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紀80年代，南非黑人的抗議活動不斷升級，刺激因素有黑人教育危機、三院制議會在黑人事務上的無作為所引發的敵意，以及信譽掃地、腐敗墮落的地方黑人行政委員會的增收租金。在非國大及其軍事機構「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內部，有些成員被打上政府間諜或叛徒的標籤，然後被殘忍地殺害。黑人警察成為被攻擊的主要目標。1985年，非國大的「人民戰爭」策略，使國家到了無法治理的程度。早期的游擊活動與群眾運動息息相關。1罷工、遊行、抵制和攻擊事件激增，黑人警察的房子被燃燒彈焚燬，警方線人的脖子上被套上一個充滿汽油的汽車輪胎「項鏈」，然後被活活燒死。
1982年，納丁·戈迪默在紐約人文研究所做題為《生活在過渡政府時期》（「Living in the Interregnum」）的演講。在演講的開頭，她描繪了當時約翰內斯堡有如狂風暴雨般的氛圍：「整個社會在革命性變革的大潮中翻轉、擠壓、飄搖不定，我則置身於這個社會六萬英尺的高空……我選擇葛蘭西的話作為我的小說《七月人民》（July』s People）的題詞是有充分理由的：『舊的在消亡，而新的尚未誕生；在這個空位期會出現各種光怪陸離的病態症候。』」2
為了遏制暴動、焚燒學校、「失落的一代」的幫派暴力、「項鏈」殺戮及其他激進行為，南非時任總統P.W.博塔（P.W.Botha）在1985年宣佈某些區域進入緊急狀態，幾乎賦予了政府無限的權力。1986年，全國都進入了緊急狀態；1988年聯合民主陣線（UDF）和其他附屬機構被禁，南非工會大會（COSATU）被禁止參與政治活動。干預的程度可以從1985年治安部長的聲明中推斷。該聲明指出，1985年，近19000人因與騷亂相關的指控被捕（其中72%的人年齡在20歲以下），指控內容包括公眾暴力、縱火和謀殺。儘管政府擁有絕對的權力，可以扣留組織活動的嫌犯，卻依然無法遏止各種抵制行動。這導致很多平民被視為國家的敵人，而遭到清算。據大衛·威爾士（David Welsh）所述：
許多敢死隊的殺手成員都是有犯罪記錄的精神病患者，他們似乎從殺人的行為中獲得相當大的工作滿足感。最臭名昭著的敢死隊營地叫「非水準（Vlakplaas）」，位於比勒陀利亞附近的一個農場。這個地方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被警方徵用，用於「轉化」所謂的「衝鋒者」，其中包括被俘獲的黑人游擊隊員，讓他們為安全部隊工作，當然他們所用的方法都不會太溫和。兩個「非水準」的指揮官德克·庫切（Dirk Coetzee）和尤金·德科克（Eugene de Kock），成了傳奇殺手。在1983—1993年間，德科克……參與謀殺了大約70人。3
南非的形勢促使德斯蒙德·圖圖呼籲國際對南非實行制裁，以迫使政府進行談判。圖圖是198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1986年以來任開普敦聖公會大主教。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國際上反對南非政府種族隔離政策的浪潮越發高漲。在世界範圍內掀起了呼籲釋放納爾遜·曼德拉及其他被扣留領袖的運動。美國大通曼哈頓銀行宣佈不再向南非提供短期貸款，其他組織也紛紛效仿，取消了相應的貸款，南非面臨更加嚴重的經濟壓力。當時的外交部長皮克·博塔（Pik Botha）主張對政府的政策取向進行重大調整，人們當時普遍認為P.W.博塔將在納塔爾國民黨的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並宣佈新政策。國際社會期望當時已經承擔了執行國家主席職務的博塔宣佈徹底的變革措施並釋放曼德拉，但博塔的「盧比肯」講話最終讓人大失所望。按照他的解釋，他並不準備把南非白人交給共產黨人，讓他們走上投降或自殺的道路。曼德拉和他的支持者們可以被釋放，但前提是他們必須發誓放棄暴力。這次講話後不出幾日，南非的貨幣單位暴跌到歷史最低點，美國國會禁止在南非進行任何新的投資，英聯邦國家也紛紛效仿這一做法，禁止從南非進口任何商品。
20世紀80年代後期，除了來自內部的動盪，政府還要在其北部邊界打擊西南非洲人民組織（Swapo）的活動。1986年，范澤爾·斯拉伯特Van Zyl Slabbert）辭去國會議員和反對黨領袖的職務。他認為，白人統治的議會已經無心解決南非的問題。在斯拉伯特和布萊頓·布萊頓巴赫的動議下，1987年阿非利堪人社區領導人和被放逐的非國大成員在達喀爾進行了首次會談。之後，南非白人作家和知識分子在津巴布韋的維多利亞大瀑布舉行集會，商討與非國大進行對話。
儘管J.M.庫切在意識到政治局勢之後一直反對一切形式的種族隔離，但他並沒有直接回應這場20世紀80年代的政治活動。在南非白人政黨的幫助下，國民黨在成立八年的時候成為執政黨，開始扭轉歷史的進程。在1991年寫的一篇文章裡，庫切針對20世紀40年代種族隔離理論家傑夫·克龍涅的心態指出「種族隔離是一個關於純潔的夢想，但它又是一個不純潔的夢想。它包括了很多東西，是很多東西的混合物；其中有一點就是它設立了一系列障礙，讓人們無法通過混合找到解決方案」。41992年，在接受大衛·阿特維爾的採訪時，他說：
種族隔離的內容激進地割裂了時間發展的連續性，它（以規範為由）在殖民社會裡試圖阻止死亡或扭曲事物的正常發展態勢。它還試圖建立一個靜止的無時間區，讓已經不合時宜的宗族和部落專制秩序被凍結在那裡。我就是在這樣的政治秩序中長大的。
此外，在他所受教育的文化中，充滿著懷舊情懷的「家」要追溯到英國的一個小角落，與南非的現實沒有一點關係。
在評論瑪麗·本森1986年所寫的《納爾遜·曼德拉：偉人與運動》（Nelson Mandela:The Man and the Movement）時庫切寫道，如果南非政府在20世紀50年代與非國大達成某種一致，那麼接下來他們將要對付的只是以小資產階級社會民主人士為主導的和平運動。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相反，他們將運動定性為是顛覆政府的，說運動的領導人被國際共產主義所利用。到了20世紀80年代，政府發現自己處在了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位置，它不得不沒面子地釋放他們曾在1964年抓起來的那些領導人。種族隔離政府是否打贏過非國大，這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在1986年，他們所面對的是比25年前更具反叛性和煽動性的大規模群眾運動，而運動者又有國際輿論殿後。庫切提出一個問題，南非國民大會的長老們被釋放之後，是否有力量控制黑人社區如火如荼的局面，並帶領人們走向自由、友愛和平等的烏托邦，走向自由憲章中所說的繁榮。他對此問題的回答是具有預言性的：這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曼德拉的個性，以及他被釋放後如何行事。被監禁一事無疑已使曼德拉在公眾視線中消失。
根據瑪麗·本森的觀點，1980年的時候，「羅本島的曼德拉」這個概念已經取得了近乎神話的效力。他的面容在T恤和海報上到處可見，「給曼德拉自由」的口號塗抹在監獄和公共建築物的牆壁上，到處都是。然而，美國裡根政府和英國撒切爾政府都認為，南非的經濟力量越強，博塔就有更大的能力來實施新的管理體制。相反的觀點認為，只有將南非孤立起來，對其實施軍事和經濟壓力，它才會準備談判。那些將博塔看作改革者的人推出他們的說法：只有通過表面不妥協，背後談判權力分割，誤導南非白人選民，才能夠讓那些被嚇壞了的白人選民接受改革。那些將博塔看作是挑釁好戰的阿非利堪民族主義者的人則指出其豪言壯語與其微不足道的成就之間的差距。庫切認為，這兩種解釋都將博塔變成了一個公共騙子，要麼誤導南非公眾，要麼誤導國際輿論。
在評論克裡斯托弗·霍普（生在南非，但自從1975年以來一直住在英國）的《奔跑的白人男孩》（White Boy Running）時，庫切談論了南非當時的政治。1987年P.W.博塔請白人選民進行選舉，批准他逐漸改革種族隔離政策，按照庫切的說法，這個漸進式改革的速度將是蝸牛般的。這次選舉沒有任何爭鬥，也沒有任何問題，國民黨贏得選舉的勝利。唯一令人驚訝的是，極右翼的保守黨遠遠超出了進步的聯邦黨，成為南非第二強的政黨，其成員背景是說英語的白人。克裡斯托弗·霍普在作品中認為：並沒有南非民族這樣一個群體，只有由對立群體組成的聯合體。可以說，庫切從一定程度上是認同霍普的觀點的，他說：
在他的記錄中，他（霍普）在南非成長過程中的部分創傷使他意識到在這個南非白人和加爾文主義盛行的祖國，沒有任何位置屬於他這個說英語的天主教徒。他略帶反社會傾向，尤為痛恨先要被「單調乏味，無聊至極地放入某一組織的事情……我們在自己的國家體會到流亡感，而至今我也沒能擺脫這種流亡感。我們在離開家鄉之前就已經開始了流亡」。
