天都在經歷著文字審查制度。還有一點也是不易接受的，比如南非作家可能認為自己發明了一種新的形式，但是實際上只是大都市裡已發生過的行為的重複。大都市的批評者們吹著號角呼籲外省藝術家通過自己的藝術創造真正「南非」的東西，而不是單一模仿歐洲或美國的形式，外省藝術家必須學會適應這些。庫切說：「這樣的要求來自一些天真、悠閒、典型的大都市群體對異國情調的嚮往。我們沒有必要重視它。」庫切在結論中說了這樣一個想法（幾年後，他將在另一個重要演講中進一步詳細闡述）：
我記得一個英國同事說：「在南非當一名作家真好！其他一切都可能是錯誤的，但至少你有一個偉大的主題在你眼前！」也許情況的確如此。南非確實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主題，但是好的主題不能產生偉大的小說。大規模的壓迫與剝削、大規模的反壓迫與反剝削——這些肯定不是一個新的主題……我今天晚上的建議是，南非作家必須要學會謙虛，明白他的歷史命運，以及他所在社會的命運是沒有什麼特殊的，除了國旗、國歌以及其他的國家裝飾，他與大都市的關係，就像其他用英語寫作的非洲作家一樣，與70年前的情況沒有什麼不同。
《等待野蠻人》獲得CNA獎之後，南非學生聯盟（SASPU）的一本雜誌刊登了一篇梅南·杜普萊西斯（Menan du Plessis）所寫的書評。她當時還是一名學生，後來成為知名小說家。她不僅批評該作品缺乏與南非當時慘烈現實的政治相關性，還猛烈攻擊作者的人格：「正如CNA獎本身所表示出來的，這本書將被熱切地同化為它（依稀）譴責的系統。到最後，它既不是一本令人不安的書，也不會挑戰任何的東西。庫切是一個很精細的作家。但是很遺憾，他不是一個有膽量的作家。」在之後的一篇文章中，她卻又表達了完全不同的意見，並勾勒出讓她做出這個判斷的環境。40審查人員從書中找不到什麼具有冒犯性的內容，該書又得到了保守派的大獎，讓那些希望從書中讀到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學生感到失望。然而，現在，她對庫切這本書的觀點變化了：「（庫切）的精細和膽量是不矛盾的。如果讀者沒有感覺到他強烈而灼熱的直接挑戰，我恐怕要說，那不是庫切的錯。」
五
20世紀80年代庫切仍然是一位活躍的譯者、評論家，偶爾也是一個演講者。1981年10月，他受邀請到德班參加南非教師工會會議。然而，當他得知除了要朗讀自己作品以外，還要談一談「作者對於主題和技巧的觀點」，並要按問題清單回答一些提問時，他表示反對。他寫信給工會的副主席M.F.卡塞姆（M.F.Cassim），說其中有三個問題需要他談論自己的作品，而這是他不希望做的事情。他接著說道：
我發現接受報紙訪談是件痛苦的事情，所以盡量不接受任何訪談；我覺得對著一大群聽眾來談論我自己的作品是更痛苦的事情。（不用依賴寫作謀生的一個好處就是一個人不用特意去「推銷」自己的作品）。因此，我們能不能更泛泛地談一點南非寫作的現狀呢？
1981年12月，休曼盧梭出版社的庫斯·休曼請庫切將威爾瑪·斯托肯斯托姆（Wilma Stockenstrom）的阿非利堪斯語小說《猴麵包樹之旅》Die Kremetartekspedisie）翻譯成英語。這本小說與庫切的《內陸深處》有一定的相似性：主人公曾經是一個女奴，她所說的語言就是某些聲音以及不常見句法的組合，與《內陸深處》的瑪格達很像；小說不確定的背景環境又會讓人想到《等待野蠻人》，儘管庫切寫的主要是沙漠地區，而斯托肯斯托姆寫的是熱帶區域。最重要的是，兩個人的小說都是在等待什麼事情發生。
庫切被斯托肯斯托姆的小說所打動，他立即準備進行翻譯。他寫信向斯托肯斯托姆詢問小說中一些關於植物和樹木名稱的翻譯。41庫切的翻譯除了有南非版以外，還由費伯出版社拿到英國發行，之後此書又在其他幾個國家發行。在意大利，它被評為當年最佳非意大利語小說。
