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6年，《福》出版的時候，約翰·庫切46歲，身材很消瘦，但很精神，過早花白的鬍子，戴著角質鏡框眼鏡，低沉的聲音，有著沉默寡言的風範和清心寡慾的外觀。多年來他用沉默和拒絕對公眾談論自己來保護自己不受外界的入侵，對於評論界的批評都籠統地用間接的方式回應。許多記者可能都經歷過，任何涉及隱私的問題都會令他立刻關閉大門。當被問及為何在童年時期如此頻繁地搬家時，他簡單地回答說：「我不記得了。」他的私人生活，不論是在國外，還是在南非國內，都處於公共領域之外。眾所周知，他離婚了，並和他的兩個孩子——尼古拉斯和吉塞拉——一起住在一個小郊區狹窄街道上的房子裡。他的伴侶是多蘿西·德萊弗，她自己有住處，而不是總與他住在一起。親密的朋友都知道他是一個素食主義者。早在20世紀80年代，他曾被診斷患有乳糖酶缺乏症，不能吃任何奶製品。從他所住的隆德伯西托爾路11號到開普敦大學的距離大約是20分鐘的步行路程，在過去的城市地圖上，並沒有標出過這個地方。他在電話簿裡列出的是一個虛構的地址。當他罕見地出現在社交場合時，他寧願站在一個角落裡，僅同一個人說話。
這種保護隱私的舉動讓許多記者過分強調他個性中沉默寡言的一面，以及他小說中黑暗、陰沉的特點，結果就形成了J.M.庫切的一種片面形象。有位叫瑞安·馬蘭（Rian Malan）的記者，曾在20世紀90年代採訪過庫切幾次，他將庫切稱為「黑暗王子」，稱他的早期作品「令人恐懼……從內部點亮寒冷且可怕的光，受無數無法回答的問題困擾」。1在馬蘭看來，以開普敦大學文科樓昏暗的小型辦公室為背景，庫切看起來蒼白而嚴肅，穿著灰色休閒褲和粗花呢的運動夾克」。2對於他的第一個問題，庫切的回答是一段空白的沉默：庫切將字寫在他的記事本上，考慮了一下，在答覆中對這個問題做假設性分析。根據馬蘭的描述，對於所有問題，庫切都是這樣對待的。當馬蘭冒險地說，在讀《福》時，自己感受到的是一種令人難以忍受的寓言——白人和黑人在這個國家根本沒有辦法接觸到對方，他問庫切對此種解釋有什麼看法，他得到的答覆是：「我不希望否定您的閱讀。」3當馬蘭很明顯絕望地問庫切喜歡什麼樣的音樂時，他回答說：「所有我沒有聽到過的音樂。」4在一次採訪中，馬蘭稱庫切是「一個有著僧侶般自律和奉獻精神的人。他不喝酒、不抽煙，也不吃肉。他長時間地騎自行車來健身，每天早晨在寫字檯旁至少寫作一個小時，不曾間斷。一位與他共事十多年的同事聲稱只看見他笑過一次。一位庫切的熟人透露，在參加的多次晚宴上，庫切會經常不說一句話。」5
然而，庫切對馬蘭問題的反應，還有與其他記者互動中的反應，確實表明了他的狡黠，也不是沒有任何幽默感。它也確實反映了庫切對記者所提的令人困擾的問題所表現的那種急躁。在與大衛·阿特維爾進行的《雙重視角》的訪談中，庫切曾解釋過這種急躁。首先，記者經常越界，闖入他認為是隱私的區域：「我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公眾人物，一個被公眾矚目的人物。」6其次，一些缺乏敬業精神的記者，根本不瞭解他的作品，或根本對作品不感興趣的記者，有時會問一些答案顯而易見的問題。再次，是關於對內容的控制權問題。庫切說，一個作家，不要輕易地交出對自己文字的控制權，而記者，有時會粗製濫造，編輯和審查文字，刪掉所有獨一無二的內容。庫切繼續說：「但我的抵制不僅僅是保護一種幽靈般的全能。寫作不是自由的表達。寫作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對話：要喚醒自我中的和音，然後與之言說。作家是否要喚起/調用這些和音，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而採訪者要的是言說，不同的言說。」7
與瑞安·馬蘭筆下孤傲、沉默寡言的版本不同，庫切很多朋友和熟人證明了他性格的另一面。庫切的伴侶多蘿西的哥哥、詩人喬迪·德萊弗曾寫道：
我一直覺得公眾對他的態度（尤其是新聞界）奇怪得令人很難理解。是的，他是一個非常注重隱私的人而且討厭被侵擾，但是他也非常善良、樂於幫助其他作家，尤其是年輕的作家。他經常是一個機智的人，有著令人愉快的幽默感，而且可以成為一個迷人的夥伴。我的妻子——一個無可否認的健談者——特別願意在晚宴時被安排坐在約翰的旁邊。當我去年幫助他安排參加UEA新世界寫作夥伴關係會議活動時，我知道組織者很緊張，擔心他是一個難打交道、愛抱怨的客人。我不認為他們相信了我的保證，但等庫切離開後，有人告訴我他是一個很容易相處的人。有時候，我覺得記者可能是特意將他寫成很難打交道的樣子，這樣就給他們一些可以寫的東西了，反正他們也沒有花時間讀他寫的書。8
在採訪中，記者們確實會發現庫切的謹慎和猶豫。庫切意識到，自己接受記者採訪時的情況是短暫性的，他往往會沉默一會兒，去尋找最好的措辭。不論是接受參訪，還是文學創作，他都是一個完美主義者，雖然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惡作劇地說，他的完美主義不會延伸到「各行各業」。9他確實不鼓勵探詢私密，對愚蠢的問題也沒有耐心。但如果一個人通過展示自己的品質，贏得了他的信任，那麼他就可以敞開心扉了。在他的信件中，他的平易近人更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即使這樣，從他回答問題的方式看，他的用詞仍然是很節制的，他的信件總是直擊要害，且措辭精確。他也有很強烈的同情心。霍華德·伍爾夫是庫切在布法羅英語系多年的同事，庫切也曾多次去那裡訪問。他曾寫信給庫切，說覺得他的20年講師生涯不是那麼豐富多彩。在1987年5月27日的信中，庫切說，我們都會時不時感到一種失望，然後我們就歸咎於我們選擇的職業、婚姻，或者生活的城市；「但是，人到中年，我們每個人都會深受折磨。」
當庫切在家裡招待朋友時，他們會不斷地意識到他冷靜而敏銳的智慧。然而，在這種親密友人間聚會時所穿的休閒服裝表明他可以在熟悉的環境中做到身心放鬆。即使在比較正式的場合，如果可能的話，他也盡量避免穿正式服裝或打領帶。他的朋友覺得他很幽默，熱情大方。他是一個有吸引力的主人，喜歡為客人添酒（儘管他自己不喝酒）。他說：我就是不喜歡酒的味道。」10雖然這似乎來自他對自己童年時父親酗酒過度的憎惡回憶。他是一個手藝不錯的廚師，喜歡烹製諸如意式土豆丸子或印度菜這類口感豐富的食物。
丹尼爾·哈欽森曾是他的一名學生。說到他與庫切漫長而溫馨的友誼，他一直認為庫切是一個誠實、坦率，有吸引力和魅力的人。11霍華德·伍爾夫發現，儘管庫切的作品對他來說很「黑暗，壓抑，痛苦和折磨」，但日常交流中的庫切「相當犀利、詼諧」。12
在閒暇時庫切喜歡去爬桌山。當初在倫敦的時候，他也很喜歡去電影院看電影。雖然他總是避開大量人群，在開普敦大學期間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政治示威，但是他非常喜歡板球比賽，也特別喜歡在開普敦擁擠的蘭茲體育場看橄欖球比賽。雖然他曾對橄欖球的政治化表達過保留意見：在20世紀80年代，它被用來強化男性的權威性，成為廣大人民群眾的鴉片。但是他喜歡看賽場上實力的展示，他經常在週日與大學同事一起打板球。無論是作為開球手還是投球手，他都是團隊中一名有價值的成員。他也是唯一經常參加訓練的隊員。
在這些年中，庫切開始認真對待自行車運動，這一運動對於他來說既是體育運動，又是娛樂。他一直喜歡跑步，但是他發現騎自行車的優點是他可以較少遭受肌肉拉傷之苦。他買了一輛很昂貴的自行車，並在1983年和2001年間，15次參加一年一度的阿格斯自行車賽，經常與詩人格斯弗格森一起參加。1991年，他取得了最佳成績：用3小時14分鐘騎完了104公里的路程，後來1994年又取得了同樣的成績。13對於這種艱苦的比賽，這樣的成績非常出色。定期自行車騎行讓庫切身體很健康，一個例證是：他曾經騎自行車從隆德伯西出發，沿福爾特雷克路，通過北郊，到斯泰倫博斯拜訪他的同事歷史學家赫爾曼·吉利歐米（Hermann Giliomee），喝茶後再原路騎回來。他在海外旅行期間，尤其是在法國，經常會加入自行車之旅。1987年10月23日，在寫給霍華德·伍爾夫的信中，他描述了去探訪羅恩山谷時，他騎著自行車路過上千畝向日葵地的經歷——那些向日葵是用於做牛飼料和生產食用油的。這條路線大概就是他在《凶年紀事》中走過的路線。那也是龐德在1912年走過的路線：沿著中世紀的行吟詩人的腳步，從弗瓦，經洛克菲克薩德，到達拉維拉尼特。
在1994年第五期《領導者》中一篇題為《在空間和時間中旅行》的風趣文章中，庫切描述了一次他和另外七人的自行車之旅，其中有他的女兒吉塞拉。他們從巴黎騎到阿維尼翁，然後向西到圖盧茲。最後只剩下兩人，庫切和吉塞拉在7月13日最終到達圖盧茲，全程約1250公里。他們在一起騎行了一個星期，全神貫注地騎行，然後在傍晚好好地吃上一頓，睡在酒店相鄰的房間裡。這個對於庫切來說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假期之一。這經歷讓他確認，不論如何，父母和子女仍然能夠和平共處，並彼此相愛。庫切描述了這樣的自行車旅行與汽車或火車旅行的不同，騎自行車的路上會遇到什麼，對法國的景觀和當地人民的印象是什麼，特別是在法國比在南非騎自行車旅行多麼地更加容易。在法國機動車駕駛者似乎不會與騎自行車的人鬥氣，並承認他們分享道路的權利。在南非，騎自行車的人必須要做好防護，因為他們很有可能被車有意地刮倒：