然而，就像庫切在1971年回到南非一樣，霍普也從來沒有割斷他同南非的聯繫。他寫道：「這個地方是一場熱病，一場感染，一個揮之不去的、從兒童時期就患上的疾病，我根本沒辦法被治癒。」這些話讓人想起庫切自己對卡魯的荒涼以及開普半島粗獷之美的留戀，正如伊麗莎白·卡倫在《鐵器時代》中所表達的：「這些海，這些山：我想讓它們在自己眼前焚燒的慾望如此強烈，不管我到什麼地方，它們都會在我面前出現。我飢渴地愛著這個世界。」5
庫切並沒有在文章或聲明中回應20世紀80年代的騷亂、暴力和民族之矛的行動。但是，他的下一部小說（最終名稱為《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再現了他對20世紀80年代的感覺，儘管名義上，它的背景被放置在不久的將來，國家處於種族戰爭的邊緣。據第一版手稿所記錄的日期，庫切從1980年5月31日開始這部小說的創作。起初，他運用了不同的故事線索，設置了眾多的人物並頻繁修改。其中曾用了第一人稱敘述者，後來他又放棄了這種想法。兩年多後，到了1982年7月12日，六份手稿形成了最終的完整稿，手稿的第一份打印稿完成於1982年9月29日。更精當的進一步的終稿完成於1983年2月28日，上面有鉛筆的更正。
庫切在《等待野蠻人》出版前的四個月就開始創作這本小說，這表明了一個事實，文學創作已經成了他日常必做之事。在採訪中，斯蒂芬·沃森曾問庫切，他是否有種被迫進行文學創作的感覺。他回答說：「遠不只被迫。如果我寫，我覺得很糟糕；如果我不寫，我會覺得更糟糕。」他必須遵守某些人為的規則，以確保寫作緊湊地進行，「比如一天都不能不寫，因為如果有一天不寫，第二天也不想寫。」6他告訴埃德溫·哈特（Edwin Hart），他的寫作速度非常緩慢，大約兩年寫一本小說，首先是用鋼筆寫，然後再進行修改7就拿他寫第一本小說為例，他的習慣是在清晨，頭腦還是清醒的時候，用筆寫出大概，然後再一遍又一遍地重寫，頻繁反覆直到故事有了一個良好的形狀。到這時候，他才開始用打字機打手稿，然後在上面進行進一步的修改。在這個階段，庫切發現他很難一邊進行文學創作，一邊又要同時照顧家庭和孩子們，還要完成在學校作為教師的工作任務——他還沒有從吝嗇的大衛·吉勒姆那裡爭取到減少工作量。他通常在早上5點開始寫作，一直寫到7點半，然後送孩子去學校，之後到大學講課，完成行政工作，晚上回家批改作業，準備第二天的課程。8
當被問及某部小說是在哪裡開始寫的，或者為什麼他會選擇那樣一個特定的主題等問題時，庫切幾乎無法回答。在接受喬安娜·斯科特的採訪時他說：「我根本不記得我寫的那些書是如何開頭的。部分原因是，在修訂的過程中，開頭部分就被放棄了。如果進行有關本書的考古學，那麼它的開頭部分是在表面之下、土壤深處的。」9他的觀點是，作品應該為自己發聲，否則作家就是沒有完成他的職責。當被問及是否有一個時刻，他會知道某個故事是值得寫的，他回答說：「是的，有。當我投入了這麼多時間，我實在無法將它停下來，我無法面對這樣的事實：浪費了六個月的生命，或諸如此類。所以，我努力堅持下去，然後書就寫出來了。」10
二
《等待野蠻人》的背景沒有特定的地方或特定的時間，但《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則不同。小說在一個城市開始，可以看出是開普敦，因為有郊區的名字，也有具體地方和街道的名字。在前三部小說中，他採取的都是第一人稱敘事，但在這部小說中的大部分地方，庫切採用的是第三人稱全知敘述視角，他將邁克爾·K設為主人公。11
故事發生在不久的將來，因為不斷的暴力和公共服務體系的崩潰，國家處於內戰的邊緣，但故事沒有明確說是哪些政黨或具體是哪些政治衝突。在接受記者托尼·墨菲特採訪時，庫切說，小說發生的地理位置並非像它最初表現的那樣準確，因為他的首要任務不是要創建一個精確版本的「真實」世界。創建一個想像的世界，就像他在《等待野蠻人》中所做的那樣，那樣做需要「巨大勞動力投入」，而這在《邁克爾·K》的小說中就沒有那麼必要。12
雖然他沒有明確表示，但在多米尼克·海德（Dominic Head）看來，故事直接背景是1976年索韋托起義導致的社會解體，人們對種族隔離制度的憂慮和恐懼，以及1980年發生的旨在讓國家陷入混亂而對石油、煤炭等行業發起的攻擊。13在小說中，為了遏制不斷升級的混亂和違法行為，國家強制實施了各種措施，比如戒嚴，用許可證限制自由遷移。在等待野蠻人》中，邪惡體現在具體的個人身上，但是在這部小說中，邪惡的載體是制度本身。因為壓迫邁克爾的人代表著南非的機構暴力，他們大多都是無名無姓的。與他們在權力體系中的作用相比較，他們的個人身份並不那麼重要，因此他們只是用職業來代替：鐵路職員、服務台邊的女警、護士、士兵、店員。與這些匿名的官僚相對照的是，他們所屬的所有機構都有具體的名稱。
邁克爾·K（鑒於庫切欽佩卡夫卡，讀者不應錯過一個典故——《城堡》和《審判》中有約瑟夫·K）14父親早亡，兔唇，也不怎麼聰明。他在孤兒院陰暗的、令人窒息的氛圍中長大。後來，他在市政園林處做園丁，然後又做了廣場公廁的值夜人，之後又返回到園林處，在德沃爾公園扒樹葉。與庫切其他的小說不同的是，這部小說的中心人物來自一個弱勢的背景，儘管作品中沒有明確提到他的膚色，但他很可能是一個有色人種。
邁克爾年邁的母親（比爾曼家的女僕）開始全身浮腫，行動不便，她的工資被僱主削減。她告訴邁克爾，她想回到她的世界——她年輕時生活的位於阿爾伯特王子區的一個農場。因為他們需要的許可證沒拿到，如果他們乘坐公交車或火車可能被警察攔下，所以邁克爾決定自己做一輛手推車，送他生病的母親回老家。手推車對一個漫長的旅程來說是一個完全不切實際的工具，這也再次證明，庫切小說的目的並不是要延續其前輩的現實主義傳統，講述一段遊歷經歷。他們走到了斯泰倫博斯，他的母親死在了那裡的醫院。他帶著母親的骨灰，希望能將其撒在她出生的農場，於是他繼續他的旅程，穿過卡魯，結果滿眼都是被破壞的痕跡。他被拘留了一段時間，與一群囚犯一起將鐵路上的石頭清除掉。然後，他繼續上路，沉浸在卡魯的安靜之中，他打算在這片土地上定居下來，建起一個平和的、田園般的避難所——這一主題是當時庫切所研究的農場小說的典型情節，比如當時奧立弗·施賴納、波林·史密斯和C.M.范登西弗的作品。庫切本人也喜愛這一區域，這一點在他後來的小說《男孩》還有其他作品中都可以看到。
正是在這個地方，邁克爾才有在家的感覺。「我能夠在這裡永遠生活下去，他想道，也許直到我死去。」15當他到達了自認是母親出生地的那個農場的時候，園丁的使命感回來了，他在土地裡種滿了南瓜種子。根據庫切在《白人寫作》中提到的，神話般的花園，回歸本真的伊甸園，這是當初來開普敦的荷蘭殖民者從未感受過的，現在它卻體現在邁克爾耕種土地的衝動中，他能感受到其中的聯繫。大壩在對他說話：「在水壩前他感到像在家裡一樣自然親切，這是在那棟房子裡從來沒有感受過的。他躺下來休息，把那件黑色短大衣捲起來枕在腦袋下面，看著上面如盤的天空。我要住在這裡，他想道：我要永遠住在這裡，這是我母親和姥姥生活過的地方。」16
他希望自己擁有一片土地的願望被一名年輕男子的到來所打破。這個人是原來農場業主的孫子，是軍隊的逃兵。他向邁克爾回憶維薩基全家每年在這裡過聖誕節的情形，房子裡到處都是來賓：「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像我們那時候那麼吃東西的。成天的，我奶奶總是在桌子上堆滿了吃的，都是鄉下的好吃東西，而我們總是把它吃得一乾二淨。那種卡魯草原羊羔肉那個香，是再也嘗不到了。」17在這裡，庫切是在回憶他兒時在百鳥噴泉農莊的經歷。他後來在《男孩》和《夏日》中也寫過這樣的記憶。
當年輕的維薩基試圖將他當僕人用，並派他到阿爾伯特王子鎮購物，邁克爾預見到自己即將失去他在卡魯剛剛品嚐到的自由，面臨著成為主子的僕人的危險。這裡又重複了庫切在前三本小說中涉及的主僕關係的主題。邁克爾在斯瓦特貝赫逃跑了，在那裡，他能繼續保持他的自由，靠根莖和昆蟲過活。他變得如此憔悴最終被迫返回，但他在阿爾伯特王子鎮附近被士兵抓獲，並被送到了一個難民營。在那裡，他知曉了其他囚犯的生存條件。監獄長謾罵，指責囚犯們不感激統治者為他們做的一切，聽起來不僅像尤金·唐恩在責備「忘恩負義」的越南，也像在種族隔離的年代，人們常可以聽到的說黑人並沒有感激政府給他們建造民房、學校和醫院的話語：
「是的，你們這些恩將仇報的無賴，你們，我正在說你們！」他喊道，「你們什麼都不感謝！在你們沒處住的時候，誰給你們蓋了房子？在你們凍得哆哆嗦嗦的時候，誰給了你們帳篷和毯子？誰護理你們，誰照顧你們，誰每天帶著吃的到這兒來？可你們是怎麼報答我們的？好啊，從現在開始你們可以餓肚子！」18
邁克爾設法逃脫，返回到農場，但他發現自己種的植物已經死了。於是他隱藏在一個地洞裡並重新種植蔬菜。在飢腸轆轆的時候，他被士兵發現了。他們認為他在給叛軍游擊隊提供糧食。