瑞亞·范德若維拉（Ria Vanderauwera）是荷蘭安特衛普大學的一名女博士生，她在做荷蘭小說的英國與美國版翻譯研究時曾寫信給庫切詢問他的翻譯原則與方法。在1981年6月3日的回信中，庫切說，理論上，他更強調忠實於原文，而不是追求目標語的流利表達，但是他發現在散文翻譯中，他可以同時實現這兩個目標：
我不會將一本19世紀的小說隨便翻譯成像20世紀的作品一樣的英語。另一方面，我不會刻意模仿19世紀後期英語用詞和語法的特點。我的總體目標是讓讀者對我翻譯所用的英語視而不見。
由於文化差異，有時原文在目標語中沒有完全的對應物，譯者就面臨著一個問題：
比如：衣服和廚具的用語，以及專有詞彙（如銀行和金融）。只有在高度學術化的翻譯中，譯者才可以用大量的註腳。我所做的是大多數翻譯通常會做的：將其翻譯成我認為目標語文化中相對而言對等的詞語。在社會文化相似的情況下，這一原則所造成的誤譯程度實在是微不足道。但是在社會文化差異較大的情況下，當然，這一原則（通常被稱為所謂的「創造性」翻譯）可能會造成很大的問題。
通過翻譯《猴麵包樹之旅》，庫切與庫斯·休曼有了聯繫。當時庫斯·休曼在與費伯出版社聯繫一個新項目，時任格拉罕敦的羅德斯大學阿非利堪斯語及荷蘭語教授的安德烈·布林克也有參與其中。受費伯出版社的羅伯特·麥克拉姆（Robert McCrum）的邀請，庫切和布林克著手編撰自1976年以來南非文學的選集。庫切負責從英語作品中選擇，布林克負責阿非利堪斯語部分（然後由作者或譯者將其翻譯成英語）。編者選擇了反映當代南非的故事和詩歌，沒有考慮審查制度所規定的一切限制。因為其中的一個供稿人馬茲斯·庫涅內（Mazisi Kunene）居住在美國，違反南非有關壓制共產主義的法律條款而不能在南非被提及，所以休曼盧梭公司不打算在南非出版該書。1986年8月4日，在寫給邁克·柯克伍德（Mike Kirkwood）的信中，庫切寫道：「您可能已經聽說，休曼盧梭已經停止了他們與費伯出版社合作出版南非版的安排，主要是因為擔心會被應急條例法案起訴（這本書裡有馬茲斯·庫涅內寫的一些詩）。」這本文集最終確定的書名是「分離的土地」（A Land Apart），1986年由費伯出版社發行，荷蘭版書名是「我們的耐心有限」Ons geduld heeft zijn grenzen，1987），書中的序由庫切和布林克撰寫。總的來說，這本書的反響很好。在1986年8月29日的《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上，大衛·考特稱該書「生動再現了當代南非寫作的非凡活力，其靈感來自日常生活的怪誕」。
20世紀80年代庫切寫的評論既關注南非英語文學，也關注阿非利堪斯語文學。他對理查德·裡夫的《書寫黑人》（Writing Black，1981）和阿索爾·富加德的《1960—1977年筆記》（Notebooks 1960–77，1984）這兩本書的評論最顯著之處在於他描述了這兩本書是如何幫助他理順他自己與南非關係的問題。在對《書寫黑人》的評論中，他對理查德·裡夫的生平做了評價，儘管該書是單方面的、有選擇性的，但是它反映了一個南非黑人的願望：不希望自己生活在任何種族隔離的社會，希望有朝一日「黑人寫作」這樣的字眼會消失。庫切對自傳的評價很有趣，因為後來他自己也寫了自傳性的作品：「寫自傳就不可避免地會走入自我辯解的程序。」他討論的一個最重要的主題就是長期查禁對一位作家可能產生的影響。對於作家來說，如果讓他遠離自己真正的讀者，撤銷他的公民權，這會令人沮喪，讓他不能正常工作，創作靈感也會被耗盡。去加拿大訪問期間，賴夫發現那裡有一群來自南非的有色人種，他們處於一種中下階級的心理狀態，盡量保留一絲南非的痕跡：晚上吃南非的咖喱肉末，試著說點阿非利堪斯語。流亡，除了帶來貧困以外，還讓人失去根基，喪失創造力。除了這些以外，庫切發現賴夫的書有些膚淺，過多集中於他的海外旅行，對於他自己在南非的作家生涯卻講述得太少。