為什麼要對騎自行車的人充滿敵意？一個簡單的解釋：因為司機具有侵犯性，他們對法律不感興趣。一個奇特的解釋：在20世紀初的幾十年裡，農村的南非白人都騎自行車，而不是騎馬，他們一直沒有洗脫那種恥辱。一個騎著自行車求婚的人是沒有財產的人，一個喜劇中的人物，但也預示著社會地位的不同；在馬背上的求婚者是傳統價值觀的體現，速度快還安全。（馬和步槍總是在一起的，自行車和步槍當然不搭配。）
還有社會歷史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黑人男子開始擁有自行車，並在黑人社會中為自行車加上了一個新的意義：騎自行車是現代的，比那些步行的人要高一級。非常有可能就在那一刻，在白人看來，自行車與黑人的抱負密切相連，所以得出的結論是，如果白人騎自行車，就是在辱沒自己。
現在，從各個方面看，自行車都被視為一種交通工具。對於黑人青年來說，騎在自行車上的男人被標記為老式的、農村的。對他們來說，要麼開車，要麼什麼都不要用。
本文僅作為一篇偶然的隨筆，令人遺憾地沒有收入文集，但它再次證明了庫切精細的觀察力、縝密的思維，以及在做研究時，極度的邏輯性與創新性。他觀察到，生活中的法國家庭主婦穿拖鞋，戴圍裙，腰上繫著一串鑰匙，將種植著菠菜、豆角、西紅柿和土豆的園子打理得整整齊齊，還將錢藏在床墊下——這種形象自中世紀以來就沒有變過。儘管現在的酒店沒人歡迎騎自行車的遊客來，但庫切仍然很喜歡當時在法國鄉村道路上，自由騎行的感覺。他也有疑慮的時候，比如在奧蘭治一級方程式酒店，客人將信用卡插入插槽滑一下就可以打開門，然後卡上就記上了135法郎的一筆費用。而這筆錢給他帶來的是一個小房間，一張床，一個洗臉盆以及電視和廁所（自動沖洗，以防客人離開時忘了沖洗）。房間裡的一切都像是醫院裡的塑料製品，沒有鋒利的邊邊角角。密碼和監控客人舉動的攝像機已經取代了法國老式酒店傳統的禮賓員、行李員和服務員。他覺得有一點很奇怪，法國這個國家有著光榮的美食傳統，但是似乎沒怎麼考慮到素食者。他在拉沃爾附近的一家客棧吃飯，點了一份55法郎的當日推薦菜式，要求從沙拉裡去掉火腿，將羊肉換成一個煎蛋，但是上來的色拉裡放了一些罐裝鮪魚，根據老闆娘的解釋，一個法國廚師無法想像沒有肉的生活怎麼過，就像中國廚師會在蔬菜上澆上薄薄的一層雞腿肉湯汁，為了讓其有肉味。像他這樣想法明顯與眾不同的人，對於法國美食的有限要求是法國廚師所無法明白的。
儘管如此，他還是非常享受每天的自行車之旅。在他看來，與西方幾乎所有其他技術的進步不同，自行車的發明完全沒有消極的一面。他寫道：「它只帶來了好處。它擴展了成千上萬人的視野、體能和精神，這其中也包含兒童。它將人類攜帶的重量與行走的距離都大規模增加，而且在做到這一點的同時，沒有給我們環境帶來任何可見的危害。在一定程度上，速度可以帶來喜悅，它也給世界帶來了更多的幸福感。」7月10日，庫切和他的女兒在朗格多克騎行：「道路蜿蜒下坡，綿延數英里。我們在風中嗖嗖地穿過蜿蜒的小路。周圍是濃郁的草藥氣味，這些草藥的名字我們並不知道。道路上除了輪胎的嗡嗡聲，沒有任何其他的聲音。上帝啊，我說，讓我永遠活在這個您創造的世界裡吧。」
在庫切的許多作品中，如《男孩》和後來的《慢人》，騎自行車時都是主人公最快樂的時候。在寫給荷蘭自行車騎行雜誌《牆》（De Muur）的一封信中，庫切指出了騎行自行車的民主本質。他說，自行車被錯誤地稱為是一台機器。但是與自己生成能量的機器不同，自行車更多的是一種工具，取決於騎車者的力氣。在同一本期刊裡，荷蘭自行車手（寫了兩本關於騎行的書籍）蒂姆·克拉貝（Tim Krabbe）寫了一篇文章，講述了他和其他幾個騎行愛好者是如何帶領著庫切在荷蘭這個自行車之國風馳電掣的：
這位已經加入澳大利亞國籍的作家從出發就顯示了他的經驗。庫切是一個有騎車登山技術的自行車手……進入摩尼肯德姆的時候，他表現出了他的謹慎。他會認真地協商，避免任何的風險。騎在小鎮鋪滿鵝卵石的道路上，有時他會對突然要出現的汽車表現出受驚的反應。不管是誰，只要願意，都可以從《慢人》或他的其他作品中看到描寫了這樣一個受到驚嚇的人。
與庫切熟悉的人都會對他與眾不同的原創觀點有深刻印象，他經常會給出完全不同的或意想不到的見解。1983年8月28日，在接受《淑女》的採訪時，對於有關他的小說「憂鬱」的問題，他挑釁地回答：「每個人讀我書的時候都似乎看到了荒涼和絕望，但我不這樣看。我覺得自己是在編寫漫畫書，描述普通人試圖過著普通、平淡、幸福的生活，而在這時候周圍的世界正在坍塌下來。」在同一次採訪中，有人問他如何看待女權主義文學，他回答說：「你是指女權主義作家？還是那些被當今的女權主義者定義為女權主義者的女性作家？還是兩者兼而有之？我不會特意去讀女人的書，正如我不會特意去讀男人的書。我們周圍有聰明的女人，也有聰明的男人。另外我們不應該忘記，在我們生活的這個國家，最好的小說家一直都是女性。維姆·凱瑟（Wim Kayser）在「美麗與舒適」（Van De Schoonheid en de Troost）系列節目中曾提出一個可預見，但有些無聊的問題：「當你情緒低落的時候，你會怎麼做？聽巴赫、貝多芬或韋伯恩？還是開始喝酒？寫作嗎？會做什麼？」庫切思考片刻後給出了一個有悖常情的答覆：「我做飯。這很簡單，本身又很好，其結果是立即可用的，而且它本身又是非常安慰人的。」1983年8月28日在祝賀朋友兼詩人道格拉斯·裡德·斯金納再婚的信中，他幽默地開了一個玩笑，暗指塞繆爾·約翰遜，稱其為「樂觀戰勝經驗的勝利」。庫切常常從令人驚訝的角度看待事物，並持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觀點。他的這一傾向有些類似於C.路易·萊波爾特（C.Louis Leipoldt）。萊波爾特是一名醫生、植物學家、美食家和多才多藝的作家，從20世紀早期一直到30年代，都被看作是南非最重要的阿非利堪斯語詩人，在他1947所立的墓誌銘上寫著：「萊波爾特博士喜歡對立的觀點。他是相反觀點的使徒。」14
但從1970年1月1日庫切開始創作《幽暗之地》起，對庫切來說，最重要的職業和生活的重心都是文學創作。1970年1月1日是他所有作品和每一部新小說的奠基時刻。庫切是這樣的一種作家，他的藝術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他生活的實質。關於將寫作作為生活中心這一點，20世紀的英語作家中能和他媲美的只有塞繆爾·貝克特。而詹姆斯·喬伊斯有能力做到不論發生什麼，每天都堅持寫作。像這位前輩一樣，庫切也能抓緊生活的每一天進行寫作，包括星期日及節假日。他喜歡在清晨的時候寫作，那時他的頭腦是清新和清醒的。他先是在紙上寫稿子，然後再謄到電腦上。他曾在一次訪談中說：「我並不喜歡寫作，所以我必須強迫自己寫作。我寫的時候感覺很糟，但是如果不寫，我的感覺會更糟。」15當維姆·凱瑟問他寫作的行為是否包含著美麗和安慰，他非常決然地說：「寫作本身是一種行業，非常累人，需要苦思冥想，需要可驗證的活動，還需要可驗證的結果，需要有效率。美麗和安慰不屬於活動，而是某種活動的結果。結果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具有安慰性。回望寫完的一本書，對於作者來說可能會是安慰，也可能不是。」16
每天投入寫作意味著庫切必須有重點地、認真規劃每一天。例如，早上八點半有課時，他就會在五點半起床，先寫作幾個小時。如果他是下午到大學上課，那他就會多睡一會，稍晚些起床。多年下來，寫作對他來說變得更加容易，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儘管大衛·吉勒姆極力阻攔，但他的正教授身份，以及他與校方達成的更方便的教學安排讓他的生活變得容易了些，當然他仍要照顧孩子們並養活一個家庭。他在與大衛·阿特維爾的訪談中將小說寫作與批評寫作相比較：小說給了他更大的自由度，因為它負責的東西還處於醞釀之中，而在寫文學批評時，他總是自覺有責任注意「一個既定目標，給我設定這個目標的不僅是論證，也不僅是我要將自己陷入的整個哲學體系，還包括批評本身這個相當緊張的過程」。17
二
20世紀80年代，庫切仍然非常積極地參與開普敦大學的教學。他所講授的課程以討論材料的新穎和研究方法的原創性而聞名全校。例如，在1980年，他上了一門叫「敘事法」的課程。在該課程中，他以弗拉基米爾·普洛普的《民間故事形態學》（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為起點，研究了格林童話，然後分析了各種體裁（通俗小說、電影和漫畫）的敘事元素，最後討論了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兩個故事。在西德尼·克勞茨去世後，他開設了一門關於這位詩人的課程，特別關注他詩歌的來源和批判性分析。這一時期，英語系設立了文學研究碩士學位。庫切為研究生開設了一門文學的現實主義課程，首先對這一理論的概念進行了歷史綜述研究，然後分析不同作者對這一概念的解釋。庫切設計課程結構的用心可以從他編寫的課程手冊看出來。在「殖民話語」這一課程模塊中，有一部分的標題是《文學的生產與消費》。在其中，他寫道：