小說的第二部分由一位在凱尼爾沃斯醫院工作的軍醫來敘述。邁克爾在那家醫院康復。醫生發現邁克爾拒絕吃東西，感到很好奇，開始研究他，並試圖讓他吃些東西。但他沒有意識到正是因為被「拘留」在醫院裡，邁克爾才沒有了任何吃的意志，除了偶爾吃點南瓜。當諾埃爾對醫生說，如果邁克爾不吃東西會被餓死時，醫生回答說：「這不是一個要死的問題，並不是他想要死。他只是不喜歡這裡的飯食。確實極其不喜歡。他甚至不願意吃嬰兒食品。也許他只吃自由的麵包。」19醫生如此癡迷於他的這個病人，甚至想像邁克爾是神笨拙的產品：「好像某個人把一捧塵土撥拉到一起，把唾沫吐在上面，把它拍成一個基本的人形，犯一兩個錯誤（那張嘴，無疑還有頭腦中的內容），忽略了一兩個細節（性），但是最終形成一個真正的小泥人兒……」20在大衛·沃德（David Ward）看來，有關《荒原》的典故21不是偶然的，因為，像T.S.艾略特一樣，庫切將他的人物送上沙漠探尋之旅。儘管他的身體有畸形，儘管他是無性的，但是他在卡魯花園中讓沙漠中開出花來。「再一次，像艾略特一樣，」沃德寫道，「他〔庫切〕將人物派上了旅途，面對著邪惡的歷史，人類機構在無政府和野蠻狀態中崩潰。最後，像艾略特一樣，最終在追求廢墟中絕望地保全最低程度的自我。」22
根據阿利斯特·斯巴克斯（Allister Sparks）提供的權威信息，庫切讓邁克爾絕食的靈感來自一個報道：一隻習慣於吃竹筍的大熊貓拒絕吃任何其他食品，它寧可死去。23邁克爾拒絕了醫生所有的治療方法，逃跑了，他要再次尋找自由。在小說的第三部分，他逃到了母親生前居住的房子。他心裡想：「我已經逃離了那些營地；也許，如果我躺得位置很低，我也能逃過人們的博愛。」24他認為博愛是另一種形式的壓迫，又將他降低為一個奴隸，讓他被迫接受一種關係，像醫生在他身上發揮過的權威。現在小說再次回到了第三人稱敘述，邁克爾回到了開普敦，在戰爭後的廢墟之中，他遇到了幾個妓女。她們像醫生一樣，想把他當作一個博愛對象。他孤獨地想到他母親空無一人的房間裡睡覺，他認為也許會有人願意加入他的行列：
儘管他那麼舒舒服服地睡在這個發臭的角落裡，但是如果有人不理會宵禁令來到這裡，似乎也並非不可能（K想像那人是一個駝背的小老頭，衣服的邊兜裡揣著一個酒瓶子，長滿鬍鬚的嘴總是在嘟嘟囔囔地說著什麼，是那種警察不屑理會的老頭），他可能會對海邊的生活厭倦了，想要到鄉下度個假期，如果他能找到一個認路的嚮導的話。他們今夜可以分享這個床，這種事情過去就發生過；在早晨，當第一縷天光照亮時，他們就能夠出去，在偏僻的小街上尋找一下，看看有沒有人家不要的獨輪車；如果他倆運氣好，他們到十點鐘就能推著小車沿著公路前進。記住在路上停下來買些種子和一兩件別的東西，也許要避開斯泰倫博斯，那兒看來是個背運的地方。
如果那個老頭爬下小車伸個懶腰（現在各種事情正在加速），並且看著當年水泵矗立的地方（那個水泵被士兵們炸掉了，所以那裡什麼也不會留下來），並且抱怨說：「咱們沒有水怎麼辦？」而他，邁克爾·K，就會從自己的衣兜裡拿出一個小勺，一個小勺和長長一圈繩子。他會從升降機口裡清理掉碎石，他會把小勺的柄彎成一個環，把繩子繫在上面，他會把它放到深入到地下的升降機裡面，當他把它帶上來的時候，在這個勺子裡就會有水；他會說，用這個法子，人就能活。25
就是在這樣感人的、想像的場景中，小說結束了。接受斯蒂芬·沃森的採訪時，庫切反對將《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放置在某個國家或地區的語境中：
我沒覺得它有任何前輩可追尋，我這麼說沒有什麼驕傲的意思。這不是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其中也沒有偉岸的人物。對那些偉岸的人物，比如施賴納或坎貝爾，我碰巧又沒有多大的興趣。至於現在人們的寫作……實際上，人只能讀這麼多。我讀的大多數東西都是，請允許我粗魯地說，我能消化得掉的東西。我覺得沒有多少南非作家是這樣想的。如果我想好好吃一頓，我會去別處。我讀納丁·戈迪默的書，因為我覺得她的作品格外精湛。26
如果人們讀《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時考慮到在此期間庫切正在研究農場文學以及景觀對南非文學小說的影響，如《白人寫作》，那麼很顯然，他吸收了這一領域前輩們的成果，然後在逆著傳統寫。27
儘管《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與農場小說和旅行故事有相似之處，主角都嚮往著人間天堂，但是庫切與他的前輩有很大分別，因為在他的作品中傳統成了警告性的反例。在接受休·羅伯頓的採訪時，庫切說，在南非文學中，有許多虛構場景已經成為模型被無數次重複，比如：白人女子與黑人男子陷入愛河，被警方通緝，或者黑人愛國者反抗虐待狂般的審訊者。28對「邪惡城市」的描繪以及返回農場的避風港也是常見的套路。
庫切著迷於南非文學景觀，這對他影響很大，他在自己的文學寫作中也會考慮到這一點，並與之背道而馳。正如特麗薩·多維所說，《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首先來自對卡夫卡作品的仔細閱讀，這一點可以通過將作品與寓言式故事《審判》以及短篇小說《洞穴》比較得到驗證。蘇珊·范桑騰·加拉格赫爾寫道：「庫切完全知道，對於南非作家來說，他的虛構模式是相當不尋常的。他聲稱，他沒有看到任何南非前輩作家寫過這樣的書。相反，他列出了貝克特、納博科夫、龐德、裡爾克、赫伯特、聶魯達和巴爾特29，說受到了他們的影響。然而，影響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庫切對南非寫作傳統的認識，以及他所關注的話語如何影響思想的問題，表明南非文學對他的實際影響比他承認的要多。」30
三
1982年5月19日，庫切寫信給拉萬出版社的邁克·柯克伍德：「我現在正煎熬著寫一部小說，我已經寫了幾年了，希望能在今年年底前完成。」雖然他的最終修訂稿是在1983年2月完成的，但他對1982年10月的第一版打字稿已經很滿意，他決定將其發給出版商。1982年10月28日，在寫給柯克伍德的信中，庫切說：
我今天寄給您6.5萬字的名為「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的打字稿，我希望您喜歡它。我也給我在紐約和倫敦的代理寄送了稿件。在英國，湯姆·羅森塔爾對該書有第一版權。但是，如果您和他都喜歡這本書，也許你們兩方可以再次協商安排一下。
出版商對他提交的手稿反應非常積極。1982年11月26日，邁克·柯克伍德寫道：「《生活和時代》非常棒，當一種隱含的，但不言自明的真理在輕描淡寫中奇跡般地顯現時，一切變得清楚明瞭。這些熟悉而堅定的句子所揭示的是多麼的親切……我覺得有一點讓人覺得非常恰當，您的這本書在接近『真實』的氛圍，是您給我們的所有手稿中最玄學的一本。這本書寫到結尾一定特別困難，我想說的是，最後一部分的節奏在我看來是恰如其分的正確。」
塞克沃伯格出版社的湯姆·羅森塔爾在1982年12月2日發回的信件中更是讚譽有加。他剛從美國回來，讀過庫切的稿件後，立即發電報給他：「完全被這部高超的小說折服了。已經向穆雷提了條件。」他還說，他從來不會將作家所有的作品排名，因此判斷《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是不是庫切最好的一本書，是沒有意義的。他寫道：
就我所知，讀它是一個非常令人不安的過程，我還真不記得有哪一本書是如此地打動我。
您寫的東西是如此普適，又直擊當地政治局勢的骨髓，每次要寫信給您表達我的真實感受時，我總是感到十分緊張。所以等我們下次見面時，我再和您詳談我的感受吧。
不過，我從來沒有讀到過這麼多的凶狠、殘暴、肆意邪惡等，沒想到它們會被如此精緻地表現出來。
如果回想整個敘事，可能沒有出現暴力描寫，但是其恐怖景象如同庫爾茲先生31的情形一樣糟糕，二者有很大的相似之處。
他總結道：「我們非常熱切地（希望）發行這本書……我們想把它提交布克獎的評審，所以要在初秋，也就是大約9月的第一周出版。」
同月，1982年12月20日，紐約維京企鵝出版社的凱瑟琳·考特（Kathryn Court）來信說她對這部小說印象深刻，很受感動：「這是很了不起的，您能將讀者吸引到一個表面上似乎很沒有吸引力的角色之中，真是了不起。我特別喜歡的部分是，他在大草原上，知曉他周圍的微小變化。我對小說的結局也很驚訝，在我看來那似乎是一個真正的人類精神的慶祝。我非常希望維京企鵝能夠發行這本書。」32
至於羅森塔爾對該書結局慘淡的印象，庫切在12月8日的信中安慰他：「如果我告訴您一個小秘密，也許您不會覺得那麼陰沉：邁克爾·K沒有死。」33
羅森塔爾在1983年2月11日的信中寫道，手稿已由艾莉森·塞繆爾（Alison Samuel）編輯，她有幾個問題需要問庫切。這可能聽起來有點自大，所以他先要請庫切原諒，但是作為卡夫卡作品在英國的出版商、現在又是庫切作品的出版商，他有責任指出，「世界上並不全是可愛的人，可能會有評論家質疑該書與卡夫卡的聯繫」。在1983年2月10日的信中，艾莉森·塞繆爾詢問：「為什麼要用『K』？讀過此書兩遍後，我幾乎被說服了。我認為名字是邁克爾的財產，但又不全是；卡夫卡仍然佔據優勢。這似乎是批評家們會攻擊的地方。我是否錯過了什麼？如果是這樣，您能解釋一下嗎？如果不是，我覺得這名字似乎蒙上了太長的陰影。」
沒有找到任何信件繼續談論有關字母K這個問題。因此似乎可以假設，在與羅森塔爾計劃的電話交談中，問題已經解決。不管怎麼說，庫切並沒有改變小說人物的名字。