阿索爾·富加德的《1960—1977年筆記》對於庫切來說是「自我意識的內在體驗和外在創新意識的記錄……是一位有智慧和良心的人的自傳。他在大多數作家選擇（或被迫）流亡國外的時候，仍然堅守在南非」。面對著一個明顯在用無情手段對付臣民（或者部分臣民）的政府，富加德仍然揭示了居住在這個可愛國家的那些臣民心中那絲絲的愛意。對於富加德來說，生命的尊嚴，尤其是黑人生活的尊嚴受到影響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庫切寫道：
富加德與南非白人關係很近，他知道恃強凌弱是南非白人在自己文化圈裡的一個行為特色。這種做法也許是因為他們錯誤地研讀了聖經（過於強調權威與卑微）。兒童屈膝於家長，學生屈膝於教師，年幼的屈膝於年老的（後來的屈膝於先來的），這種卑躬屈膝一直持續下去，直到臉丟盡了，這就是大多數南非白人生活經歷的一部分，而且現在還存在反對自由化的作用力，並受到軍隊的保護，滲透到大多數的白人家庭之中。在地球上有很多專制的社會，但南非白人社會的這種閹割，還在特別明目張膽地發揮著作用。
在他看來，正是這種心態催生了白人至上主義的想法。
20世紀80年代南非出版的小說中，有一本受到庫切的高度評價，那就是卡雷爾·肖曼（Karel Schoeman）的《另一個國家》（Another Country）。42這部小說講的是一個荷蘭人維薩裡的故事。他患有肺結核，便前往南非布隆方丹，希望在乾燥的氣候裡找到一種治療疾病的方法，結果卻根本沒有治癒的可能。寄居在這陌生的、最初還充滿敵意的國家，他最終發現南非的風景永遠扎根在自己心中，並認識到，在人們文明的外表下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精神的自我。庫切發現這本小說幾乎沒有任何戲劇性的事件，只是在講維薩裡眼中看到的日常生活和社交場合。這部小說的「結構像樂章一樣和諧，前面緩慢、莊嚴的負重就是準備著為恰當的結尾做必要的鋪墊」。在庫切看來，小說的高潮部分發生在一天晚上，維薩裡被迫守在年輕且粗魯的荷蘭人蓋默斯（和他一樣有肺病的人）床邊，結果蓋默斯最後死在了他的懷裡。在與兩個德國人——捨夫勒和他的妹妹阿黛爾交談時，維薩裡一直在問一個問題：歐洲文化在南非處於什麼位置。對庫切來說，這也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比如，他在《等待野蠻人》獲CNA獎的頒獎演講中也在考慮這個問題。
庫切認為，歐洲意識與非洲現實、非洲的意義以及如何獲知非洲意義之間缺乏重疊。他寫道：「很明顯，這部小說的主題是，一旦你接受了將會死在非洲的事實，那就有了生活在非洲的可能性。但是，讀者在閱讀中不會將這樣的主題記在心中。讀者所感覺到的是交響樂般的進程，從疑問和異化階段，再到和解與接受階段。」庫切接著提到了肖曼的高級藝術，「其優點在於它是一種將藝術隱藏起來的藝術……我想不出還有哪部阿非利堪斯語作品，在最後幾頁會如此冷靜與宏偉」。1985年12月，當他被《每週郵報》（Weekly Mail）邀請提名當年最佳圖書，庫切選擇的是《另一個國家》：「這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讀過的最優美的作品之一。」