在「殖民話語」課程這一模塊，我們將構建非洲文學文化的社會學基礎，重點放在南非和西非說英語的區域。我們將要提出的問題有：非洲大陸的圖書出版和發行的經濟特點是什麼？如今的寫作和閱讀活動在什麼樣的框架（審美、智力、文化）和環境（社會、經濟、材料、思想）中進行？……
這是研究型模塊。老師將不會有任何指令（雖然學生要與老師討論研究的進度）。在本學期的最後幾個星期（大約從9月底至10月中旬）會有一系列90分鐘的研討課。在課上，每位學生將做一個20分鐘的報告，講述他的研究內容，然後其他學生，每個人將用5分鐘的時間對該報告做出評論，之後會有全班討論。
因此，每個學生不僅是他自己所負責主題的權威，還應該瞭解班上其他成員所選擇的主題和涉及的問題。
也歡迎〔其他〕模塊的學生參加此研討課，但在這種情況下，與其他人一樣，他也需要提供相應的批評。
在研討課上提交的研究報告應被視為研究文章的草稿，成形終稿的提交日期不遲於11月16日。論文的長度由研究的性質來決定，但是最少應該是20頁（打印稿，雙倍行距，包括詳盡、準確的註釋與參考書目）。本論文的成績將是本模塊的成績，將佔整個「殖民話語」課程總成績的25%。
我想強調的是，這一模塊是研究型工作。我們所探究的區域幾乎沒有被探索過。沒有現成資料，沒有方便和完整的書目輔助。資料清單……僅僅是一個開始，該部分將涉及長時間地在圖書館中耐心查找資料，但並不一定會有立竿見影的成果。我可以保證，你會通過第一手材料瞭解學術研究工作有時令人沮喪的性質。
兩個模塊的學習相當於整個文學碩士課程（文學研究）的1/16。經過粗略的計算，對於論文的研究、寫作和改，你應該投入約3個星期的全部時間，即大約150個小時。在此課中，你投入的時間量可能與有指導的教學課程不同。
庫切給學生列出的任務表明他對培養學生的革新，為他們的文學研究指明方向：
1.總體來說，非洲（圖書）出版發行業發展的阻力是什麼？當今非洲圖書業的狀況是什麼？在何種程度上，南非形成了一種獨立的狀態，為什麼？
2.在19世紀上半葉，英國大眾的公共閱讀（根據Altick在《英語普通讀者》中所描述的）與今天的南非黑人大眾閱讀有什麼異同？英國大眾閱讀習慣的興起，以及南非黑人讀者大眾閱讀的增長之間有什麼更重要的異同？
3.總結以下南非文學雜誌的歷史脈絡，並根據推斷分析他們的編輯政策。這些政策對南非的文學文化發展有什麼樣的影響？（見《英語在非洲》7：2，1980）《閃電》《經典》《記者報》《文字》《新古典》《紫犀牛》《對比》和《新硬幣》。
4.討論海外或全球性出版社，尤其是英國的出版社二戰後在非洲的運作。他們面臨的不利情況是什麼？他們是如何保護自己的？他們目前在南非起著什麼樣的作用？
5.參照艾德伍德·希爾斯（Edward Shils）《知識分子和權力》（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第335—371頁的內容，從歷史的角度，同時也要對照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情況，討論南非文學文化中大都市方向和外省人方向之間的張力。
6.官方的美國和英國文化交流計劃對於西非和南非精英的形成起到了什麼作用？這些精英在各區域內是如何影響文學文化生活的？西非和南非之間的差異是什麼？
7.「用英文寫的世界文學（不包括英國和美國）」與「英聯邦文學」的區別，特別是意識形態上的區別是什麼？（討論中應該包括《英文世界文學》和《英聯邦文學》兩本期刊）
8.最早一批（大約是1980年之前）在英國和美國發表的有關非洲文學的介紹和調查的特點是什麼？這些書是誰寫的，他們是為誰寫的？他們批判思維的出發點是什麼？
9.討論自1960年以來美國黑人讀者，特別是批評家和學者，對非洲文學的接受。美國黑人讀者群在何種程度上（在1960年之前/自1960年以來）塑造了非洲寫作？
庫切非常有邏輯地將老師對學生的期望做了清楚的說明，這讓那些用功的學生對庫切倍感尊重與欣賞。在他的本科班上，一些學生知道他討厭冗長的廢話，於是會在他上課時數他說過的話。他與一些喜歡喋喋不休講個不停的老師不同，他要說的話通常只有幾分鐘。他在課上可能會令人不安，因為學生總能意識到，他在說出每一個字之前都要斟酌。
庫切碩士課程的學生可以做證，他會非常仔細地給他們評閱作業，評注寫得工整細緻。艾莉克斯·史密斯（Alex Smith）曾上過庫切的碩士課程，她後來寫道，為了能在課程中求得生存，在對付這個「逗號之王，簡樸嚴厲的瘦削天才」18時，她不得不壓抑住自己的率性和幻想。埃弗特·勒魯（Evert le Roux）在斯泰倫博斯大學獲得榮譽學士學位，然後到開普敦大學攻讀比較文學（英語和德語）碩士，導師是庫切和彼得·霍恩（Peter Horn）。他是非常優秀的學生，與庫切的關係很好，最後以優異成績獲得碩士學位。他永遠無法理解為什麼人們說庫切很冷漠絕情，因為他所知道的庫切完全不是那樣。埃弗特早亡後，根據他的母親瑪蓮娜·勒魯的描述，庫切經常打電話給她和她丈夫，問候：「你們現在還好嗎？」19這是庫切對失去兒子的父母的共情。大衛·阿特維爾曾是庫切的學生之一，後來在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做英語教授，目前在約克大學工作。他說：「他對學生的課程項目很細心，指導非常精準。他在本科生中的口碑比較嚴厲，但就我的經驗而言，如果你把自己的學業學好，他會拿你當回事。」20肖恩·厄拉姆是阿特維爾的同學，目前是布法羅分校比較文學系的教授，他說：「他沒有時間做無聊的事。但是，如果他認識到一個人在很認真地從事文學研究，他絕對會變成一個最有求必應、認真負責的導師。」21
庫切在被任命為正教授（從1984年開始生效）時，他發表了一個就職演講，題目為《自傳中的真實》（Truth in Autobiography）。在演講開始時，他引用了讓·雅克·盧梭的《懺悔錄》的開場白，表明他的立場——懺悔在尋找真相和說出真相之間是存在矛盾的：
講述你生命的故事……不僅是陳述過去的事……也是在表達當下，你自己要費力解釋那一天到底發生了什麼，在表象之下（得這麼說），並寫下一個解釋。而這個解釋可能充滿了漏洞和借口，但是它至少表現出在你試圖解釋自己的時候，頭腦在怎樣運作。事實上，謊言與借口可能會比重新回憶更有趣。22
這次演講內容包含了庫切後來自傳體作品的胚芽，因為他將以疏離的第三人稱形式，從20世紀90年代的角度回憶他的孩童時代以及青年時代。庫切沒有將此次就職演講的內容放入他的任何文集中，但是在1985年，他確實將其融入了一個更大的框架中，完成了他的論文：《懺悔和雙重想法：盧梭、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Confession and double thoughts:Tolstoy,Rousseau,Dostoevsky）。這是他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後來被收錄在1992年的《雙重視角》之中。
除了在開普敦大學講課以外，庫切在20世紀80年代比70年代更頻繁地走訪美國、歐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學，或教授課程，或在會議/研討會上做演講。1984年和1986年，他到美國布法羅擔任巴特勒客座英語教授。他第一次去的時候取道倫敦，並帶著女兒吉塞拉。在布法羅吉塞拉和他一起住，並在那裡上學。
在兩次訪問布法羅期間，庫切首次教授創意寫作課程，後來在20世紀90年代，他也與安德烈·布林克一起在開普敦教過這門課。他發現美國學生會寫各種各樣的主題，而他們的南非學生往往是壓倒一切地注重政治內容。在1983年8月28日從開普敦寫給道格拉斯·裡德·斯金納的信中，庫切說，在訪問期間，他也會到其他大學朗誦自己的作品。「這並不是因為我想讀這些東西，我覺得自己讀得可能也不好，而且我特別怕這種場合變得非常政治化，但是我有兩個家要維持（在開普敦和布法羅），另外還需要支付贍養費。」在國家處於緊急狀態、黑人城鎮出現大規模騷亂的局勢下，迪克·彭納（1989年，他出版了一本重要的庫切研究作品：《國家的心靈：J.M.庫切的小說》）提名他為美國田納西州大學的傑出講席教授，庫切回信說，他發現南非的情況非常可怕，他處於憤怒和絕望的煎熬中：
我不需要告訴你這個國家處於動盪之中。這種動盪反映在這裡的每個人的頭腦中。我自己的感覺是，我想住在這裡，希望盡我所能做些好事。作為一個作家，我不希望遠走他鄉，部分原因是我看到流亡對作家產生的影響。23