在小說的第一版發行之前，英國的《泰晤士報文學副刊》、美國的《哈珀》雜誌、南非的《對比》和《觀點》都刊登了該小說的部分節選。當圖書運抵開普敦碼頭，像對待《內陸深處》和《等待野蠻人》一樣，海關先扣留該書，將副本提交審查。該書被送到專家委員會主席麗塔·舒爾茨（Rita Scholtz）處。她在報告中寫道，該書包含有關南非敏感的政治問題。它「對國家、警察，以及警察在行使職責時的手段的看法有貶義的說辭和評價」。34不過，她認為「該出版物的可能讀者將是富有經驗和批評能力的文學愛好者」，他們將把這部小說「作為一個藝術品來欣賞，並能夠意識到，儘管邁克爾·K的悲慘經歷發生在南非，但是他的問題是一個普遍的問題，不僅局限於南非」。她堅信讀者會發現這本豐富的小說可以從許多層面來解讀，可以是一個寓言，可以是對南非人類生存條件的評論，也可被看作是一種抗議小說，抗議人們陷入了一種無法控制的局勢之中」。她發現邁克爾·K被從世界異化出來，因此他是一個「傀儡……從一種狀況被拋向另一種狀況」。其中有一個場景可能與一些讀者的道德原則背道而馳，而這一場景出現在小說結尾處。開普的妓女坐在邁克爾的旁邊，當時他空腹喝了一些白蘭地，感到頭暈腦漲的：
有人低聲說話的聲音，然後有人解開了他的工裝衣褲的最後一個扣子，一隻涼爽的手滑了進來。K睜開了眼睛。是那個女人：她正跪在他身旁，撫弄他的陰莖……她彎下身子，把他的陰莖放到自己的嘴裡。他想要把她推開，但是他的手指在碰到假髮那生硬僵死的毛髮後退縮了。這樣，他放鬆了，一任自己迷失在自己頭腦的旋轉之中，迷失在那遙遠而潮濕的溫暖之中……她挨著他和他並排躺在那流沙上面，並且依然把他的性器握在她的手中……她微笑著。用一個胳膊肘支著身子，她的嘴完全貼著他的嘴，吻著他，她的舌頭在他的嘴唇上舔來舔去。她精力充沛地在他的腹股溝和他緊緊結合在了一起。35
舒爾茨發現這裡對口交的描述並不是道德敗壞或噁心的：「當邁克爾·K屈服於這種行為時，他已經到了最後的階段，成為一個被憐憫的對象。讀到這兩頁時，讀者可能會感到憐憫與同情。」該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也同意舒爾茨的觀點，這本書於1983年11月在南非發行。
查禁的威脅並沒有阻止拉萬出版社在南非對該書的營銷。類似於《等待野蠻人》的情形，湯姆·羅森塔爾和邁克·柯克伍德同意在南非發行5000本印有拉萬出版社標記的《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但這些書要在倫敦印刷裝訂。
四
早在1983年8月，出版社就已經宣佈要將《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提交布克獎評審。當時納丁·戈迪默是南非唯一獲布克獎的作家，她在1973年與J.G.法雷爾（J.G.Farrell）共享布克獎。1983年的競爭是非常激烈的，當時還有約翰·富勒、格雷厄姆·斯維夫特（Graham Swift）、安妮塔·梅森（Anita Mason）和馬爾科姆·布拉德伯裡（Malcolm Bradbury），特別是薩爾曼·拉什迪，他因《午夜之子》贏得了1981年的布克獎，這次又帶來了小說《羞恥》參加評獎。在評獎委員會中，小說家和女權主義者費伊·韋爾登（Fay Weldon）擔任主席，成員有寓言作家兼散文家安吉拉·卡特、澳大利亞詩人兼評論家彼得·波特（Peter Porter）、觀察家報》文學編輯同時也是普魯斯特的譯者泰倫斯·基爾馬丁（Terence Kilmartin），還有廣播主播、文學雜誌《閒談者》前主編利比·普爾維斯（Libby Purves）。
與此同時，英國的評論界，如《旗報》（The Standard）、《衛報》和泰晤士報》，對《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讚譽一片。在1983年9月27日的《衛報》中W.L.韋伯（W.L.Webb）是這樣寫的：
J.M.庫切的《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是一本陰鬱而美麗的書，精巧地通過一個可憐的、簡單的男人的眼睛、心靈和感官展現了世界。這個長著兔唇的園丁來自開普敦潰爛社會的最下層。這個世界是危機四伏的南非，即將消融在內戰之中。在他逃離風暴中心的旅途中，那個病態社會司空見慣的殘忍被無比清晰地暴露出來。庫切向我們展示了極度筋疲力盡的人類和其不可消減的精神。文筆純粹而簡樸。
立博博彩公司（Ladbrokes）為入圍布克獎的作品投注。在某個階段，斯維夫特的作品最受歡迎，但後來他的位置從賠率7-4落到2-1，而庫切的小說從一個局外人位置的4-1升到7-4，薩爾曼·拉什迪的羞恥》賠率是5-2。36
鑒於庫切重視自己的隱私以及他迴避文學社交場合的特點，可以預料的是，這樣的事情不符合他的口味。湯姆·羅森塔爾通過電話堅持讓庫切來英格蘭接受採訪並在1983年10月26日到斯泰森納大廳出席晚宴，因為獲獎名單將在那裡公佈。羅森塔爾甚至用安東尼·伯吉斯(1)的例子警告庫切說，如果作家不參加，就贏不了，但這也沒能說服庫切。在1983年9月30日寫給邁克·柯克伍德的信中庫切說：「經過一番思考，我拒絕了：我想像不出還有什麼比讓我進入布克獎馬戲團更災難的事情了。」羅森塔爾建議，庫切至少應該用南非開普敦大學的工作壓力為理由，而不是以厭惡儀式為由拒絕參加頒獎，並應表示願意配合英國廣播公司（BBC）對最終入圍作家的參訪節目，但後者要取決於羅森塔爾對BBC的成功遊說。庫切同意這樣做。
10月26日，在缺席的情況下，庫切被宣佈為布克獎的贏家。費伊·韋爾登高度評價此小說：「這是一本簡潔有力的小說，具有非凡的創新性和控制精當的想像力。」關於庫切的缺席，有各種險惡的謠言。倫敦廣播電台的新聞公告中宣稱，據猜測，該作者如果前來參加頒獎，將會失去他在開普敦大學的工作。據《衛報》的報道，南非當局（不管他們是誰）反對他在學術年期間出席這樣的場合。但是參加頒獎的人看到了庫切在獲獎前接受記者採訪時的錄像。在訪談中庫切說，對於能夠入圍終審，他很吃驚，因為他認為這本書是如此的南非化，可能很難引起外國讀者的興趣。關於缺席的原因，他提到，除了本人害羞以外，還有就是那時是南非開普敦大學考試週期間——這是一種很少會被學者型作家拿來當理由的說辭。他對《週末郵報》（Weekend Post）說：「我很遺憾無法出席頒獎。但是，現在是學校裡非常繁忙的階段，我不能一連出去很多天，將工作留給我的同事去做。」
布克獎讓庫切的書大賣，也讓他得以直接進入經典作家的行列，他的小說也因此將被列入大學和中學的書目中。事後人們瞭解到，布克獎評審團成員間曾進行過轟轟烈烈的討論，有一半的人強烈建議選拉什迪的《羞恥》。但是在頒獎前最後的20分鐘，主席費伊·韋爾登打破了明顯的僵局，她將決定性的一票投給了庫切。
10月27日，在評獎結果頒布的第二天，許多記者急於得到庫切對此事的評論。當得知獲獎的消息後，庫切切斷家裡的電話，將他們位於隆德伯西的房子大門上鎖，去了開普敦大學。所有來電都被轉到兩位「起作用」的秘書那裡，他們確保一個電話也打不到庫切本人那裡。一個足智多謀的記者竟然出現在他的空房子門口。多年後，庫切以前的學生萊斯莉·馬克思（後來也成為開普敦大學英語系的一員）回憶當天獲獎結果頒布時的情景：
每個人都非常興奮……人們從四面八方打來電話：書店打來電話，記者要求採訪。其中一個電話碰巧被轉到我的辦公室來。我告訴這位女士，她無法見到庫切或與庫切說話，因為他正在監考本科生考試。她絕對是拍案而起：「布克獎得主在監考本科考試！這真是荒謬！他應該被當成皇室成員那樣對待，他不應該做這些單調平淡的事情！」但是，你看，庫切的敬業精神就是如此之強。就我和他一起工作的經驗來看，他對工作和寫作態度一直如此。
庫切向記者詹妮弗·克魯伊斯-威廉姆斯表示他不喜歡那些毫無準備的記者來採訪他，他們是在浪費他的時間：「他們自己不用心準備好，甚至都沒有讀過我書的扉頁。他們甚至不知道我名字的縮寫。為什麼我要接受他們的採訪呢？」
五
《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獲布克獎的時候，它仍處在被禁運狀態，等待著審查人員的審查。1983年11月15日，該書運到開普敦一個星期後，幾乎是布克獎公佈一個月之後，禁運被解除，這本書開始在南非發行。
雖然按照官方的說法，禁運只是一種「形式」，所有到港的書籍在發佈前都要經過審查才能放行，但是學者認為一部已經取得國際聲望的小說不應該受到海關和檢查員的繁文縟節的束縛。艾倫·裡諾克斯-肖特教授——庫切在開普敦大學英語系的一個同事說——這樣的行動只能損害南非在國內外的形象。邁克·柯克伍德在一份聲明中說，儘管科博斯·范魯因（Kobus van Rooyen）聲稱會逐漸有選擇性地放鬆審查，但是審查制度本身仍然在發生效力。11月9日《鏡報》記者威廉·格魯特（Wilhelm Grutter）就《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的禁運與放行寫了一封措辭強烈的信函，信中將注意力集中在了一些「有趣的原則」上：
其中一個有趣的原則是，禁運被用一個「純粹的形式」來形容。這樣的用詞是愚蠢的，應該用一個更精確的描述。問題是所禁運的這本書是一本文學價值如此之高的作品，剛剛獲得了最搶手的國際大獎。
在這種情況下，文化產品都可以作為形式被查禁，這真是夠糟糕的。在作者的故土發生這樣的事情，有損這個國家在國際上的聲譽。