那些年是庫切最專注於文學批評的時期，他撰寫了一系列文章，被他稱為「南非文字文化」。其中最早的發表於1980年出版的《非洲英語文學》中，這些文章最終收錄在1989年的《白人寫作》中，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和瑞迪克斯（負責南非市場）聯合出版。與理查德·賴夫的《書寫黑人》相對應，庫切這本書的特點是「關注那些不再是歐洲人，也還沒有成為非洲人的群體」43。這本書由七篇文章組成，主題包括關於「悠閒南非」、「風景如畫、偉岸崇高的南非風情」、南非在詩歌中的表現方式、波林·史密斯和艾倫·佩頓對語言的使用、薩拉·格特魯德·米林小說中描繪的種族退化，以及農場小說（plaasroman這個阿非利堪斯語詞語正是庫切在研讀C.M.范登西弗以及其他作家作品的過程中將其國際化的，後來其他批評家也沿著這個方向進行探究，關於C.M.范登西弗農場小說的論文讓他獲得南部非洲英語學會頒發的托馬斯·普林格爾獎的二等獎）。
庫切在《白人寫作》中研究的一個問題是當歐洲人在非洲南端定居之後，這裡的文學從來沒有出現花園神話、重返伊甸園等類似的字眼。非洲與美國也不同，到達美國的探險者非常興奮，因為他們認識了一群生活在原有純真」狀態的土著人。44非洲是已知舊世界的一部分，「居住在此的當地人的生活方式，有時讓人好奇或厭惡，但從來沒有讓人感到欽佩」。4519世紀，英國人探索南非內陸的時候，他們發現當地人和南非布爾人處於野蠻狀態，懶惰且愚蠢。在田園小說中，農場是展現人們所熟悉的封建價值觀的堡壘，由一個善良的族長統治，是一個白人的世界，黑人或有色人種的勞動者大部分處於外圍，抑或為了喜劇效果而出現。所以在奧立弗·施賴納的小說中，農場是殖民地南非的一個縮影，一個與大自然抗衡的小社會，「是煙波浩渺之中，微不足道的一點」46；在波林·史密斯的作品中，農場是英格蘭鄉村秩序在南非的移植。在C.M.范登西弗的作品中，鄉村價值觀與「邪惡」的城市相對，先驅遺留下來的遺產，即便債權人（那些找不到傳統或祖先的人）希望得到它，也必須要對它繼續保護。
另一方面，這片土地有時是空無的、安靜的、蒼老的，只有石頭和陽光，充滿敵意，貧瘠不堪。J.H.皮爾尼夫（J.H.Pierneef）的作品裡就有對「空曠的平原、荒蕪的山脈、高聳的天空」的描繪。47庫切提出的問題是，歐洲後裔是否有一種可以談論非洲的語言——對他來說，這是一個核心問題。在他所研究的詩人中（不論是英語詩人還是阿非利堪斯語詩人），他也從他們的作品中發現了這個問題。
庫切後來在對19世紀英國南非詩人托馬斯·普林格爾（Thomas Pringle）的研究中也用了同樣的筆調：「普林格爾在將故事變成詩時，只是把他所用的材料納入了當時當地占主導地位的現成詩歌形式範疇之下，這種做法談不上有多少創意。」48在《讀南非風景》（「Reading the South African Landscape」）這篇論文中，庫切更進了一步。他說：「南非白人詩人面臨的最大問題是：這片土地是否講一種通用的語言，歐洲人在非洲是否有在家的感覺。」或者說，「是不是像歐洲語言一樣，非洲本土語言也未能與景觀保持和諧。」49有沒有一種語言，讓歐洲人或麻煩的殖民者後裔可以用來對話非洲？對此，庫切創建了一個意象：孤獨的詩人嘗試用英語與非洲對話，他們說的「芳草丘陵與沼澤地，橡樹與水仙花，羅賓鳥與獾子」50，讓人想起一個完全不同的自然世界。庫切寫道：「真正的南非景觀是岩石，而不是樹葉。」51這時候，他想到的是卡魯，是他的祖父庫切的百鳥噴泉農莊，而不是開普半島。在開普半島的冬雨會讓人陷入「綠葉夢」中，讓人想起潮濕的薩裡景觀。關於施賴納《非洲農場的故事》，庫切談到「非洲岩石般的真相」，52南非是一個苛刻而不富庶的母親，有一種史前的危險力量時刻威脅著要從歷史中爆發出來，正如羅伊·坎貝爾在《環繞開普》（Rounding the Cape）中所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