在布法羅教學之後，庫切於1986年和1989年兩次在巴爾的摩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做欣克利訪學英語教授。他第一次訪問霍普金斯大學時，於1985年12月離開南非，到倫敦待了一段時間後，參加了在紐約召開的PEN大會，然後到巴爾的摩上春季學期的課程。這次訪問期間，他還在普林斯頓大學、得克薩斯大學和加拿大蒙特利爾的麥吉爾大學發表了演講。1986年9月，他在紐約朗讀了自己的作品，巧合的是，這段時間正好是《死後告白》第二版出版，以及小說《內陸深處》的電影版《塵》在美國首映。1986年11月5日，在寫給道格拉斯·裡德·斯金納的信中，他說：「正如我所期望的，這裡一切都靜靜地向前推進著。本星期早些時候我在蒙特利爾朗讀我的作品，讀得還不錯。我對這個城市印象非常深刻。這裡，冬季還沒完全到來，但溫度已經降到零下。這將是我連續經歷的第三個冬天了。我很懷念開普敦的溫暖、自行車、朋友和多蘿西。」庫切獲得1988—1989年度欣克利訪學教授的職位，任命的條件之一是，他要做一場關於文學和法律的講座。他選擇的題目是「D.H.勞倫斯和文字審查制度」，該文後來收錄到《冒犯》一書中。根據他的經驗，社會上總有很多關於文字審查的辯論，但人們並沒有真正有邏輯地思量過此事。在演講中，他集中討論了《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以及勞倫斯是逾矩者的問題。他不是講具體的法律，而是講禁忌和禮儀的逾矩者。
20世紀80年代，庫切被邀請為倫敦《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和《紐約書評》寫評論。對於《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的邀請，他在1983年12月9日的信中寫道：「我確實願意為貴刊寫書評，事實上，我感到很榮幸——但是得有一項規則，就是別讓我寫南非作品的評論（如有特殊情況，我願意考慮例外）。我比較在意，不希望被更多地被局限到『南非小說家J.M.庫切的標籤』中。對於這一點，我希望您能理解。」
但在《紐約書評》中，他隨後幾年所寫的許多重要的評論文章經常是關於俄羅斯或波蘭背景、在英語界一般不為人所知的作品。那些文學理論，曾明確展現在他的早期作品中，現在已經渾然一體。在寫某位作家的評論文章時，他經常先介紹該作家之前的作品，以及他所在的文學背景。作為一位敏銳的文學人類學家，他能夠追蹤出文學階段與文學地域潛在的文學潮流，並能夠識別塑造了某一特定文本的其他約束力與意義生成機制。在他的批判性文章中很少有形容詞或判斷性的總結。他對於作品的分析來自作品本身蘊含的力量。在庫切的評論中，他只是一個批評家、一個同伴，如果要想找到一個評判的代言人，是找不到的。
從他寫給《紐約書評》和後來收入文集的多篇文章中可以明顯看出，庫切最初在理論方面的興趣正在逐漸減弱，他更感興趣的是對一位作家或作品更廣泛的概述，往往帶有傳記或歷史研究的性質。他與霍華德·伍爾夫的友誼部分就是源於他們對文學理論和後現代文學的共同愛好。伍爾夫1998年到開普敦訪問期間曾問過庫切，他想提前退休是否是因為覺得文學理論變得過於深奧且毫無新意，甚至完全脫離了直接觀察和人類真正的生存條件，庫切的回答是肯定的。24霍華德·伍爾夫告訴他布法羅新空出來一個客座教授的職位，庫切在1986年9月23日的信中說：「我此刻的感覺……是至少要部分地脫離學術生活，而不是更深入，你們系裡需要的是一個有精力且更能擔當的人。」雖然庫切在開普敦繼續做了十幾年的教授，但是他顯然已經考慮脫離，或至少部分地脫離學術生活。這可能也是為什麼在1998年，他拒絕了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講席教授的邀請（該職位之前由約翰·巴斯擔任）。
庫切除了到美國進行講學訪問以外，還參加了一些文學會議。1980年，他在開普敦大學參加了有關文字審查的小組討論；1985年，他在西開普省霍維科參加了一個有關美學的會議。後來，他經常訪問歐洲和其他大洲，在大會上宣讀論文，遠至墨西哥、德國的埃森、非洲之角的吉布提、漢諾威的達特茅斯學院、新罕布什爾州、匈牙利的布達佩斯、澳大利亞堪培拉和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的維多利亞。1997年，他隨同一些南非作家訪問了法國城市艾克斯。
參加專題討論會給了庫切更多的機會訪問其他國家，並瞭解一些世界上最為重要的作家和評論家。他的伴侶多蘿西經常陪在他身邊。雖然他曾說過自己不喜歡旅行，喜歡讀書，但自從80年代以來，他沒有哪一年不進行長途旅行的，至少一次遠赴其他大陸。一次，庫切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多蘿西喜歡旅遊和探訪陌生的地方，他也很樂意陪伴她。他比較喜歡法國，因為在那裡他騎自行車做過一些長途旅行。儘管人們可能會因為他寫過《彼得堡的大師》而得出某種判斷，但是實際上，他從未去過俄國。到國外訪問時，他並不去博物館或教堂，因為那裡的東西很快就會讓他筋疲力盡。雖然他對音樂很感興趣，但他不會出席音樂會，寧願在家裡聽錄音。他喜歡陪同多蘿西去餐廳，但通常是她提出這類建議。和他一樣，多蘿西也是一個素食者。
1991年7月，庫切與其他約240位學者一起出席了在尼斯召開的敘事學會議。他利用這次機會進行了一次沿著名海岸線穿越普羅旺斯地區的自行車旅行——從聖拉斐爾到尼斯一路上觀看愛斯特爾濱海路壯觀的黏土紅石崖垂入清澈蔚藍的大海。1991年8月2日，他和多蘿西離開法國前往澳大利亞。他在布裡斯班昆士蘭大學做了三周的駐校作家，在墨爾本待了一個星期。這是他第一次到澳大利亞，他也很好地探究了這個國家。他在墨爾本的一周是最美好的一段時間。在布裡斯班待過之後，他們在悉尼待了一個星期。他還前往塔斯馬尼亞探望了一位老朋友，這裡讓他想起了蘇格蘭和挪威大地上的積雪和海岸線。在澳大利亞這後幾周，庫切居住在藝術家聚居的新南威爾士州鄉村。在那裡，他住的小房子與另外五位藝術家的工作室很近。這個地方距離最近的超市有25公里。他覺得自己被澳大利亞的景觀吸引了——那裡的風景，那裡的鳥類和那裡的寧靜讓他覺得澳洲很宜居，所以試圖說服多蘿西和他一起搬到那裡，雖然最初不太成功。
1991年秋天，他受邀到哈佛大學講學。陪同他的還有多蘿西，她也受邀擔任客座教授。他們在1991年9月抵達那裡，住在艾略特大學的宿舍樓。那裡靠近哈佛令人印象深刻的圖書館，離一個室內游泳池也非常近，多蘿西一天去兩次。他們進行了幾次前往波士頓西部和北部的非常愉快的自行車旅行，欣賞了秋日落葉的美景。
在哈佛訪學期間，庫切再一次去了伯克利，他覺得這時的伯克利比他在1979年訪問期間更加破敗。他還去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訪學三個星期，之後在印第安納大學和西北大學各待了一星期。在回南非途中，他與多蘿西參觀了意大利維羅納。1992年11月他們返回開普敦時，庫切發現他在托爾路的房子已被破門而入，這導致他最終決定搬到隆德伯西。在一些吵鬧的學生搬到樓下之前，那裡一直是他安靜的棲息地點。
當時和他們一樣靠富布賴特獎學金訪問哈佛大學的還有曼朱·加達卡（Manju Jaidka），她後來在印度昌迪加爾的旁遮普大學任英語教授。因為對美國文學研究的傑出貢獻，她在印度廣為人知，同時也寫了多本備受推崇的文學作品。在她後來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加達卡寫道，她開始並不知道庫切的文學成就，瞭解之後，她感到很驚訝，因為這位如此低調的人竟然有這樣傑出的職業生涯。她發現他不是那種假裝或做作的人。在她看來，他的形象有些像T.S.艾略特，他認為作家應該戴上面具，過著傳統而循規蹈矩的生活。曼朱·加達卡寫道：
約翰·庫切……像艾略特一樣，把自己的私人生活刻意地保護在公眾視線之外。研究者如果要去尋求有關他傳記的內容，總是會發現一片空白。這位作家很難聯繫，幾乎不可能讓他接受採訪或得到他本人的回復……他的工作是研究世界，然後去書寫。物質收益、獎勵、國際大獎，似乎都和他沒有多大關係。25
三
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約翰·庫切在開普敦大學任教，小說正逐漸獲得國際認可，他也訪問了多所美國大學。他的父母仍定居在隆德伯西的一間公寓中，他們的孫子、孫女尼古拉斯和吉塞拉經常去看望他們。傑克·庫切每天坐火車前往開普敦市中心，在那裡的一家電機配件公司做著一份明顯消磨人意志的工作：簿記員。維拉仍然在教書。
多年來，他們關係逐漸好轉，開始想離開隆德伯西，換到一個更小、更便宜的地方居住。維拉的表親在距離開普敦約100公里的格雷敦有一個這樣的場所，他動員維拉買下他旁邊的一塊地。因為維拉一直認為購買房產是一種安全的投資，所以她真的買了那塊地。這兩塊地先前的主人是有色人種，他裝修的房子在表親所購買的產業上；維拉所購買的部分只有一口井和一些菜地。約翰為她從南非海軍基地買了一套預制房屋並用貨車將各部件運送到格雷敦。在房子組裝好之後，當地委員會來人看了一眼，認為格雷敦不需要預制房屋。因此，約翰不得不將房子拆卸掉，然後請格雷敦的一位退休建築師設計並建造了一棟磚瓦房。26
維拉和傑克在20世紀80年代搬進了新房子，但是這一改變是災難性的。他們並不喜歡格雷敦，在那裡他們沒有朋友，也沒有汽車。維拉的眼睛開始退化，雖然沒有全盲，但閱讀已出現困難。他們又搬回隆德伯西，但維拉的健康持續惡化。除了視力出現問題以外，心臟也開始出現問題。1985年3月6日，她死於心臟病，終年81歲。