除了布克獎以外，《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還獲得了很多其他榮譽。1984年12月，該小說與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馬裡奧·巴爾加斯·略薩的《世界末日之戰》和索爾·貝婁的《他的腳在他嘴裡》（Him with his Foot in his Mouth）一起被《紐約時報書評》評為當年美國出版的15本最佳圖書。1985年，他獲得費米娜外國小說獎，這個新設立的獎項是頒發給以法語在法國出版圖書的作者。1984年4月26日，年度CNA獎在約翰內斯堡鄉村俱樂部的晚宴上頒發，但是獲獎者中只有哈麗雅特·格羅夫（Henriette Grove）出席，與其共同分享阿非利堪斯語文學獎的是布萊頓·布萊頓巴赫，但他也沒有出席，代其領獎的是金牛出版社的安皮·庫切（Ampie Coetzee）。
舉行該獎頒獎典禮的時候，庫切正在美國布法羅紐約州立大學講課，他通過朗讀會的方式在紐約推廣他的小說。他將自己希望講的一份演講稿寄給評獎工作的負責人馬德琳·詹寧斯（Madeleine Jennings）。在1984年4月15日從紐約發給邁克·柯克伍德的一封信中，庫切告訴他，詹寧斯4月4日的回信他前一天才剛剛收到：
在這個國家之外的人沒有意識到（我幾個月前到達此地之前也不知道），裡根政府在刻意削減美國郵局的作用，鼓勵私營運營商接管其職能。在這裡，如果不是想著急拿到一份東西，沒有人會使用郵局。對於一個約有100萬人口的城市，只有五個郵局。剩下的，你可以在一些藥店買到郵票，僅此而已……不用出席宴會對我來說是極大的解脫。來美國可以錯過它真是值得的。不知道是否可以請您提供善意的幫助，替我代讀發言稿？
然而，發言稿沒有按時到達。在代表庫切所做的感謝致辭中，柯克伍德援引了庫切對裡根和美國郵政系統的指責，但是很圓滑地並沒有提到庫切很慶幸不用去參加頒獎儀式一事。庫切的演講稿脫胎於之前他發給《南非領導報》（Leadership SA）編輯休·穆雷（Hugh Murray）的一篇文章，後經修改和擴充，被收入《白人寫作》之中。文章開始對有關南非文學對話與辯論中常出現的英語和阿非利堪斯語的「大民族文學」表示了嚮往。在阿非利堪斯語文學中，與之相關的是一個相對有限的「民族」概念，而在當地英語文學中存在的問題是如何超越不合時宜的鄉土主義。現在的問題是，能否找到一個對南非社會有足夠深刻認識的人：
能夠用一種令我們滿意的大民族文學的深度和豐滿度來展現它……南非社會是否已經達到了那種機制，能夠從內而外地被知曉和展現？……從什麼意義上講，南非是一個單一的社會？從什麼程度上說，南非只是一個多多少少單一經濟體制內人的聚合？……是否有可能寫出一部偉大的小說，或多或少地刻畫某一特定歷史時段的整個社會？而這社會的特點就是一盤散沙、分裂、內部對立、失范，尤為重要的是有著語言的多樣性。
根據庫切的觀點，英語與南非的風景有一種不適宜的關係，它從來沒有成功地用英語命名南非風景中的某些部分。而阿非利堪斯語，從各方面結構來講都是一種歐洲的語言，也沒有從舊的、土著語言中借鑒很多，卻如此適應南非的景觀，以至於英語都從中借鑒了像「koppie」「krans」和」kloof」這樣的詞語。都過了將近200年，英語在口語中仍然沒有形成一種對南非景觀的南非語意識。庫切認為真正的南非小說很可能將由阿非利堪斯語寫成，但前提條件是作者必須與傳統阿非利堪斯語小說以及農場的想法做一個徹底的決裂。為了國家的自我形象著想，教育當局應該推動「偉大作家」的工程。然而，對於南非作家來說，這可能是危險的。「要是一個人在一生中一直被體制承認和利用，」庫切總結說，「對我來說似乎是一個死亡之吻，因為那只能證明自己是一個騙子……如果一部大南非小說來自我們中間，那就讓我們祈求它不要被太廣泛或太快地認可，特別是不要被民族文化權威那樣地認可。」
在贏得了布克獎和三次CNA獎之後，庫切已經成為一名知名作家。朋友和同事，雜誌編輯和出版商都對他的成就表示祝賀。開普敦大學的校長斯圖爾特·桑德斯博士發表了聲明，表達他的喜悅：
大學最近認可了約翰·庫切的卓越成就，提升他為正教授，同時提供一筆學術獎金。他的獲獎是對他非凡能力的承認，同時我個人很高興，我相信整個大學也很喜悅。
庫切既是一位著名作家，又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學者，這是一個難得一見的組合。開普敦大學的學生得到他的教授是一種得天獨厚的優勢。
六
儘管並不是所有關於《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的書評都一邊倒地說好，但是大多數書評都極具洞察力。1983年11月13日在《星期日泰晤士報》上，貝裡爾·羅伯茨（Berryl Roberts）寫道：「邁克爾·K是倖存者，他已經學會了不論多麼匱乏都要依靠自己，這是人類所能擁有的唯一的未來。這是一個相當令人沮喪的信息，但是被用一種精緻的文體美妙地展現出來。」
荷蘭文學評論家W.布朗茨維爾（W.Bronzwaer）在1983年12月16日的《人民報》（De Volkskrant）上寫道：
這部小說無論是在其精緻的設計，還是人性化的感性方面都有著一種罕見的威力。完全理解其所有細節是不可能的，或者說是尚未可能。在它的背後，人們可以看到20世紀的偉大文學傳統，這本書已經成為這種偉大傳統的一部分，而且佔有了一席之地。另外，它也是一本帶有人類崇高精神的作品。它描述了一種生活的過程，也是經歷苦難的過程。這本書回應了我們對地球上、對南非生命的殷切期望。
1984年7月13日，阿爾貝托·曼古爾（Alberto Manguel）在雜誌公益》（Commonweal）中說庫切通過邁克爾·K的故事「重塑了流浪者的神話。這些流浪者——流浪的猶太人、探險的荷蘭人——那些在這個世界尋找一個居所但又遭到拒絕的人」。
然而，正是邁克爾·K表現出的平靜，甚至可以說是無為主義，以及他對道德的挑戰、對嘗試的反抗，都將其放入後殖民時代文學批評之中，並受到一個充滿政治色彩的南非大環境的抵制。在1984年2月27日的《紐約書評》中，納丁·戈迪默寫了一篇關於《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的書評，標題為《關於園藝的想法》（「The Idea of Gardening」），該文引發了激烈的辯論。戈迪默首先指出庫切早在他的第一部小說中就選擇了寓言的形式。她質疑庫切的這種選擇形式，尤其是關於作為個體的邁克爾·K能否代表南非被壓迫黑人的問題。對於該小說觸及20世紀80年代政治難題的這一事實，她表示欣賞，但是，對於作品「反感於所有政治與革命的解決方案」她表示惋惜。庫切「沒有認識到，當受害者不再把自己看作受害者之後，都做了什麼、正在做什麼，以及相信他們必須自己做什麼」。正如帕特裡克·海因斯（Patrick Hayes）所指出的那樣，戈迪默指責庫切「選擇了一個在危機時刻置身於外、只關注於土地耕種的人物做主人公，描畫了一個錯誤的黑人人物形象」。37戈迪默在《環保主義者》中所表現的主要人物是被批評家視為代表南非白人的主要人物，她認為庫切的主要問題正是核心人物的選擇問題。她不認為邁克爾·K可以代表南非黑人。雖然她發現小說中有關園藝的想法很有吸引力，但在她看來，邁克爾·K的不幸被過度疊加，以致讀者失去了耐心：「該男子有必要一定是兔唇嗎？」
新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與戈迪默有著一樣的疑慮，他們對庫切不使用戈迪默作品中經常採用的現實主義感到不滿。邁克爾·沃恩就嘗試從這個角度來鞭撻庫切，他認為《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證明庫切的創作已經進入了一條死胡同。然而，庫切要表現的是殖民主義整體的問題，他不希望將自己限制在南非特有的環境中。
庫切隱藏了自己的態度，這並不是新鮮的舉動。在南非文學，特別是阿非利堪斯語文學中，20世紀50年代及後期，作家一再被呼籲要注意自己國家的政治局勢，並用手中的筆來描述，但是一些作家，如D.J.奧普曼（D.J.Opperman）和艾蒂安·勒魯都對此進行抵制，因為他們認為那使文學陷入了被利用為宣傳工具的危險。與安德烈·布林克和納丁·戈迪默等作家不同，庫切對在他的小說中表現南非政治現實的困境這種事情並不感興趣。他沒有對戈迪默的長篇批評做出回應，但是，1987年在開普敦巴克斯特劇院《每週郵報》圖書週期間，他做了一場名為「當代小說」的演講。他提到南非作家的壓力是要做「文化工作者」，並被要求寫出具有歷史意義的作品。在他看來，這就將小說降低成了歷史文本的補充。但「小說處在歷史之外，會產生它自己的神話和結論。小說沒有歷史與歷史學科樹立起來的對立範疇，如階級衝突、種族衝突，或任何其他的對立衝突」。對庫切來說，小說的真相與歷史的真相是互相競爭的兩個真相，他抵抗歷史所謂的能真實地反映「現實」的真相。後來，在1994年，他贊同地引用了多麗絲·萊辛的話：「毫無疑問，小說能更好地表現真實。」38庫切抵制」歷史話語對小說的殖民」，他強調的是「講故事」，是「另一種思維模式」，這種觀點表明了他對戈迪默和布林克的社會現實主義小說創作持保留意見。