傑克與維拉的婚姻生活並不幸福，但是她的去世讓丈夫傑克變得不知所措。他這一代的男人已經不怎麼做家務，對於烹飪以及廚房裡的事物沒有任何經驗。他的身體也日益衰弱。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月，他患上了喉癌，還為此做了手術。在此之後，他不能說話，在天文台區的阿卡迪亞老人院裡度過了他最後的日子。他卒於1988年6月30日，享年76歲。他的哥哥米爾斯和他的家人於1988年7月1日在《開普敦時報》刊登了訃告紀念他：「傑克在長期勇敢地與疾病抗爭之後，平靜地離開了人世。」
雖然約翰與父親的關係不好，但是在母親去世三年之後，父親的去世對他還是一個明顯的打擊。在《夏日》中，庫切描繪了單身的約翰在20世紀70年代從美國返回後，與父親同住在托開路的一座房子裡。這是小說虛構的一部分，說明《夏日》的虛實交織。傑克和維拉是在20世紀80年代去世的，而在20世紀70年代，約翰和孩子們住在一起。傑克從沒有與約翰的家人住在一起過。然而在《夏日》中，約翰描述了他陪孤獨的父親傑克去紐蘭茲看橄欖球，夏季去看板球的情景，他們之間的關係戲劇般的和睦。後來，約翰想像著幫助父親在傍晚做年終清貨盤點的工作，他的幫忙讓工作變得更加容易。27在日記結束的地方，他還回憶說，父親1945年從戰爭中返家後，開始對羅馬的意大利歌劇感興趣，並在洗澡時高唱歌劇唱段，而小約翰則偏愛巴赫的音樂。根據這裡的記述，有一次，他曾用刀片劃壞了父親的唱片，裡面錄製的是泰巴爾迪的詠歎調。這一行為導致他多年以後，從美國返回後，給他父親買了一張新的泰巴爾迪的唱片，卻發現他父親已經聽不出泰巴爾迪的聲音了。約翰·庫切是否真的陪他父親去過紐蘭茲、幫他記賬，或劃壞過唱片，這些細節對於讀者來說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這代表著多年以後，庫切筆下這一人物的發展，他有了一種與父親和解的精神。
在此之前，維拉的去世對於約翰·庫切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儘管他在《男孩》中提到母親令人窒息的愛，但對於童年的庫切來說，母親是他生活的中心。少年庫切在《男孩》中認為：「他不能想像她死去。她是他生命中的最堅實的東西。她是他腳下的基石。沒有她，他就失去了一切。」28在她的葬禮上，庫切的一個表哥看到低落的他，表示安慰，庫切回答說：「謝謝您，但您無能為力。」29
接下來的打擊是庫切的前妻菲利帕·賈伯的死亡。離婚後，菲利帕在開普敦住了一段時間，但隨後到約翰內斯堡與父母和哥哥塞西爾住在一起。在開普敦，她曾擔任開普敦大學化學工程系的秘書；搬到約翰內斯堡後，她在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同一個部門，任職於同樣的一個崗位。後來她做了科學與工業研究理事會的秘書，辦事處就設立在校園旁邊。她認識了比她年長的路易斯·萊文，一位向商店推銷各種商品（比如台灣制的玩具等）的商人，他們墜入愛河。雖然沒有結婚，但他們的關係是很融洽的。在此期間，她皈依羅馬天主教。
在庫切創作《鐵器時代》的初稿期間，菲利帕患上了乳腺癌。女兒吉塞拉（一直與父親關係較好）去約翰內斯堡看過菲利帕後非常震驚，決定搬到她那裡和她一起住，並幫助她對抗疾病。30在她去世前不久，菲利帕去開普敦和她的朋友們道別。1990年6月7日，庫切在寫給霍華德·伍爾夫的信中說：
菲利帕在5月份時來開普敦待了十天，或多或少是要說再見。她已經到了癌症晚期，我可能在上次說過這一點。現在她已經放棄了之前非常嚴格的飲食控制，因為那似乎也沒有多大意義。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她的新陳代謝受到治療的干擾，但她現在吃東西比較猛，根本不像一個垂死的病人。她四肢已經沒有力氣，爬樓梯也很困難。但是放療和化療似乎已經控制了她的三個腦瘤，她又能做一些事情了，比如閱讀。
1990年7月13日菲利帕在醫院去世，吉塞拉此時正就讀於開普敦大學，還沒來得及再去約翰內斯堡照顧她的母親。8月4日，庫切在給霍華德·伍爾夫的信中寫道：
菲利帕兩個星期前就去世了。她6月底因為肺部積液住院。這個問題解決了，但是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人們也清楚地看到她整個身體滿是千瘡百孔的癌細胞。她突然出現了腸梗阻，還沒來得及做手術就去世了。即便是做了這個手術她可能也活不下來。沒來得及打電話把任何人叫到她的床邊。我表弟的妻子定期去看望她，幸運的是，她一直在那裡待到最後。菲利帕用了大量的藥，所以並沒有感到很大的痛苦。
吉塞拉6月份已經在她媽媽那裡待了十天，所以她不必為沒機會說再見而感到自責。她現在看著還能堅持住，但是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過了那個階段。
葬禮真是令人驚駭。因為菲利帕很久前就已經皈依天主教，所以葬禮在天主教大教堂舉行，並由她哥哥安排。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她哥哥沒有強調菲利帕離過婚，並與另一名男子一直生活在一起，已經有了一夫一妻的婚姻關係，還是牧師因為教條原因，乾脆拒絕離婚這個字眼，在整個服務中，牧師只提到吉塞拉、菲利帕的哥哥和我是「死者的」親人，而絲毫沒有提到路易斯的名字。讓一個猶太人去經歷這樣的天主教葬禮彌撒！我真是生氣，但路易斯說：「不要緊，真正重要的在這裡。」（他指著自己的心）。菲利帕有他真是太幸運了。我要是他，肯定無法應付，她長期患病，在這期間，她可不是一個有耐心的天使（誰又會是呢？）。
我和她結婚17年，並不是很開心的17年（這絕對不是她的錯）。她指定我做她的遺產執行人，我需要整理一遍她所有的文檔，我開車將這些東西從約翰內斯堡帶回開普敦，足足有一車。
凱瑟琳·洛加·杜普萊西斯是菲利帕的一個親密朋友，後來成為庫切作品的法文譯者，當時她是庫切的同事伊恩·格倫的妻子。菲利帕的遺體被重新安葬在隆德伯西噴泉附近的墓地。菲利帕去世時，凱瑟琳正在美國參加一個翻譯會議。
她回來後去菲利帕的墓前獻了一束花，然後一時衝動，決定去附近庫切在托爾路上的房子看看。她發現庫切在廚房裡做飯。當她告訴他，她剛去看過菲利帕的墓地，他看著她，無法控制地哭了起來。31
四
庫切接下來的一部小說於1990年由塞克沃伯格出版社發行了精裝本。之後，平裝本由英國和美國的企鵝公司出版，該小說名為《鐵器時代》。除了《等待野蠻人》與他的自傳體作品集《外省生活場景》（Scenes from Provincial Life，2011）之外，這本書是唯一的一本在扉頁寫著獻辭的書。該書首先是獻給他的父母：維拉·希爾德雷德·瑪麗·庫切（原姓為韋梅耶，1904—1985）和撒迦利亞·庫切（1912—1988）。不過在扉頁上，他們的名字是用首寫字母表示的。
雖然在一個文學文本中的獻辭可以表示對家人、朋友或導師的尊重或情感依戀（通常是分開過後的），但是這種獻辭儀式也是文本的必要組成部分，直接指向原材料或文本所要發展的主題。《鐵器時代》中有大段內容表達了對孩子的渴望，知情的讀者可能推斷為是對庫切去世母親的渴望。小說常常回憶主人公童年時與母親在一起的時光；有時甚至包括母親自己的回憶，所用的形式是母親講給兒童時代的孩子聽。在《男孩》的手稿中就曾出現這樣的內容，但是庫切在最終書稿中刪除了那一部分。現在，這一部分經過大量刪減後成為《鐵器時代》中的內容。母親回憶她在童年的日子：那個時候她與父母和兄弟姐妹乘坐牛車，從東開普的聯合山谷到皮爾森河口的普利登堡灣。在漫長的旅途中，他們曾在一個山頂的隘口歇息。她的父母睡在旅行車裡面，孩子們睡在車身下面。透過車輪的輻條，她能看到天上移動的星星。她想知道，如果不是星星在移動，而是車輪在移動，那會發生什麼？32我們可以假設，這一部分具有自傳的性質，它在手稿中重複出現過多次，但是到了《鐵器時代》的最後文本中被減少到只有三段，而且在後來的文本中又有指涉。33還有一個是《男孩》中曾出現的細節——書中人物約翰導致弟弟大衛的手指被一台機器夾住——在《鐵器時代》中再次出現，但這一次換成了敘述者的母親需要帶她受傷的女兒到一家醫院看急診。34小說中一次又一次地出現童年和母親過去的回憶。總體上說，《鐵器時代》講述的是無盡的愛，是一首輓歌，感歎著死亡與垂死。
小說結尾的日期是「1986—1989年」。這不僅表示《鐵器時代》的寫作日期，也標誌著小說中事件發生的時間框架。雖然該小說缺乏書信體小說的外在必要結構，但是形式上是一封很長的信：由一位老婦人（卡倫太太，古典語退休講師）寫給她的女兒（離開了南非種族隔離年代的焦灼，永久定居在美國）。她在美國已經結婚生子，發誓再也不要回來，除非有一天，種族隔離的統治者被吊在燈柱上。
事件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一個冬季。一天，故事的敘述者卡倫太太被醫生告知自己處於癌症晚期，可能活不到她最期待的夏天了。沒有女兒在身旁是卡倫太太長久以來的悲痛，她絕望地期望聯繫她，表達一種不能被回應的愛。她所能做到的擺脫痛苦的辦法就是把一切變成紙張上的文字，寄給她的女兒。她寫道：「不管用了什麼詞兒，我都可以憑借它們向你伸出手去。」35她的信是在死亡的門檻旁所寫的一份遺囑、遺贈，一種發自內心最深處的哭喊，感歎自己生命的最後階段，也感歎種族隔離國家的最後階段。這個種族隔離的國家「又開始了重新佔有的進程」。36事實上，困擾卡倫太太的癌症37是一個隱喻，象徵著這個國家所處的種族隔離制度導致權力的濫用和道德的喪失，人性已不見。「恥辱」和「羞恥」這樣的詞在《鐵器時代》中反覆出現，最後成為庫切在1999年出版的小說的名稱，這並不是巧合。寫給女兒的信代表她將語言作為最後的訴諸手段，就像她在庫切作品中的前輩瑪格達一樣，在《內陸深處》裡，語言是一種逃避的途徑。38