有關20世紀80年代人們對《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的評價，庫切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是這樣回應的：
我好像有兩種批評群體，一種是在美國……另一種是在南非。這兩種公眾群……是相當不同的……一方面，美國大多數讀這些書的讀者是學術型的評論者。在南非是另一種類型的閱讀群，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馬克思主義，特別是第三世界的思維態勢的影響。主要問題是「這本書的哪方面可以融入政治鬥爭？」這是一個占主導地位的問題。這些都是我身邊的同胞，我不想貶低他們。他們是認真又聰明的人，但是他們閱讀書籍的方式很特別。39
對於大衛·阿特維爾在訪談中的問題：讀者是否可以將邁克爾的抵制看作小說要表達一種屬於某種陣營的象徵性姿態，庫切提供了更全面的回答：
如果有人非要將邁克爾·K嚴肅地看作一種英雄、一種典範，那他只能是被看作抵制關於英雄的公認想法的英雄，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種撤退或逃避工人英雄想法的英雄。但是，只要這種阻力具有社會意義和價值，我看不出其與邁克爾·K這本書本身的抵制之間有多麼大的距離，其中也包括其作者（我希望成功地）避免干預此作品的嘗試。
在小說中，有一段講在邁克爾·K藏身的「屬於他的」大壩旁邊是一片游擊隊員的營地。他想要走出來，並要求加入他們的行列，但最終他也沒有這樣做。
我想，這是小說中最赤裸的政治化的時刻。如果一個人簡單地讀這本小說，K所提供的是一個或者說是適度謹慎的，或者說是怯懦的模型，但被偽裝成具有一定卑微的功能（我記得，他沒加入的理由或合理化的解釋，是需要有人留守在這裡，為前線的人種植南瓜：這種上下文讓讀者將卑微理解為崇高，因為種植南瓜要比殺人重要得多）。
為什麼K不與游擊隊一起走？他為什麼不放棄他的大壩和他的南瓜地，晚上潛入窄軌火車和一袋袋的迫擊炮彈一起，躲藏到斯瓦特貝赫，炸毀火車、伏擊軍隊的車隊，並最終死於軍事行動？
納丁·戈迪默在她所寫的評論中，以更複雜的形式問了這個問題。我要呈現什麼樣的面對壓迫的行為模式？為什麼我不寫一本不同的書（我現在用她的口吻說話），寫一個不那麼懦弱的主人公？
對於贊同上面觀點的讀者來說，小說中大部分文字在一次次逃避一個至關重要的政治問題：應如何結束種族隔離的暴政？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那麼一旦文本轉向內在，開始反思自己本身的文本性時，它就開始了逃避。為什麼K不和游擊隊一起走，以及為什麼文本被給予了一個象徵性的意義，就成了同樣的問題。
對這樣的讀者，我的反應是什麼？
一個人寫他想寫的書。一個人不會寫他不想寫的書。重點不是落在「一個人」上，而是落在「想」字上。與游擊隊一起走的書、帶著英雄傳統的書，都不是一本我想寫的書，不論我多麼想去寫一本這樣的書，都還沒有想到這本書足夠被寫出來的程度——也就是說，我還沒足以成為一個想寫出那樣一本書的人。
那麼，我想寫的是什麼呢？在本次對話中，這個問題是可以展望的、可以展開的，或許還是（不是對我而言）可以挖掘的，因為小說創作太依賴於此了。就如同想弄明白為什麼一個人要有慾望這類問題的答案是沒有益處的，因為回答本身就已經對慾望產生了威脅，終止了慾望的產生。40
七
1985年10月25日，在給邁克·柯克伍德的信中，庫切寫道：「我一部新小說的手稿（尚未命名）已經進入尾聲。您會對出版國內版感興趣嗎？您是否願意讀一讀手稿？」他補充說：「我必須提醒您，這是一本相當深奧的書。我是在1982年開始寫這本書的，當時的氣氛與現在相當不同。」
庫切很可能在1982年已經開始著手研究和準備這部新小說了，但是根據手稿的日期記錄，前5份手稿的時間是從1983年6月1日到10月14日。他在1984年7月28日開始大規模修改文本，後來又進一步用紅筆做出了許多修改。最後的文本完成於1985年5月2日。
庫切在給柯克伍德信中提到的「當時的氣氛」可能是指在20世紀80年代後半段聯合民主陣線對三院制議會的反對，以及因為抗議、抵制和日常暴力，南非的政治態勢所處的緊張局面。1985年7月，P.W.博塔宣佈南非部分地區處於緊急狀態，包括東開普省和中部的比勒陀利亞-威特沃特斯蘭德-瓦爾地區。幾個月後，緊急狀態延及到西開普省，之後在1989年6月南非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而且一直持續到選舉博塔繼任者之時。安全部隊被賦予非凡的權力：組織、聚會，甚至連葬禮都可能被禁止，成千上萬的人未經審判就被拘留；媒體如果未經書面許可而發佈有關安全部隊行動的照片或報告就是違法行為。關於《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一書，庫切已經被戈迪默和其他評論家指責缺乏政治承諾，現在如果再寫一本玄奧更難以捉摸，從表面上看不出與南非問題有任何聯繫的小說，可能更會成為批評者的口實。大概因為這個原因，他提醒了柯克伍德。
該小說最終的名字是《福》。《福》的小說框架來自《約克水手魯濱遜·克魯索的生活與奇特歷險》（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of York,Mariner）。該作品作者是丹尼爾·笛福（出生時的名字是「福」，在1695年，加上了前綴「笛」），他於1719年出版了這本小說，講述的是船難者住在一個小島上，28年後才被一艘過往船隻搭救。在島上他以有序的方式生存：搭建庇護所，做衣服並種植莊稼。黑人星期五是他從食人族那裡救出的，後來成了他的得力助手。魯濱遜的故事包含著一系列驚心動魄的冒險，從一開始就非常受歡迎，接下來的幾代讀者對其一直興趣不減。但是在殖民時代，主人公的原型與西歐殖民者產生聯繫，他對其他種族的「不文明」行為持反對態度。例如，南非一個著名的小說家和批評家劉易斯·恩科西認為《魯濱遜漂流記》是研究西歐文明優越論的關鍵文本。41
牛津大學出版社的世界經典系列包含《魯濱遜漂流記》一書，庫切在為該書所寫的推介中提到了荷馬的《奧德賽》和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就像奧德修斯為回故鄉伊薩卡而四處漂泊，就像堂吉訶德乘上自己的坐騎駑騂難得，魯濱遜·克魯索身帶鸚鵡和雨傘，成了西方集體意識中的一個人物，但他超越了那些盛讚自己冒險經歷的書本……」42自從《魯濱遜漂流記》問世以來，已經有了許多版本和翻版，同時催生了許多仿寫與改編。根據《男孩》中的記載，從上學起，庫切就被約翰·懷斯的《瑞士家庭魯濱遜》迷住了。那本書跟隨著笛福的軌跡，講述了一個家庭在船隻失事後在東印度群島上的一段經歷。這麼多年來，笛福的小說是無數魯濱遜式人物的荒島傳奇神話的先驅，從寫給男孩子的：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金銀島》（1883）、讓·季洛杜的《蘇珊與太平洋》（Suzanne et le Pacifique，1921）和米歇爾·圖尼埃的《禮拜五：太平洋上的靈薄獄》、到後來帕特裡克·懷特的《樹葉裙》（1976）和布林克的《風中一瞬》。艾勒克·伯默爾（Elleke Boehmer）指出，《魯濱遜漂流記》式的子類型的發展，表明魯濱遜·克魯索的功用性，也表明了笛福所激發出來的能量：在殖民敘事和探險小說範疇內產生了更多的隱喻式改編與再現。笛福的小說作為動力源，促發了許多故事：兵變和沉船、巧奪天工的荒島定居與開發、寶藏的發現、奴隸經歷以及對食人族的恐懼等。43因為船難者在小島上的故事如此吸引一代又一代的讀者，以至很多人不把它當作是一個故事，而覺得是主人公的真實經歷。讀者往往覺得魯濱遜是《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而忘記了故事的真正作者是丹尼爾·笛福。所以庫切在他所寫的推介中說：「儘管……不無諷刺挖苦之意，但說一個作家的名氣竟不如他自己所創造的某個人物的名氣大，這應該說是對作家的褒揚。」44
庫切在自己的新小說中改編了這個古老的船難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他童年的閱讀經歷，以及他後來到了倫敦以及奧斯汀得克薩斯大學，對早期開普的旅居者所寫的記錄的著迷。他在《魯濱遜漂流記》的序中指出，笛福強調冒險的真實性，將自己降低為事件的記錄者：「編輯相信這只是對歷史的一個單純的記錄，其中沒有任何虛構。」45庫切所著迷的是，《魯濱遜漂流記》並不是他開始認為的是絕對的自傳。正如他在書籍介紹中所說的，每一個單一的人都是一個島嶼，每一個生命（從寓言性的視角來看）都在孤寂中尋找上帝的關注，但不僅僅如此，讓他感興趣的是這部小說如何成為一個突出的歐洲文學原型：人類在自我的島嶼上孤獨的實質。根據庫切的觀點，「19世紀現實主義小說興盛的根本原因在於，作家和讀者在事關如何表現『真實』的問題上，有著一些雙方都承認的默契。而對笛福來說，當時並無這樣的默契……他的小說就像自傳，深受臨終懺悔和精神自傳等文體的影響。」46