庫切之前的小說，要麼設定在一個特定遠去的時間裡（《雅各·庫切之講述》），要麼處於一個模糊的虛構的地理背景中（《等待野蠻人》），要麼是在不久的將來（《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但《鐵器時代》這部小說不一樣，它的背景是20世紀80年代血腥的南非。故事發生的區域與街道名稱顯然表明這是在20世紀80年代的開普敦。故事發生的背景是，城鎮一片騷亂，激進而叛逆的孩子們把自由放在了接受教育的前面。他們嘲弄著警察，而警察則要監視著那些被查禁的領導人，是他們的呼籲讓國家陷入不可控的局面；官方的武裝部隊在衝突中無情地對待年輕人，用歷史學家倫納德·湯普森（Leonard Thompson）的話說就是合法化的暴政」。39
因為無線電廣播、電視和報紙對城鎮所發生的事情保持著沉默，所以在小說的開始，卡倫太太並不知道暴力的實際程度。她不知道古古萊圖戰火紛飛，也不知道兒童都處在危險之中。她在信中寫道：「在我所接觸的新聞報道中，根本不提及那裡發生了什麼麻煩，沒說那兒發生了槍殺事件。呈現在我面前的那片土地是洋溢著鄰里歡笑的和諧家園。」40小說到了第二部分才展現了真正發生的事件的嚴重性。女傭弗洛倫斯帶著她的兩個小女兒回來做工。因為古古萊圖動亂，她已經上學的兒子貝奇也與她們同行。不久貝奇的朋友約翰也過來了。卡倫太太也被捲入這場暴力，因為警察來她家抓這兩個男孩，並將約翰打傷，以至於要叫救護車送往醫院。在小說的第三部分開始段落，夜晚，弗洛倫斯接到電話說貝奇有了麻煩，卡倫太太開車帶著她和小女孩去了古古萊圖。這裡的場景讓人想起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就像但丁所描述的地獄景象：她看到了燃燒的房子，在一間滿目瘡痍的大廳中她看到地上放著五具屍體，其中就有貝奇。後來卡倫太太目擊了約翰的被槍殺。原來約翰為了躲避警方的迫害，隱藏在她家僕人的房間裡。卡倫太太古古萊圖之行的一個核心事件是她和弗洛倫斯的兄弟塔巴拿先生的對話。塔巴拿先生曾經當過老師，現在致力於鬥爭事業。他認為孩子應該加入鬥爭，而卡倫太太指責像塔巴拿這樣的人慫恿孩子們走向「死亡之謎」。41與《福》中沒有舌頭、不能言說的星期五不同，《鐵器時代》中的黑人已經能夠發聲，並一致拒絕他們眼中非法的權威與法律，塔巴拿先生在為他的同志辯護時也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因此，根據大衛·阿特維爾的觀點，這部小說是在展示「重建倫理體系的必要性，當然還有眾心所向性。在這種倫理體系中，某些傳統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在強烈泯滅人性的政治鬥爭中找到了新的關聯。」42但是在這個階段，卡倫太太痛恨那種讓人們做出犧牲的號召，這會導致年輕人的死亡：
戰爭永遠都不像它自己宣稱的那樣。捅破那層窗戶紙，你總是可以發現，那是年長者用這種或是那種抽像的名目讓年輕人去送死。43
根據她古典主義的世界觀，卡倫太太想要說的是政治的目的是抹去兒童死亡的倫理內涵。在小說的前面部分，她批評城鎮發生的暴力，她說在她小的時候，父母認為教育是一種權利，他們就算苦自己也要讓自己的孩子上學。弗洛倫斯則回答說：「我不會告訴孩子們應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如今，什麼都變了。不再有媽媽，也不再有爸爸了。」44正如德裡克·阿特裡奇在對小說富有啟發性的評論中指出，卡倫太太認為弗洛倫斯的這個回答表現出她生活在「鐵器時代」，完全扭曲了本來屬於孩子的未來。在這一點上，這些孩子和她自己的親生女兒相似，她的女兒已經離開了這個國家，除非制度發生改變否則堅決不回來。
但卡倫太太的親身經歷導致了她內心的轉變。尤其是約翰的死亡讓她接受了採取直接行動的呼籲，她所珍視的價值觀與道德觀在20世紀80年代暴力的南非已經不再適用：
可是現在，我問自己：我有什麼權利對同志情誼和其他事情發表看法？我有什麼權利希望貝奇和他的朋友別去惹麻煩？我現在似乎覺得，那是產生於真空的觀點，無法觸及任何人，什麼都不是。觀點是要讓他人傾聽的，聽到並引起重視，並不僅僅出於禮貌在聽。而要被重視，就必得被注意傾聽。45
她意識到當前的政治應該被倫理思考所修正，而不是相反。德裡克·阿特裡奇是這樣評價的：
這是一個鐵器時代，一個最壞的時代，人類精神如此變形，以至於必須要呼籲應對，這種應對既不是說教的，也不是憤世嫉俗的。卡倫太太必須承認不論她說什麼都不會磨滅鄉鎮青年英勇的自我犧牲的精神，她首先從貝奇的死亡，然後又從約翰的死亡中看到了這一點；在這種情況下，唯一可行的倫理就是戰友情誼，一門心思、盲目的勇氣。對於卡倫太太，以及隱含的J.M.庫切和他的讀者而言，他們處於完全不同的情況，對於他們來說，倫理是另一種形式：要困難重重地用完全的正義回應時局，要相信其他人，相信最終完全不可控的未來……擁有特權的南非白人對於暴力和城鎮非人性化活動的倫理反應既不是譴責，也不是贊同，既不是超脫，也不是深陷其中，而是在共同的扭曲的價值體系中，活生生地經歷（其方式不僅包括具體行動，也包括思考與感情）。46
阿特裡奇用了如下發人深省的語句總結他的觀點：「這部小說表現了後殖民世界尖銳的政治倫理性創傷，在這個世界中沒有普遍適用的規則，所有道德行為的法則都在經受測試，然後根據具體情形而重新界定。」47
得知自己身患絕症的那一天，卡倫太太在她的花園裡發現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名字叫范庫爾（Vercueil）。就公認的社會準則而言，他是一個局外人。但是奇怪的是她這個精緻的人與范庫爾逐漸形成了一種特殊關係。他的名字讓人想起一些南非詞彙：Kuil（水池）、verskuil（隱瞞）和verkul（欺騙）。對於他，她進行了深刻的思考（通過一段很長、其實已構成獨白的對話），她要求他承諾在她去世後，幫她郵寄寫給遠在美國女兒的「信」。他的手因為事故而有傷殘（他不能動他的食指和拇指，其他三個手指也蜷在手掌裡），這會讓人聯想到兔唇的邁克爾·K和不能言說的星期五。與邁克爾·K一樣，他也是一個園丁，但令人無奈的是，他拿到卡倫太太給他的錢後就跑出去酗酒。不過他也是她的司機、她懺悔的聆聽者，充當著她的孩子、她的護士，最終她的信使，負責將她的遺贈郵寄給她的女兒。在小說的結尾處，他成為死亡天使。從手稿看，庫切最初希望將該小說命名為「鐵的規則」（Rule of Iron），後來考慮用「冬季」（Winter）這個書名；小說的結束語是：「不過，請為我身後留下的這個男人稍稍費點心思，這個不會游泳的男人，而且也不懂得怎麼飛行。」48直到最後，庫切才在結尾處補充了最後的五段。在結尾段落，范庫爾作為死亡天使，慈悲地幫助卡倫太太走向死亡：「他的雙臂扶起我，用力抱緊我，我的呼吸愈來愈急促。這擁抱沒有一絲暖意。」49
在一篇談到《鐵器時代》的文章中，詹姆斯·麥科克爾（James McCorkle）認為，小說的標題讓人想起奧立弗·施賴納的筆名拉爾夫·鐵Ralph Iron），其情節也讓人想起奧立弗·施賴納在開普敦孤獨的死亡。大多數讀者可能會認為這種聯繫比較牽強。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庫切在創作這部小說之時，也寫論文，這些論文被收在1988年的《白人寫作》中，在其中他多次提到《非洲農場的故事》，所以這種想法也不能說是完全不可能的。其他可能的聯繫還有：卡倫太太死於癌症可能是庫切在回想前妻菲利帕的癌症死亡；文本中多次提到的有關庫切對已故母親維拉的愛戴；甚至酗酒成性的范庫爾，間接指涉著庫切的父親，因為他也像范庫爾一樣在開普敦尋找工作期間借酒消愁。根據庫切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發表的演講，帕特裡克·海因斯想到塞萬提斯，他認為范庫爾是庫切版本的桑丘。50他開始的時候不是嘲笑卡倫太太，而是「像一個愚蠢的同伴，儘管逐漸也有質疑，但是還是很傻地相信，至少部分地相信堂吉訶德式的幻想。」51
《鐵器時代》受到了廣泛的好評。在1990年9月13日的《聽眾》（The Listener）雜誌中，哈里特·吉爾伯特稱庫切「也許是活著的小說家中最有天賦和技巧的，他的視野壯觀且宏偉，他的文字細膩而又犀利」。她還認為：「《鐵器時代》似完整地從庫切的頭腦中迸發出來，巧妙嫻熟地在我們的頭腦中引爆，照亮的不僅僅是南非兒童的屠殺場，也昭示了整個世界在將裝滿毒酒的金盃不負責任地放到了孩子的唇邊。」在1990年9月23日的《紐約時報書評》中，勞倫斯·桑頓（Lawrence Thornton）寫道：「在這一部記錄著一位中年白人婦女逐漸清醒，以及她所在國家黑人青年迫切呼籲的編年史中，庫切先生作品昭示著深入骨髓的真相。他的讀者會感到『不公的恥辱』，這種恥辱曾經佔據了老治安官（《等待野蠻人》）的內心，同時他們也將見證《鐵器時代》的必然盛行。」在1990年9月29日的《旁觀者》（The Spectator）中，弗朗西斯·金（Francis King）稱讚說：「該作品如此罕見、如此有力、如此強硬……非常具有原創性。在這本書裡，不論是卡倫太太還是南非都是沒有希望的，但有像作家庫切這樣的人在，就有足夠的希望和未來。」在1990年10月14日的《芝加哥太陽時報》（Chicago Sun-Times）上，詹姆斯·諾斯（James North）分析這是部「相當簡約的作品，就像開普敦潮濕昏暗的冬日下個不停的雨滴。庫切驅散了各地爭取解放鬥爭上罩著的那些浪漫的光環，強迫我們貼近玻璃窗仔細地看，人們在對其他人所做的醜陋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殘酷事情」。來自荷蘭奈梅亨的批評家W.布朗茲維爾（W.Bronzwaer）在1993年5月22日的《人民報》上撰文稱：
向女兒告別的主題被感人且傷感地表現出來。一位只有六個月生命的母親用信的形式給遠在美國的女兒講述自己的生活，這種小說方式非常適合作品所要表達的目的。因為南非也將不得不告別它所最為珍愛的白人的理想、自由人文主義，向新時代的、鐵器時代的孩子們，向心如頑石的、狂暴的、被壓抑著的反叛的孩子們讓位。愛與關懷必須要延展到他們那裡，沒有其他的解決方案。
對該書最高的讚美來自托尼·墨菲特（Tony Morphet）在1990年12月7日到13日的《每週圖書郵評》（Weekly Mail Review of Books）中發表的文章。他認為庫切早期的作品是「精湛的」，而「《鐵器時代》開啟了一扇大門，表現了更深層次的思考。正是因為這一點，該書取得了如此大的成績，成為一部傑作」。尤其打動他的是語言運用中的力量：
句子似乎自己從人物的思想中寫出來。意義從內部慢慢地浮現，並帶著一種自然而然的必然性。它們遵循著頭腦思維的節奏，通過重複、擴展、平衡對立、並行結構和突然意外的開端來展現自己。同時，在發展過程中，它們形成了一個複雜的交叉引用和幻想的網絡。
在第二篇發表在1991年4月2日《南非文學評論》的書評中，墨菲特寫道：
該書的奇妙之處在於它的規矩。這規矩不僅產生了一種強有力的指涉，根據人在某一個特定時間段內的經歷「從內向外」書寫。另外每一個單一個體的生活都被一種深刻的、帶有超乎尋常智慧的情感所感知、傾聽和考量。
在1991年3月1日的《自由週報》（Vrye Weekblad）中，格裡特·奧利弗（Gerrit Olivier）也表示了對該小說的欽佩：
《鐵器時代》這本書，從第一頁開始，用詩意的語言與犀利的筆調，將讀者拉近到敘述者和她的困境，然後這本小說一直保持著這種強度……庫切在這裡所彰顯的不僅是一個個體的死亡，也是從一個要死於羞恥和厭惡的人的角度分析整個社會的問題。
恩斯特·林登貝格（Ernst Lindenberg）在1991年4—5月刊的《南非》（Die Suid-Afrikaan）中集中分析了20世紀80年代南非自由主義思想的失敗：
如果我們將女主角的命運看作是南非自由主義的死亡，那麼書中所提出的一些問題可能可以找到答案，自由主義的價值觀沒有被否定，但已經證明是無效的。《鐵器時代》以其令人信服的女性視角帶著悲痛斷言並分析了這種失敗。最深刻的印象則是無盡的無奈——對於老去，對於卡倫太太與她的女兒，儘管她們一直傲然挺胸，但是也受到了影響，也處於鐵器時代之中。小說的字裡行間顯示著一種沮喪的渴望，徒勞無益的頹廢，以及對解脫的追尋：這是一種引人入勝的閱讀體驗，並保證《鐵器時代》與之前的五本書並駕齊驅。它的強度彌補了其史詩維度的缺失。
在1991年第15期的《芝麻》雜誌中，約翰內斯堡作家、文學評論家萊昂內爾·亞伯拉罕斯在一篇簡潔的書評中著力分析了該小說的精髓。他與墨菲特一樣，也表達了對該小說的極度欽佩：
儘管庫切的小說無情地展現了一位不久於人世的女人的孤獨，以及公眾的野蠻、無知與恐懼；雖然小說中有指控、警告、悲傷、憤怒、羞恥，也許甚至還有絕望，但它超越了文本材料，也令人驚訝地超越了它本身的一些判斷和想法。其原因在於，故事講述本身是如此的慷慨激昂、如此充滿著卡倫太太的愛與她的人類身份認同，以生的節奏如此有力地對抗著死亡的節拍；也因為其敘事藝術是如此盡善盡美。
這些特質（激情、有節奏的緊迫感、象徵性，以及具有靈感的表現力）使這部作品如史詩般的詩歌一樣，成為一部讓其他南非小說相形見絀的傑作。
如此高的評價讓庫切罕見地寫信給亞伯拉罕斯表示感謝。在1991年5月27日的信中他寫道：「他們說，我們會得到應得的讀者。但是我何德何能，能夠得到您這樣的讀者和解讀？謝謝您。它使整個生命突然變得有價值。」他總結說：「也非常感謝您一直以來在南非文學界發揮的舵手一樣的作用。」
《鐵器時代》曾經入圍CNA文學獎，但該獎最終被授予納丁·戈迪默的《我兒子的故事》。庫切贏得了1990年英國《星期日快報》（Sunday Express）的年度圖書獎，獎金為2萬英鎊。南非女演員珍妮特·蘇茲曼（Janet Suzman）代表他在倫敦皇家咖啡廳舉辦的午宴上接受了該獎。該報文學編輯格雷厄姆·洛德（Graham Lord）寫道：
在南非這片美麗但備受煎熬的土地上，黑人正在邪惡的族派鬥爭中殺害其他黑人。任何一個關心南非的人讀到庫切的這本出神入化、扣人心弦的新小說，都會為之顫抖……（它）生動地描繪了反對種族隔離的南非白人自由派在突然被迫認識到歷史的真相時所感到的噩夢與恥辱。
庫切也與凱瑟琳·科爾曼（Kathleen Coleman）一起獲得了開普敦大學的年度圖書獎。女演員伊馮娜·布萊斯蘭德（Yvonne Bryceland）在BBC廣播電台第4頻道朗讀了這本小說。1995年，該廣播在南非廣播電台英語頻道重新播放。
五
《鐵器時代》的獻詞中還有第三個人的姓名縮寫：「NGC（1966—1989）」。這是尼古拉斯·蓋伊（塔爾博特）·庫切〔Nicolas Guy（Talbot）Coetzee〕——庫切和菲利帕的兒子。他出生於1966年6月9日，根據獻詞，卒於1989年。
為什麼尼古拉斯在23歲就早早地去世了？在多個網站上，作者們顯然不瞭解事實而寫文章聲稱他死於車禍。在他去世後不久，開普敦大學有傳言說他死於自殺，安保部門曾經一直在尋找他。關於尼古拉斯涉及所謂政治的謠言，在庫切1994年的小說《彼得堡的大師》中又被強化，讀者想將該書中的細節與庫切的生平聯繫到一起。
事實並非如此。雖然對種族隔離制度不贊同，但是尼古拉斯從來沒有表現出願意參與任何政治運動的意願。在開普敦大學上學期間也沒有參加任何抗議遊行或示威。雖然在約翰內斯堡期間，他可能有時在牆上塗鴉取樂52，但是關於他參與任何政治活動的傳言絕對不是真的。
但他是不是自殺呢？尼古拉斯一開始在一所華爾道夫學校上學，然後又繼續在隆德伯西西部省預科學校上學。53之後，他在威斯特福德上高中。在此期間，庫切出版了《等待野蠻人》。尼古拉斯對這部小說獲得的國際認可感到非常自豪，另外，因為該書是題獻給他與吉塞拉的，他對此可能也非常高興。在一次學校作業中，他對此書進行了一個口頭介紹。他崇拜他的父親，他也開玩笑地勸父親寫一本暢銷書。但是約翰和菲利帕離了婚。這對兩個孩子來講都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儘管家裡氣氛長時間緊張，但是父母的離婚還是讓孩子們完全措手不及。父母沒有給予他們信任，也很少提供支持。坐下來與孩子們談論離婚的事情，這有違庫切對待隱私的態度。更困難的問題在於，父母離婚時，孩子們正進入青春期。尼古拉斯尤其受到打擊，不理性地把離婚的責任全部歸咎於父親。
菲利帕搬去約翰內斯堡之後，儘管孩子們時不時在放假期間去看望她，但他們見到她的機會還是太少了。在20世紀80年代，主要是庫切在照顧兩個孩子，這對尼古拉斯更加困難，因為他長得更像母親，與母親也更親近；而對父親，他則是反叛的。約翰·庫切以他安靜的方式發揮著管束的作用，而尼古拉斯隨著年齡的增長，既要應付有個出名父親的綜合征，還要為自己在生活中找到合適的位置。
在學校裡，一切對尼古拉斯來說也朝著不好的方向發展。通常，庫切在早晨叫他起床，他不起，一直睡到中午，把課程都錯過了。他認為自己和朋友們在學校學的那些東西都是垃圾，他反抗學校的等級制度以及老師的紀律要求。因為不學習，儘管天資聰明，但他還是落在了後面。他開始走下坡路。他與幾個朋友一起吸食毒品，並沉迷於藥物與酒精。有一次他喝得實在太多，最後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療。這種年輕魯莽最嚴重的表現是，他在本該上課的時間和其他兩三個男孩一起入室行竊，還涉及其他犯罪活動。有一次，他和朋友們被逮捕，庫切不得不去克萊蒙警察局將他保釋出來。
因為他不遵守學校紀律，加之有人告訴他作為一個獨立的申請人，更容易被大學錄取，所以尼古拉斯離開了學校。他到一所函授學校報了名，選他能找到的最簡單的科目。其中有一門科目，因為不可能不過而為人所知，這門課是犯罪學，是一門很奇怪的預科課程，實際上是為警務部門招人設計的。約翰·庫切曾看過其中一些考試試卷，發現其簡單得可恥，因為任何有點基本知識與常識的人都可以回答出來。尼古拉斯確實通過了他的大學預科，而且是以一種非常不同尋常的方式：他不上學，不做功課，並堅持著他自己那種慵懶的方式。