很顯然，從開始，《福》是一個關於笛福船難者故事的改述。然而，庫切小說的不同之處在於他的克魯索（拼寫是Cruso，而不是笛福的Crusoe）提供了一個不同的視角，克魯索不再是原來小說中的那個首要人物。克魯索的獨特位置被蘇珊·巴頓取代了，後者從一個全新的維度來重述這個經典故事。她所乘坐的船遭遇失事之後，她與克魯索以及沒有舌頭的星期五一起生活在島嶼上。後來她獲救的機會來了，有一艘船途經該島。克魯索因為生病發燒拒絕被援救；星期五逃到北部海岸的岩石上面，但被水手帶回，強行帶到了船上。蘇珊提出和水手住在一起，但船長堅決拒絕。在島上待了一年多之後，現在她可以待在船長艙了，與其一起品味波特酒，享受「文明」的餐食。他們談到她遭遇海難的奇特之處以及寫下她經歷的可能性：
他慫恿道：「你應該將故事寫下來交給出版商。就我所知，在你之前，我們國家還沒有過女性海難者。這一定會引起很大的震撼。」
我難過地搖搖頭，答道：「就像我所講過的那樣，我的故事是很有趣。但我完全不懂寫作的技巧，明白自己寫出來的拙劣文字，會將本來很迷人的東西弄得黯然失色。任何東西一寫出來就會失去一些鮮活性，這種損失只有藝術能彌補，而我對藝術一竅不通。」
斯密斯船長說：「我不過是個水手，對於什麼是藝術，我沒有發言權。但是我覺得你不妨試試，出版商自然會僱人對其加以調整，在各處潤色一番。」
我說：「我不想裡面有任何謊言。」
船長笑了笑，說道：「這我可無法擔保，他們賣的是書，不是真相。」47
克魯索在去布里斯托爾的路上去世，葬在大海中。蘇珊受船長的建議鼓舞，到了英國後就試圖找到作家丹尼爾·福（笛福的真正原名），向他講述自己的故事。經過長時間的書信往來之後，她最終見到了他，但她發現，只有在聾啞的星期五的幫助下，她才能講述自己的故事。蘇珊對福說：
關於星期五舌頭的這段故事是無法說明的，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也就是說，關於星期五失去舌頭的這段故事可以有很多版本，但是真正的故事只有星期五才知道，而他卻無法說話。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故事的真相，除非我們賦予星期五聲音。48
劉易斯·恩科西指出，庫切將笛福報告的潛台詞放到了檯面上。在庫切版本的故事中，克魯索沒有故事，也確實對小說沒有多大價值。相反，蘇珊認為，如果將她的經歷出版成書會有很多讀者感興趣。因為星期五是被奴隸販子割掉了舌頭，所以他的沉默可能被理解為是殖民者的種族主義對黑人造成的心理傷害。星期五的沉默與《等待野蠻人》的野蠻女孩在監獄中被打傷的腳具有可比性。除了創作行為（通過蘇珊堅持如實供述她的經歷）是小說的主題以外，庫切重述《魯濱遜漂流記》也揭示了經典故事本質上的沉默與壓迫。這種沉默影響了整個星期五的人性，因為他不能用聲音表達內心深處的情感，也不會用筆寫。在這裡，蘇珊是在影射話語的力量，就如同上帝創造了宇宙的力量；然後，她又指出一種可能——星期五可以用他的手指創作出一種無詞彙的寫作：上帝的寫作代表的是一種不需要特別的語言作為媒介的方式。言語只是文字可以被說出來的方式之一，但是言語不能代表文字本身。」49為了說明這一種創造力，庫切用了「在水上畫圈寫上帝名字」的意象——他這是在借用自己曾在荷蘭詩歌研究中讀到的弗拉芒語牧師兼詩人——吉多·赫澤勒（Guido Gezelle）的一首詩：「水黽，是一種昆蟲，無聲的，在池塘的水面上追逐著上帝的名字。」
笛福和庫切對待寫作材料的主要區別在於對克魯索和星期五兩個角色的詮釋。在笛福作品中，勤奮的克魯索開發他的小島，使之成為一個更好的地方，利用星期五也是出於這個目的，這些讓該故事處於英帝國主義的範疇內。相比之下，庫切筆下的克魯索很少有笛福人物的那種積極性、精力與樂觀。如迪克·彭納指出的：庫切的克魯索更像是貝克特筆下那種生活在冷冷清清環境中的人物，他與星期五一起致力於修建一個完全荒謬的大規模梯田，而這種梯田與邁克爾·K的田地又有所不同，因為他們根本不能在上面種植任何東西（他們也沒有種子）。所以他們砌梯田的行為注定就像西西弗斯連續將巨石滾到山頂，然後再看著它們滾下來的行為一樣是毫無意義的。50當更注重實際的蘇珊問他們要在開墾的梯田上種植什麼時，克魯索答覆說：「我們沒有東西可種植——這是我們的不幸。……種植是那些後來者的事。他們有先見之明，隨身帶著種子。」51
笛福和庫切兩人筆下的星期五也有本質區別。與笛福筆下的星期五不同，庫切的星期五顯然來自非洲大陸，而不是美洲土著的一員。笛福的克魯索是世界帝國主義體制內的居民，他與星期五之間的關係是主人和執行命令的僕人之間的關係。儘管在庫切的前四本小說裡也採用過主僕關係作為占主導地位的主題，但星期五的奴隸地位存在問題。《福》早期手稿的註釋可以證明庫切對創作中的小說的擔心：「在笛福的文本裡，星期五總是在說『是』；現在52，不可能再幻想星期五可以說那個『是』了，星期五可以說『不』的這一點似乎不只是定勢（即我們這個時代的文本一遍又一遍地演練著），還具有破壞性（謀殺，強姦，嗜血的暴政）。對於我來說，真正缺乏的，也是非洲自黑人傳統消亡後也一直缺乏的，就是非洲未來的願景不是西方生活的低劣版。」53不像笛福筆下處於從屬地位的星期五，庫切的星期五不具備詞彙的能力。當星期五不對蘇珊「去拿木頭」的要求做出回應時，克魯索改用「柴火」這個詞，他就明白了。蘇珊問克魯索：
「星期五學會了多少英文單詞？」我問。
克魯索回答道：「足夠應付他的日常需要。這裡不是英國，我們不需要太多的單詞。」54
在接下來的談話中，一件事實浮出水面，星期五的舌頭已被割掉，很可能是由非洲奴隸販子干的。克魯索繼續說：
或許那些奴隸販子是摩爾人，認為舌頭很好吃；或許他們對於星期五沒日沒夜哭哭啼啼感到厭煩；或許他們是為了不讓星期五說出自己的故事：他是誰，家在哪裡，如何被帶走的；或許他們將每個抓來的食人族的舌頭都割掉，以示懲罰。我們怎麼會知道真相？55
庫切在《白人寫作》中指出，星期五無法講述他的故事，是對南非田園詩般的農場小說中「黑人無聲」位置的一個擴展，也是南非白人作家面臨的一個問題的延展——如何讓非洲和非洲人民發出聲音。後來，當蘇珊開始教星期五單詞時，她只能用一些陳詞濫調來代表非洲，比如像獅子或一排棕櫚樹。現在的問題是，西方人是否能夠擁有解釋非洲的詞彙。
除了使用女性船難者蘇珊·巴頓為主人公以外，《魯濱遜漂流記》和《福》之間的差異還體現在庫切對笛福的生活和笛福其他小說中細節的選用。例如，他從《羅克珊娜》（Roxana）中借用了母女情節，讓蘇珊作為一個新的作家與著名作家福之間產生一定的張力。這個女兒的名字也叫蘇珊，聲稱蘇珊就是她的母親。但是就像羅克珊娜拒絕了自己女兒的要求一樣，蘇珊也拒絕了這個女兒。然後庫切重寫了整部羅克珊娜的歷史，並增加了笛福另一部小說《摩爾·弗蘭德斯》（Moll Flanders）的細節。事實上，文本中還有其他作家的聲音，甚至包括莎士比亞的暴風雨》的細節。在這方面，《福》是一個多層次的後現代文本。朱莉亞·克裡斯特瓦（Julia Kristeva）將這種效果稱為「馬賽克式的引用」56；希拉·羅伯茨指出小說中存在多種聲音：「我們合上《福》的封皮，一個超歷史的人物拼貼面孔盯著我們，知道我們在嘗試重述約翰·庫切的福》——他的敵人和我們的敵人，孕育了我們的殖民者的故事。」57
讀者會覺得《福》的第四和最後一部分有問題。58事件發生在前三節故事之後的很多年。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敘述者現在進入「作家丹尼爾·笛福」的房子，房子門前有一個藍白相間的門牌，在英國這種牌子表示房子具有歷史價值。在裡面的床上，他看到的似乎是蘇珊和福的屍體，他們的皮膚乾燥得像紙張，他們的骨骼繃得緊緊的，嘴唇拉回去了，露出了牙齒，彷彿是在微笑。從蘇珊抵達英格蘭到庫切出版《福》，顯然已經過去了300年。時間的流逝讓這一故事變成了發生在現代的事件，因為小說代表著庫切自己如何直面《魯濱遜漂流記》，所以在敘述者與庫切之間可能會有一些聯繫，至少在敘述開始時尚有聯繫。
小說的第四部分提供了兩個獨立的結局：一個是敘述者走近星期五，打開他的嘴，並試圖使他走出沉默發出聲音。然而，他首先聽到的只有島嶼的聲音，並沒有任何星期五的聲音。第二個版本再次回到先前蘇珊與福的床上，星期五住在毗鄰的避暑屋中。然而，這一次敘述者不再嘗試讓星期五張嘴說話，而是通過文本，即蘇珊手稿最開始的一些話，也是小說《福》中的第一句話：「最後，我的雙手都起了水皰，後背灼熱，全身疼痛，船是再也划不動了。」到這裡，小說的第一句話似乎通過一種生命的傳遞，獲得了動力，敘述者開始接過蘇珊的話茬（「歎著氣，我從船上滑進了水裡，激起了些許水花。」），但也做了改變（「歎著氣，我將頭鑽進水裡面，勉強激起一點水花。」），從而確認其互補關係。
通過提出第二種結局，敘述者現在可以下沉到被比喻成星期五的嘴的沉船處。在這個水下的場景中，我們和敘述者一起發現了「星期五的家」，一個「不依賴文字」的地方，一個「身體本身就是符號」的地方。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前語言時期的伊甸園。然後是《福》的最後一段：
他的嘴張開了，從裡面緩緩流出一道細流，沒有一絲氣息，就那樣不受任何阻礙地流了出來。這細流流過他的全身，流向了我，流過了船艙，流過整艘船的殘骸，沖刷著懸崖和小島的兩岸，朝著南方和北方，流向世界的盡頭。那道涓涓細流是柔軟的，又是冷冰冰的、黝黑的，似乎永遠流不盡，它拍打著我的眼簾，拍打著我的面龐。59