通過預科之後，18歲的尼古拉斯決定不參加強制兵役。因為他出生在奧斯汀，是美國公民，所以他離開南非去了美國。靠著庫切給他的資助，他在舊金山定居下來。在這裡，他的生活極度貧困，儘管這裡是嬉皮士和叛逆青年的麥加，但是對於一個18歲的孩子來說，還是非常艱難的。他試圖在美國註冊上大學，但他的預科成績不被接受，因為那不能等同於美國高中的畢業文憑。他打過各種各樣的像園藝之類的零工，但還是無法應對。大約一年後，他回到南非。沒有靠爸爸幫忙，他在開普敦大學入學，也在南非大學完成了一些課程。他申請攻讀文學學士學位，主修歷史，沒怎麼努力也通過了所有的科目，平均成績在60%之上，甚至達到70%，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課程中，他的成績更高。54尼古拉斯與他的父親很疏遠，也拒絕接受他的錢。1987年12月22日，庫切寫信給朋友霍華德·伍爾夫說：「我與兒子（21歲）之間充滿了衝突，他仍然不能把我看作他可以依賴的人，他忙著其他事務。也許有一天他也會寫一本《原諒父親》。也許不會寫。」在1988年9月7日寫給伍爾夫的信中，他說：
忘恩負義不是我會從吉塞拉那裡得到的東西。事實上，她在這個意義上絕不是一個「問題」孩子。尼古拉斯是讓我頭痛的孩子，他拒絕直接從我這裡接受任何東西。他這種奇怪的把戲讓我不得不通過虛構恩人的方式——通常通過他的母親給他錢。沒有錢，他要麼會餓死，要麼會從大學輟學。這樣到了最後他就能夠擺脫他的父親獲得獨立。等著有一天，他到我這裡來尋求和解時，我還真有一些真相要講給他。
1988年底，完成學業之後，尼古拉斯決定到約翰內斯堡定居。在那裡，他的母親與路易斯·萊文（Louis Levine）生活在一起。他在電影業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但他發現，這行業需要努力工作。他不得不從最底層幹起，只能找到在一家電影公司給攝制組當司機的工作，晚上還要再打一份工：在一家保安公司守電話，接聽有關盜竊的報告。儘管他經常去看望母親（當時已經是癌症晚期），但是尼古拉斯在山頂區克萊姆斯街賽尼瑞茲115號有自己的住處。因為收入微薄，庫切在經濟上仍然繼續支持他。
1989年初，庫切到巴爾的摩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去講學一學期。1989年4月24日星期一早上，他接到了消息讓他馬上給菲利帕打電話。她的第一句話是：「尼古拉斯死了」。她與路易斯·萊文之前在開普敦過週末。他們回來時，接到警方的消息。他們告訴她尼古拉斯從11樓的陽台跌落死亡。
庫切盡可能快地飛回南非。1989年4月28日，他在從巴爾的摩寫給住在布法羅的霍華德·伍爾夫的信中說：「匆匆忙忙寫下的信，我在幾個小時後將離開巴爾的摩。我的兒子尼古拉斯前幾天被害了(1)。他從約翰內斯堡公寓樓的11樓跌落。葬禮在週二舉行。」5月2日（星期二），他與多蘿西、菲利帕和路易斯·萊文，一起在約翰內斯堡參加了葬禮。
1989年10月23日，有關死亡的質詢在福克斯街的治安法庭進行，但是庫切和菲利帕都沒有參加。根據約翰內斯堡太平間「死亡登記」有限的記錄，屍體是在4月22日午夜剛過去一分鐘時，在山頂區克萊姆斯街與捷達街之間被警員杜伊特發現的，他隨後將其送到太平間。屍體由路易斯·萊文認領，死亡登記的原因是「多處受傷」。儘管死亡登記的日期是4月22日，但那時實際應該是4月21日，因為屍體是在4月22日午夜後一分鐘被發現的。瑪爾醫生在4月24日進行了屍檢，但驗屍報告未能留存下來。在「死亡登記」的「一般性意見」中，「跳樓」的字樣曾經出現，表明官方裁定是自殺行為。在沒有質詢調查的情況下用「跳樓」一詞，應該是警察局敷衍了事的一種說辭。對於此類死亡，這樣的一種解釋是可以理解的。起初，去約翰內斯堡參加葬禮之前，多蘿西和約翰·庫切也認為應該是自殺。55但是根據住在對面建築裡的醫學博士麗莎·派洛德（Lisa Perold）對菲利帕所說的內容，她看到尼古拉斯在陽台的下部擺動，並聽到他大聲呼喊：「我堅持不下去了，能幫幫我嗎？」他一直努力試圖自己爬上去，但是欄杆很滑，他沒有抓住，就掉了下去。多蘿西覺得這種情形是可能的，因為她不覺得尼古拉斯有自殺傾向，他也沒有留下遺書。
尼古拉斯那天晚上在陽台上到底做了什麼，到現在還是一個未解之謎。據吉塞拉·庫切的敘述，她的哥哥那一夜在聽磁帶。她認為他是因為失去了平衡，滑落了，然後試圖爬回房間。墜落過程中，他的許多器官嚴重受傷，所以死亡幾乎是一瞬間的事。吉塞拉想知道他是否是在酒精或藥物的影響下出事，但是她無法獲得調查報告。56
約翰·庫切和多蘿西到了約翰內斯堡，去了尼古拉斯的住處，看到了他試圖爬回陽台上而留下的指印。這些痕跡雖然不是確鑿的證據，但似乎排除了他自殺的可能性。約翰看著這些非常痛心。幾年前，他曾經將丹尼爾·哈欽森的小兒子從水中救出來，讓他免於死亡，但他卻救不了自己的兒子。除了約翰和多蘿西以外，麗莎·派洛德也從開普敦趕到約翰內斯堡參加了葬禮。約翰和麗莎去太平間看屍體。據麗莎的敘述，他顯得很平靜，但是入殮師一定花費了很長時間清理屍體上的傷痕。葬禮前的一天晚上，約翰和多蘿西與傑奎琳·庫克（Jacqueline Cock）待在一起，根據瑪麗蓮·霍妮克曼的敘述，約翰哭了整整一夜。他痛不欲生，令人看著心痛。當他的朋友克裡斯·派洛德打來電話表示慰問的時候他那段時間與女兒麗莎，也是尼古拉斯童年的夥伴，關係不好），約翰的回答是：「與你的女兒和好吧。請聽一下我這個建議。」57根據吉塞拉的觀點，雖然當時尼古拉斯與庫切的關係已經開始緩和，但是在他死的時候，他們還沒有完全和解。
對於約翰·庫切而言，尼古拉斯的死一直是一個難以撫平的傷痛。兒子的死亡讓他開始懷疑對未來一代的希望，他在《等待野蠻人》的結尾處曾經通過一群孩子與他們的雪人來憧憬未來。這本小說是題獻給吉塞拉與尼古拉斯的，而伴隨著尼古拉斯的早亡，小說顯得越發淒涼。
1989年5月20日，庫切返回美國布法羅紐約州立大學接受名譽博士學位。當霍華德·伍爾夫到機場接他並擁抱他時，他說：「好了，我已經想開了。」他們沒有再說更多關於此事的內容。當伍爾夫和庫切到詩人麥克·哈蒙德（Mac Hammond）家吃午飯時，庫切看著天空中飛過的飛機說：「我的兒子可能就在那裡，他是一個漂泊者。」伍爾夫發現庫切的這句話非比尋常，因為他很少說自己的心事。庫切告訴伍爾夫，尼古拉斯去世後，他發現兒子保留著一張他寫的明信片。儘管他們之間有隔閡，庫切顯然很高興仍然可以用這種方式與兒子溝通。伍爾夫當時與女兒的關係也陷入困境之中，看到庫切從這簡單的一張明信片中尋找慰藉，他真是感到很痛心。58
菲利帕在生命的後期與約翰仍然很友好地相處，兩人從未互相詆毀。約翰總是覺得她對他很好。菲利帕希望他與多蘿西能夠幸福生活，兩人要共同分擔尼古拉斯死亡帶來的悲痛，這讓他們走得更近。
此時的菲利帕病情已經很嚴重，癌症已經擴散到了全身。她寫信給希爾維亞·庫切：
生活對我來說已經變得很悲哀。這並不是因為疾病，而是因為尼古拉斯的死亡。過去，當我想到自己要面臨癌症帶來的死亡，我真為自己感到很難過；但是現在，在尼古拉斯去世後，我的難過要遠甚於此。沒有什麼比自己孩子的死亡更讓人心痛。這種心痛似乎沒辦法終了。癌症已變成了一件小事情，一件惱人的事情，一個普通感冒。事物的正確發展順序應該是父母先於孩子死去。
六
雖然《鐵器時代》反映了20世紀80年代的南非政治現狀，但是小說也做了一個關於母親的比喻，映襯著庫切在生命中的一個缺失——維拉·庫切的死亡。59在《彼得堡的大師》，還有更早的《福》中，庫切顯然不認為俄國19世紀後半期所發生的特定事件與南非毫無關聯。讀者逐漸會發現，那些事件的形式，儘管不是很明顯，但是與20世紀80年代南非所發生的事情是平行的。不過，小說的中心關係是父子關係，在其中可以看到庫切對尼古拉斯之死的悲傷。關於這樣的主題，庫切在屠格涅夫的《父與子》、卡夫卡的《父親的信》（1919年寫成，但是1960年出版）中都讀到過，現在它已經成了庫切自己小說的經線和緯線。
在得克薩斯大學的哈里·蘭塞姆中心，人們可以看到10份打印出來的書稿和塞克沃伯格的校樣，上面顯示庫切是從1991年2月21日開始這部小說的創作的，差不多是在尼古拉斯死亡兩年後。起初，他想給該小說起名為《墜落》（Falling）。因為在該小說中，墜落是重要的主題。但是因為蘇珊·謝弗（Susan Schaffer）在1974年、大衛·休斯（David Hughes）在1979年已經分別使用過這一書名，所以他放棄了這個念頭。
與《等待野蠻人》以及《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中的大部分內容一樣，庫切在這本書中也採用了全知敘述視角。敘述者在文中側重的中心人物是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據小說的敘述，他在1869年10月秘密地從德累斯頓回到聖彼得堡。在德累斯頓，他與他的第二任妻子和他的孩子住在一起，他要試圖逃離那裡，躲避許多債權人。他用化名和偽造的護照來到此地，目的是調查巴維爾·伊薩耶夫（他與前妻婚姻期間收養的繼子）的狀況與死因。巴維爾是從一個高塔式建築上神秘墜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想從沙皇警察那裡取回他們沒收的他兒子的證件及財物。