帕特裡克·海因斯認為：
《福》的結局仍然是庫切所有作品中最難解釋的謎題之一：我們似乎離開了讀者所熟悉的記錄翔實的小說——星期五沒有舌頭，沒有故事，沒有聲音——進入了一個按照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規則講述的故事裡。在這個故事裡，星期五神秘地具有了一種表現能力——這是一種文學流派，在這種流派中，「身體本身就是符號」。60
八
即使在庫切還沒將《福》的手稿寄給拉萬出版社之前，邁克·柯克伍德就告訴他，他們肯定會有興趣在國內出版這本書，並更願意與他直接簽訂合同，而不是與塞克沃伯格簽合同。收到稿件之後，他在1985年12月17日寫給庫切倫敦代理穆雷·波林格的信中說：「每個拉萬人看過此書之後都很興奮：我們覺得，此番關於《魯濱遜漂流記》的敘事藝術是無與倫比的。」在次日寫給庫切的信中，他說：「讀您的書，就像做了一場夢，在夢中其他的夢境都成為可能。自從蘇珊歎了一口氣，幾乎沒濺出一點水花地出現後，我的夢境有了大幅改善。」
當時，庫切正準備離開南非去美國巴爾的摩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他將在那裡講課直到4月底。1985年12月24日，他告訴柯克伍德，塞克沃伯格和安德烈德意志出版社（Andre Deutsch）都有興趣出版此書。美國的維京出版社還沒有回應，可能是因為他們一直期待一本來自南非的不同的書籍。庫切在去美國的途中，經過了倫敦，在那裡見到了穆雷·波林格，同時表達了他的願望：塞克沃伯格和企鵝負責在英國的出版（後者出簡裝本），該書在南非的版權交給拉萬出版社。在1986年2月26日寫給邁克·柯克伍德的信中，塞克沃伯格出版社的彼得·格羅斯表示，他們會尊重作者的意願，但字裡行間可以看出，他們也希望在南非推銷他們的版本。他寫道：「我們必須承認，根據布克獎以及其作品的銷售業績，約翰已經在銷售和價格要求上進入了新的檔次。」然而，他最終接受了柯克伍德關於南非版的建議，以及給作者的預付款項，並在兩者間做了必要的財務安排。由於各種原因，塞克沃伯格未能及時將書的封面寄到，導致拉萬南非版不能按照協議所規定的在1986年9月8日與英國版同時出版。
《福》最終在1986年底前由拉萬出版，這也是庫切最後一本由南非出版社出版的作品。之後，他將把所有新的原稿都直接郵寄給英國和美國的出版商。這樣做的原因是在邁克·柯克伍德離開拉萬出版社後，出版社管理人員頻繁更換，出現行政混亂。
隨著《福》的出版，可以預計，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並不是所有的批評者都會欣然接受一本與南非現狀沒什麼關係的新書。庫切這本迄今為止最具後現代主義特色的小說，其結尾為各種不同的解釋打開了大門，許多評論者甚至很輕率地說他們並不明白小說的最後一部分。但是，現在的問題是庫切的這本小說是否真的遠離了20世紀80年代南非的熱門問題？文學雜誌《三季》（TriQuarterly）的托尼·莫費特（Tony Morphet）在採訪庫切時問他，《福》是否代表著他明確撤出南非主題，庫切回應說：「只有從一個短時視角去看，《福》才會是一本所謂遠離南非情況的小說。這本小說不是要撤離殖民主義或權力問題的主題。它……提出的問題是：誰在寫？誰佔據了權力的位置，誰拿著手中的筆？」
並非所有的批評者都會接受這樣的聲明。1986年8月30日，威廉·弗倫奇（William French）在《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上發表了一篇相當積極的評價，但是還有某些保留意見：
蘇珊作為一個女性角色是明確的，但她的符號作用是模糊的，可能是作者故意為之；通過近距離接觸，她開始尊重嚴肅的克魯索，甚至同情他。庫切的最後一章是神秘而令人不滿意的，可能他又是故意的，不讓評判者非把書與南非進行聯繫。但這些缺陷並不會對這樣一本令人難以忘懷的有膽量的小說產生嚴重影響，也無損於它的價值。
9月11日，尼古拉斯·莎士比亞（Nicholas Shakespeare）在《泰晤士報》的評論也不溫不火：
《福》是一本關於無聲的書——一個女人的無聲，她不能書寫真相；一個男人的無聲，他無法言說。一如以往，庫切的文筆有著真正大師的風采，超然、沉靜，一點點展現出這本冷靜拋光過的作品。一個讓此作品不是很令人觸動的原因是作者本人在探究自己與克魯索神話之間的謎語，把這個大家都熟悉的故事攪入有關南部非洲的寓言中，其對讀者產生的效果就如同聽星期五的無聲輕哼。
在9月12日的《泰晤士報文學副刊》中P.N.福班克（P.N.Furbank）寫道：
庫切做了我們不想讓他做的事情，還設法贏得了我們的讚譽。很難說作者是用什麼樣的精神創作這本有創新性與挑釁性的寓言故事，但是人們傾向於認為這是種相當輕快的狀態，更加具有皮蘭德婁式的探討小說創建和擁有自己生命權利之間關係的悖論，只是有時會顯得略微扁平單調。不過，那些未開墾梯田的故事很有想像力。可能還會有人認為他的這本書是一本並不太糟糕的《魯濱遜漂流記》前傳——並不比那些寫笛福傳記的作者更出格。
與這種適度的讚美不同，哈里特·吉爾伯特（Harriet Gilbert）在12月9日的《新政治家》中徹頭徹尾地否定了這本書，她氣憤地問：「在索韋托燃燒的時候，玩這種後現代的遊戲？」這顯然表現了她的反對意見。安德烈·布林克過去一直深刻地評價並欣賞庫切的作品，但是這次，在10月26日的《報告》中，表現出來的對《福》的印象不像以往那麼深刻：
《福》在寫作技巧上是一部傑作：前半部分，毫無疑問，非常優秀。但是在那之後，作品的步調，尤其是緊密度開始跟不上了。讀這本書仍然是很特殊的經歷，但就庫切強大的所有作品整體而言，這本書沒有以前的小說那麼令人滿意。
斯蒂芬·克林曼（Stephen Clingman）是《納丁·戈迪默小說》（The Novels of Nadine Gordimer，1986）和《布拉姆費：南非白人革命》（ram Fischer:Afrikaner Revolutionary，1998）的作者。他在12月5日的《每週郵報》中指出：
除了它所有的現代性、對歷史和敘事的玩弄（庫切越發具有講故事的本事了），這本書在很多方面是保守的：它是在經驗與文字的空隙中尋找意義。這使庫切不會被那些希望直接看到政治內容的讀者所喜歡。但我不知道庫切是否在乎；他是一種邊緣處的英雄，拒絕成為別人想要他成為的人，他寫的是與眾不同的故事。
在1986年12月《對比》的一篇標題為《後現代主義翻版》（「Postmodern Palimpsest」）的書評中，道格拉斯·裡德·斯金納（Douglas Reid Skinner）犀利地指出：「帶著對陳詞濫調的永不滿足，《福》相當具有創造性，顯示了一種對複雜和困難問題的罕見洞察力，很有深度。文章的自如，以及風格與形式的簡約給我們在技巧上上了一課。這本書，對我來說，似乎是庫切自《內陸深處》以來最好的作品。」
1996年3月合拍劇團在利茲的西約克郡劇場表演了由馬克·惠特利（Mark Wheatley）改編的《福》，並在英國巡演，但演員們發現很難將作品的多層次展現得淋漓盡致。更成功的改編來自彼得·格雷澤（Peter Glazer），該製作2003年10月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上演。
1986年12月，庫切因《福》獲得了耶路撒冷文學獎。根據耶路撒冷市長泰迪·寇勒（Teddy Kollek）的話，該獎項之所以頒發給他，是為了表彰他作品的文學質量，以及他對種族隔離、一切形式的暴力和壓迫的堅持抵抗。該獎項在文壇享有崇高的威望，之前的獲獎者有羅素、格雷厄姆·格林、歐仁·尤內斯庫和米蘭·昆德拉。
1987年4月9日，庫切前往耶路撒冷接受5000美元的獎金，同時他在那裡發表了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演講之一，這次演講甚至比他前兩次領取CNA文學獎時的演講更重要。該演講後來收錄在《雙重視角》中。在演講中他「以一種冷靜且緩慢的」語調感歎殖民主義的歷史，以及其與種族隔離的關係。在20世紀50年代，南非頒布了一項法律，宣佈不同膚色人種之間的性行為是一種犯罪行為。這項法律的頒布象徵著恐懼和拒絕：「拒絕那種不被承認的對擁抱非洲、擁抱非洲身體的渴望；還有對被非洲擁抱的恐懼。」這種拒絕的核心，在庫切看來，是「愛的失敗」：
直言不諱地說：他們現在的愛是不夠的，而且從他們來到這片大陸上就沒有足夠過。此外，他們的談話，他們過多的談話都是在講他們對南非如何地愛，而這種愛一直指向的是南非的土地，指向那些最不可能回報愛的事物：山脈和沙漠，鳥類和動物，花卉。
為此要付出的代價是一個「畸形和發育不良的內心生活」，在文學中也有所體現：
即便是在最輝煌的時刻，南非文學也是一種被束縛的文學，被一種無家可歸的感覺侵蝕，同時渴望不可名狀的解放。這不是一個完全的人類文學，其中不自然地充斥著權力和權力的扭力，無法脫離身外龐大而複雜的人類世界的基本聯繫、爭鬥、統治和征服。這種文學就是監獄裡的人寫的那種文學。你完全可以這麼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